星期日, 8月 30, 2015

周保松:真正的教者──側記高錕校長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

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八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運動。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運動,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青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1]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及學運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着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這裏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唯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中大學生會有很長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八九年剛過不久,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裏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莊」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干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着某種結構性張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卻很少嘗試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2

1993年距九七主權移交,還有四年。那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報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發展步伐。這個方案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雙方關係陷於破裂,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其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佈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29日發出聲明,指港事顧問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導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月30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有五十多位同學帶着橫額,遊行到中環恆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裏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六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月31日早上11時,高校長踏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着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着長隊等着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着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着群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就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對方「猜疑」及「弊多於利」。有學生批評高校長六十歲了還如此天真,竟以為港事顧問可以和政治無關。他回應說:「你們說我太天真了,我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2] 論壇去到最後,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製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作為中方的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相片在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發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月1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着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再次訪問高校長,問他一年來做過什麼,他說沒有參加過任何港顧的正式活動,也沒表達過什麼意見。我當時為這宗新聞起了個標題叫「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4] 報紙出來後,有個書院輔導長見到我,說你們這樣寫校長,難道不怕得罪大學嗎?我當時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真的沒想過。我那幾年辦學生報,雖然對學校有許多批評,但從來沒擔心言論會受到限制,也沒感受過來自學校的壓力。當時的中大,百花齊放。除了學生報和大字報,還有許多我們稱為小報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論大膽出位,放在范克廉樓任取。我們自己也知道,校內校外都有聲音,要求學校管制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終沒有行動。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來多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導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完。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過頭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1995年高校長宣佈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即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3

1993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1993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裏拿着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哄,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辭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着。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醜相,讓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然後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4

我1995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大約是2000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這些同學是我大學生活中見過的最有理想最獨立思考也最關心社會的人。他們許多畢業後一直堅持信念,在不同領域默默耕耘,推動社會改革,並取得不同成就。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幾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2009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所以能頂住重重壓力保護學生,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此,當年我們這群最「不聽話」的學生,今天才會那麼懷念高錕時代的多元開放和有容乃大。

說來慚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體會這點道理。

5

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十五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所患的病,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十八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着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着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此文將收在作者即將出版的《走進生命的學問》一書之中(北京:三聯書店)。

[1] 《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1993),頁15。
[2] 《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3]《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4]《中大學生》,第92期(1994年4月)。

刊於《南方周末》,2011.11.3(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刊出時略有刪節,此為全文。

周保松臉書二O一五年八月七日)

周保松:當春風吹過

圖:區華欣

許多年過後,我再次見到小思老師,是在中文大學劉殿爵先生的追思會上。那是2010年初夏,相思開盡蟬聲初起的日子。劉先生是中文系教授,蜚聲中外的翻譯家,《道德經》、《論語》、《孟子》的企鵝圖書英譯本皆出自他的譯筆。

還記得那天,追思會結束後,我在擁擠的人群中,覓到小思的身影,趨前,怕她記不起我這個十餘年未見的學生,遂想自我介紹。誰不知老師見到我,卻馬上捉緊我雙手,說,我有留意到你的工作,你要努力。我頻頻點頭,一時不能言。人散後,室外滂沱大雨,我一個人持著傘,在校園行走,走著走著,眼淚就止不住掉下來。老師一句「留意」,讓我覺得就算天下所有人不知我,也沒所謂了。遂不能自已。

初識小思,是1992年暑假。我和《中大學生報》幾位同學,有意辦個香港文學讀書組,想聽聽她的意見,因為她是研究香港文學史最有名的教授。小思請我們去范克廉樓飲茶,還將當時仍然健在的黃繼持先生也拉了來。小思很熱情,告訴我們這本要讀那本要看,這個時期重要那個作家精彩,黃先生話倒不多,但一開口自有威嚴,小思老師對他簡直言聽計從。我後來才知道,黃先生在許多中文系同學眼中,是高山一樣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魯迅和尼采研究。

