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12月 13, 2017
傅月庵:胡適的寶貝
胡適書多,卻沒有「藏書家」之名。原因不明。胡適對此也沒多少感覺。晚年演講曾公開說:「我不是藏書家,只是一個愛讀書能用書的書生。」但胡適其實很愛買書,「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留學日記》卷四之〈余之書癖〉講得清清楚楚。1922年5月31日的日記甚至記載:
今天是舊端午節,放假一天。連日書店討債的人很多。學校四個半月不得錢了,節前本說有兩個月錢可發,昨日下午,蔡先生與周子廙都還說有一個月錢。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的書不少,竟欠書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處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已有四五家書店夥計坐在門房裏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發完了。
人們談起民國時期北京琉璃廠好書最多的來薰閣書店,談到它的老顧客,老闆陳濟川的摯友們,胡適這名字總也跟錢玄同、劉半農、馬隅卿、周作人、陳垣、鄭振鐸、謝國楨……並列。有次他很想買一本明刻的《水經注》,先打預防針,嚷嚷買不起太貴的書。陳濟川乾脆直說:「別人需60萬元,胡先生買,我只要30萬元!」
胡適天生好人緣,一輩子與人為善,三教九流都樂意跟他當朋友,遂有「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到處流傳。1920年,他曾以50銀元買了一部120回本的《水滸傳》。有位朋友提醒他:這書買貴了,書商是以兩元買進的。胡適聽後一點也不後悔,反而有點阿Q地往好處想:「未必吃虧,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50元買一部古本《水滸》,更好的古本肯定都會跑出來了。」這種看得開的樂觀個性,讓他買書時占了不少便宜。許多書真的不用他開口,自動會找上門,一如他那首〈我的兒子〉詩裏所說:「我實在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1927年初夏,花了一年功夫,到歐美日繞了一大圈回到上海的胡適,某日收到一封信,說想出讓一本《脂硯齋石頭記》給他,此人當也讀過幾年前胡適所發表的考證文章,知道他對《紅樓夢》感興趣。「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胡適日後回憶說。
沒多久,胡適跟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合辦「新月書店」,廣告登上了報紙,那人知道後,不死心,竟直接把書送到書店,要求轉交胡先生。書不請自來,書生胡適豈有不看的道理?一翻之下,大為吃驚,立刻重價買下。隔年發表了一篇長達18000字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說明這一劉銓福舊藏的「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石頭記》舊抄本,乃是世間所存最古老的《紅樓夢》寫本,裏面所提供的資料,包括眉批、夾評、小字密書等,足可考知曹雪芹的家事、死亡年月日,甚至原始稿本狀態。文章一出,轟動一時。世人方知舊抄本的重要,於是陸續有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甲辰本……的出現,讓「紅學」研究往前邁進一大步。
這書的珍稀,無須多說。胡適卻不太當一回事,絕不藏私。1948年國共內戰正激烈,一名燕京大學學生周汝昌寫信給他,說想研究《紅樓夢》,胡適「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與周僅見過一面,便把這書借給他。後來周汝昌兄弟私自影寫了一個副本,胡適也笑笑沒說什麼,讓學生與老師共享這一最古老的版本。「慨然將極珍罕的書拿出,交與一個初次會面的陌生青年人,憑他攜去,我覺得這樣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來的。」日後成了紅學權威的周汝昌曾感念地說。
儘管胡適的書都是要讀、要用的,他對這部書情有獨鍾,卻也很明顯。1948年12月15日,蔣介石派專機到北京接運圍城中的胡適夫妻,當時胡有一百多箱書。離開前幾小時,他「曾經暗想: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麼多的書,捨棄了太可惜,帶吧!」兵荒馬亂,飛機容量有限,當然不可能,「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並且在那一、二萬冊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被挑中的就是這部書。「這是我的寶貝!」他說。自此書與人相隨,流浪到天涯,直到1958年回台灣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0年12月胡適70歲壽誕,台大校長錢思亮在家裏為他祝壽,壽宴裏,胡得知中央印製廠除了印鈔票之外,也能套印書籍,當下決定影印出版《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廣流傳。這一決定,或與此前胡適讀到北京中華書局《紅樓夢書錄》關於這書的記載有關:
此本劉詮福舊藏,有同治二年、七年等跋;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
這話有些惡意,聽起來彷彿胡適藏書自珍,阻擋出版。但其實胡適曾說過的「新月書店的廣告」係指「新月書店(成立)的廣告」,與書無關。寫的人誤解,且衍推了。胡適對此頗不以為然,澄清了好幾次。——中共傾全國之力,清算批判「思想家胡適」,他一點不在意。這短短一行話,卻讓胡適耿耿於懷:說我思想不行無妨,說我阻礙知識流傳,那可不行!
此書出版,胡適全程參與,試印稿、題簽、出版緣由、跋文、樣張、印數定價(初版500部,每部120元,預約7折84元),還親自寫信給香港友人,請代為經銷。預約廣告出來,500部訂購一空,急忙追加,最後加到1500部:香港500部,台灣900部,自留100部。胡適忙得不亦樂乎,或因過於勞累,竟引發心臟病,差點一命嗚呼。1961年5月,新書送到,急著翻看,「拿出臺靜農刻的圖章,在這部影印本上下兩冊的第一頁上都蓋了印,說:『這是影印第一部,我很少在自己的書籍上蓋印的。』」歡喜之情,溢於言表。
那幾個月裏,胡適不停分送「寶貝」給友人,趙元任、李方桂、董作賓、高天成……都得了一部。他還特別送了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一冊當生日禮物,並有信一封:
近日我影印了我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送上一冊,補祝老兄的大壽。這是世間最古的「石頭記」寫本,得中央印製廠用硃墨兩色套印,頗能保存原本的樣子。
還是歡喜,還是得意。過兩天,張群復函致謝,胡適又說:「我想贈一部給介公和蔣夫人,倘蒙老兄代為轉呈,不勝感激!」
到了暮秋十月,分身寶貝都送光。隔年春天二月,胡適也走了。正身寶貝據說先寄藏康乃爾大學,然後有一天突然成了上海圖書館館藏。是購是贈?世人莫知,台灣人少有興趣知道。
(春風似友2018珍本古籍拍賣會臉書專頁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六, 2月 20, 2016
關於「南玲北梅」
關於「南玲北梅」
止庵
《梅娘近作及書簡》中《北梅說給南玲的話》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提及這個話題,論家多循此說,然而卻有兩點可議。第一,張愛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舉為「最受歡迎的女作家」,她甚至連「女作家」都不是,因為後來收入《傳奇》、《流言》的作品,一篇還沒有寫出來。據陳子善編《張愛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聖約翰大學文科四年級就讀,十一月輟學,開始專事寫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紀》月刊發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羅蘭》雜誌連載《沉香屑:第一爐香》,是為《傳奇》之第一篇。至於《傳奇》單行本出版,則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順便說一句,梅娘在《我與張愛玲》一篇中說:「一九四二年,當社會上把『南玲北梅』並稱的時候,我讀了張愛玲的《金鎖記》。」也不確。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鎖記》連載於《雜誌》月刊。至於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確為華北淪陷區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魚》等均已面世,更早還在長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兩本集子。論家比較二人創作,講過梅娘,再講張愛玲,輒言「與此同時」,實際上並非如此。
《新文學史料》二OOO年第一期所載范宇娟作《梅娘着譯年表》,說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項下云:「本年,北平馬德增書店和上海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讀者最喜愛的女作家』調查活動。梅娘和張愛玲分別當選。自此流傳開『南玲北梅』之說」《梅娘近作及書簡》附錄劉潔《不同語境下的「南玲」與「北梅」》一文,亦取此說。如前所述,假如真有這一「調查活動」,也不可能發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動如何辦法,亦語焉不詳。須知當時南北交通並不便捷,譬如《傳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雜誌發表沈啟無《南來隨筆》,尚且說:「張愛玲的文章,我讀過的沒有幾篇,北京書攤上還沒有《傳奇》賣。」
雖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歡利用『南玲北梅』這種商業意義的炒作來借張揚梅。」(《致劉潔信二通》)此說畢竟已屬約定俗成,而且見載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之類文學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處何在,從事該項研究者理應考訂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書簡》一書代序《評說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說,曾「有一項民意調查」,那麼應該載諸當年報刊;而且所涉及的時限並不長,不早於張愛玲登上文壇,不遲於抗戰勝利。有關人士下點工夫就是了。
《我與張愛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 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沖沖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采。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之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着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髮垂肩,被男士們簇擁着,從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着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可以斷定,那位「似乎是張的女士」並非張愛玲,因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後張愛玲也沒來過。只是兩到八歲家住天津時,其間「北京也去過」(《流言•私語》),但與這裏所說顯然無關。在他人轉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說「似乎是張的女士」則徑直寫作「張愛玲」了。當年人物容或記錯,後來學者應該明辨。
寫給張愛玲的信徒們
(原刊《中華讀書報》二OO五年十二月二日,轉貼自《豆瓣》。)
當年就沒有「南玲北梅」這回事
謝其章
二零零九年,最壓倒一切的話題莫過於《小團圓》,從春天的此書問世,到年底的評選「十大好書」,其間叫好與謾駡,歡欣鼓舞與捶胸跺足,幾無一日之寧。媒體忙着約跟《小團圓》粘邊的稿,惟恐落了人後。我跟一家雜誌的主編先生開玩笑,你們忙得腳丫朝天,卻忘了最重要的一位作者──梅娘。主編一楞「她還在嗎?」我說還在,近來還有文章見報,至少你可以電話採訪呀。主編說「南玲北梅,南玲北梅,我知道我知道。」我趕緊說「當年可沒這回事啊。」主編不解,我只好給她不嫌囉嗦地寫了一大篇,還不知道她明白了沒有。
《梅娘近作及書簡》(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北梅說給南玲的話》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
梅娘這番言論一出,馬上有止庵等學者發表文章,表示對當年有否這項「讀者調查」有質疑。質疑的文章有這樣幾篇份量重的:止庵《關於「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華讀書報》),郝嘯野《梅娘的回憶可信嗎?》(2006年1月18日《中華讀書報》),張泉《「南玲北梅」辨析》(2006 年4月3日《文匯讀書週報》)。
我也知道儘管有了以上幾位鞭辟入裏的文章,人們還是會認為「南玲北梅」之說是事實存在的(約定俗成的),普通讀者也就算了,連某些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也在這麼認為「學人中長期流傳着『南玲北梅』的說法,儘管止庵先生曾有文章質疑,但這個說法怕是不易消除的了。」(《北平淪陷時期活躍着一個雷妍》)這就很讓人無奈。
關於這項評選 當年確實進行過沒有,現在已有以上幾位進行了非常充分的論證,說明這項評選當年是不存在的。幾位作者筆下留情,沒有直接點破梅娘同志在這件事上確實起到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貽誤後生矣」之作用──甚至可能就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張泉娓婉地說「當時的人或現在的人虛構出『南玲北梅』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現代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兩位作家被讀者正模正樣地「南某北誰」的並稱過或評選過,現在居然有了個漏洞百出的「讀者調查」。可笑許多學者也「多循此說」。更為令人詫異的是,其中的一方(梅娘)居然欣欣然「愧領」了這項桂冠,而且據此「大造聲勢」及「借題發揮」。
止庵先生和張泉先生都提出「翻閱當年報刊」的意見。止庵說「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處何在,從事該項研究者理應考訂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書簡》一書代序《評說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說,曾『有一項民意調查』,那麼應該載諸當年報刊;而且所涉及的時限並不長,不早於張愛玲登上文壇,不遲於抗戰勝利。有關人士下點工夫就是了。」 張泉說「在對史實作判斷時,往往說『有』易,說『無』難。我曾將北京淪陷期的幾十種刊物從頭到尾逐頁翻過,未發現『南玲北梅』的說法。」
現在,我再幹一遍這樁「說『有』易,說『無』難」的傻事。我的方法是:一,全面核查。二,重點(刊載張愛玲作品的刊物)核查。三,專項(《雜誌》)核查。如果真有「是最受歡迎的誰女作家」評選這麼件大事情的話,那麼在北方(北平)刊物上一點兒沒有記錄,在南方(上海)刊物上也沒有一點兒記錄的話,難道 「南玲北梅」是在極端保密,極端小的讀者範圍內評選出來的?
