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2月 26, 2013

王子鎮來的巴黎女

王子鎮來的巴黎女
傅鏗

每天上班路上開車經過新州王子鎮(Princeton)的下城,會路過一條很不起眼的小街叫「希爾薇亞.碧奇」(Sylvia Beach)。看過海明威《流動的饗宴》的人會知道希爾薇亞.碧奇是上世紀巴黎著名的「莎士比亞書店」的主人。莎士比亞書店聚集了當時文學界的一大批一流先鋒派作家,除海明威外,有喬伊斯、保羅.瓦萊里、龐德、紀德、T. S.艾略特和菲茨杰拉德等。由於當時的作家大都是買不起很多書的窮困潦倒之人,碧奇的書店主要是一家出借文學類書的圖書館,同時兼售英語文學讀物,後來逐漸把經營範圍擴大到出版和借貸等項目。
希爾薇亞來自於美國新澤西州的王子鎮,在王子鎮度過了她的青春年華。父親希威斯特.碧奇(Sylvester Beach)是一位祖傳的長老會牧師。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前身普林斯頓學院,以及普林斯頓神學院。一九○一年,在希爾薇亞十四歲的時候,老碧奇把全家人(妻子和三個女兒)都帶到了巴黎,當了三年巴黎長老會的牧師。一九○四年他受命為普林斯頓長老會教會的牧師,在他的教徒群中,有一位是美國前總統克利夫蘭,還有一位則是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未來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家的兩個女兒喜歡音樂,但家裏沒有鋼琴,便常來教會使用教會的鋼琴伴奏。碧奇家與威爾遜家的女兒們也成了好友。一九一三年威爾遜當上美國總統之後,碧奇正式成了總統的牧師(Pastor),被邀請到華盛頓主持各種總統的宗教儀式。威爾遜的兩個女兒杰茜和埃莉諾在白宮結婚,都是碧奇牧師主持的婚禮。普林斯頓鎮上還有一位《獨立宣言》的簽字人之一斯道克頓家族的女兒安妮絲,也是希爾薇亞的好友。

在這種頂層的家庭背景中,希爾薇亞從小就讀過各種文學著作,對文學藝術培養起了自己的品味。一九一六年,抱着對歐洲文化和法國的熱愛,將屆而立之年的希爾薇亞不顧遍地瀰漫的戰爭烽火,動身前往歐洲,次年經西班牙又一次來到巴黎。她和曾學唱歌劇的妹妹西碧麗安(Cyprian)住在塞納河右岸皇家宮殿旅店盡頭的一個套房裏。有一天,希爾薇亞漫步在左岸盧森堡公園附近的一條街上,有緣結識了一位書店的女主人安德琳.莫尼埃(Adrienne Monnier),可說是一見鍾情,兩人從此便成了終身伴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希爾薇亞依靠她母親的一點積蓄,在莫尼埃書店德洛鼎街七號拐角的街面上掛起了「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的牌子;書店兩年後又搬到了莫尼埃書店的街對面德洛鼎街十二號,店面更為寬敞。書店牆壁兩邊的書架上面都掛着各位作家的肖像照片,有惠特曼、愛倫坡、王爾德等有名的作家,也有如喬伊斯、勞倫斯和龐德等如旭日初升的作家,還有希爾薇亞心愛的英國詩人畫家布萊克的畫作。海明威俏皮地說,那些照片張張都是栩栩如生,即便是那些過世了的作家也彷彿還活着。

一九二一年,比希爾薇亞小十二歲的海明威帶着美國作家安德生寫給莎士比亞書店主人的一封介紹信從芝加哥來到巴黎。但海明威來到左岸這家書店時既忘了介紹信,也沒有帶足夠的錢。然而希爾薇亞一見到年輕的海明威便產生了一種親和力,她對海明威說,你可以先辦借書證,押金以後記得的時候再帶來吧,並鼓勵海明威多借些書。然後又像姐姐照顧弟弟似的說,「你不能不吃午飯;而且午飯一定要吃熱的。」多年之後,海明威在《饗宴》中回憶說,在巴黎沒有人比希爾薇亞對他更為友善的了。有一次,海明威想與沙龍女主人斯泰因爭個明白,但又沒有足夠的勇氣,他便要希爾薇亞帶他去斯泰因家裏。斯泰因沙龍和莎士比亞書店可以說是當時巴黎流亡文人的兩個文藝聚集地,尤其是斯泰因最先所稱的美國「失落一代」年輕作家的朝聖地。

海明威來莎士比亞書店的另一個目的是想結識喬伊斯。喬伊斯是書店的常客,希爾薇亞則逐漸成了喬伊斯的大粉絲。到一九二○年代初,喬伊斯寫他的巨篇先鋒派夢囈小說《尤利西斯》差不多已經快有十年了,但卻一直找不到一家出版商;在美國雜誌《小評論》上的片段選登都因小說的色情描寫而受到英國和美國書報檢查的禁令,雜誌編輯瑪格麗特.安德生和珍妮.希匹(Heap)因此而受到美國司法起訴。希爾薇亞的審美品味則告訴她這是一部代表未來的傑作。對先鋒藝術的偏愛促使她決定用自己微薄的資金出版《尤利西斯》。她用了女友莫尼埃在第戎的印刷商。從一九二一年三月開始,《尤利西斯》的排版延續了十一個月;在此期間,這位愛爾蘭天才作家居然在校樣上又加入了二十五萬字的補充文字,是原來篇幅的整整三分之一!印刷商有此耐心讓作者如此改動,也充份顯示了出版人希爾薇亞的外交才能和所花費的精力。《尤利西斯》的首版一共印了一千本,其中一百本由高級的荷蘭紙印成,由作者簽名,售價三百五十法郎,另一百五十本用另一種上等紙印成,售價二百五十法郎;其餘七百五十本用普通紙印,售一百五十法郎。當時一美元估計換十五個法郎左右,普通本售價也要十個美元;但一千本書在出書之前已經被訂購一空。原定一九二一年九月出書,作者的不斷修改則拖延了出版。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正值喬伊斯四十大壽,希爾薇亞一早便趕到巴黎里昂火車站,等候七點到達的快車。她回憶說:「當我等在車站時,我的心猶如火車頭一樣在飛奔。」火車停站後,機車長交給了她一個包裹。希爾薇亞隨即把一本樣書送到了喬伊斯家裏作為她送的生日禮物,然後又把僅有的另一本樣書放到了莎士比亞書店的外面櫥窗裏。給希爾薇亞回憶錄寫序言的勞夫林(James Laughlin)說:「促使希爾薇亞對喬伊斯塗鴉的手稿和校樣如此耐心加以處理的,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宗教式的奉獻精神了。」我敢作證說,凡是看到過《回憶錄》中所附的那份喬伊斯手稿塗鴉樣本的人,一定都會說此言一點都不虛!