那年暑假,我們讀了侶倫、劉以鬯、西西、鍾玲玲和黃碧雲等,我甚至為劉以鬯的《酒徒》寫了一篇上萬字的評論。我從那時開始,對香港文學產生興趣,認識到這個小島不僅不是文化荒漠,而且一直活水不斷,出過許多好作家好作品。現在回想,這種不自覺培養出來的文化自信,對我影響極大,因為香港處在中西狹縫之中,非中非洋,總覺事事不如人,崇西方崇中原遂成常態。在這種大環境下,中文大學倒是異數,因為它是香港唯一一所可以使用粵語來學習的大學,直到今天仍然如是。而中大有小思這樣的老師,用純正的粵語和扎實的研究,數十年如一日教導我們要對我城的文學文化有一份溫情與敬意,甚至要主動承擔起繼往開來的責任,實在是潤物無聲地陶冶了我們的識見和心靈。 


接著下來,我修讀了老師的〈現代散文〉,當年中大口碑最好的課。小思素不喜人遲到,但我因為做慣夜貓子,十時半的課往往十一時半才入課室,同學都為我捏把汗,因為據說老師會用最嚴厲的眼神瞪著遲到者。也許我睡眼惺忪,對此倒沒多大感覺,但每次坐下沒多久就得下課,時間確是過得特別快。那門課的小組導修,由小思親自帶,在聯合書院上。我們跟著她,一篇一篇,從周作人、豐子愷讀到許地山和梁遇春。我是「問題」青年,有時下課,還會纏著老師在課室外大草坪散一會步,甚至在黃昏中陪她步行回馮景禧樓中文系。那些時光,現在回想,都是金色的。

小思是新亞人,而且恐怕是新亞書院校史上,最為堅定非入新亞不可的學生。1960年報讀大學時,小思將六個志願全部清一色填上新亞書院,因為她要做唐君毅先生的學生。唐先生是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新亞哲學系創辦人。據小思自述,她讀初中三年級時,生命陷於困頓危難之境,但在偶讀唐先生的《人生之體驗》後,大受啟發,竟「撥開雲霧,得睹天清地寧」,因此決心追隨。小思得償所願,無論是在新亞四年還是其後的人生道路,皆深受唐先生影響。

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入新亞,對於什麼是新亞精神,不甚了了,甚至還在圓形廣場寫過大字報,嘲諷那是陳舊腐朽之物。直到後來,我才漸漸明白,所謂精神,不在紙堆文物,而在活著的人身上。小思就是用她一生的言行,活出一種新亞人的格調,讓我們這些後輩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人原來可以這樣活,也值得這樣活,並明白《新亞學規》第一條所說的「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的道理。唐先生1978年逝世,小思寫了一篇很短的悼念文字,結句是「老師,請放心,您的學生願永遠承擔這種悲痛!」坦然承擔悲痛且願意永不放下,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懷?!

2002年4月19日,老師在中大上最後一課。我後來在香港電台拍的一個電視特輯中看到,那天課到尾聲,老師說:「我昨晚一夜未眠,因為我真的好喜歡教書。」語未畢,人哽咽,數十年教書生涯劃上句號。小思是作家,是學術研究員,但她最珍惜的身份,是教師。那年九月,我從英國回到中大任教,第一課也是在聯合書院上。站在講臺上,看著台下一張一張年輕的臉,我開始明白,什麼是薪火相傳。

2012年秋天,我為中大籌辦第一屆博群書節,主題是「燃起那一路的燈」。我們從校友處募得逾萬冊舊書,免費送給中大同學。小思不僅捐了書,還特別回到邵逸夫堂,和數百師生夜話,分享多年淘書心得。香港的愛書人都知道,小思堪稱書界最癡狂的「拾書者」,終年流連大大小小舊書店,搜集香港不同時期的書籍文獻,趁在一切尚未消失之前為香港文學研究保存多一點點原始資料。小思退休後,更將畢生所藏數萬件資料慨捐中文大學圖書館,成立「香港文學檔案」。她當時引用了弘一法師幾句詩來表達她的心願:「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還記得當晚夜話開始前,全場掌聲響起,小思向大家鞠躬,輕輕說了句「我回來了」,眼中有淚光。而我做夢也沒想過,二十年後,我會有機會在我的學生面前,和我的老師燈下夜談,細說種種讀書舊事。