張泉先生不是「將北京的幾十種刊物從頭到尾逐頁翻過」麼,那麼我就將上海淪陷時期所出幾十種刊物來個「逐頁翻過」,費時三月,灰頭土臉,現報告我通檢過的刊物,它們是:《古今》《文帖》《天地》《小天地》《語林》《風雨談》《萬象》《春秋》《紫羅蘭》《天下》《樂觀》《求是》《國藝》《文潮》《太平》《中華畫報》《小說月報》《文運》《詩領土》《太平洋週報》《西風》《飆》《一般》《新世紀》《碧流》《大眾》《人間》《申報月刊》《新地》《中華月報》《文史》《光化》《雜誌》。這是我的第一個方法。那些刊載張愛玲作品及北方作家作品的刊物尤其翻查的仔細又仔細,可以誇口「一隻蚊子也休想漏過去」。
近乎反證的方法就是假設真有這項評選的話,也得等到張愛玲「確立名聲」之時──而不是只有幾篇散文的青澀作家。是《金鎖記》(1943年11月)使得張愛玲真正地聲名鵲起,而等到單行本的面世還要稍晚些時候(《傳奇》初版是1944年8月,《流言》初版是1944年12月)。在這個大致的時間段內重點核查(前面的作法是「普查」),不致於陷入漫無邊際「無」的陷阱。現將張愛玲作品在刊物上刊出的篇目大致排列一下:
《西風》:《天才夢》
《紫羅蘭》:《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
《萬象》:《心經》《連環套》《琉璃瓦》
《天地》:《封鎖》《公寓生活記趣》《道路以目》《燼余錄》《談女人》《童言無忌》《造人》《打人》《私語》《中國人的宗教》《談跳舞》《「卷首玉照」及其他》《雙聲》《我看蘇青》
《小天地》: 《散戲》《炎櫻語錄》《氣短情長及其它》
《古今》:《洋人看京戲及其它》《更衣記》
《苦竹》:《桂花蒸,阿小悲秋》《談音樂》《自己的文章》
《語林》:《不得不說的廢話》《關於汪宏聲先生》(原無題)
《太平洋週刊》:《銀宮就學記》
《太平》:《借銀燈》
《大家》:《華麗緣》《多少恨》(此刊為抗戰勝利後出版,與「南玲北梅」不搭界)
《新東方》:《鴻鑾禧》《存稿》。
《飆》沒有張愛玲的文字作品,只有張的一幅速寫。
《春秋》只有張愛玲寫給某編輯的一封信。
這是我的第二個方法,很遺憾,通查之後,未能在以上刊物中發現「南玲北梅」的說法,及「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評選活動的一丁點兒痕跡。
推舉張愛玲最力刊物當屬《雜誌》,張愛玲最重要的作品《金鎖記》最初刊載的光榮也被《雜誌》獲得。我對《雜誌》下了最多的功夫,這是第三種方法,希望有所斬獲。
《雜誌》發表張愛玲作品的順序:
《茉莉香片》(11:4。1943年7月)(按,「11:4」即第11卷第4期。下同)
《到底是上海人》(11:5。1943年8月)
《傾城之戀》(11:6,12:1連載。1943年9月至10月)
《金鎖記》(12:2,12:3連載。1943年11月至12月)
《必也正名乎》(12:4。1944年1月)
《年輕的時候》(12:5。1944年2月)(馬吉按:篇名似該是《年青的時候》,待考。)
《花凋》(12:6。1944年3月)
《愛》《論寫作》《有女同車》《走!走到樓上去!》(13:1。1944年4月)
《紅玫瑰與白玫瑰》《說胡羅蔔》(13:2,13:3,13:4。1944年5月至7月)
《詩與胡說》《寫什麼》(13:5。1944年8月)
《忘不了的畫》(13:6。1944年9月)
《殷寶灩送花樓會》(烈女傳之一)(14:2。1944年11月)
《等》(14:3。1944年12月)
《留情》(14:5。1945年2月)
《創世紀》(14:6,15:1,15:3。1945年3月至6月)
《吉利》(15:1。1945年4月)
《姑姑語錄》(15:2。1945年5月)
《浪子與善女子》(炎櫻作,張愛玲譯)(15:4。1945年7月)
這期間,雜誌社還組織了《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945年3月);《傳奇》集評茶話會(1944年9月);《女作家聚談》(1944年4月);《我們該寫什麼》特輯(1944年8月);一次以張愛玲為主角的納涼聚會(1945年8月)等。《雜誌》都給予很多篇幅進行報導並配有照片。
《雜誌》後面有四個欄目是每期必有的;「文化報導」,「雜誌信箱」,「編輯後記」,「每月文摘」。密密麻麻,信息量極大,連大後方的文人文事也有極其詳盡的消息,這於淪陷時期的上海殊為不易。
自第三期開始,《雜誌》開闢了「雜誌信箱」欄目。這個欄目不是裝裝樣子,每期回答二十多個讀者的問題,欄目一直堅持到終刊。剛開始的問題五花八門,如:「打火機中的電石,是什麼東西?」──「鳥棲息在電線上,為什麼不會觸電而死?」──「近來借債利息,有高至月息四分五分者,法律上對此有無限制?」── 「雜誌編者先生大鑒:茲有問題一則,請在貴刊信箱賜答。鄙人身體尚健,惟每日小便次數極多,不知何故?或謂『頻尿症』,未知確否?請指示治療之法。德增上。」──「寫信去向電影明星索照片,是否能如願以償?」──「何謂『歇斯底里症』?」──「請介紹好的象棋譜數種。」──「通常的編者,每月的酬金多少?」等等,不一而足。
數期之後,讀者的問題比較集中在文學知識,人物行蹤,集配舊書刊的方向上來了,如:「請問作曲家聶耳係何地人?生平簡史若何?卒年何時?」──「近見《作家》月刊廣告,但無處可購,請告售處。」──「已故詩人徐志摩聞一多之遺着(注:聞一多此時仍在世,不應稱遺着。),請介紹數種,現在滬上能否購得?」──「《中國新文學大係》,該書係何人所編?何處出售?價值多少?」
又數期之後,為節省版面,「問題」不登出來,只登編者的「回答」,讀者可以從「回答」中推想到「問題」提的是什麼內容。如:「上海趙驤先生:《南社影事》作者勁草先生為南社老社友,其姓名在未徵得作者同意前,恕不宣佈。」──「常熟錚錚先生:先生對於本刊的『文化報導』,『人物記述』,『報告文學』感到滿意,我們非常感激。集郵和奕棋等消遣文字,本刊不擬刊載。」──「鎮江史宏瑜先生:本刊文章題目之刊在封面上的,並不是說這些文章比其他的文章好,不過是比較特殊一點,或是有點吸引力,或是有點時間性,再或是於本期起開始連載的緣故。」──「蔣昧先生:王易庵並非邵洵美。王予即王玉。疏影並非漱石。」──「宓杏元先生:文載道君有《星星小文》散文集,在文化生活社出版,現已絕版。」──「上海張文化先生:一,本刊不擬刊載偵探譯作。二,先生要我們每期刊載漫畫四至六頁,這在事實上辦不到,第一是製版費太貴,第二是漫畫家的作品也沒有這麼多,題材的限制也有問題。」 看過許多古舊雜誌,能如此耐心地回答讀者疑問並堅持始終的,似僅《雜誌》一家。
現摘錄這四個欄目中涉及張愛玲的全部報導。(附帶說一句,在幾百條消息中竟只一條涉及梅娘,沒有名字,只提到她寫的書《魚》)。
1943年7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在本刊還是第一次出現,在《茉莉香片》中,對於一個在腐爛的家庭環境中生長起來的青年的變態心理有深入的刻劃,寫法也很新穎,更難得的,還由張女士自己插圖,應向讀者推薦。
1943年8月《文化報導》: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
1943年9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傾城之戀》是一篇好小說,可惜因篇幅關係,不能一期登載,茲先刊上半篇,下期續完,
1943年10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好評甚多,《傾城之戀》於本期刊完,下期將有最新作品出現。
1943年12月《編輯後記》:這期續完的是張愛玲女士的《金鎖記》。寫一個舊時代的故事,一個金錢鎖練下的女主人的悲劇的一生。對於女主人公嫉視他人幸福的變態心理的由來有深入的刻劃,應當鄭重的推薦。
1944年3月《雜誌信箱》:杭州淩濟美先生:張愛玲女士的《香港傳奇》原交中央書店出版,可是後來因為紙張關係,不曾出成。原來收集在《香港傳奇》裏的幾個短篇現在早在各刊物上發表過了。張女士的作品,除載本刊外,在《天地》《古今》《萬象》《太平洋週報》等刊物都有發表。究竟發表過多少,那可不清楚了。作者原有將已發表的出單行本的意思,後來因為印刷成本合不上,所以打消了。張女士的長篇除《連環套》外,尚未有新的發表過。
1944年3月《編輯後記》:張女士的《論寫作》將在下期與讀者相見。
1944年5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小說,的一種無與倫比的風格,是人所共賞的,本期起我們又鄭重刊載張女士的新作中篇《紅玫瑰與白玫瑰》,大約連載三期,可以刊完。更能得的,是本期同時刊載胡蘭成先生的《評張愛玲》,不但評判了她重要的作品,而且正確地指出了作者的稟賦,性格,及其創作的態度,從內容來說,這是一篇文藝批評的文章,但從文字的韻味及其造句之美來說,那簡直是一首詩。
1944年6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創作集《傳奇》,收中短篇小說十篇,由本社刊行,內容豐富,現在印刷中。
1944年7月《文化報導》:蘇青之《結婚十年》已脫稿,近寫《女像陳列所》,將在《小天地》連載,由實齋加評,張愛玲插圖,為連載長篇之別開生面者。
1944年8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小說集《傳奇》業已出版,計集近作中短篇小說十種而成,都三百餘頁,內容甚為精彩,並由作者裝幀,售價二百元,由本社發行。
1944年9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集《傳奇》由本社刊行後,不數日而初版銷售一空,開出版界之新紀錄,張女士作品為讀者所重,於此可見。本社為《傳奇》出版特約名作家多人,舉行茶會,對張女士作品作一公正而坦白之集體批評,茶會記錄於本期刊出。《傳奇》再版本在印刷中,不日出書。
1944年9月《文化報導》:張愛玲中篇《傾城之戀》(前在本刊刊出)已由作者編成一四幕劇,即將由某劇團演出。
1944年10月《文化報導》:張愛玲著《傳奇》再版出書,由炎櫻設計新封面,作者寫「再版的話」,由本社發行。
1944年11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列女傳》,每一傳各自成篇。本期所載的一篇,風格似於前此的作品有了改變,不知讀者的意見如何。
1945年1月《文化報導》:張愛玲新著《流言》出版,係作者年來所作散文小品之結集,前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照片,內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燈書報社總經售。
1945年2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留情》經預告後,終與讀者如期相見。本文似可視為張君近頃的力作,張君作品所有的優點都在本文中充分表現。
1945年4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將與其文友炎櫻創辦一時裝設計社,專為人設計服裝。
1945年5月《文化報導》:《天地》刊張愛玲《我看蘇青》一文,聞蘇青亦將有《我看張愛玲》一文,將在《小天地》發表。
1945年6月《文化報導》:蘇青之《結婚十年》《濤》,張愛玲之《傳奇》《流言》,在北方均有翻版本,蘇張大為憤慨,而尚無對付辦法。按男作家之暢銷書被人翻版,由來已久,向無辦法。
1945年7月《編輯後記》:炎櫻為張愛玲畏友,《浪子與善女人》等小品四章為其近作,並由張女士執筆迻譯,相得益彰。
1945年7月《文化報導》: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苗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近頃報聞,關於張之喜訊頻傳,詢諸本人,則顧而言他,衡之常理,是即不否認之意,若是,則張之近況為一面待嫁,一面寫作矣。
1945年8月《編輯後記》:七月廿一日本社舉行納涼座談,特請新聞界前輩陳彬 ,金雄白兩先生,一流作家及一流影星張愛玲,李香蘭兩女士參加,縱談影藝文學,評論大小型報紙,兼及生活感想,完全採隨談閒談方式,足為本期《雜誌》生色不少。以陳、今、李、張四位之身分,而能聚首一堂,各抒議論,尤稱難得。
推舉張愛玲最力的《雜誌》中的所有涉及張和梅的報導,我全數摘錄下來了,只想說明一個道理:動靜這麼大的一項「讀者調查」,難道《雜誌》會視而不見麼。對張愛玲,《雜誌》真是每聞必錄,每事必記之地步。某次聯誼,張愛玲未到,「大家未免失望」。連張愛玲生活的枝節末梢與文學不粘邊的都不漏掉,難道他們會漏掉「評選最受歡迎」這麼有新聞爆料的重大事件麼。我們親愛的讀者,親愛的「張迷」,尤其是親愛的「梅迷」,親愛的現代文學專業研究者,誰能解釋得通。邏輯一直是解決難題的強大武器,讓我們一起重拾邏輯,少說些傻話。還有一法,也像我這樣,沉浸到圖書館去,證「有」或證「無」罷。
張泉在文章中還說到「到日本人統治後期,曾興盛一時的北京出版業迅速委頓,鮮有新書印行,最流行的文學作品是些有銷路的翻印本(盜版書),包括蘇青的自傳體長篇《結婚十年》、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蘇青的散文小說集《濤》。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說集《蟹》(北京《中華週報》1945 年5月30日)。」
寒舍正巧藏有全份的《中華週報》(1944年9月24日至1945年8月19日),此刊文化報導也像《雜誌》一樣極其詳盡全面。梅娘是此刊的重要作家。張泉說的這條「翻印本」消息,刊於1945年5月13日(而非5月30日)《中華週報》,原消息為三條,其一云「京津青濟各出版商,聯合致力翻印大量文藝新書,預計月出二到三冊之間。除《結婚十年》已出版外,計有張愛玲《流言》,蘇青《濤》《浣錦集》,及《傳奇》等等。」我見過翻印本《流言》,源頭原來在此。《中華週報》有十數條說及張愛玲,然已經張泉翻過,我雖也「逐頁翻過」,但就不必在此報告了。
我讀《梅娘近作及書簡》,看到這樣一段話「他家(柳龍光)是晚清時的小官家之一,祖輩有過四品帶刀護衛的往事,在北京西城的按院胡同有所大宅子。有什麼假山石,金魚缸等富家擺設。」我家在按院胡同居住了三十多年,這條胡同有三四處大宅子,就在離我家很近的地方,不知哪家是柳家大宅門。明代北京地圖即著錄的按院胡同今已拆乾淨了,現在寫到梅娘,順帶說上這段往事,自覺很有意思。
梅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一輩作家,但是做為「南玲北梅」的當事人,卻默認而不是澄清這種漏洞百出的缺少歷史依據的傳言(我們當然不願意相信某些學者私下的議論──「南玲北梅」其實正是梅娘自己杜撰出來的。)這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南玲北梅」之說以訛傳訛,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竟也將「南玲北梅」這種坊間傳說寫進書裏;學者雷頤《三重語境下的梅娘》也拿此說事,這就大成問題。梅娘是北京淪陷時期最具聲名的女作家,文學成就是公認的,很沒有必把自己與張愛玲並列起來。
