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11月 20, 2010

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

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
陳子善



一九四五年,已經出版了《傳奇》和《流言》而名滿海上文壇的張愛玲,在幹些什麼呢?張愛玲文學生涯中的這個特殊時段,好像還沒有引起「張學」專家們的足夠重視。是年四月出版的上海《雜誌》第十五卷第一期的「文化報導」欄內有如下一則短訊:

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描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

它透露了兩個重要訊息:一是張愛玲正在撰寫新的長篇〈描金鳳〉,二是張愛玲計畫出版新的小說集。

《傳奇》初版本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問世,這個日子已經深深鐫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初版本書脊上印有如下字樣:

傳奇 張愛玲小說集之一 雜誌社出版

九月二十五日《傳奇》再版本問世時,書脊上仍保留著這行字。《傳奇》既是「小說集之一」,按照常理,還會有「小說集之二」,說明當時張愛玲早有出版新小說的打算。寫作〈描金鳳〉也就可能不是心血來潮,而是醞釀已久的。雖然那時的上海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眾多「張迷」還是翹首以待,期望早日讀到〈描金鳳〉,畢竟,這是張愛玲創作長篇的最新嘗試,先前她寫過〈連環套〉,卻因遭到批評而半途而廢了。直到次年年底,超級「張迷」唐大郎因《傳奇》增訂本出版喜賦打油詩一首,還特意提到「傳奇本是重增訂,金鳳君當著意描」,後半句的注釋為「張有〈描金鳳〉小說,至今尚未殺青」。

不妨作這樣的推測,如果〈描金鳳〉順產,張愛玲可能出版她繼《傳奇》之後的第二部小說集,內容應該包括〈描金鳳〉和後來補入《傳奇》增訂本的〈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後面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單薄了,加上「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的〈描金鳳〉,才能成為「張愛玲的小說集之二」,也許這個張愛玲的「小說集之二」書名就叫《描金鳳》!

然而〈描金鳳〉註定要胎死腹中。就像張愛玲晚年撰寫又反復修改的《小團圓》,最終還是決意銷毀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對《小團圓》至少知道它寫到了張胡戀情,而且已經寫出了初稿;對〈描金鳳〉,寫了些什麼,到底寫了多少,是否完成了初稿,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抗戰勝利,意味着張愛玲的傳奇人生必然要發生重大轉折,無論是她的情感史還是創作史,都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描金鳳〉是不可能再寫下去了,因為張愛玲必須擱筆。



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典藏全集》(二零零一年四月出版)皇皇十四卷,卻有一個重要的遺漏,張愛玲一九四六年十月為《傳奇》增訂本寫的代序〈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典藏全集》失收了。這倒不能全怪全集編者的疏忽,是張愛玲自己先刪去這篇不得不寫的自辯的。

一九五二年夏,張愛玲告別她的發祥地上海,到香港大學繼續學業,不料因獎學金事與校方發生爭執,於是由宋淇之介紹,為香港美領館新聞處翻譯美國文學名著以謀生。兩年之後的一九五四年七月香港天風出版社推出《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此書其實是《傳奇》增訂本的翻版,卻保留了《傳奇》再版本序作為「自序之二」,張愛玲又新寫了「自序之一」,唯獨刪去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大概張愛玲以為時過境遷,遠在香港的讀者已不清楚她抗戰勝利以後在上海的尷尬處境,這篇自辯大可不必再保留了。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一九六八年七月由皇冠出版社「引進」台灣,從此以後,台灣皇冠各種版本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都以港版《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為準,〈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也就永遠不見了蹤影。可是,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不是這麼輕易就可以翻過去的。迫使張愛玲在這篇自辯中大動肝火,不得不為自己洗刷的,是因為「近一年來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還有許多無稽的謾駡,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有關名譽,有關生計,當然非同小可。不過張愛玲到底是大手筆,行文之間還是說得輕巧了些,何止是「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張愛玲當時就是被社會輿論判定為「女漢奸」之流,這是有書為證的。



先後見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女漢奸醜史》,另一本是《女漢奸臉譜》,不約而同地把張愛玲與陳璧君(汪精衛之妻)、楊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國康(陳公博外室)、佘愛珍(吳四寶之妻,後與胡蘭成結合)、川島芳子等大小「女漢奸」相提並論,事情確實變得很嚴峻,很糟糕。