一九二二年一月,喬伊斯看到希爾薇亞終日為《尤利西斯》奔波,每次將手稿從巴黎寄往第戎都要花幾百法郎,於是他便把自己的幾部小說舊手稿送給了希爾薇亞,其中有《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和《室內樂》等等。二月二日收到樣書之後,喬伊斯又為希爾薇亞寫了一首模仿莎士比亞的打油詩以表謝意。詩的最後一節寫道:「然後讓我們向希爾薇亞歌唱/銷售全靠她的膽量。/她能售出每種平凡之物/那彷彿是乏味得無可言語/讓我們為她找些買主。」

海明威則幫助希爾薇亞把《尤利西斯》運送到美國,被希爾薇亞稱為「最佳顧客」和給她帶來好運的「貓頭鷹」。海明威給希爾薇亞介紹了一位加拿大朋友,她先把美國客人的書寄到多倫多,然後再由這位加拿大友人隨身帶入美國。這位友人同他的另一位朋友每次帶兩本,把書放在褲腿裏通過海關,借用了當時那些酒類偷運者的做法!按照喬伊斯自己的說法,《尤利西斯》中有差不多百分之十的篇幅涉及到出格的色情描寫;這樣的篇幅足以使《尤利西斯》同所有正宗的色情小說歸於同一類別。不過也正是這種禁令,使得《尤利西斯》的銷售越來越火紅,次年便出了第二版,以後幾年裏又印刷了八次。到三十年代,對《尤利西斯》的評價一路高升,禁令終於解除了,美國藍德書屋正式出版了受版權保護的版本,喬伊斯得了四萬五千美元的稿費,希爾薇亞作為首次出版人則分文未得。後來歐洲的奧德賽出版社也出版了一種便宜的版本,希爾薇亞得到了一些版稅。順便說,勞倫斯為了出版《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也曾多次苦苦找過希爾薇亞,但都被她拒絕了,因為她不想成為出版「色情小說」的專家。不過希爾薇亞自從出版《尤利西斯》之後,便逐漸成了喬伊斯在巴黎的文學代理人,比如有關劇本《流亡者》的演出安排,喬伊斯便讓希爾薇亞出面受理。

到四十年代巴黎成了淪陷區,一九四一年的一天,一位會說純正英語的德國高級軍官來到莎士比亞書店,想要購買櫥窗裏陳列的喬伊斯的另一本小說《芬納根的醒悟》,希爾薇亞拒絕出售最後的孤本,軍官氣憤地走了。兩個星期後軍官又來,但已見不到此書,於是威脅要沒收整個書店。幾個小時之後,希爾薇亞便關閉了書店,外面的招牌也用油漆塗掉了。但她還是未能逃過牢獄之災,最後在審查營度過了六個月。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底的一天清晨,巴黎的街道上正在逐條清除殘餘的德軍,海明威作為指揮官,坐着軍車帶了一個中隊的士兵來到希爾薇亞德洛鼎街十二號的住宅下,大聲叫:「希爾薇亞,希爾薇亞,海明威來了!」希爾薇亞奔下樓來,高頭大馬的海明威舉起小鳥一樣的希爾薇亞,把她拋向空中。海明威問可以為她做些甚麼,她說她和她女友的屋頂上還有德軍狙擊手。於是海明威和他的士兵上屋頂清除了殘餘的德軍;看到希爾薇亞沒有危險了,海明威才帶着士兵離去。一九六二年希爾薇亞在巴黎去世,享年七十五歲,歸葬於王子鎮墓地。

戰爭爆發前曾有人勸希爾薇亞回美國,但她說她不願離開朋友和她心愛的書店。我想,最關鍵的是她不願離開二、三十年代巴黎那種自由和充滿藝術創新的氛圍。當時的美國在自由氛圍上遠遠落後於巴黎所代表的法國,不僅在戰前禁止色情小說,而且直到戰後還用刑法懲治同性戀,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約翰.納希(電影《美麗心靈》中的主人公)在五十年代曾因同性戀被判入獄。自由及由此產生的藝術活力無疑是指引希爾薇亞及其他美國流亡者的一盞明燈。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12月 23, 2013

對飲

對飲
葉國威


葉嘉瑩難得自天津南開大學來台北演講,周夢蝶知道了,請我安排他們敍一敍舊。十多年了,南北相隔,能見上一面,多不容易。然周夢蝶依舊說話不多,反是葉嘉瑩侃侃而談,問周公現下的生活瑣事,說看周公的島嶼寫作影片《化城再來人》如何感動。周夢蝶坐了三刻鐘,已略顯疲憊,當他要告退時,知道瘂弦現在台北,晚些會來,卻眼睛一亮,強打精神,想見瘂弦一面。當初瘂弦為了太太張橋橋健康,舉家移民加拿大。後來橋橋過世,大女兒出嫁,就和小女兒相依,也就難得回台灣。

由於周公實在太虛弱,不得不離開,當葉嘉瑩目送周夢蝶的電梯門關上後,他就不像剛才的剛強,連站都站不穩了,頭也暈眩,回家後躺在床上未發一語。

我知道周公想見瘂弦,幾天後,邀了瘂弦去周夢蝶位於新店的家。十多年來,周公的家我去過無數次,真沒有像今天這樣,覺得有一股務必完成任務的使命感。
瘂弦與周夢蝶是河南同鄉,一個是宛城楊莊營村,一個是淅川馬鐙鄉,瘂弦說:「出了城,直直的走,就是夢蝶的故鄉。只有他能以純粹的河南話和我交談,因為我們家鄉的話是一樣的。」「我回過南陽,沿着當年出城的路線找回家,找一找就亂了,四處改建,路已不通,不是想像中的回不去,是真的回不去了。」他們在兩岸開放後,都曾踏上故鄉的土地,然數十年的分離,與桑田變幻,心中的故鄉早已回不去了。

今年入冬以來,周公的身體時好時壞,前些日子還產生幻覺,在屋子裏聽到有人唱歌有人哭泣。也曾晚上十時多,自個兒偷出去買酒,那天特別冷,在買回來的半路上,被焦急的看護找到時,他四肢已癱軟,幸得警衞的幫忙,將他平安的扶了上樓。