二O一O年一月十八日
(謝其章《玲瓏文抄》,山東畫報出版社二O一二年十月初版;轉貼自《搜狐讀書》。)
梅娘自編自演之「南玲北梅」
謝其章
「南玲北梅」算是個半老不新的話題,現在重提,我也覺得沒啥意思了,因為這個話題還是面對面的辯論比較有意思,也比較能夠說得清楚,而在紙面上爭論來爭論去,永遠像是「搗漿糊」。既然覺得沒意思,「為什麼你還要一寫再寫呢?」──有人如此質疑我。我忽然發現破解「南玲北梅」這道偽命題很像上初中時的解幾何題,已知條件越多,解題就越容易。現在我手頭的材料足夠給出答案了,我心情愉快的來解這道題,有知識的「白相人」愛說什麼說什麼。為了把話說清楚,分「自編」與「自演」兩部分。
一. 梅娘自編「南玲北梅」
先說我手頭的材料,所謂材料並非如何機密,或如何神秘(只有「領受文學賞的梅娘女士」照片,乃第一次披露)。但是一旦將這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全部擺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聯,「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
1. 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1987年第4期《追求》雜誌
2. 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1993年10月(總第5期)《星光》雜誌
3.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1994年10月中國和平出版社
4. 梅娘《往事》1995年2月作
5. 梅娘《我與張愛玲》1996年初冬作,刊1997年4月《中華讀書報》
6. 梅娘《記憶斷片》1997年4月應《現代家庭》記者之約作
7. 梅娘《北梅說給南玲的話》2001年11月27日《北京青年報》
8. 張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2005年5月貴州教育出版社
9. 梅娘《梅娘近作及書簡》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
10. 止庵《關於「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華讀書報》
11. 郝嘯野《梅娘的回憶可信嗎?》2006年1月18日《中華讀書報》
12. 張泉《也說「南玲北梅」──兼談如何看待「口述歷史」》
13. 劉瓊《從「南玲北梅」說起》2006年3月17日《人民日報》
14. 北京上海淪陷時期所出期刊幾十種(本文所涉及的《中華週報》乃北京出版)
張泉說:「就我目前為止的視野所及,『南玲北梅』說最早見諸陳放的文章《一個女作家的一生》(刊於1987年第3期《追求》雜誌):
單小燕就佔了兩大本,「第一眼,我就認出了她,單小燕,相冊很厚,有幾百張,都是她。」陳放寫道。
到了《一個女作家的一生》,陳放加了個副標題「《女人的研究》系列準報告文學之二」。文章開頭的小題是「一組特寫鏡頭」,裏面分「鏡號1,2,3,4」,「鏡號4:南玲北梅」,劈頭就是那段疑竇重重的話(與張泉所述略有出入):
時間到了一九九三年,陳放的《一個女作家的一生》又刊在《星光》雜誌。《星光》雜誌是我當年從創刊號一本一本連續在報攤買的,它的外觀比《追求》豪華多了,用紙也好,內容也有我感興趣的。第二期有篇談四九之前舊期刊的,我當時正熱衷搜求民國雜誌,情不自禁地往編輯部打電話詢問該文作者情況。原來作者是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張伯海先生。十幾年後我和張會長還通過一次電話。
《星光》所載《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文字與《追求》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在目錄頁該文標題下加了一段按語「四十年代,女作家中有『南玲北梅』之說,『南玲』,指張愛玲,『北梅』呢?半個世紀過去了,在北京農業電影製廠,我們找到了當時的『北梅』──梅娘,遂揭開一段塵封的往事,一個傳奇的故事。」
如果沒有看過1987年的《追求》,讀者會以為陳放是1993年剛剛採訪梅娘的,事情越來越像一個精心設計的局。還有一處不同,這回的文章配了兩張照片,一張是「五十年代梅娘和孩子在院子裏」;另一張是「8月27日梅娘同前來訪問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岸陽子先生在家中合影」。事情不止於此,接着陳放的文章後面是署名「阿一」的文章《梅花香到老──女作家梅娘近況》,開頭說「最近,《星光月刊》要刊登陳放的文章(一個女作家的一生),他們知道我認識女主人公──梅娘,便請我談談她的近況。」
何文配了一張梅娘的生活照。何文無意之中戳開了陳放的穿幫,何說「梅娘的女兒現定居加拿大,外孫女也在那兒」,而陳放1987年那句「今日活躍在影壇上的青年女導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長女,所以有時她也用『柳青娘』這個筆名。」到了1993年人家已經去國萬里卻仍一字不改。由於柳青與陳放是同行,所以陳放才能知道有個梅娘「大隱於市」,所以陳放才可能採訪單小燕和梅娘這兩個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實際上有一根線牽着,這根線就是電影),所以有知情人稱,柳青也參與了「南玲北梅」的出籠。
我們都知道報告文學是必須採訪本人的,所以從表面上看是陳放最先提出「南玲北梅」說,而梅娘好像只是附合其說。實際上陳放的文章是在採訪梅娘後撰述並刊發的,所以有理由認為「南玲北梅」的說法最先出自梅娘之口,而陳放只不過是個轉述者。正因為出自梅娘之口,所以這個編造出來的「南玲北梅」才符合編造者必有的編造動機。又由於時隔四十幾年老作家記性差了,又由於梅娘是北方作家,所以「南玲北梅」中的兩大破綻「1942年」和「宇宙風書店」是因為梅娘不熟悉上海文壇不熟悉張愛玲造成的。為什麼「北平的馬德增書店」梅娘搞不錯呢,因為這個位於東安市場裏的書店經常代銷梅娘的書,常與梅娘打交道。
說這到必須交代一下陳放的情況了。
陳放,黑龍江哈爾濱人,1944年出生。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受迫害達12年之久。1978年平反後任《華人世界》主編,《星光》月刊常務副總編。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着有小說集《第七圈第二環的兩個女人》,報告文學《中國矽谷》,電影文學劇本《女模特之死》(已拍攝發行),電視連續劇劇本《都市危情》《撞擊世紀之門》等。長篇小說《天怒》(《天怒人怨》)譯有韓、日、法、英外文版本。《撞擊世紀之門》獲飛天獎,《中國矽谷》獲火鳳凰杯一等獎。2005年11月19日因腦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61歲。
二. 梅娘自演「南玲北梅」
梅娘編造出「南玲北梅」之後,梅娘開始自我表演,這是老作家晚年最大的敗筆,十分令人痛惜。越表演破綻越多。上述止庵,郝嘯野的文章已將破綻揭露得近乎體無完膚。
「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綻是「聯合發起」這四個字,也就是郝嘯野文章所說「當時北平和上海兩地的文化界實際上處於隔絕狀態(日寇對東北、華北、華東及華南等佔領區,一直是實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滬兩地的書店聯手開展讀者的問卷調查活動了。」
近年相繼有《華北偽政權史稿》《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研究》《偽滿州國文學》《汪偽政權全史》等專著面世,裏面大量的原始檔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證郝嘯野的觀點。
梅娘的表演,均有她自己的原話白紙黑字的印在書裏(《梅娘近作及書簡》),凡涉及「南玲北梅」,居然沒有一件事情是真實可信的,這就不像有些人為其辯解為「老年的失憶」所說得通的。
1. 《記憶的斷片》:小隊長問了:「你和張愛玲齊名,為什麼『大東亞文學獎』給你不給她,這是什麼原因?」
2. 接上。大隊長一錘定音了!他更重重地加了一句:「你當然也知道,張愛玲叛國投敵,栽到美帝的懷抱裏去了!」
跟帖:呵呵,1958年勞動教養所的大小隊長就知道張愛玲了,比夏志清還早。
3. 《我與張愛玲》:正是那年的夏初(1942),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沖沖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采。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中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着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髮垂肩,被男士們簇擁着,在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着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
跟帖:關於梅娘的這段繪聲繪色的杜撰,止庵文章稱「可以斷定,那位『似乎是張的女士』並非張愛玲,因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我要補充一點,梅娘關於「似乎是張的女士」的服裝的描述是從張愛玲文章裏生吞活剝來的。
4. 接上。1944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蘭心大戲院正在排練張愛玲親自改編為話劇的《傾城之戀》。朋友們勸我去看看,就便結識張愛玲。……我們趕到蘭心,排練已經結束,在眾人簇擁中走向台下的張愛玲,長髮披肩,一件絳紅的旗袍,直覺,正是她為流蘇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為她在眾多的名藝人中間,我不便上前搭話。
跟帖:這又是梅娘的杜撰。事實是,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梅娘參加並獲獎(梅娘作品《蟹》獲「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賞」)。會後是有部分華北代表(楊丙辰、林榕、侯少君、蕭艾)去了蘇州和上海,但是梅娘並沒有去上海。張泉說「但上海《雜誌》上的紀實文章報導說,梅娘來的晚,走的早。我揣測,這大概是因為她的第二個女兒出生才三個多月,不宜離開太久。」查《雜誌》1944年12月號楊光政《中國文學年會記》,內稱梅娘「因偶患小病」未參加於11月11日的「中國文學年會」,但是第二天12號開幕的「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梅娘趕上參加了。楊光政寫道:「梅娘為柳龍光先生之夫人,是一摩登化的女作家,着有短篇小說集《蟹》,得到了此次『大東亞文學獎』,此外有《魚》等小說集,因此趙蔭棠先生戲呼為『水族館(在天津)主』;聞已有兩個女兒,因生產未久,體頗嬌弱,惟在大東亞文學會議上頗為活躍,會後即首途返平,看護小女兒去了。」
5. 接上。1995年初夏,我有機會在美國逗留,托《中國時報》的朋友幫我聯繫張愛玲。很想跟她侃侃諸如女兒心等等的話題,得到的回答非常乾脆:「陌生人一律不見!」我當然是陌生人了,難以分說的遺憾又一次襲上心頭。
跟帖:1995年初夏梅娘是否在美國逗留過?有這個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國領空掠過。我的根據是,1995年3月22日梅娘在加拿大(柳青定居在加國)寫給劉小沁(《當代》雜誌編輯,曾編輯《南玲北梅》一書,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信中所說:「去年7月來加後,言語關像一堵厚牆,實難通過。……我決定六月歸去!」而梅娘真正到了美國,是在女兒柳青定居美國之後,時間已是張愛玲去世之後好幾年了(《梅娘近作及書簡》裏有幾封信可以佐證這個時間是在1995年之後)
至於「陌生人一律不見!」則近乎笑話,先不說張愛玲買不買《中國時報》的帳,也不說張愛玲不接電話不拆信不開門的自絕於人世的稟性,張愛玲是不見就是不見,並無生熟之分。張愛玲飄飄乎如遺世獨立,正是梅娘最缺少的品質。梅娘說「愧對並稱」,總算還有一點自知之明。
6. 《北梅說給南玲的話》:而今,張愛玲帶着她的冷雋之愛走了,並稱的我卻仍滯留在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間。我渴望與她對談,說說姐妹之間才有的悄悄話。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儻的男士推薦給她,免得她在汽車旅館裏,獨自伴着流徒,與孤寂相隨,與跳蚤相鬥。望着純靜的藍天,望着攜帶遐思的行云,我這個「北梅」說給「南玲」的心裏話是:「女人的環境在逐漸改善,你放心吧!」
跟帖:這段話沒有杜撰,沒有可疑的故事,完全的梅式抒情。可是卻幾乎將我對老作家最後的敬重,最後的同情,最後的理解,一掃而光。
7. 《我與日本文學》:《魚、《蟹》先後得了「大東亞文學獎」之後,使我困惑了好長時間,我沒有為「大東亞的文學共榮」做出過貢獻,為什麼要頒獎給我?……儘管這樣想,我仍然沒有去領獎。
跟帖:對此,我不得不拿出這張梅娘領取大東亞文學獎的照片,內心五味雜陳,真是抱歉得很。在歷史實真相面前,誰也沒有特權。