奇怪的是,這兩本小冊子都未署名,也沒有版權頁,《女漢奸醜史》封面署「上海大時代社刊行」,《女漢奸臉譜》連哪里印的也不作交代。但是有一點確定無誤,它們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印行的。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堅持到了勝利,敵偽時期為虎作倀的,不管男女,理當受到聲討和譴責,但是否應把張愛玲、蘇青乃至關露這些女作家也歸入「女漢奸」之列,罵得狗血淋頭,當時即使在左翼文藝陣營中,也是有不同意見的。

可以想見,給張愛玲安上「女漢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蘭成的緣故。《女漢奸醜史》和《女漢奸臉譜》中關於張愛玲的章節,連標題都如出一轍,前者為〈無恥之尤張愛玲願為漢奸妾〉,後者為〈「傳奇」人物張愛玲願為「胡逆」第三妾〉。兩文均言詞尖刻輕佻,屬於人身攻擊,無稽謾駡。只是後者還稍微與文學沾一點點邊,雖然觀點也嚴厲得出奇,摘引數段,以見一斑:

她的小說《傾城之戀》,曾經搬上舞台,這是劇壇上的污點。她與蘇青不同之點,即好高騖遠,儼然是個了不得的絕世佳人。因為「絕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際,更因為自命「佳人」,所以異裝得近乎妖怪。但她們間也有個共同點,即都是慣會投機,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擇手段,毫無靈魂的女人。

張愛玲的文字以「囉嗦」為特色,看得人「飄飄然」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為「和平陣營」中的紅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絕無骨肉,僅僅是個無靈魂者的呻吟而已。


此文還把張愛玲與同學炎櫻的友情歪曲為「她對異種膩友尤有好感」,就完全是憑空捏造了。前者則詳細描述張胡關係「秘聞」,津津樂道於道聼塗説,倒是結尾還算客氣:「如今,胡蘭成大概已經被捕了,以後文化界中沒有他的立足地,至於張愛玲,她的文章,是否還有出路,那要看她的今後做人方式了。」

那時上海的大刊小報上類似的「揭發批判」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週刊發表了一篇署名「愛讀」的短文〈張愛玲做吉普女郎〉,標題夠刺激的,開頭兩段還算客觀:

自從勝利以後張愛玲埋姓隱名的,沒有到公開的場合出現過,文章也不寫了。在馬路上走,奇裝怪服也不穿了。一直蜇居在赫德路公寓的高樓之上,不大到外面招搖。

有人談說她在趕寫長篇小說〈描金鳳〉,這倒頗有可能。只是寫了之後,又拿到什麼地方去發表呢? 正統派文壇恐怕有偏見,不見得會要她的作品,而海派刊物,她也許不屑。


請注意,「愛讀」特別提到了〈描金鳳〉,預言張愛玲即便完成了〈描金鳳〉,也已經無處發表,真是不幸而言中。但緊接著筆鋒一轉,所披露的「獨家」新聞,不但無法證實,更匪夷所思:

前些時日,有人看見張愛玲濃妝豔抹,坐在吉普車上。也有人看見她挽住一個美國軍官,在大光明看電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實,像她那麼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個美國軍官做朋友有什麼希奇呢?

「愛讀」貌似為張愛玲開脫,其實是道聼塗説,無中生有,造張愛玲的謠言。這是當年上海小報記者慣用的手法,未免拙劣。



比較而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就更值得注意。如果說《女漢奸醜史》如《女漢奸臉譜》都是匿名之作,顯得不夠光明正大,那麼《文化漢奸罪惡史》卻是署了名的。此書前言〈幾句閒話〉署名「司馬文偵」,顯然是個筆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卷〉(1992 年11月書目文獻出版社)著錄此書時,把「司馬文偵」誤作「司馬文森」。司馬文森確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文革」中死於非命。他當時遠在南方(包括桂林和廣州)從事抗日文學活動,後來又到了香港,與上海淪陷區文壇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司馬文偵」這篇「寫於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日」的〈幾句閒話〉提出兩點,一是指責「文化界的漢奸,正是文壇妖怪,這些妖怪把文壇鬧得烏煙瘴氣,有着三頭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豔的女鬼」,後者不正是指張愛玲嗎?二是贊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對於文化漢奸有所處置,同時也進行調查文奸的工作,這本書,但願於他們有所幫助。」換言之,「司馬文偵」是主張對他所謂的「文奸」(包括張愛玲在內)採取「有所處置」的實際行動的。