去年10月11日,香港處於最為驚心動魄的時候,小思在《明報》副刊專欄寫下最後一篇文章,以〈浴火鳳凰〉為題,裡面說到:「我病了三個星期,沒想到會遇上令人身心俱傷的事件。在嗅覺味覺全失的病態中,方知平常習以有之的感覺失去的難受。自由,也只有失去才知道寶貴。」再後來,十二月金鐘清場後,我收到老師電郵:「清場那天,我目睹你在隊伍中,心裡百般滋味,深知你日後歷練之路長且艱難。本想立刻電郵給你,可是不知從何說起。這運動以後,香港身世已急轉彎,必須用新的方法策略應變。」

早兩星期,我打電話給老師,老師問,找我什麼事啊。我支吾了一會,說,恭喜你的書《香港文化眾聲道》得了今年的「香港書獎」啊。老師不禁失笑,說,這算得什麼啊。我掛上電話,心裡真想和她說,我的《政治的道德》也得了獎啊,而重點不在於你得了獎,也不在於我得了獎,而在於我們一起得了獎啊。

其實什麼也不用說,一如當春風吹過,萬物沐浴其中,自會生機勃勃,綠滿人間。

刊《明報周刊》第2438期,此為完整版。相片:朝雲

周保松臉書專頁二O一五年八月四日)

星期五, 8月 28, 2015

占飛:從讓座文化看道德缺失


近日,年輕人不肯讓座的爭論,鬧得熱烘烘。一方指摘年輕人不肯讓座,這就是缺德;另一方認為這是刻意針對年輕人,讓座應是自願的,讓是人情,不讓是道理,貶損不讓座者不道德,是「道德塔利班」云云。有趣的是,網上言論大多站在不必讓座那一邊!

昔日,讓座給老弱傷殘、孕婦和小孩,視為理所當然。然而,生活上許多人都不讓座。本報專欄作者之一黎則奮是傷健人士,雙手要拿拐杖、雙腳要穿腳架才能行走。他在一篇憶述1960年代的文章中提到,當年巴士班次疏、乘客多,他往往要等幾班車才能上到巴士,因他不夠其他人爭,亦少有人讓他先上車!

社會壓力

可是,當年沒有人理直氣壯地說:我沒有道德責任要讓座!我不讓座,你不應亦不能指斥我,斥責我是你不對。2013年,《中國青年報》做了一個調查,大多數受訪的年輕人表示,他們曾經讓座給老人,但卻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只是屈服於社會壓力而讓座。

2008年,內地的豆瓣有一個名為「坐公車不讓座」的小組,宣稱「不是沒愛心,不是不讓座,只是不『一定』要讓座」,而且約定五不讓:不讓穿高跟鞋的「老人」;不讓追着上車的「老人」;不讓面目可憎的「老人」;不讓搶着坐下的「老人」;不讓出去晨練的「老人」。還質問:為什麼老人健康到可以去晨練、追車、搶着坐下,還要人家讓座?又申訴:「豈不知那些擠公交的年輕人是最辛苦的人嗎?」

年輕人特別針對「老人」,原因之一是內地「老人」對不肯讓座者毫不客氣,不單罵,還經常動手打人。信手拈來,便有以下幾宗事件:2013年3月11日,鄭州公車上,年輕女孩不讓座給60歲左右老人,被老人拽住頭髮暴打。2014年9月10日,鄭州公車上一老人因小伙子不肯讓座,初則口角,繼而打了小伙子四個耳光,小伙子沒還手,老人卻心臟病發猝死。事後,網上評語斥責「老人變壞,壞人變老」,連《環球時報》都在三日後評論此事,譴責評論充滿「浮躁語言和輕狂的價值判斷」!