(馬吉按:陳言〈「南玲北梅」之我見──兼回應謝其章之觀點〉一文(原刊《中華讀書報》二O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另見《布衣論壇》二O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有此說法:「梅娘的確參加了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且小說《蟹》也獲得了大東亞文學獎,不過作者(按指謝其章)貼出的是梅娘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的照片,並非領獎的照片(指以上的照片)。梅娘獲獎與她說『我仍然沒有去領獎』是兩件事,並不矛盾。她當時是否親自領獎,目前並沒有相關的文字和圖片佐證;能夠證明的是:她本人沒有使用這筆獎金,依據是:《中華週報》曾刊出梅娘委託中華週報社設立『梅娘氏獎金』的啓事,『以其昨年榮受之獎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徵求創作短篇小說一篇,以資鼓勵短篇小說之創作。』(1945年4月8日) 」
(原刊《上海書評》二O一四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日;轉貼自新浪專欄二O一四年八月六日。)
止庵
《梅娘近作及書簡》中《北梅說給南玲的話》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提及這個話題,論家多循此說,然而卻有兩點可議。第一,張愛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舉為「最受歡迎的女作家」,她甚至連「女作家」都不是,因為後來收入《傳奇》、《流言》的作品,一篇還沒有寫出來。據陳子善編《張愛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聖約翰大學文科四年級就讀,十一月輟學,開始專事寫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紀》月刊發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羅蘭》雜誌連載《沉香屑:第一爐香》,是為《傳奇》之第一篇。至於《傳奇》單行本出版,則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順便說一句,梅娘在《我與張愛玲》一篇中說:「一九四二年,當社會上把『南玲北梅』並稱的時候,我讀了張愛玲的《金鎖記》。」也不確。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鎖記》連載於《雜誌》月刊。至於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確為華北淪陷區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魚》等均已面世,更早還在長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兩本集子。論家比較二人創作,講過梅娘,再講張愛玲,輒言「與此同時」,實際上並非如此。
《新文學史料》二OOO年第一期所載范宇娟作《梅娘着譯年表》,說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項下云:「本年,北平馬德增書店和上海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讀者最喜愛的女作家』調查活動。梅娘和張愛玲分別當選。自此流傳開『南玲北梅』之說」《梅娘近作及書簡》附錄劉潔《不同語境下的「南玲」與「北梅」》一文,亦取此說。如前所述,假如真有這一「調查活動」,也不可能發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動如何辦法,亦語焉不詳。須知當時南北交通並不便捷,譬如《傳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雜誌發表沈啟無《南來隨筆》,尚且說:「張愛玲的文章,我讀過的沒有幾篇,北京書攤上還沒有《傳奇》賣。」
雖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歡利用『南玲北梅』這種商業意義的炒作來借張揚梅。」(《致劉潔信二通》)此說畢竟已屬約定俗成,而且見載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之類文學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處何在,從事該項研究者理應考訂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書簡》一書代序《評說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說,曾「有一項民意調查」,那麼應該載諸當年報刊;而且所涉及的時限並不長,不早於張愛玲登上文壇,不遲於抗戰勝利。有關人士下點工夫就是了。
《我與張愛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 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沖沖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采。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之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着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髮垂肩,被男士們簇擁着,從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着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可以斷定,那位「似乎是張的女士」並非張愛玲,因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後張愛玲也沒來過。只是兩到八歲家住天津時,其間「北京也去過」(《流言•私語》),但與這裏所說顯然無關。在他人轉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說「似乎是張的女士」則徑直寫作「張愛玲」了。當年人物容或記錯,後來學者應該明辨。
寫給張愛玲的信徒們
(原刊《中華讀書報》二OO五年十二月二日,轉貼自《豆瓣》。)
當年就沒有「南玲北梅」這回事
謝其章
二零零九年,最壓倒一切的話題莫過於《小團圓》,從春天的此書問世,到年底的評選「十大好書」,其間叫好與謾駡,歡欣鼓舞與捶胸跺足,幾無一日之寧。媒體忙着約跟《小團圓》粘邊的稿,惟恐落了人後。我跟一家雜誌的主編先生開玩笑,你們忙得腳丫朝天,卻忘了最重要的一位作者──梅娘。主編一楞「她還在嗎?」我說還在,近來還有文章見報,至少你可以電話採訪呀。主編說「南玲北梅,南玲北梅,我知道我知道。」我趕緊說「當年可沒這回事啊。」主編不解,我只好給她不嫌囉嗦地寫了一大篇,還不知道她明白了沒有。
《梅娘近作及書簡》(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北梅說給南玲的話》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
梅娘這番言論一出,馬上有止庵等學者發表文章,表示對當年有否這項「讀者調查」有質疑。質疑的文章有這樣幾篇份量重的:止庵《關於「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華讀書報》),郝嘯野《梅娘的回憶可信嗎?》(2006年1月18日《中華讀書報》),張泉《「南玲北梅」辨析》(2006 年4月3日《文匯讀書週報》)。
我也知道儘管有了以上幾位鞭辟入裏的文章,人們還是會認為「南玲北梅」之說是事實存在的(約定俗成的),普通讀者也就算了,連某些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也在這麼認為「學人中長期流傳着『南玲北梅』的說法,儘管止庵先生曾有文章質疑,但這個說法怕是不易消除的了。」(《北平淪陷時期活躍着一個雷妍》)這就很讓人無奈。
關於這項評選 當年確實進行過沒有,現在已有以上幾位進行了非常充分的論證,說明這項評選當年是不存在的。幾位作者筆下留情,沒有直接點破梅娘同志在這件事上確實起到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貽誤後生矣」之作用──甚至可能就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張泉娓婉地說「當時的人或現在的人虛構出『南玲北梅』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現代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兩位作家被讀者正模正樣地「南某北誰」的並稱過或評選過,現在居然有了個漏洞百出的「讀者調查」。可笑許多學者也「多循此說」。更為令人詫異的是,其中的一方(梅娘)居然欣欣然「愧領」了這項桂冠,而且據此「大造聲勢」及「借題發揮」。
止庵先生和張泉先生都提出「翻閱當年報刊」的意見。止庵說「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處何在,從事該項研究者理應考訂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書簡》一書代序《評說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說,曾『有一項民意調查』,那麼應該載諸當年報刊;而且所涉及的時限並不長,不早於張愛玲登上文壇,不遲於抗戰勝利。有關人士下點工夫就是了。」 張泉說「在對史實作判斷時,往往說『有』易,說『無』難。我曾將北京淪陷期的幾十種刊物從頭到尾逐頁翻過,未發現『南玲北梅』的說法。」
現在,我再幹一遍這樁「說『有』易,說『無』難」的傻事。我的方法是:一,全面核查。二,重點(刊載張愛玲作品的刊物)核查。三,專項(《雜誌》)核查。如果真有「是最受歡迎的誰女作家」評選這麼件大事情的話,那麼在北方(北平)刊物上一點兒沒有記錄,在南方(上海)刊物上也沒有一點兒記錄的話,難道 「南玲北梅」是在極端保密,極端小的讀者範圍內評選出來的?
張泉先生不是「將北京的幾十種刊物從頭到尾逐頁翻過」麼,那麼我就將上海淪陷時期所出幾十種刊物來個「逐頁翻過」,費時三月,灰頭土臉,現報告我通檢過的刊物,它們是:《古今》《文帖》《天地》《小天地》《語林》《風雨談》《萬象》《春秋》《紫羅蘭》《天下》《樂觀》《求是》《國藝》《文潮》《太平》《中華畫報》《小說月報》《文運》《詩領土》《太平洋週報》《西風》《飆》《一般》《新世紀》《碧流》《大眾》《人間》《申報月刊》《新地》《中華月報》《文史》《光化》《雜誌》。這是我的第一個方法。那些刊載張愛玲作品及北方作家作品的刊物尤其翻查的仔細又仔細,可以誇口「一隻蚊子也休想漏過去」。
近乎反證的方法就是假設真有這項評選的話,也得等到張愛玲「確立名聲」之時──而不是只有幾篇散文的青澀作家。是《金鎖記》(1943年11月)使得張愛玲真正地聲名鵲起,而等到單行本的面世還要稍晚些時候(《傳奇》初版是1944年8月,《流言》初版是1944年12月)。在這個大致的時間段內重點核查(前面的作法是「普查」),不致於陷入漫無邊際「無」的陷阱。現將張愛玲作品在刊物上刊出的篇目大致排列一下:
《西風》:《天才夢》
《紫羅蘭》:《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
《萬象》:《心經》《連環套》《琉璃瓦》
《天地》:《封鎖》《公寓生活記趣》《道路以目》《燼余錄》《談女人》《童言無忌》《造人》《打人》《私語》《中國人的宗教》《談跳舞》《「卷首玉照」及其他》《雙聲》《我看蘇青》
《小天地》: 《散戲》《炎櫻語錄》《氣短情長及其它》
《古今》:《洋人看京戲及其它》《更衣記》
《苦竹》:《桂花蒸,阿小悲秋》《談音樂》《自己的文章》
《語林》:《不得不說的廢話》《關於汪宏聲先生》(原無題)
《太平洋週刊》:《銀宮就學記》
《太平》:《借銀燈》
《大家》:《華麗緣》《多少恨》(此刊為抗戰勝利後出版,與「南玲北梅」不搭界)
《新東方》:《鴻鑾禧》《存稿》。
《飆》沒有張愛玲的文字作品,只有張的一幅速寫。
《春秋》只有張愛玲寫給某編輯的一封信。
這是我的第二個方法,很遺憾,通查之後,未能在以上刊物中發現「南玲北梅」的說法,及「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評選活動的一丁點兒痕跡。
推舉張愛玲最力刊物當屬《雜誌》,張愛玲最重要的作品《金鎖記》最初刊載的光榮也被《雜誌》獲得。我對《雜誌》下了最多的功夫,這是第三種方法,希望有所斬獲。
《雜誌》發表張愛玲作品的順序:
《茉莉香片》(11:4。1943年7月)(按,「11:4」即第11卷第4期。下同)
《到底是上海人》(11:5。1943年8月)
《傾城之戀》(11:6,12:1連載。1943年9月至10月)
《金鎖記》(12:2,12:3連載。1943年11月至12月)
《必也正名乎》(12:4。1944年1月)
《年輕的時候》(12:5。1944年2月)(馬吉按:篇名似該是《年青的時候》,待考。)
《花凋》(12:6。1944年3月)
《愛》《論寫作》《有女同車》《走!走到樓上去!》(13:1。1944年4月)
《紅玫瑰與白玫瑰》《說胡羅蔔》(13:2,13:3,13:4。1944年5月至7月)
《詩與胡說》《寫什麼》(13:5。1944年8月)
《忘不了的畫》(13:6。1944年9月)
《殷寶灩送花樓會》(烈女傳之一)(14:2。1944年11月)
《等》(14:3。1944年12月)
《留情》(14:5。1945年2月)
《創世紀》(14:6,15:1,15:3。1945年3月至6月)
《吉利》(15:1。1945年4月)
《姑姑語錄》(15:2。1945年5月)
《浪子與善女子》(炎櫻作,張愛玲譯)(15:4。1945年7月)
這期間,雜誌社還組織了《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945年3月);《傳奇》集評茶話會(1944年9月);《女作家聚談》(1944年4月);《我們該寫什麼》特輯(1944年8月);一次以張愛玲為主角的納涼聚會(1945年8月)等。《雜誌》都給予很多篇幅進行報導並配有照片。
《雜誌》後面有四個欄目是每期必有的;「文化報導」,「雜誌信箱」,「編輯後記」,「每月文摘」。密密麻麻,信息量極大,連大後方的文人文事也有極其詳盡的消息,這於淪陷時期的上海殊為不易。