《文化漢奸罪惡史》先有〈三年來上海文化界怪現狀〉、〈「和平文化」的「大本營」〉、〈沐猴而冠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綜述,接着就是對於「文化漢奸們」的「個別的敍述」,張愛玲很榮幸地兩次被「敍述」,一是在揭發〈偽政論家胡蘭成〉時被捎帶,二是單列一章〈「紅幫裁縫」張愛玲:「貴族血液」也加檢驗〉,這章除了重複當時揭發「文奸」時常用的可以想見的語詞外,也簡略回顧了張愛玲的文學創作歷程。恰恰是這一回顧,無意中披露了一個重大「內幕」:

(張愛玲自香港返滬後)想進聖約翰求學,前去報考插班,但國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剛(屈彈山)手裏,認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讀大學一年級,張愛玲頗為生氣,索性不讀了!

此後,她由黃園主人黃岳淵(與她有親戚關係)介紹,將小說送給周瘦鵑編的《紫羅蘭》發表竟受人注意,《萬象》與《雜誌》都向她拉稿了!

《雜誌》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嘍羅們大捧張愛玲,從此張愛玲就不清白了,漢奸刊物給她最高的稿費,商辦的刊物都無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雖捧張愛玲,可是當時張愛玲還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來,袁殊一心要見見她,可是沒有機會,他手下的狗頭軍師們替他想了一個辦法,舉行「春遊大會」邀了一群漢奸文人到蘇州去玩,張愛玲也在被邀之列,結果別的人都到了,而張愛玲卻推故不去。

但是,經不住種種的誘惑,張愛玲出來交際了,不時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從此,她也像蘇青一樣,變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說也寫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姑且不論張愛玲是否拒絕為「商辦刊物」寫稿,也姑且不論她是否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關鍵在於袁殊這個神秘人物的出現。如果「司馬文偵」的說法基本屬實(最多只能是「基本屬實」,添油加醋之處恐怕在所難免),那麼張愛玲在《雜誌》上發表小說和散文,在雜誌社出版《傳奇》初版本,就都與袁殊有關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關,都應該是袁殊拍板決定的。

袁殊何許樣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黨員。四十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隸屬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面間諜」,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機關都有過密切關係。大陸解放以後,受潘漢年案牽連,直到「改革開放」才獲平反。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紹其風雲詭譎的生平時,特別指出:

袁殊在黨的授意下,「公開投敵」,串演反派角色,但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誌》。而且,這兩個報刊雖同屬漢奸性質,卻為我地下黨人掌握,在宣傳上起到了真正漢奸報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實上,當時的《雜誌》是在中共地下黨的掌控之中,主編吳江楓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如此看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為《雜誌》撰稿,(她也曾為《新中國報》副刊撰稿)並非什麼大逆不道的事。當然,張愛玲本人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歷史就是這般複雜,這般吊詭!



張愛玲在敵偽時期大紅大紫,「盛名之累」自然難免。但她肯定不會預料問題會變得那麼複雜,那麼嚴重,她會背上「女漢奸」、「女文奸」的惡名。張愛玲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被迫擱筆一年多。這對賣文為生的張愛玲來說,實在是件痛苦的事。坐吃山空啊,後來她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與姑姑一起遷出居住多年的「愛丁頓公寓」,不能說與此沒有關係。〈描金鳳〉的流產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與胡蘭成的婚戀,即便這位風流才子不化名逃亡,也已經亮起了紅燈。二十五六歲的張愛玲是如何度過這段低迷期的,沒有留下一丁半點的文字記載,外人實在難以想像。

幸好還有欣賞她的文壇友人,以寬容和同情的態度伸出援手。當張愛玲反復權衡,最後決定打破一年多的沉默,重印《傳奇》並加以增訂,以糾正「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正是另一位超級「張迷」龔之方慷然相助,以「山河圖書公司」的名義為之刊行。龔之方還特意與「山河」的另一發起人、電影導演桑弧一起拜訪海上金石書法名家鄧糞翁(散木),請其為這本新集子書寫了厚實奪目的楷書書名:「張愛玲:傳奇增訂本」。柯靈也在他主編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上海《文匯報.文化街》上發表《張愛玲與〈傳奇〉》予以推薦。