罵還罵,社會風氣並沒怎樣改變。今年7月11日,一名約70歲的老人上公車後,見女孩低頭玩手機不讓座,罵之。女孩隨即起身讓座,抱怨了一句,即遭老人打耳光。更有甚者,在百度百科的「讓座門」詞條,有網友稱,一名60歲左右老人跟穿短裙的年輕女子搶座位,女子搶贏,老人索性坐上美女大腿!美女要讓座給他,他還不肯起身!幾經擾攘,老人才站起來,女子罵了一句,老人即打她一記耳光!

本地的年輕人應該慶幸,只是給人拍照放上網。在內地,分分鐘要捱耳光!如此粗暴的老人,難怪得不到內地年輕人的由衷尊敬和讓座矣!

還有內地網民長篇大論,為不讓座提供「理論根據」。其中兩個論點頗有趣。第一,讓座是自願的話,讓座者覺得自己做了好事,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感」。硬性規定必須讓座,便再無「精神上的滿足感」可言,讓座變成一無所得的行為。其次,讓座可以跟捐錢給窮人相比。富人並無道德責任必須捐錢給窮人。不捐,沒人會指斥富人缺德,那為什麼不讓座要給人嚴詞譴責呢?

人格鞭撻

尼采說得好,這是「價值重估」的時代:昨日之是,今日不再是。讓座的爭論,顯示了價值的改變:「敬老」不再是時下年輕人無條件奉行的道德規範。網民的激烈反擊,表示年輕人不會輕易就範,任由上一代給他們的「道德標籤」!繼續以此人格鞭撻年輕人,徒然增加代與代之間的撕裂,於事無補。

再者,一名內地網民說得好:「沒人讓座,不會道德淪喪」、「只有道德缺失的地方,才會如此重視道德」。第二句話說得重了一點。去年 Debrett's引述一間大學的實驗指出,在講禮貌的英國,也只有20%地鐵乘客會讓座給腹大便便的孕婦。難道英國是「道德缺失的地方」?

良好品格

讓座問題,突顯了傳統文化與新時代年輕人的想法格格不入,不只香港如是,其他地區亦如是。新加坡有網民不滿:長者乘公共交通已有票價優惠,何以事必要人讓座?在美國和加拿大,許多網民都表示:會讓座給孕婦、殘疾人和病者,卻不會係老人都讓座。

猶太人的「行為法典」:《妥拉》規定要尊敬老人,就算是健康的老人,都應「在老人面前起立,並尊重睿智的長輩」(Rise before an old person, and honor the presence of a sage)。

另一法典Shulchan Aruch更清楚地說明,年屆70歲便是老人。在地鐵、火車和巴士上,就算不打算讓座,老人經過也應起立。當然,讓座、攙扶、幫忙拿東西……便更佳。可是,如牽涉金錢損失,可以不遵守這個規定。至於病者弱者,就算是年輕人,也應義不容辭地讓座及出手幫忙!此謂之 derech eretz kadma l'Torah: 奉行《妥拉》,須有良好禮貌和品格也!

不讓與罵人

英國Debrett's(中文維基譯作「德倍禮」)的《禮儀寶鑑》,由1769年初版至今,250年來都是上流社會,或「有教養」人士的禮儀指南,例如出席社交場合如何穿着、應對,在餐桌上怎樣才算是有儀態等。

Debrett's歡迎讀者請教種種社交禮儀問題。應否讓座,經常名列十大最多人請教的問題。最新的Debrett's(2014版)明確指出,應讓座給長者、孕婦以及肉眼所見──總覺得「目測」一詞「作大兼扮嘢」,為何不用「肉眼所見」呢?──需要座位的人。

這樣才算是彬彬有禮,有教養和「優品」(good taste)。另一方面,Debrett's亦指出,無論需要與否,有人讓座,「粗暴地拒絕別人讓座,和不肯讓座同樣無禮。」(It is just as rude to aggressively decline the offer of a seat as it is to not offer a seat.)「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外如一焉!

禮貌者,盡量不令別人難受和不快。不讓座,固然無禮。罵別人不讓座,亦同樣無禮!


信報二O一五年八月廿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