自第三期開始,《雜誌》開闢了「雜誌信箱」欄目。這個欄目不是裝裝樣子,每期回答二十多個讀者的問題,欄目一直堅持到終刊。剛開始的問題五花八門,如:「打火機中的電石,是什麼東西?」──「鳥棲息在電線上,為什麼不會觸電而死?」──「近來借債利息,有高至月息四分五分者,法律上對此有無限制?」── 「雜誌編者先生大鑒:茲有問題一則,請在貴刊信箱賜答。鄙人身體尚健,惟每日小便次數極多,不知何故?或謂『頻尿症』,未知確否?請指示治療之法。德增上。」──「寫信去向電影明星索照片,是否能如願以償?」──「何謂『歇斯底里症』?」──「請介紹好的象棋譜數種。」──「通常的編者,每月的酬金多少?」等等,不一而足。
數期之後,讀者的問題比較集中在文學知識,人物行蹤,集配舊書刊的方向上來了,如:「請問作曲家聶耳係何地人?生平簡史若何?卒年何時?」──「近見《作家》月刊廣告,但無處可購,請告售處。」──「已故詩人徐志摩聞一多之遺着(注:聞一多此時仍在世,不應稱遺着。),請介紹數種,現在滬上能否購得?」──「《中國新文學大係》,該書係何人所編?何處出售?價值多少?」
又數期之後,為節省版面,「問題」不登出來,只登編者的「回答」,讀者可以從「回答」中推想到「問題」提的是什麼內容。如:「上海趙驤先生:《南社影事》作者勁草先生為南社老社友,其姓名在未徵得作者同意前,恕不宣佈。」──「常熟錚錚先生:先生對於本刊的『文化報導』,『人物記述』,『報告文學』感到滿意,我們非常感激。集郵和奕棋等消遣文字,本刊不擬刊載。」──「鎮江史宏瑜先生:本刊文章題目之刊在封面上的,並不是說這些文章比其他的文章好,不過是比較特殊一點,或是有點吸引力,或是有點時間性,再或是於本期起開始連載的緣故。」──「蔣昧先生:王易庵並非邵洵美。王予即王玉。疏影並非漱石。」──「宓杏元先生:文載道君有《星星小文》散文集,在文化生活社出版,現已絕版。」──「上海張文化先生:一,本刊不擬刊載偵探譯作。二,先生要我們每期刊載漫畫四至六頁,這在事實上辦不到,第一是製版費太貴,第二是漫畫家的作品也沒有這麼多,題材的限制也有問題。」 看過許多古舊雜誌,能如此耐心地回答讀者疑問並堅持始終的,似僅《雜誌》一家。
現摘錄這四個欄目中涉及張愛玲的全部報導。(附帶說一句,在幾百條消息中竟只一條涉及梅娘,沒有名字,只提到她寫的書《魚》)。
1943年7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在本刊還是第一次出現,在《茉莉香片》中,對於一個在腐爛的家庭環境中生長起來的青年的變態心理有深入的刻劃,寫法也很新穎,更難得的,還由張女士自己插圖,應向讀者推薦。
1943年8月《文化報導》: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
1943年9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傾城之戀》是一篇好小說,可惜因篇幅關係,不能一期登載,茲先刊上半篇,下期續完,
1943年10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好評甚多,《傾城之戀》於本期刊完,下期將有最新作品出現。
1943年12月《編輯後記》:這期續完的是張愛玲女士的《金鎖記》。寫一個舊時代的故事,一個金錢鎖練下的女主人的悲劇的一生。對於女主人公嫉視他人幸福的變態心理的由來有深入的刻劃,應當鄭重的推薦。
1944年3月《雜誌信箱》:杭州淩濟美先生:張愛玲女士的《香港傳奇》原交中央書店出版,可是後來因為紙張關係,不曾出成。原來收集在《香港傳奇》裏的幾個短篇現在早在各刊物上發表過了。張女士的作品,除載本刊外,在《天地》《古今》《萬象》《太平洋週報》等刊物都有發表。究竟發表過多少,那可不清楚了。作者原有將已發表的出單行本的意思,後來因為印刷成本合不上,所以打消了。張女士的長篇除《連環套》外,尚未有新的發表過。
1944年3月《編輯後記》:張女士的《論寫作》將在下期與讀者相見。
1944年5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小說,的一種無與倫比的風格,是人所共賞的,本期起我們又鄭重刊載張女士的新作中篇《紅玫瑰與白玫瑰》,大約連載三期,可以刊完。更能得的,是本期同時刊載胡蘭成先生的《評張愛玲》,不但評判了她重要的作品,而且正確地指出了作者的稟賦,性格,及其創作的態度,從內容來說,這是一篇文藝批評的文章,但從文字的韻味及其造句之美來說,那簡直是一首詩。
1944年6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創作集《傳奇》,收中短篇小說十篇,由本社刊行,內容豐富,現在印刷中。
1944年7月《文化報導》:蘇青之《結婚十年》已脫稿,近寫《女像陳列所》,將在《小天地》連載,由實齋加評,張愛玲插圖,為連載長篇之別開生面者。
1944年8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小說集《傳奇》業已出版,計集近作中短篇小說十種而成,都三百餘頁,內容甚為精彩,並由作者裝幀,售價二百元,由本社發行。
1944年9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集《傳奇》由本社刊行後,不數日而初版銷售一空,開出版界之新紀錄,張女士作品為讀者所重,於此可見。本社為《傳奇》出版特約名作家多人,舉行茶會,對張女士作品作一公正而坦白之集體批評,茶會記錄於本期刊出。《傳奇》再版本在印刷中,不日出書。
1944年9月《文化報導》:張愛玲中篇《傾城之戀》(前在本刊刊出)已由作者編成一四幕劇,即將由某劇團演出。
1944年10月《文化報導》:張愛玲著《傳奇》再版出書,由炎櫻設計新封面,作者寫「再版的話」,由本社發行。
1944年11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列女傳》,每一傳各自成篇。本期所載的一篇,風格似於前此的作品有了改變,不知讀者的意見如何。
1945年1月《文化報導》:張愛玲新著《流言》出版,係作者年來所作散文小品之結集,前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照片,內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燈書報社總經售。
1945年2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留情》經預告後,終與讀者如期相見。本文似可視為張君近頃的力作,張君作品所有的優點都在本文中充分表現。
1945年4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將與其文友炎櫻創辦一時裝設計社,專為人設計服裝。
1945年5月《文化報導》:《天地》刊張愛玲《我看蘇青》一文,聞蘇青亦將有《我看張愛玲》一文,將在《小天地》發表。
1945年6月《文化報導》:蘇青之《結婚十年》《濤》,張愛玲之《傳奇》《流言》,在北方均有翻版本,蘇張大為憤慨,而尚無對付辦法。按男作家之暢銷書被人翻版,由來已久,向無辦法。
1945年7月《編輯後記》:炎櫻為張愛玲畏友,《浪子與善女人》等小品四章為其近作,並由張女士執筆迻譯,相得益彰。
1945年7月《文化報導》: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苗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近頃報聞,關於張之喜訊頻傳,詢諸本人,則顧而言他,衡之常理,是即不否認之意,若是,則張之近況為一面待嫁,一面寫作矣。
1945年8月《編輯後記》:七月廿一日本社舉行納涼座談,特請新聞界前輩陳彬 ,金雄白兩先生,一流作家及一流影星張愛玲,李香蘭兩女士參加,縱談影藝文學,評論大小型報紙,兼及生活感想,完全採隨談閒談方式,足為本期《雜誌》生色不少。以陳、今、李、張四位之身分,而能聚首一堂,各抒議論,尤稱難得。
推舉張愛玲最力的《雜誌》中的所有涉及張和梅的報導,我全數摘錄下來了,只想說明一個道理:動靜這麼大的一項「讀者調查」,難道《雜誌》會視而不見麼。對張愛玲,《雜誌》真是每聞必錄,每事必記之地步。某次聯誼,張愛玲未到,「大家未免失望」。連張愛玲生活的枝節末梢與文學不粘邊的都不漏掉,難道他們會漏掉「評選最受歡迎」這麼有新聞爆料的重大事件麼。我們親愛的讀者,親愛的「張迷」,尤其是親愛的「梅迷」,親愛的現代文學專業研究者,誰能解釋得通。邏輯一直是解決難題的強大武器,讓我們一起重拾邏輯,少說些傻話。還有一法,也像我這樣,沉浸到圖書館去,證「有」或證「無」罷。
張泉在文章中還說到「到日本人統治後期,曾興盛一時的北京出版業迅速委頓,鮮有新書印行,最流行的文學作品是些有銷路的翻印本(盜版書),包括蘇青的自傳體長篇《結婚十年》、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蘇青的散文小說集《濤》。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說集《蟹》(北京《中華週報》1945 年5月30日)。」
寒舍正巧藏有全份的《中華週報》(1944年9月24日至1945年8月19日),此刊文化報導也像《雜誌》一樣極其詳盡全面。梅娘是此刊的重要作家。張泉說的這條「翻印本」消息,刊於1945年5月13日(而非5月30日)《中華週報》,原消息為三條,其一云「京津青濟各出版商,聯合致力翻印大量文藝新書,預計月出二到三冊之間。除《結婚十年》已出版外,計有張愛玲《流言》,蘇青《濤》《浣錦集》,及《傳奇》等等。」我見過翻印本《流言》,源頭原來在此。《中華週報》有十數條說及張愛玲,然已經張泉翻過,我雖也「逐頁翻過」,但就不必在此報告了。
我讀《梅娘近作及書簡》,看到這樣一段話「他家(柳龍光)是晚清時的小官家之一,祖輩有過四品帶刀護衛的往事,在北京西城的按院胡同有所大宅子。有什麼假山石,金魚缸等富家擺設。」我家在按院胡同居住了三十多年,這條胡同有三四處大宅子,就在離我家很近的地方,不知哪家是柳家大宅門。明代北京地圖即著錄的按院胡同今已拆乾淨了,現在寫到梅娘,順帶說上這段往事,自覺很有意思。
梅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一輩作家,但是做為「南玲北梅」的當事人,卻默認而不是澄清這種漏洞百出的缺少歷史依據的傳言(我們當然不願意相信某些學者私下的議論──「南玲北梅」其實正是梅娘自己杜撰出來的。)這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南玲北梅」之說以訛傳訛,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竟也將「南玲北梅」這種坊間傳說寫進書裏;學者雷頤《三重語境下的梅娘》也拿此說事,這就大成問題。梅娘是北京淪陷時期最具聲名的女作家,文學成就是公認的,很沒有必把自己與張愛玲並列起來。
二O一O年一月十八日
(謝其章《玲瓏文抄》,山東畫報出版社二O一二年十月初版;轉貼自《搜狐讀書》。)
梅娘自編自演之「南玲北梅」
謝其章
「南玲北梅」算是個半老不新的話題,現在重提,我也覺得沒啥意思了,因為這個話題還是面對面的辯論比較有意思,也比較能夠說得清楚,而在紙面上爭論來爭論去,永遠像是「搗漿糊」。既然覺得沒意思,「為什麼你還要一寫再寫呢?」──有人如此質疑我。我忽然發現破解「南玲北梅」這道偽命題很像上初中時的解幾何題,已知條件越多,解題就越容易。現在我手頭的材料足夠給出答案了,我心情愉快的來解這道題,有知識的「白相人」愛說什麼說什麼。為了把話說清楚,分「自編」與「自演」兩部分。
一. 梅娘自編「南玲北梅」
先說我手頭的材料,所謂材料並非如何機密,或如何神秘(只有「領受文學賞的梅娘女士」照片,乃第一次披露)。但是一旦將這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全部擺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聯,「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
1. 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1987年第4期《追求》雜誌
2. 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1993年10月(總第5期)《星光》雜誌
3.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1994年10月中國和平出版社
4. 梅娘《往事》1995年2月作
5. 梅娘《我與張愛玲》1996年初冬作,刊1997年4月《中華讀書報》
6. 梅娘《記憶斷片》1997年4月應《現代家庭》記者之約作
7. 梅娘《北梅說給南玲的話》2001年11月27日《北京青年報》
8. 張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2005年5月貴州教育出版社
9. 梅娘《梅娘近作及書簡》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
10. 止庵《關於「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華讀書報》
11. 郝嘯野《梅娘的回憶可信嗎?》2006年1月18日《中華讀書報》
12. 張泉《也說「南玲北梅」──兼談如何看待「口述歷史」》
13. 劉瓊《從「南玲北梅」說起》2006年3月17日《人民日報》
14. 北京上海淪陷時期所出期刊幾十種(本文所涉及的《中華週報》乃北京出版)
張泉說:「就我目前為止的視野所及,『南玲北梅』說最早見諸陳放的文章《一個女作家的一生》(刊於1987年第3期《追求》雜誌):
「1942年,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了『讀者喜愛的女作家調查』,調查結果,南方的張愛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讀者最喜愛的兩位年輕的女作家。從此,文壇上出現了『南玲北梅』之說。」那麼,《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是篇什麼樣的文章呢?我把1987年所出的6期《追求》全買了來(幸虧全買了,因為陳放的文章未刊在第3期,而是第4期),我是從不買這種雜誌的,這次實出無奈。6期全買好像是浪費,實則大有意外之收穫。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是他的「準報告文學」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刊於該刊第2期的《「服裝女皇」與潛在的激流》。這位「服裝女皇」真名單小燕,陳放稱「我的電影劇本《時裝模特之死》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投入拍攝。導演廣道布林基請我幫助挑選演員。導演把三大本相冊擺在我的面前,徵求我的意見。」