周公耳背,瘂弦靠近他耳朵說話,周公倒了兩杯高粱,兩個曾經滄海的故人,終於在寒冬的一隅靜靜的喝着酒。瘂弦問周公近來有沒有寫字寫詩,他說:「沒有。」回答依然鏗然有聲。周公自年初跌斷手康復後,前些日子右手的手指突然再不能彎曲,寫字維艱,他曾說彎不過來就彎不過來,不覺得悲哀,生老病死自然發展。瘂弦那時擁着夢蝶的肩膀輕拍着說:「夢蝶我以你為傲!好好的保重,好日子還在後頭。明年十月《創世紀詩刊》六十周年,你一定要參加。紀弦一百零一歲過世,鍾鼎文一百歲,所以我們都要打破他們紀錄。」台灣的詩刊長壽,台灣的詩人也應長壽。瘂弦說過周夢蝶看來羸弱,但實際上是最強大的人,比誰都強。

酒逢知己,他們再一次倒滿,酒海不深,情意綿遠。瘂弦說,他們兩人從沒這樣在宵深夜靜中對喝暢談。「夢蝶你平常刮不刮鬍子?」「我很少刮。這是財富。」「哈哈!鬍子是智慧的象徵。中國人的文化是黑鬍子聽白鬍子;沒鬍子聽有鬍子。從前古人都留鬍子,如不留鬍就表示這個人對世界還有不同的意見。而現代人留鬍子的不多,若留鬍子則剛好跟古人相反。」周公這時用右手撫着鬍子說:「混了那麼大半輩子,才那麼一點『積鬚』,不忍心把它刮掉!」周公這一生並沒有過多的積蓄,說着笑,不免是在自嘲苦中作樂。

瘂弦人老了,對朋友真誠如初,開朗隨和如昔。臺靜農常說:「人生實難!」瘂弦不是沒有傷心的事,只是人生寫滿許多的無奈與滄桑。記得十多年前他寫信給我時適逢太太過世,滿紙的信都塗塗改改,苦澀傷感的心情,都可從那斑斑字迹看得透徹。「內人走了,留下寂靜,可怕的寂靜。我希望盡快恢復讀、寫,用建設性的方式來紀念亡妻,我虧欠她太多了。」

如今事過多年,瘂弦對我和周公提到,要重頭看一遍橋橋寫給他的信,把好的句子組織下來,出一本《橋橋語錄》。瘂弦認為橋橋少女時的話和心情,那怕很幼稚,也很有趣。她不是作家,她不加修飾的話是天籟。但瘂弦說:「我一直不敢再翻看那些信,看了我會哭、會受不了。」

自橋橋死後,台北有許多女作家都說瘂弦一定會再結婚,他那一個人恐怕早就有對象。連周夢蝶也說:「橋橋一走,我跟別人說,瘂弦會再結婚,不管是媒,不管是緣,他不想結婚也不行。現在這個年頭的女孩子都大膽、勇敢,女孩一旦瞄準男孩子,就逃不了。」可十多年過去了,瘂弦甚麼動靜都沒有,到底怎麼回事?瘂弦自己說過,古代有很多婦人,先生死了沒有再結婚,不是為那一座貞節牌坊,而是不能再建構感情世界,沒有這個必要。

兩個老詩人在這一寒夜烈酒中對嘆,無數的傷心影像,似又一一倒流重塑。我是個外人,讀他們的悲欣,像讀那人世間的無常。想起瘂弦在《深淵》中曾這樣寫道:「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當他們的眼珠黏在歷史最黑的那幾頁上!」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星期四, 11月 14, 2013

《呼蘭河傳》校訂後記

《呼蘭河傳》校訂後記
章海寧

《呼蘭河傳》校訂本,章海寧校訂,侯國良插圖,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為國內目前最權威的《呼蘭河傳》校訂本。章海寧授權中國青年出版社獨家出版。本文為校訂本後記。

六十多年前,金庸先生讀《呼蘭河傳》後,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徑去淺水灣她墓前憑弔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1]

四十多年後,再讀《呼蘭河傳》,我的感受如金庸先生當年一樣,只是不知去何處憑弔離世四十多年的蕭紅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淘得一本1947年寰星書店出版的《呼蘭河傳》,與手中的另一個版本對照着讀,發現其文字竟有差異。後來找到了《呼蘭河傳》的初版本和再版本,才知道這兩個版本與寰星書店版也稍有不同,於是,萌生校訂《呼蘭河傳》的想法。

2009年至2011年,受託編校新版《蕭紅全集》[2],依全集編委會的要求,找來幾個版本對《呼蘭河傳》進行互校。因全集出版時間的限定,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版本,未能細加考量。本次校訂《呼蘭河傳》,選了「初版本」、「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藝版」、「黑人版」、「哈爾濱版」等六個版本互校,因時間充裕,校訂更從容一些。

《呼蘭河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經典之作。但它的寫作並非完全像金庸先生所言系寫於香港。從現有的蕭紅研究資料看,1937年底,蕭紅至少已經完成了《呼蘭河傳》第一章。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在戰火催逼下,人們四處逃難。蕭紅、蕭軍、胡風、端木蕻良等作家先後來到武漢,二蕭經哈爾濱友人于浣非的介紹,入住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二十一號,《呼蘭河傳》第一章便是在小金龍巷二十一創作的。當時,與二蕭同住二十一號的詩人蔣錫金在一篇回憶文字中說,此時蕭紅「已經開始寫她的《呼蘭河傳》,寫了一章多了」[3]。蔣錫金在另一篇關於《呼蘭河傳》構思的文字中說,「蕭紅寫這部小說,大約開始於1937年12月。……那時在武昌的水陸前街小金龍巷,蕭紅每天都忙着給我們做飯,有時還叫我們把衣服脫下來給她捎帶着洗。這時,她說:『噯,我要寫我的《呼蘭河傳》了。』她就抽空子寫。我讀了她寫的部分原稿,有點納悶,不知道她將怎樣寫下去,因為讀了第一章,又讀了第二章的開頭幾段,她一直在抒情,對鄉土的思念是那樣深切,對生活的品位是那樣細膩,情意悲涼,好像寫不盡似的;人物遲遲的總不登場,情節也遲遲的總不發生,我不知她將精雕細刻出一部什麼樣的作品來。……但似乎她的第二章還沒有寫完,就匆匆到臨汾去了。」[4]蔣錫金的回憶表明,蕭紅離開武漢時,《呼蘭河傳》似乎只寫了前兩章,後面的五章和「尾聲」,應該都是在香港完成的。