《傳奇》增訂本不僅成為《傳奇》的定本,它的問世也給了張愛玲一個合適的機會為自己申辯。〈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強調「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這無疑是張愛玲為人處世的一條底線。她同時委婉而又強硬的聲明她與胡蘭成的戀情純屬私生活,「也還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着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張愛玲曾公開表示,不願搭理別人的批評,但這一次事關重大,她不能不作出正面回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剛剛成立的文華影業公司為張愛玲創造了另一個大好機會。據不久前才公開的「文華」廠長陸潔的《日記摘記》記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他與李培林(桑弧)商定,請張愛玲為女明星陳燕燕量身度衣,趕寫一部悲劇電影劇本。龔之方也曾回憶,當時是他和桑弧拿了柯靈的介紹信專程拜訪張愛玲,把這事談妥的。儘管張愛玲已沒心思把〈描金鳳〉再寫下去,但很願意在電影劇本創作方面進行新嘗試。不到半個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劇本初稿就殺青了,這就是張愛玲的電影處女作《不了情》。以後的事情我們都已熟悉了,《不了情》之後又有《太太萬歲》,張愛玲與桑弧兩度成功的合作,誕生了四十年代後期上海影壇的兩部名片。

與此同時,張愛玲為重返文壇繼續作出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又是龔之方,他所創辦的《大家》雜誌創刊號推出張愛玲的小說〈華麗緣〉,編者唐雲旌(唐大郎)在〈編後〉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張愛玲小姐除掉出版了《傳奇》增訂本和最近為文華影片公司編寫了《不了情》劇本,這二三年中不曾在任何雜誌上發表過作品,〈華麗緣〉是勝利以後張小姐的「試筆」,值得珍視。

不妨作這樣的推斷,電影《不了情》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在上海的公映標誌着張愛玲正式登上中國影壇,那麼〈華麗緣〉在同月發表,也可視為張愛玲開始重返中國文壇。緊接著五月一日出版的《大家》第二期發表根據《不了情》改編的小說〈多少恨〉(在張愛玲創作史上把電影改編成小說,而不是依照慣例把小說改編成電影,這是唯一的一次),發表時標題還特別注明「〈多少恨〉(即《不了情》)」。六月二十日,《大家》第三期續刊〈多少恨〉時,唐雲旌在〈編後〉中再次指出:

本期將張愛玲小姐所作〈多少恨〉小說刊完,占十九面篇幅之多,這是應多數讀者的要求,我們特地煩懇張小姐趕寫的。

可見當時上海廣大讀者並沒有因為張愛玲曾被指責為「女漢奸」、「女文奸」而鄙棄她,拒絕她,相反仍然愛看她的電影,愛讀她的小說。

可惜的是,《大家》出版了第三期以後,無以為繼,使得張愛玲的另一部遲至去年才「出土」的中篇小說〈鬱金香〉不得不改交給當時上海一份並不起眼的小報《小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連載。一年半之後,〈鬱金香〉又由上海《海光》文藝週刊復刊第一至第二期重刊,但因《海光》夭折而未能重刊完。

或者可以這樣說,從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張愛玲的電影和小說創作成績觀之,張愛玲又進入了創作的亢奮狀態,差不多已可與三年前撰寫〈傾城之戀〉和〈金鎖記〉時期相比擬了。要不是電影《太太萬歲》後來遭到嚴厲批評,張、胡又恰在此時正式分手,以至張愛玲再度意興闌珊,張愛玲很可能會寫出更精彩的作品來。

從現有資料看,此後的一九四八、四九兩年,張愛玲是真正進入了沉寂期,創作史上一片空白。但有論者從〈鬱金香〉的發現得出樂觀的推測,張愛玲從一九四七年五月發表〈鬱金香〉到一九五零年三月發表長篇小說〈十八春〉,中間近三年的寫作空白期,「會不會象〈鬱金香〉,那些沒被發現的作品也隱藏在小報裏? 甚至以我們不知道的筆名發表? 」(〈張愛玲的故事沒有完〉,鄭樹森、蘇偉貞作,載2006年8月號《香港文學》) 然而我要說的是,即使這一時段張愛玲真的沒有留下別的作品,張愛玲的故事仍然沒有完!

(原刊二00八年四月廿三日《當代文化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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