單小燕就佔了兩大本,「第一眼,我就認出了她,單小燕,相冊很厚,有幾百張,都是她。」陳放寫道。
到了《一個女作家的一生》,陳放加了個副標題「《女人的研究》系列準報告文學之二」。文章開頭的小題是「一組特寫鏡頭」,裏面分「鏡號1,2,3,4」,「鏡號4:南玲北梅」,劈頭就是那段疑竇重重的話(與張泉所述略有出入):
1942年,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了「讀者喜愛的女作家」的調查活動,調查結果,南方的張愛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讀者最喜愛的兩位年輕的女作家。從此,文壇上出現了「南玲北梅」之說。梅娘在《一代故人》(原刊2000年9月號《博覽群書》)裏,專門引了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裏的一段讚美的話,還說「推算起來,陳放怕也有50歲了,在當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陳了。」文中也錯記成「1987年《追求》3期」。
時間到了一九九三年,陳放的《一個女作家的一生》又刊在《星光》雜誌。《星光》雜誌是我當年從創刊號一本一本連續在報攤買的,它的外觀比《追求》豪華多了,用紙也好,內容也有我感興趣的。第二期有篇談四九之前舊期刊的,我當時正熱衷搜求民國雜誌,情不自禁地往編輯部打電話詢問該文作者情況。原來作者是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張伯海先生。十幾年後我和張會長還通過一次電話。
《星光》所載《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文字與《追求》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在目錄頁該文標題下加了一段按語「四十年代,女作家中有『南玲北梅』之說,『南玲』,指張愛玲,『北梅』呢?半個世紀過去了,在北京農業電影製廠,我們找到了當時的『北梅』──梅娘,遂揭開一段塵封的往事,一個傳奇的故事。」
如果沒有看過1987年的《追求》,讀者會以為陳放是1993年剛剛採訪梅娘的,事情越來越像一個精心設計的局。還有一處不同,這回的文章配了兩張照片,一張是「五十年代梅娘和孩子在院子裏」;另一張是「8月27日梅娘同前來訪問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岸陽子先生在家中合影」。事情不止於此,接着陳放的文章後面是署名「阿一」的文章《梅花香到老──女作家梅娘近況》,開頭說「最近,《星光月刊》要刊登陳放的文章(一個女作家的一生),他們知道我認識女主人公──梅娘,便請我談談她的近況。」
何文配了一張梅娘的生活照。何文無意之中戳開了陳放的穿幫,何說「梅娘的女兒現定居加拿大,外孫女也在那兒」,而陳放1987年那句「今日活躍在影壇上的青年女導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長女,所以有時她也用『柳青娘』這個筆名。」到了1993年人家已經去國萬里卻仍一字不改。由於柳青與陳放是同行,所以陳放才能知道有個梅娘「大隱於市」,所以陳放才可能採訪單小燕和梅娘這兩個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實際上有一根線牽着,這根線就是電影),所以有知情人稱,柳青也參與了「南玲北梅」的出籠。
我們都知道報告文學是必須採訪本人的,所以從表面上看是陳放最先提出「南玲北梅」說,而梅娘好像只是附合其說。實際上陳放的文章是在採訪梅娘後撰述並刊發的,所以有理由認為「南玲北梅」的說法最先出自梅娘之口,而陳放只不過是個轉述者。正因為出自梅娘之口,所以這個編造出來的「南玲北梅」才符合編造者必有的編造動機。又由於時隔四十幾年老作家記性差了,又由於梅娘是北方作家,所以「南玲北梅」中的兩大破綻「1942年」和「宇宙風書店」是因為梅娘不熟悉上海文壇不熟悉張愛玲造成的。為什麼「北平的馬德增書店」梅娘搞不錯呢,因為這個位於東安市場裏的書店經常代銷梅娘的書,常與梅娘打交道。
說這到必須交代一下陳放的情況了。
陳放,黑龍江哈爾濱人,1944年出生。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受迫害達12年之久。1978年平反後任《華人世界》主編,《星光》月刊常務副總編。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着有小說集《第七圈第二環的兩個女人》,報告文學《中國矽谷》,電影文學劇本《女模特之死》(已拍攝發行),電視連續劇劇本《都市危情》《撞擊世紀之門》等。長篇小說《天怒》(《天怒人怨》)譯有韓、日、法、英外文版本。《撞擊世紀之門》獲飛天獎,《中國矽谷》獲火鳳凰杯一等獎。2005年11月19日因腦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61歲。
二. 梅娘自演「南玲北梅」
梅娘編造出「南玲北梅」之後,梅娘開始自我表演,這是老作家晚年最大的敗筆,十分令人痛惜。越表演破綻越多。上述止庵,郝嘯野的文章已將破綻揭露得近乎體無完膚。
「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綻是「聯合發起」這四個字,也就是郝嘯野文章所說「當時北平和上海兩地的文化界實際上處於隔絕狀態(日寇對東北、華北、華東及華南等佔領區,一直是實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滬兩地的書店聯手開展讀者的問卷調查活動了。」
梅娘女士
近年相繼有《華北偽政權史稿》《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研究》《偽滿州國文學》《汪偽政權全史》等專著面世,裏面大量的原始檔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證郝嘯野的觀點。
梅娘的表演,均有她自己的原話白紙黑字的印在書裏(《梅娘近作及書簡》),凡涉及「南玲北梅」,居然沒有一件事情是真實可信的,這就不像有些人為其辯解為「老年的失憶」所說得通的。
1. 《記憶的斷片》:小隊長問了:「你和張愛玲齊名,為什麼『大東亞文學獎』給你不給她,這是什麼原因?」
2. 接上。大隊長一錘定音了!他更重重地加了一句:「你當然也知道,張愛玲叛國投敵,栽到美帝的懷抱裏去了!」
跟帖:呵呵,1958年勞動教養所的大小隊長就知道張愛玲了,比夏志清還早。
3. 《我與張愛玲》:正是那年的夏初(1942),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沖沖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采。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中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着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髮垂肩,被男士們簇擁着,在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着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
跟帖:關於梅娘的這段繪聲繪色的杜撰,止庵文章稱「可以斷定,那位『似乎是張的女士』並非張愛玲,因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我要補充一點,梅娘關於「似乎是張的女士」的服裝的描述是從張愛玲文章裏生吞活剝來的。
4. 接上。1944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蘭心大戲院正在排練張愛玲親自改編為話劇的《傾城之戀》。朋友們勸我去看看,就便結識張愛玲。……我們趕到蘭心,排練已經結束,在眾人簇擁中走向台下的張愛玲,長髮披肩,一件絳紅的旗袍,直覺,正是她為流蘇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為她在眾多的名藝人中間,我不便上前搭話。
跟帖:這又是梅娘的杜撰。事實是,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梅娘參加並獲獎(梅娘作品《蟹》獲「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賞」)。會後是有部分華北代表(楊丙辰、林榕、侯少君、蕭艾)去了蘇州和上海,但是梅娘並沒有去上海。張泉說「但上海《雜誌》上的紀實文章報導說,梅娘來的晚,走的早。我揣測,這大概是因為她的第二個女兒出生才三個多月,不宜離開太久。」查《雜誌》1944年12月號楊光政《中國文學年會記》,內稱梅娘「因偶患小病」未參加於11月11日的「中國文學年會」,但是第二天12號開幕的「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梅娘趕上參加了。楊光政寫道:「梅娘為柳龍光先生之夫人,是一摩登化的女作家,着有短篇小說集《蟹》,得到了此次『大東亞文學獎』,此外有《魚》等小說集,因此趙蔭棠先生戲呼為『水族館(在天津)主』;聞已有兩個女兒,因生產未久,體頗嬌弱,惟在大東亞文學會議上頗為活躍,會後即首途返平,看護小女兒去了。」
5. 接上。1995年初夏,我有機會在美國逗留,托《中國時報》的朋友幫我聯繫張愛玲。很想跟她侃侃諸如女兒心等等的話題,得到的回答非常乾脆:「陌生人一律不見!」我當然是陌生人了,難以分說的遺憾又一次襲上心頭。
跟帖:1995年初夏梅娘是否在美國逗留過?有這個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國領空掠過。我的根據是,1995年3月22日梅娘在加拿大(柳青定居在加國)寫給劉小沁(《當代》雜誌編輯,曾編輯《南玲北梅》一書,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信中所說:「去年7月來加後,言語關像一堵厚牆,實難通過。……我決定六月歸去!」而梅娘真正到了美國,是在女兒柳青定居美國之後,時間已是張愛玲去世之後好幾年了(《梅娘近作及書簡》裏有幾封信可以佐證這個時間是在1995年之後)
至於「陌生人一律不見!」則近乎笑話,先不說張愛玲買不買《中國時報》的帳,也不說張愛玲不接電話不拆信不開門的自絕於人世的稟性,張愛玲是不見就是不見,並無生熟之分。張愛玲飄飄乎如遺世獨立,正是梅娘最缺少的品質。梅娘說「愧對並稱」,總算還有一點自知之明。
6. 《北梅說給南玲的話》:而今,張愛玲帶着她的冷雋之愛走了,並稱的我卻仍滯留在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間。我渴望與她對談,說說姐妹之間才有的悄悄話。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儻的男士推薦給她,免得她在汽車旅館裏,獨自伴着流徒,與孤寂相隨,與跳蚤相鬥。望着純靜的藍天,望着攜帶遐思的行云,我這個「北梅」說給「南玲」的心裏話是:「女人的環境在逐漸改善,你放心吧!」
跟帖:這段話沒有杜撰,沒有可疑的故事,完全的梅式抒情。可是卻幾乎將我對老作家最後的敬重,最後的同情,最後的理解,一掃而光。
7. 《我與日本文學》:《魚、《蟹》先後得了「大東亞文學獎」之後,使我困惑了好長時間,我沒有為「大東亞的文學共榮」做出過貢獻,為什麼要頒獎給我?……儘管這樣想,我仍然沒有去領獎。
跟帖:對此,我不得不拿出這張梅娘領取大東亞文學獎的照片,內心五味雜陳,真是抱歉得很。在歷史實真相面前,誰也沒有特權。
領受文學獎的梅娘女士
(馬吉按:陳言〈「南玲北梅」之我見──兼回應謝其章之觀點〉一文(原刊《中華讀書報》二O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另見《布衣論壇》二O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有此說法:「梅娘的確參加了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且小說《蟹》也獲得了大東亞文學獎,不過作者(按指謝其章)貼出的是梅娘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的照片,並非領獎的照片(指以上的照片)。梅娘獲獎與她說『我仍然沒有去領獎』是兩件事,並不矛盾。她當時是否親自領獎,目前並沒有相關的文字和圖片佐證;能夠證明的是:她本人沒有使用這筆獎金,依據是:《中華週報》曾刊出梅娘委託中華週報社設立『梅娘氏獎金』的啓事,『以其昨年榮受之獎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徵求創作短篇小說一篇,以資鼓勵短篇小說之創作。』(1945年4月8日) 」
(原刊《上海書評》二O一四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日;轉貼自新浪專欄二O一四年八月六日。)
星期六, 1月 23, 2016
蔡登山:淩叔華之「淩」姓考
前不久看到歷史學者王爾敏先生發表的〈淩叔華身後不寂寞〉一文,初看標題第一眼的反應以為是手民之誤,怎麼把凌叔華的姓從兩點水,變成三點水呢?隨着文章看下去王先生說:「淩女士無意中向我提到我中央研究院前輩凌純聲先生,她說明凌先生和她並非一個同族宗姓。她說凌先生之凌是兩點水,她自己本姓之淩是三點水。此言是我親聽她講。當時不覺奇異,但卻始終記得此說。近時廣閱有關淩叔華著作各本以及學者之討論淩叔華,絕無一人一書寫對。再加上大陸使用簡體字,此錯真難糾改。」他接着說學者專家提到淩叔華的父親淩福彭,也只有中研院近史所魏秀梅教授所編的《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用的是三點水之「淩」,是正確的。他有淩叔華寫給他的六封信,「其簽草書,必是三點水畫一直下之線,自非兩點水字樣。」後來透過中研院近史所陶英惠先生的聯繫,蒙王先生慨然贈予我六封淩信的影本,果然所言不虛。網上又見丁貞婉提供淩叔華〈花氣薰人〉帖,簽名樣式亦同書信。王先生苦口婆心地說:「奉勸研究淩叔華之名家,速為改正。想想研究其人,而把其人姓名弄錯,會說得過去嗎?」那當然說不過去,筆者之前也曾寫過幾篇有關淩叔華的文章,當時也用兩點水,理當道歉,乃作此文。