1938年1月底,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作家應李公樸之邀,前往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2月,日軍攻陷太原,兵分兩路向臨汾進逼。蕭紅與民族革命大學任教的部分作家隨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撤往運城,但蕭軍此時提出與蕭紅分手,他要留下來打遊擊。蕭紅到運城後,本打算去延安作短期訪問,但到西安後,聽說蕭軍已先期到達延安,便改變了計畫。不久,蕭軍隨丁玲、聶紺弩也來到西安,但蕭紅去意已決。情變後,蕭紅選擇端木蕻良作伴侶,並帶着身孕與端木在漢口舉行了婚禮。六七月間,日軍開始頻繁轟炸武漢,端木先期去渝,蕭紅在打胎和逃難中糾結。9月中旬,蕭紅終於脫險到達重慶。後因生產,住到江津白沙鎮的白朗家,但孩子生下後,隨告夭折。情變、逃難、生產、失子、抑鬱,1938年,蕭紅無心寫作,除了幾篇隨筆、散文和短篇小說外,再無其他創作。

1939年,蕭紅與端木頻繁搬家,從歌樂山搬到黃桷樹鎮苗圃,後又移住秉莊。此間,蕭紅咳嗽,頭痛,低燒,似有肺結核病先兆。入住歌樂山後,她創作了一組以抗戰為背景的短篇,[5]當年10月前後,蕭紅趕寫了幾篇回憶魯迅先生的散文。因為身體虛弱,大部分回憶魯迅先生的文字為口述,由復旦大學的學生記錄,再經蕭紅整理而成。其中,《回憶魯迅先生》在1940年7月出版了單行本。[6]此間,蕭紅開始另一部長篇《馬伯樂》的寫作,端木給《文藝陣地》寫信,透露蕭紅在創作長篇《馬伯樂》的計畫,有推薦連載的意向。[7]

蕭紅停下已經開頭的《呼蘭河傳》,轉而創作另一部長篇,這多少讓人難以理解。抗戰全面爆發後,「抗戰高於一切」已成為作家的一種責任,作家既無從容不迫的寫作環境,也無發表脫離抗戰主題的文學園地。在抗戰之初,蕭紅可能還未意識到戰爭對她寫作《呼蘭河傳》的制約。隨着「文抗」的成立,「文章下鄉,作家入伍」的調門很高,蕭紅雖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但《呼蘭河傳》對故鄉的回望以及啔蒙的視野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都顯得不合時宜了。茅盾先生後來曾批評蕭紅在香港創作《呼蘭河傳》:「是和廣闊的進行着生死搏鬥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苦悶的心情投射到《呼蘭河傳》上,「不但見之於全書的情調,也見之於思想部分,這是可以惋惜的」。蕭紅在這樣的文學生態中重新調整自己的計畫。

1940年1月,蕭紅來到了香港,她先投入《馬伯樂》(第一部)的創作,大約在7月底完成了《馬伯樂》(第一部),本來她打算接着寫一部「革命者」為革命而犧牲戀愛的故事,因為戴望舒要在《星島日報》上連載《呼蘭河傳》,她放棄了原來計畫,開始續寫《呼蘭河傳》。從8月開始,到12月20日,蕭紅終於完成了這部力作。在香港的和平環境裏,暫離了戰爭的喧囂,蕭紅可以從容地想像東北的故土,以自己的文學理想構建一個游離於戰爭之外的文學世界。那是一個充滿了甜蜜和苦澀的故土,一個打通了生命世界的精神家園。《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連載(簡稱「初刊本」)從1940年9月1日開始,12月27日結束。若從1937年創作之初算起,蕭紅完成這部力作,前後達四年之久。

《呼蘭河傳》初刊五個月後,桂林上海雜誌公司於出版了單行本(簡稱「初版本」)。「初版本」與現已殘缺的「初刊本」對照,文字畧有改動,此係作者所為還是出版社編輯修改,已不得而知。蕭紅病逝前,將《呼蘭河傳》的版稅贈予駱賓基,以回報他病中對自己的看護。1942年1月22日,蕭紅在香港病逝。駱賓基與端木不久離開香港去桂林。在桂林上海雜誌公司,駱賓基沒能索回《呼蘭河傳》的版稅,他便自己修訂「初版本」,以「桂林松竹社」之名於1943年6月在桂林河山出版社再版(簡稱「河山版」)。抗戰勝利後,駱賓基開始寫作《蕭紅小傳》,該傳記開始在上海《文萃》連載,1947年3月,重慶中原出版社又出版《蕭紅小傳》的單行本,蕭紅再次受到讀者熱切的關注。1947年6月,上海寰星書店在「初版本」和「河山版」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出版了新版《呼蘭河傳》(簡稱「寰星版」)。「寰星版」除正文外,還收入了蕭紅的照片、駱賓基的《蕭紅小傳》和茅盾的《〈呼蘭河傳〉序》[8]。1954年5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新版《呼蘭河傳》(簡稱「新文藝版」),該版以現代漢語規範為標準,對「寰星版」重新修訂。1979年12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又以新的漢語規範為標準,對「新文藝版」進行了新的修訂(簡稱「黑人版」)。1998年10月,哈爾濱出版社出版新版《蕭紅全集》時,對收入全集的「黑人版」《呼蘭河傳》進行了新的校訂(簡稱「哈爾濱版」)。除「初刊本」因殘缺的原因,其他六個版本有先後承繼的關係,但又各有特點。因「初版本」和「河山版」在抗戰時期出版,其印量有限,在「寰星版」出版以後,幾乎失去了影響。「新文藝版」面試後,其公營的出版性質、不可質疑的修訂標準,使其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版本。「新文藝版」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海外,港臺出版的《呼蘭河傳》一直用「新文藝版」作底本。20世紀70年代末,「蕭紅熱」以哈爾濱為中心,迅速擴散開去,「黑人版」也隨之炙手可熱,在此後十餘年時間內,國內流行的《呼蘭河傳》多以「黑人版」為底本。哈爾濱新版《蕭紅全集》出版後,很多新版《呼蘭河傳》又以「哈爾濱版」為底本。目前,國內出版的《呼蘭河傳》,除個別版本外,大部分受「黑人版」和「哈爾濱版」的影響。

現代文學經典的修訂,帶着鮮明的時代烙印,同時又與修訂者個人因素相關聯。應該說,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出現不同的版本也是正常的。但時過境遷,再看某些特定時期的修訂,則有很多失誤之處。比如,《呼蘭河傳》「初版本」第五章中的「溯呼蘭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文字下,有一段樂譜,「河山版」、「寰星版」修訂時「樂譜」都予以保留,但自「新文藝版」之後,該「樂譜」卻不見了蹤影。「哈爾濱版」不但刪除了這段「樂譜」,或將部分段落刪去,或將兩個段落並作一段。如「初版本」第四章第八節開頭文字為:

就這樣瞎念,到底不是久計。念了幾十首之後,祖父開講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祖父說:

「這是說小的時候離開了家到外邊去,老了回來了。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說家鄉的口音還沒有改變,鬍子可白了。」

「哈爾濱版」修改為:

就這樣瞎念,到底不是久計。念了幾十首之後,祖父開講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說家鄉的口音還沒有改變,鬍子可白了。」

再如,「初版本」第一章中「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跑了出來」,「黑人版」將「跑」修改為「滾」;「寰星版」將「二里路」修改為「兩里路」;「哈爾濱版」將「消信」修改為「消息」,「哈爾濱版」將「很古怪」修改為「真古怪」;「初版本」、「河山版」中的「瘦胖合適」,「寰星版」改為「不瘦胖合適」,「新文藝版」、「黑人版」改為「不瘦不胖合適」,「哈爾濱版」改為「不瘦不胖正合適」;「初版本」的「墨棗」,「黑人版」、「哈爾濱版」改為「黑棗」;「初版本」第四章幾個小節開頭都有「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寰星版」及此後的三個版本,將第三小節開頭改為「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這種隨意增刪、修改經典作品的行為,既不尊重原作,也不符合經典作品校勘的一般規範。對這類毫無道理的「修改」,恢復其本來面目是完全應該的。

《呼蘭河傳》有一類修改是漢語規範的不斷變化造成的。在「新文藝版」之前,各版中標點符號並無嚴格的規範,「的、地、得」的使用也沒有固定的標準。在「新文藝版」之後,特別是「黑人版」和「哈爾濱版」中,標點符號的使用完全按現行標準規範。部分詞語如:「年青」、「靡」、「想像」、「檢」、「幽美」等,都被規範為「年輕」、「沒」、「想像」、「揀」、「優美」等。在現代文學經典中,諸如此類的修改會失去原作的時代標記,故本次修訂,基本按原作原貌予以恢復。

《呼蘭河傳》中,還涉及很多東北方言和部分象聲詞,這類方言和象聲詞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不斷被修改。如:「禿禿」在「黑人版」中修改為「突突」;「口空口空的」,「河山版」修改為「腔腔的」,「黑人版」修改為「哐哐地」;「亮咚咚」,「河山版」修改為「亮昸昸」,「寰星版」修改為「亮晶晶」;「惻忍」,「寰星版」改為「惻隱」;「亂土豆」,「黑人版」改為「爛土豆」,等等。這類方言、象聲詞是作品個性化寫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隨意修改將使原作的個性語言弱化,甚至失去個性化的表達,因此,此類修改也應該以原作為准,盡可能將蕭紅原汁原味的文字呈獻給讀者。

另有一類的修改,屬於對原作的誤讀。如《呼蘭河傳》第一章中有「北燒鍋欠酒二十二巾」,「河山版」及此後版本都將「巾」改為「斤」。其實,蕭紅此處所用的「巾」,是民間帳本中常用的一個「簡化」字,用「巾」更有民間的記帳特色。《呼蘭河傳》第二章有一句:「每個從娘家回婆家的姑娘」,「寰星版」、「新文藝版」、「黑人版」、「哈爾濱版」都修改為「每個從婆家回娘家的姑娘」,聯繫上下文,修改後的句意與原意完全相反,與整個段落語義相衝突。再如:第一章中一段:

再說那王寡婦,雖然她從此以後就瘋了,但她到底還曉得賣豆芽菜,她仍還是靜靜的活着,雖然偶爾她的瘋性發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廟臺上狂哭一場,但一哭過了之後,她還是平平靜靜的活着。

「河山版」將「狂哭」、「一哭」修改為「狂笑」、「一笑」。但聯繫下文「至於鄰人街坊們,或是過路的人看見了她在廟臺上哭,也會引起一點惻忍之心來的」,可知「河山版」將「哭」改為「笑」並無道理。再如:「初版本」的「尾聲」一節,有一段文字: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河山版」用推算的方法認為「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八十歲了」是錯誤的,故將「祖父就八十歲了」改為「祖父就八七十歲了」,「寰星版」又改為「祖父就七八十歲了」,此後的版本便一直沿用「寰星版」的修改。顯然,這些修改多是對原文的隨意揣測。這些誤讀而起的修改在所列「初版本」之外的版本中也大量存在,顯然,這些修改是要重新訂正的。

現代文學經典的校勘,到底該採用什麼標準,當下的學界看法並不一致。部分學者認為應該以初版本為準,與初版本不一致的修改都應該恢復原貌。有些學者認為應該以作者生前最後一個版本為準,對初版本也不能迷信。對蕭紅的《呼蘭河傳》來說,其「初版本」和她生前最後一個版本是同一個版本。但確切地說,《呼蘭河傳》的「初版本」也存在不少問題,對這些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客觀對待。如「初版本」中有部分字詞的使用前後不一致,如前文為「大毛星」,後文為「大卯星」;前文為「繩甩子」,後文為「蠅甩子「,有的地方用「到底」,有的地方用「倒底」。這些前後不一的表述,是需要統一的。所以,對《呼蘭河傳》不同版本的不同修改,需認真甄別,對修訂正確的部分應該予以保留。如「初版本」第一章中的「城裏除了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個叫做東二道,一個叫做西二道街」,顯然,這裏的「東二道」後面缺一個「街」字。「初版本」「尾聲」中有「小黃瓜,大矮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着,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黑人版」、「哈爾濱版」將「大矮瓜」修改為「大倭瓜」,這裏的改動是有依據的。蕭紅在《家族以外的人》以及《呼蘭河傳》「初刊本」中都表述為「倭瓜」,到了「初版本」中才改為「矮瓜」。若考察東北方言,其並無將「倭瓜」稱為「矮瓜」的習慣。如沿用「初版本」的「矮瓜」,反而與蕭紅的初刊本原意相去甚遠,且會引起歧義。所以,本次校訂以「初刊本」為依據,將「初版本」的「矮瓜」改為「倭瓜」。

綜上所述,本次修訂,以「初版本」為底本,以「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藝版」、「黑人版」、「哈爾濱版」等五個版本進行互校,同時對照「初刊本」文字,對「初版本」中錯字、漏字等進行必要的訂正,除此之外各版本的不合理修改一律恢復原貌,對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的詞句、標點,也儘量保留「初版本」文字的特色。同時,對「初版本」之外的幾個重要版本,校訂的原則是剔除其錯誤,保留各版本的優點,使本次校訂本成為一個真正權威的版本。

二O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於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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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呼蘭河傳》,臺北普天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2] 2009年,曾主編《蕭紅全集》(鳳凰出版社,2010年5月版),2010年參加編輯新版《蕭紅全集》(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主要負責文本的校勘工作。

[3] 錫金:《亂離雜記──序〈蕭軍蕭紅外傳〉》,參見《蕭紅印象•序跋》,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5頁。

[4] 蔣錫金:《蕭紅和她的〈呼蘭河傳〉》,見王觀泉主編《懷念蕭紅》,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

[5] 這組短篇多收入《曠野的呼喊》,桂林上海雜誌公司1940年3月版。

[6]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重慶婦女生活社1940年7月初版。

[7] 季紅真:《蕭紅全傳》,現代出版社2012年版,第457—458頁。

[8] 茅盾:《〈呼蘭河傳〉•序》,原載1946年12月《文藝生活》第10期,標題為《論蕭紅的〈呼蘭河傳〉》。

(新浪博客章海寧二O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松竹社版《呼蘭河傳》的疑惑

松竹社版《呼蘭河傳》的疑惑
袁培力


《呼蘭河傳》是蕭紅常青樹般的文學作品,據初步統計,至今已有五十多個出版機構出版發行過這本書。在所有的《呼蘭河傳》版本中,上個世紀50年代前的版本的情況是很關鍵的,但偏偏這方面有些問題。比如有資料說《呼蘭河傳》「1942年桂林初版」,這個說法含混不清,哪個出版社也不講清楚,而且前面還有一段話,「本書為范泉主編《寰星文學叢書》第一集」,搞得好像范泉編的這個就是《呼蘭河傳》初版。50年代前的版本的情況的主要問題還不是這個,而是據說有一個「松竹社」出版的《呼蘭河傳》,是第二版。

「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應該是駱賓基先生首先披露的。197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呼蘭河傳》,請駱賓基先生做後記,駱賓基先生在後記中說:「一九四一年《呼蘭河傳》是在桂林『上海雜誌圖書公司』初版發行的,一九四二年以後由桂林松竹社再版、解放後「上海新文藝「是第三版出書了,現在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重印,實際是第四版了。」

駱賓基先生的關於《呼蘭河傳》的出版經過,除了桂林「上海雜誌圖書公司」出版的《呼蘭河傳》為初版外,其他的說法都是錯的,尤其是這個第二版的桂林松竹社《呼蘭河傳》,更是使人疑惑。

上個世紀50年代前的《呼蘭河傳》的版本有三個,出版機構分別為:1、桂林上海雜誌公司;2、桂林河山出版社;3、上海寰星書店。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

而桂林松竹社則在桂林有關歷史出版文獻中沒有記載,抗戰期間桂林類似「松竹社」這樣的名稱的出版機構有西風社、華胥社、充實社、未明社、工作社、明日色和高潮社,沒有「松竹社」。

駱賓基先生為什麼會說有個桂林松竹社?當時上海寰星書店準備出版《呼蘭河傳》,駱賓基給範泉提供了一本《呼蘭河傳》作為出版底本,駱賓基提供的這個底本,駱賓基說是「桂林松竹社「(也有人說是田林松竹社)出的土紙本。上海寰星書店出版的《呼蘭河傳》非常重要,附有茅盾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而且《呼蘭河傳》的文字也與目前常見版本的《呼蘭河傳》有差異,上海寰星書店版《呼蘭河傳》更接近於蕭紅的原始文本。可見駱賓基給范泉提供的《呼蘭河傳》出版時間也很早。

目前沒有資料顯示有「松竹社」,也沒有發現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筆者估計這個所謂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可能是私下印刷本!

注:承蒙袁權女士提供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的版權頁,這個問題已經清楚了,所謂的「桂林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實際上就是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駱賓基先生稱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為「一九四二年以後由桂林松竹社再版」是不確切的,因為並沒有「桂林松竹社」這樣一個出版機構。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於1943年6月出版發行,版權頁上該書有一個編輯者,為「松竹文叢社」,駱賓基把這個編輯者錯記為出版者了。這個名為「松竹文叢社」的編輯者,地位類似一本書的「編輯委員會」。

大自然的精靈──蕭紅二O一一年四月七日)

(桂林上海雜誌版書影來自袁權《蕭紅全傳》,中國青年出版社二O一一年六月;桂林河山版書影來自李守義編《民國書影》,北京中國書店二O一O年四月。)

星期三, 11月 13, 2013

蕭軍送給我的蕭紅照片

蕭軍送給我的蕭紅照片
戴永夏


在我收存的名人信件中,有一張蕭軍親筆題詞的蕭紅照片。這是老作家蕭軍在1979年6月10日寄贈給我的。每當看到它,我便想起當年拜訪蕭軍的情景,以及這張照片折射出的歷史滄桑……

那是1979年暮春,我為給刊物約稿,懷着十分敬慕的心情,前往北京拜訪了剛復出文壇不久的老作家蕭軍。

那時蕭軍住在北京後海邊鴨兒胡同的一所破舊小院裏。儘管當時改革開放還剛剛起步,百廢待興;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留給蕭軍的累累傷痕也尚未痊癒,但他並未因此而消沉。他正在重新規劃已被迫停止多年的創作計畫,手頭正寫着幾部書稿。他在以加倍的忙碌,來彌補長期被空耗的時光。

他在跟我談話時,自然談到曾跟他患難與共的女作家蕭紅。他滿懷深情地說:「嚴格說起來,她確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詩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麗得一塵不染!從20歲她正式開始寫作,到32歲逝世為止,短短10年期間她文學事業上的成就,無論從質和量上來衡量,在我國女作家羣中是少有的一位。我作為和她共同生活6年的夥伴,作為她的一個讀者,是永遠懷念她的!」他還談到蕭紅當年的身體狀況:「她雖然很有才華,但由於貧病交加,她的身體一直很弱。她戲稱我為『壯牛』,稱自己是『病驢』……」當得知我很喜歡蕭紅的作品時,他便答應過幾天把珍存的一張蕭紅照片加洗後,寄給我留作紀念。

就在我離京返濟南不久,便收到了蕭軍寄給我的兩張他親筆簽名的照片:一張是他自己的,再就是這張蕭紅的照片。他在信中說:「(我)從孩子們那裏『擠』出兩張照片寄給你」。可見他對蕭紅的照片十分珍重。