「淩」、「凌」兩字同音,但意義有別。「淩」,是恐懼而戰慄也。姓也。而「凌」是積冰曰凌,戰慄曰凌,犯也,越也,升也,暴也,又姓也。所以「淩」、「凌」兩種姓氏是共存的。據鄭樵《通志.氏族略》說:「衞康叔支子為周凌,子孫以官為氏,吳志有凌統。」也就是說,凌是春秋時衞康叔有子在周朝為凌人之官(掌管冰政),這一支的子孫後來就以官為姓,到了三國時代,孫吳的大將凌統大概就是其後裔。但《廣韻》說:「淩,水名,出臨淮。亦姓,吳將有淩統。」因此《姓譜》云:「淩本作凌,自《廣韻》引作淩,後乃混用。」清朝的經學大師淩廷堪在〈寧國淩氏宗譜序〉中云:「竊謂吾族受氏之由,當據《通志》以官為氏,而字則當據廣韻從水(三點水)作淩。猶之邵氏出自召公奭,後加『邑』作『邵』,袁氏出自轅濤塗,後省『車』作『袁』也。何也?《廣韻》於(三點)水旁『淩』字下注引吳志偏將軍為證,而於仌(二點水)旁凌字下注但云『冰凌』,別無他語。則當時所見吳志原文,固是從(三點)水之『淩』字也。」因此可知三點水旁之淩是從兩點水旁凌姓分支而出,但何時分出,目前尚無證據,只知道三國時東吳就有淩統大將了。
淩叔華的父親淩福彭(1854-1930),字仲桓,號潤台,廣東番禺人。光緒十一年考取拔貢,光緒十九年為軍機章京,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同榜進士。淩叔華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出生。是年有庚子之亂,同年十月淩福彭補授天津府知府,然因拳亂影響,直到光緒二十八年才到任,從此開始了他直隸地方官的生涯。光緒三十一年起他署保定府知府,光緒三十四年任順天府府尹。宣統二年任直隸布政使。淩家平日往來無白丁,康有為、齊白石、辜鴻銘、姚茫父、陳半丁等社會文化名流,多為其座上賓。加之淩福彭思想開通,早年在張之洞幕府時就與辜鴻銘交情甚篤,因此淩叔華自小即跟辜鴻銘學習英文和詩詞。後又跟繆素筠學繪畫,繆曾為慈禧太后的御用畫師,後又拜山水名畫家王竹林(人)、郝漱玉為師。得天獨厚,打下良好的繪畫根基,因之她的畫名還早過作家之名。
走筆至此,突然想到被譽為繼詹天佑之後的「鐵路聖人」,曾負責修建隴海鐵路、粵漢鐵路等,並於一九四八年獲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淩鴻勛(1894-1981)。他是廣東廣州市人,與淩福彭同鄉。據他的訪問錄說,他的祖先原來也是姓「凌」,近一百多年來才用「淩」姓,他後來在《年譜外紀》也說:「我遠祖的墓碑都是刻着凌字,故都雍和宮前清進士題名碑我見着一位遠祖的姓名是刻凌字,又偶然得到一本我六世祖乾隆年間的殿試原卷,卷上所寫姓也是從兩點,這都是極有力的考證。」至於後來如何多上一點,他說到了他的叔祖於光緒三年丁丑科中進士,禮部在榜上寫成三點的淩。當時有向禮部質詢,而禮部說淩是對的,而且進士的榜已給皇帝親閱核定,不能輕易變更。此後他們全族將姓多加一點而為淩。或許當日真有好古的大臣見殿試的舉人姓凌,便自作聰明,認為凌字作姓不見於《廣韻》與《康熙字典》,便提筆替他多加一點,進呈御覽,於是成了鐵案,以後便不能改了。但此說亦未必可靠,因為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有凌福勳,又有凌春鴻,他們都是翰林,是兩點水的凌。淩福彭是光緒二十一年進士,據魏教授查對過《清實錄》是三點水的淩沒錯,至於其祖先是否原本兩點水抑或是三點水,則未可確知。
淩鴻勛說,對於他的姓多年來時感困擾。他自從入學讀書,所有紀錄都寫作兩點,他曾一再向學校聲明是三點的淩,但因為改不勝改,他也沒法,只得聽其自然,他本人寫的三點水淩就好了。因此當他被問及和社會上稍知名的凌某是不是一家?他總以詼諧的口脗回答說:「我們『差一點』。」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三點的「淩」以後,常向他道歉說:「真對不起,我以前寫信給你,總是把你的姓寫作兩點的『凌』。」淩鴻勛總是回答說:「不要緊,我不在乎『這一點』。」(見之《年譜外紀》的前言),但據見過淩先生的陶英惠先生、魏秀梅教授說,其實淩先生非常在意他的三點水「淩」姓。
我們不知道淩叔華有無類似的困擾否?但她既然向王爾敏先生說過是三點水的「淩」姓,而且記載淩福彭的「淩」姓是官書,其正確性理應毋庸置疑了。儘管如此,我還是打了電話給北京的淩叔華女兒陳小瀅女士,問她能否找到祖譜,她說沒有,後來找到一份一九二六年一月有關史家胡同的一份文件,後面的簽名卻是兩點的「凌」字,不同於她其他草寫的「淩」字,是否淩叔華有時也約定俗成寫成兩點,不得而知。「淩」、「凌」雖是同音,儘管「淩」姓還是從「凌」姓分出,但「必也正名乎」,我們還是蠻在乎多「那一點」。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五月五日,另見《蔡登山的部落格》二O一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淩」、「凌」兩字同音,但意義有別。「淩」,是恐懼而戰慄也。姓也。而「凌」是積冰曰凌,戰慄曰凌,犯也,越也,升也,暴也,又姓也。所以「淩」、「凌」兩種姓氏是共存的。據鄭樵《通志.氏族略》說:「衞康叔支子為周凌,子孫以官為氏,吳志有凌統。」也就是說,凌是春秋時衞康叔有子在周朝為凌人之官(掌管冰政),這一支的子孫後來就以官為姓,到了三國時代,孫吳的大將凌統大概就是其後裔。但《廣韻》說:「淩,水名,出臨淮。亦姓,吳將有淩統。」因此《姓譜》云:「淩本作凌,自《廣韻》引作淩,後乃混用。」清朝的經學大師淩廷堪在〈寧國淩氏宗譜序〉中云:「竊謂吾族受氏之由,當據《通志》以官為氏,而字則當據廣韻從水(三點水)作淩。猶之邵氏出自召公奭,後加『邑』作『邵』,袁氏出自轅濤塗,後省『車』作『袁』也。何也?《廣韻》於(三點)水旁『淩』字下注引吳志偏將軍為證,而於仌(二點水)旁凌字下注但云『冰凌』,別無他語。則當時所見吳志原文,固是從(三點)水之『淩』字也。」因此可知三點水旁之淩是從兩點水旁凌姓分支而出,但何時分出,目前尚無證據,只知道三國時東吳就有淩統大將了。
淩叔華的父親淩福彭(1854-1930),字仲桓,號潤台,廣東番禺人。光緒十一年考取拔貢,光緒十九年為軍機章京,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同榜進士。淩叔華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出生。是年有庚子之亂,同年十月淩福彭補授天津府知府,然因拳亂影響,直到光緒二十八年才到任,從此開始了他直隸地方官的生涯。光緒三十一年起他署保定府知府,光緒三十四年任順天府府尹。宣統二年任直隸布政使。淩家平日往來無白丁,康有為、齊白石、辜鴻銘、姚茫父、陳半丁等社會文化名流,多為其座上賓。加之淩福彭思想開通,早年在張之洞幕府時就與辜鴻銘交情甚篤,因此淩叔華自小即跟辜鴻銘學習英文和詩詞。後又跟繆素筠學繪畫,繆曾為慈禧太后的御用畫師,後又拜山水名畫家王竹林(人)、郝漱玉為師。得天獨厚,打下良好的繪畫根基,因之她的畫名還早過作家之名。
走筆至此,突然想到被譽為繼詹天佑之後的「鐵路聖人」,曾負責修建隴海鐵路、粵漢鐵路等,並於一九四八年獲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淩鴻勛(1894-1981)。他是廣東廣州市人,與淩福彭同鄉。據他的訪問錄說,他的祖先原來也是姓「凌」,近一百多年來才用「淩」姓,他後來在《年譜外紀》也說:「我遠祖的墓碑都是刻着凌字,故都雍和宮前清進士題名碑我見着一位遠祖的姓名是刻凌字,又偶然得到一本我六世祖乾隆年間的殿試原卷,卷上所寫姓也是從兩點,這都是極有力的考證。」至於後來如何多上一點,他說到了他的叔祖於光緒三年丁丑科中進士,禮部在榜上寫成三點的淩。當時有向禮部質詢,而禮部說淩是對的,而且進士的榜已給皇帝親閱核定,不能輕易變更。此後他們全族將姓多加一點而為淩。或許當日真有好古的大臣見殿試的舉人姓凌,便自作聰明,認為凌字作姓不見於《廣韻》與《康熙字典》,便提筆替他多加一點,進呈御覽,於是成了鐵案,以後便不能改了。但此說亦未必可靠,因為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有凌福勳,又有凌春鴻,他們都是翰林,是兩點水的凌。淩福彭是光緒二十一年進士,據魏教授查對過《清實錄》是三點水的淩沒錯,至於其祖先是否原本兩點水抑或是三點水,則未可確知。
淩鴻勛說,對於他的姓多年來時感困擾。他自從入學讀書,所有紀錄都寫作兩點,他曾一再向學校聲明是三點的淩,但因為改不勝改,他也沒法,只得聽其自然,他本人寫的三點水淩就好了。因此當他被問及和社會上稍知名的凌某是不是一家?他總以詼諧的口脗回答說:「我們『差一點』。」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三點的「淩」以後,常向他道歉說:「真對不起,我以前寫信給你,總是把你的姓寫作兩點的『凌』。」淩鴻勛總是回答說:「不要緊,我不在乎『這一點』。」(見之《年譜外紀》的前言),但據見過淩先生的陶英惠先生、魏秀梅教授說,其實淩先生非常在意他的三點水「淩」姓。
我們不知道淩叔華有無類似的困擾否?但她既然向王爾敏先生說過是三點水的「淩」姓,而且記載淩福彭的「淩」姓是官書,其正確性理應毋庸置疑了。儘管如此,我還是打了電話給北京的淩叔華女兒陳小瀅女士,問她能否找到祖譜,她說沒有,後來找到一份一九二六年一月有關史家胡同的一份文件,後面的簽名卻是兩點的「凌」字,不同於她其他草寫的「淩」字,是否淩叔華有時也約定俗成寫成兩點,不得而知。「淩」、「凌」雖是同音,儘管「淩」姓還是從「凌」姓分出,但「必也正名乎」,我們還是蠻在乎多「那一點」。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五月五日,另見《蔡登山的部落格》二O一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星期日, 9月 20, 2015
邱彥明:那一年,張愛玲在臺灣──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悄悄來到了臺灣。即將離臺,被一位晚報記者發現行蹤,在報紙上寫了小小的一段新聞,張愛玲只淡淡的表示:她來臺灣是拜訪親戚。作家水晶讀到那則短短不到一百字的消息,對王禎和說笑:「那名『親戚』就是你。」
二十五年過去,禎和不曾向別人談起張愛玲,也不曾寫下隻字片語。當《聯合文學》雜誌決定在第二十九期做「張愛玲專卷」找到他時,他還說不是時候;經過數次密談,他點點頭:「讓我試試!」
半個月之後,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我收到禎和一封限時信:
彥明:很抱歉,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把稿紙都撕了……
1961年10月15日攝於花蓮。左起:王禎和母親、張愛玲、王禎和。(允晨提供)
讀罷信,我心中不忍,立刻撥電話給他。他一聽出我聲音,立刻很懊惱的說:「很抱歉,我真的寫不下去。」「我懂,完全懂,沒關係,不要這篇文章了。對不起,這些天讓你那麼痛苦。」
張愛玲卷籌備得差不多了,最重要的兩篇文章卻落空,心中悵悵然:一,原擬請林以亮先生記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寫作生涯,因為張愛玲替電懋寫劇本時,林以亮先生是該電影公司的製片,相交極深;他身體違和,不便勉強。另一,希望禎和雜憶張愛玲,他卻寫不成。
沒有這兩篇文章,專卷似乎變得灰灰濛濛了,而張愛玲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要做她就得做得像個樣子,否則便不要做了。因為這種感覺,整個月日子過得沉沉鬱鬱。農曆年假之後,我忍不住拿起電話撥給王禎和,狠著心說:「明天下午兩點我來找你。」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們兩坐在臺灣電視公司的電影存片室,進行了下面的訪問。
丘:為什麼寫「雜憶張愛玲」,寫到最後卻把稿紙全撕了?
王: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還打電話到花蓮,查問一些事情。我耳朵不好,都是麻煩我太太替我詢問。可惜的是,時間隔得太長,二十五年多了,沒人記得起來。每天寫了撕,撕了寫,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頓然一悟——我寫張愛玲,那種文章會像「少男少女」寫的,我步入中年了,不好意思!覺得不宜寫,便把稿紙都撕了。
丘:但是單寫她在花蓮的遊記,不是頂有意思的?
王:我覺得此類文章價值較小,特別是研究價值小。我剛讀了《聯合文學》二十八期「關於沈從文專號的迴響」,蔡源煌教授提到:沈從文專號卷五評論部份,朱光潛先生的兩篇參考價值較小。如果評論部份再充實一點,可能更有意義。評論文章,除了要求批評的洞察力,也應力求周延;惟此,配合作家作品之精選一併刊出,更能夠評估該作家之成就。
寫張愛玲到花蓮遊玩觀察,實在沒什麼意思。這樣一位文壇重要人物,寫對她的「驚鴻一瞥」,覺得很俗套。何況那幾天的旅遊,也沒什麼特別的,引不起讀者的興趣,萬一壞了她的形象,這樣是不好的。
丘:西方很流行做作家的傳記。而沒有史料,傳記是做不起來的。正如你所說,張愛玲是公認的中國文壇重要人物,而她的生平少人知,除了她自己在《流言》一書中所寫的幾段,其他資料實在少之又少。製作「張愛玲專卷」的重點即在於「史料」。因此,不論如何,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張愛玲在臺灣的資料。畢竟,那是她到臺灣唯一的一次。
王:張愛玲來臺北,在國際戲院(後改建為新世界戲院)對面餐廳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麥加錫夫婦(美國新聞處處長)以及我見面。
張愛玲到臺北,暫住麥加錫在陽明山的家裡。那是一幢在陽明山公園附近巷子裡的大別墅,僕從如雲。
張愛玲與麥加錫夫婦尚未抵達餐廳之前,殷太太說:「我們都沒見過張愛玲,大家來想想她是什麼樣子。我問麥加錫先生,他說張愛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
我們一聽都很失望,不願再想。
這時,張愛玲出現了,大家眼睛一亮。哪裡邋遢?乾乾淨淨的,而且一點都不胖,雖然不是頂漂亮,卻是「可看性」很高。
後來我們決定封麥加錫先生是「效力專家」,因為他的「手法」,使我們看張愛玲是加倍的美。
業餘攝影家拍攝的照相館式照片,張愛玲女士解釋她忍著笑,因為覺得姿勢有點滑稽。
丘:什麼樣的機緣,張愛玲來臺灣會和你們見面吃飯?