蕭紅的這張照片,是1936年春天在魯迅先生家門前的臺階上拍照的。照片上的蕭紅,身着長呢裙,腳穿舊皮鞋,髮辮上打着兩個大大的蝴蝶結,面帶微笑,給人以和善、聰穎、天真之感。尤其她那雙睿智、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注視着這冷酷的世界,幾多自信,幾多迷茫,幾多希冀,幾多感傷……她憧憬着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然而等待她的卻是寂寞、孤獨、貧病、艱難的後半生……直到最後用「半生儘早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話,為自己的生命畫了個傷心的句號……這張照片歷經七十多年的風雨滄桑,它既留下了女作家蕭紅的英年芳姿,也記錄了兩蕭與魯迅先生交往的一段文壇佳話……

1934年11月1日,蕭紅和蕭軍從青島乘船來到上海。當時,他倆在文學上剛剛起步,在生活上窮困潦倒,到了上海後又舉目無親,無依無靠。就在他倆生活和事業都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魯迅先生給了他們無私的幫助:不但在經濟上接濟他們,還仔細閱讀了這兩位素昧平生的文學青年寫的長篇小說──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並認真為之寫序推介,給予這兩本小說以很高的評價。隨後,他又冒着很大風險,以「奴隸叢書」的名義,幫助他倆出版了這兩本小說,使兩蕭從此步入文壇,奠定了他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當時的上海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魯迅等進步作家都受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通緝,不但行動不自由,家庭住址一般也不向外人公開。但通過較長時間的通信,魯迅對蕭紅、蕭軍的作風、為人、學問和思想等有了比較深刻地瞭解,遂於1935年11月6日第一次邀請兩蕭到家中(北四川路大陸新村9號)做客,這給了兩蕭以極大安慰和鼓勵,從此兩蕭跟魯迅家的交往更密切了。當他倆看到魯迅先生體弱多病,許廣平終日勞累忙碌,淘氣的小海嬰需要照料時,便立即將原租的房子退掉,將家搬到離魯迅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永樂裏,以便對魯迅先生多一些照顧。這以後,兩蕭便成了魯迅家的常客。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中曾這樣寫道:「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颳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1936年早春的一天,當蕭紅再次來到魯迅家時,便隨意地坐到門前臺階上,留下了這張可貴的照片。

這張照片能流傳下來,也實屬不易。抗戰爆發後,兩蕭重又過上了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流亡途中二人又在1938年分手,四年後蕭紅便在貧病交加中死於香港。而蕭軍也是屢經坎坷,多災多難,長期地受到政治迫害。但在任何時候,他都十分珍惜這段與蕭紅患難與共的生活,這張記錄着他們美好時光的照片也一直帶在他身邊,伴他「勞改」,伴他坐監,也伴他迎來了新的春天。當這張照片又被當作禮物轉贈給我的時候,我自然也感受到一份沉重,一份力量,一份溫暖。這在我人生的途程中,也增加了一個激勵上進的永恆紀念……

(新浪博客戴永夏的BLOG二O一一年五月九日)

該還蕭紅《生死場》本來面目了!

該還蕭紅《生死場》本來面目了!
章海寧


(1935年12月容光書局出版的《生死場》毛邊本。章海寧藏)

因為編輯《蕭紅全集》的緣故,有機會將《生死場》初版本與以後出版的其它版本進行匯校。這在《蕭紅全集》出版過程中還是第一次。

以前,權威的蕭紅研究者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生死場》是經過魯迅和蕭紅親自校定的。對這種說法,我從來不曾懷疑。1998年哈爾濱出版社在出版三卷本《蕭紅全集》時,再次對《生死場》的版本進行比對,認為《生死場》只在初版時進行過改動,但這次匯校卻發現,《生死場》更大的改動並非魯迅和蕭紅,而是出自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之手。這次新編《蕭紅全集》,該還原《生死場》的本來面目了。

首先,我們來梳理一下《生死場》出版的背景。

我們現在知道,早在1934年4月,蕭紅就開始了《生死場》的創作,以前很多蕭紅研究者認為《生死場》寫於青島,是不確切的。實際上,蕭紅在青島完成了《生死場》的創作。但在出版之前,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麥場》。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從1934年4月29日至5月17日,連載了《麥場》的第一、第二章,後來因為蕭紅、蕭軍去青島投奔舒羣,《麥場》在哈爾濱的連載中斷。到了青島以後,蕭紅繼續了《麥場》寫作,直至這部小說完成。這年年底,因為青島的地下黨組織被破壞,舒羣被捕,蕭紅、蕭軍離開青島去上海,受到魯迅先生的幫助。蕭紅將《麥場》抄寫稿給了魯迅先生,魯迅大力向出版社推介,因遲遲通不過審查,1935年12月以「奴隸叢書之三」的名義自費出版。當時為了躲避檢查,虛擬了一個“榮光書局”。魯迅先生本來決定讓胡風先生為《生死場》作序,但蕭紅希望魯迅先生為自己的書寫序,因為“奴隸叢書之一、之二”(葉紫的《豐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都是魯迅作的序。魯迅欣然應允,胡風的序便作為《讀後記》放到書後。正式出版的時候,胡風將《麥場》改為《生死場》。

鐵峰先生早在1998年編校《蕭紅全集》的時候,就發現《生死場》與早期發表在《國際協報》上的《麥場》是有些改動的。

《國際協報》上的《麥場》第二部分《菜圃》開頭描寫金枝和成業在河沿幽會的場景時,在「靜靜的河灣有水濕的氣味,男人等在那裏」的下邊,是這樣描寫的:

「五分鐘過後,姑娘仍和小雞一般,被野獸壓在那裏,男人着了瘋了?他的大手敵意一般地捉緊另一塊肉體,想要破壞熱的肉,儘量地充漲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條白的死屍上跳動,女人赤白的圓形的腿子,不能盤結住他,於是一切音響從兩個貪婪的怪物身上創作出來。女人被迫呻吟着,骨頭響着,男人呼吸緊張着,罵着。」

鐵峰先生說,以上這段文字,到《生死場》裏全被刪除了。

查初版《生死場》,並非如此。這段文字除了「女人被迫呻吟着,骨頭響着,男人呼吸緊張着,罵着。」被刪除外,其餘文字全部保留。

《國際協報》上的《麥場》的第二部分《菜圃》結尾,當金枝告訴母親,「她肚子裏不是病,是懷了孩子」時,下邊是這樣寫的:

母親似乎是平息了一下,她又想說:「我不想你會做出這樣不名聲的醜事。……對了,有了孩子是嘔吐。」

母親哭着,女兒也哭着。母親說話的聲音漸漸微小得可怕起來:「你什麼時候有了孩子呢?野丫頭,你幹的什麼勾當!娘養你長大,你叫娘傷心,人一輩子有什麼好下場?你爹是不幹好事的,給留下這個災禍!」日光和白晝一樣,全村安息在夜中,母親意外地悲哀着,她神經質地向自己哭泣着。

鐵峰先生說,這段文字在《生死場》中是這樣改的:

母親似乎平息了一下,她又想說,但淚水塞住了她的嗓子,像似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兒把她羞辱死了。

查初版《生死場》,《菜圃》的結尾部分確實是這樣改的。

這樣說來,鐵峰先生關於《生死場》的改動的判斷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大部分是錯誤的。出現這樣的錯誤,只能有一個解釋,鐵峰先生沒有讀過初版《生死場》。

《生死場》從1935年12月初版到抗戰勝利,至少再版8次,從1946年到1949年至少新版4次,經過比較,這些版本都保留了初版本的本色,沒有任何改動。也就是說,鐵峰認為被刪掉的那段文字,一直保留着。

到了1953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新版《生死場》時,這段文字才被全部抹去。不但這段文字被抹去,《生死場》的部分詞句也被修改了。比如:

《生死場》初版: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被榆樹打成蔭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進一個蕩動遮天的大傘。

新文藝《生死場》版: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被榆樹蔭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進一個動盪遮天的大傘。

《生死場》初版:菜田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被草帽蓋伏着,像是一棵大形的菌類。

新文藝《生死場》版:菜田裏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被草帽蓋伏着,像是一棵大形的菌類。

新文藝改動《生死場》,出發點或許是好的。比如被徹底刪除的那段文字,是男女做愛的場景,那時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是不合時宜的。編輯們修改一些詞句,使之更符合現代漢語的習慣。但這種方式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文學作品一經發表,如果不是作者主動的修改,而是任由編輯再版時去亂改,是件很可怕的事。有很多文學名着,再版時,為了追時髦,雖然由作者去修改,但往往改得並不成功,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老舍、曹禺等眾多作家都開始修改自己的舊作,現在這些修改本難敵初版原作,為追求與時俱進而進行的這樣修改,教訓深矣。

不過這樣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還是有人願意幹。

今年夏天,曾主編過蕭紅作品的王觀泉先生來哈爾濱度夏,王先生向我講了個故事。他說上世紀70年代末,黑龍江一家出版社出版蕭紅的《生死場》。一次,王先生去出版社看樣稿,見一位編輯正在很認真地改着一本列印稿。王先生問他改的是什麼稿子,這位編輯說:「是蕭紅的《生死場》。蕭紅的文字功底太差,話說得半通不通,不改都沒法看。」王先生聽後大驚,反問這位編輯:「你多高水準呀?敢改蕭紅的小說?」後來王先生直接找到出版社的領導,希望出版社立刻停止改動蕭紅作品。我當時聽王先生的故事,感覺這事像是笑話,實際上,這笑話卻是真的。

新文藝的改動很可怕,因為作者已經去世,編輯自作主張地亂動手術,雖然修改的內容不是很多,但已經破壞了原作的完整性。遺憾的是,新文藝改動版《生死場》後來成了國內各家出版社的“標準版”,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蕭紅選集》時,收入的《生死場》也是新文藝版的《生死場》,人民文學出版社、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藝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生死場》單行本時,也都照抄新文藝的改動版,致使像鐵峰先生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以為這是魯迅和蕭紅改的呢!這實在很荒唐。

從新文藝版的《生死場》問世,已經50多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實際上一直延續着這樣的荒唐。我想,今天,我們再也不應該讓這樣的荒唐繼續下去了!

(博聯社章海寧的博客二OO九年一月六日)

星期二, 5月 07, 2013

為什麼貓頭鷹在中國又叫做「不孝鳥」?


有一個民間故事就是烏鴉和貓頭鷹的故事,也是披麻帶孝的由來,故事是這樣說的: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老婆婆有兩個兒子,他們成家以後都不孝敬老娘,還總是在娘面前誇口:

「等娘過了,要好好熱鬧一番,讓娘睡楠木棺材,要穿紅戴綠,爲娘唱七七四十九天道場……」老婆婆知道他們說的是假話,想教訓他們一頓,盡到做娘的責任。老婆婆一夜沒合眼,終於想出個辦法。

第二天,老婆婆把兩個兒子叫到床前說:「我死了也不要你們花一文錢,用破草席把我一卷扔在陰水洞裏就行了。不過你們要從今日開始,天天看著屋後面槐樹上的烏鴉和山樹林裏的貓頭鷹是怎樣過日子的──一直到我閉了眼爲止。」不花一文錢,這正中了兩個不孝之子的心意,他們馬上答應了。

兄弟倆本來無心看什麼烏鴉與貓頭鷹過日子,但經老娘一提醒,出工收工時便不由自主地注意了起來。原來,烏鴉與貓頭鷹都是細心地餵養自己的孩子的,這些小傢夥不管媽媽飛來飛去銜吃的有多快,還是張大嘴巴,嗷嗷待哺。可是,小傢夥長大以後又怎樣對待生養自己的媽媽呢?小烏鴉還不錯,媽媽老了飛不動,覓不到食,就讓她待在家,銜來吃的填在她嘴裏,等到小烏鴉老了,又有自己的孩子餵養她。這樣反哺之情,代代相傳。而小貓頭鷹卻截然相反,媽媽老得不中用了,就把媽媽吃掉。令人傷心的是,小貓頭鷹後來也被自己的孩子吃掉。這樣反咬一口,一代吃一代。

兄弟倆越看越看不下去,如今這樣對待老娘,將來孩子也這樣對待我們怎麼辦?他們不敢往下想,漸漸地改變了對老娘的態度。可是,天不作美,兄弟倆剛剛開始孝敬贍養老娘,她老人家卻偏偏過世了,兄弟倆後悔莫及。爲了表示孝心,安葬那天,他們不是穿紅戴綠,而是模仿烏鴉羽毛的顔色,穿一身黑色衣服,模仿貓頭鷹毛色,披一件麻衣,並下跪拜路。

打那以後,這個風俗就逐漸流傳開來。有的地方百姓比較窮,穿一身黑衣服買不起黑布,於是就裁一條黑布戴在胳膊上。都是為了表示要永遠記取烏鴉與貓頭鷹善惡孝逆的教訓。

馬灣藏館@金濤博藏臉書專頁二O一二年十二月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