王:那一年我是臺大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辦《現代文學》雜誌。麥加錫是臺北美新處的處長,他很喜歡文學,《現代文學》出版時,他就訂了七百本。他選了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我的小說各一篇,請殷張蘭熙翻譯成英文,書名為《New Voices》,封面是席德進畫的一幅少女像。
這本書當時正在翻譯中,張愛玲與麥加錫是老朋友,來臺灣,他就安排我們吃飯見面。
丘:那晚張愛玲談了些什麼?她說話時什麼樣子?
王:她很少說話,說話很輕。講英語,語調是慢慢的。
丘:什麼因緣,張愛玲到花蓮一遊?
王:她讀我的小說〈鬼.北風.人〉,對裡面的風土人情很感興趣,特別寫信給麥加錫希望到花蓮看看,所以麥加錫先生就聯絡了我。我們那晚在國際戲院對面聚餐之後,第二天就出發了。
我們先搭火車轉蘇花公路到花蓮。因為火車沒對號,美新處的職員還先到火車站去替我們佔座位。
丘:能否描述一些你帶她到花蓮遊歷的情形?
王:去花蓮途中,經蘇澳公路局餐廳用飯。隔我們幾桌之外有一張桌子,圍坐了七、八個婦女。她看了一會兒對我說:她們大概都是小學老師吧!我看了一下,覺得她推斷得很有道理,因為那幾位女士穿得很樸素,卻又相當活潑。
我帶她遊花蓮市,在街上逛,後來走到陋巷,碰到妓女戶小姐在店裡跳曼波,她覺得好有趣。於是,第二天在我四舅父的安排下,引她一遊「大觀園」(一甲級妓女戶之名稱)。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觀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歡。她的裝扮,簡宜輕便,可是在一九六一年的花蓮,算得上時髦,又聽說她是美國來的,妓女對她比對嫖客有興趣。
接著也在我四舅父安排下,參觀酒家。酒客對她比對酒女更感興趣,還邀她入座共飲。
丘:你剛才提到張愛玲的裝扮。張愛玲自己本人對服裝特別注重,從她的文章及圖畫都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你能不能就記憶所及,更詳細描述她的裝扮?
王:因為是旅行,她穿的衣服很輕便,都是很舒服的襯衫。她很習慣衣服上第一、二個扣子鬆開不扣。火車一路從臺北到花蓮,後來到臺東,我注意到她衣服最上面兩個扣子常常沒扣。這在一九六一年穿衣服還十分保守的臺灣來講,相當特別。我舅舅用臺語對我說:「伊像美國人,很美國派。」非常有趣。
丘:在花蓮還去了哪裡?
王:我帶她去中美戲院附近,風化區後面花蓮最古老的城隍廟。進門七爺八爺畫像兩邊的四根廟柱上有對聯,從右至左:
一:陰陽原有別到此地饒舌何庸。報應本無差願汝曹撫心自問
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幾重皆得人。隍池深且廣惡人一個不能預
三:具廣大神通別是非豈遺分寸。秉聰明眼力判善惡不奕錙銖
四:夫微心願不爽毫釐。惟神則明無慚衾影
她看了半天,然後很歡喜的說:「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我不知道她究竟從中間「悟」出了什麼?
看到城隍廟裡的白磁磚,她說:這倒像是浴室。
丘:花蓮附近還去了哪些地方?
王:隔天我們到鄉下整個上午、下午,她邊看邊做筆記,說了一句:臺灣真富。這句話,我們走蘇花公路時,她也講過。到鄉下看,到廟宇參拜,我們都搭三輪車。
丘:可否舉個小例子——「張愛玲式」的小例子,更明確的表現她說「臺灣真富」這句話的感觸?
王:從蘇澳到花蓮,搭公路局汽車,每到一個小站車都要停下來。沿路以及車站到處都是可以做聖誕樹的松樹和扁柏,還有各種稀有的樹和花,她說:「臺灣真富,這在美國都要花錢買的。」
丘:記得以前你跟我提過,你們還去參加了阿美族的豐年祭,對不對?請談談。
王:有一天晚上,我們上花岡山看阿美族豐年祭,她看得挺認真。
有一名全副裝飾的山地小姐,側面美極了,她讚歎:她可以選為最佳側面獎。看到山地頭飾,說這英文叫Bolero。
當時縣長也在會場,一聽說她是美國來的,好熱情地要請她坐貴賓席。不過我們還是坐在前面的草地上。接著有臺北來的舞蹈家,自動跑來跟我們談天,遞名片,然後說:這些舞,不好!如果給他編的話,可以更好。張愛玲私下對我說:「山地舞,要他來編幹嘛!」
丘:張愛玲到花蓮,暫住你家?
王:我們家開雜貨店,店舖和住家一起。住家的街道不寬,鄰居都很好奇,說我帶女朋友回花蓮。她那時模樣年輕,人又輕盈,在外人眼裡,我們倒像一對小情人。在花蓮人眼下,她是「時髦女孩」,因此我們走到哪裡,就特別引人注意。我那時剛讀大二上學期,鄰居這樣看,自己好像已經是個「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覺,喜滋滋的。
我們打掃出樓下的一個房間讓她住。她會說日語,跟我母親就用點日語相談。我還記得,那時我的乾姐姐要出嫁,馬上要離開我家了。張愛玲聽了跟我母親說:「你會比較寂寞。」「寂寞」兩個字是用日語說的,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每天晚上跟母親道晚安,都是用日語。她說話很慢,很柔,很自然。
晚上睡覺前,她一定在臉上擦各種水,各種不知道什麼的油脂,用一張張衛生紙擦啊抹的,當然也花很多的時間。我母親看見很好奇也覺得很新鮮,用臺語告訴我:「不知是什麼東西?」十月十五日晚上,我們約好到照相館拍照,她花了一個鐘頭以上時間化妝。那天,照相師很認真的替我們拍,也拍了很久。
幸虧拍了那張照片。那時期相機還不普遍,不然可以留下許多可貴的照片。她、母親和我的合照上,相館打上了日期,否則我還真記不清楚她是哪天到花蓮的。這也是我們合拍唯一的照片。後來水晶看到照片,他和我都認為張愛玲年輕,看起來像二十多歲,可是水晶的女同事看她三十多歲,女人看女人「格外小心眼」,我們就和她們吵嘴。水晶是張愛玲迷,她的小說他是用學校背書的方法背的。那時他很興奮,老要來問我張愛玲做了什麼?我叫他自己去看她,他又不敢。後來水晶去美國,才有機會見到張愛玲。我覺得我比水晶幸福,看到了張愛玲青春的一面。
1943年,《二十世紀》雜誌刊登張愛玲女士照片(右上角第一人)。鄭樹森/提供
丘:你們有沒有談文學,她的小說?
王:我們很少談文學的事。她不大願意談自己。我說她的小說真好,每個字都有感情,擲地有聲。她說:「不要說。不好,不好。」
丘:你能不能再詳細一點談你對她小說的看法?
王:張愛玲的小說,乍看寫的像是小事,其實是很世界性的,很Universal,一個時代就出這樣一個作家。
她的《金鎖記》真是了不起,在文學作品上已經是經典,是Classic,是Master Piece,文字運用得多好。《傾城之戀》也好,寫到如此極致的作品,電影怎麼能拍得出來那種文字的感覺?〈五四遺事〉寫得真好,形容詞運用得妙透了:
……船伕與她的小女兒倚在槳上一動也不動,由著船隻自己漂流。偶爾聽見那湖水嘓的一響,彷彿嘴裡含著一塊糖。……真是絕妙,這篇小說,可以拍很好的電影。
我本來很想學她,但是學不來,只好放棄。像李白的詩不能學,杜甫的詩可以學,一樣的道理。後來她出書《紅樓夢魘》,請皇冠出版社送一本書給我。沒想到她研究紅樓夢這樣深,什麼程乙本、程高本的,我從頭讀到尾,看了還是不懂。她是下了功夫,不容易,很了不起。
她的小說我一次又一次的看,現在看還是好。我有時候會想,她的《秧歌》寫得太好了,她應該多留在大陸寫「文革」,她是觀察那麼敏銳的人。
丘:當時她完全沒提到自己的寫作計畫?
王:她說,寫了個長篇小說,是用回憶的方式寫的。不過回憶的部份太長了,「現在」的部份只在前面佔一點點地位,顯得不平衡,她要再改。這個長篇,是不是指《半生緣》?我不能確定。
另外,她準備以倫敦做背景,寫長篇小說。
我問她,要不要以臺灣為背景寫小說?
她說,不行。臺灣對她是silence movie(默片)。
丘:怎麼說?
王:因為語言的隔閡。
丘:對於你的小說,她的看法呢?
王:她看過我的〈永遠不再〉,說:你相當有勇氣,山地生活這麼特殊的背景,你敢用意識流的手法。意識流通常是用在日常生活,大家熟悉的背景。她一語驚醒我,從此以後再也不隨便新潮、前衛了。
丘:她不是也讀過你的〈鬼.北風.人〉嗎?
王:她認為我用鬼魂結尾不太妥當,因為整個小說是寫實的。但,又說,她把我這個故事唸給外國人聽,他們聽了很喜歡,很喜歡那「氣味」。
由於張愛玲的看法,我後來出書時,曾經把整個結尾刪掉,可是後來又把結尾恢復。所以〈鬼.北風.人〉現在有兩種本子,一是刪掉結尾的,一是沒刪去的。
丘:她有沒有提到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的小說?
王:我陪張愛玲去花蓮旅行時,奉白先勇之命帶了一套完整的《現代文學》雜誌送給她。張愛玲說她行李多,她沿路把雜誌看完再還我。
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匙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神情模樣那麼悠閒自在。二十五年過去,那姿態我居然記得那麼清晰,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
她讀到金恆杰的小說,一篇說自殺的小說,主角吃了很多顆安眠藥卻沒死。後來,在花蓮我家,她胃腸不好得吃藥;她說,她想起金恆杰的小說,怕藥房裡的藥是假的,不敢吃。後來我舅舅騎腳踏車,她坐後座,帶她去醫院診治拿藥。
丘:還談了些什麼小說的事?
王:由丁玲談起,後來說到大陸的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Formula」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
她談起她丈夫賴雅是西部武打作家。他們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打作家,寫過《獨眼俠》(One-eyed Jack ),在家裡就曾拿槍射貓。
她當時對世界上的文學很清楚。說《春江花月夜》(原名Fanny)這齣舞臺劇很新,也談原小說。她跟我說田納西.威廉斯。還提到他曾喜歡巴里摩戲劇世家中的戴安娜.巴里摩(Diana Barrymore),她是當時美國舞臺紅演員。好像田納西.威廉斯為了她還酗酒。張愛玲怎麼說的,我現在無法記憶得很清楚。她還譯過海明威等人的小說,可見她對文壇的情形不是封閉的。
丘:她還提到過其他文壇上的人士嗎?
王:她對胡適之很敬佩。我忘了她當時的用辭,意思是: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
丘:後來她譯《海上花》,就與胡適之有很大的關係,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沒有提到自己的電影劇本寫作?
王:沒有。她只談到接著要去香港,為電影寫劇本,寫《紅樓夢》。後來這劇本沒有拍。她講:他們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戲——電影界喜歡少男少女的戲。
她說起李麗華,說看到她,有給人一亮的感覺。後來林以亮先生在〈私語張愛玲〉文章中也提到,李麗華為了請張愛玲寫劇本,見面時特別打扮,說話也特別留神。後來李麗華到臺北來,在臺視拍《聖劍千秋》,平時說話果然如林以亮先生所描述。她真是漂亮,我每天跑去看她,確是如張愛玲所說的美。
丘:請你再仔細回想一下,張愛玲有沒有說過她寫作的任何一點習慣?
王:她說她寫作先用英文寫,用英文寫得很慢。她說:「我中文寫得很快的。」只要提到她的寫作,她總是輕描淡寫,避而不談。
丘:我們再把話題回到旅遊時的人、事上吧!從你前面的描述,感覺上她是很自然親和的人。
王:我們從花蓮到台東之前,她一定要買禮物送給我舅舅,問我什麼比較好?我說舅舅沒缺東西。
她說,A man has everything 是很難買禮物的。我們上街到一家書店,她和老闆用國語交談,講著講著就變成上海話了,聊了很久。終於她買了枝鋼筆送給舅舅,舅舅不是寫文章的人,很少寫字,後來把這枝筆轉送給我用。
她走了,離開花蓮,在我們家留下一雙鞋,忘了。樣子很像現在的拖鞋,我母親很喜歡,每天穿來穿去。
她住花蓮家裡時,我們把〈鬼.北風.人〉裡提到的各種食物全做給她吃,不知道她喜不喜歡。
搭車從花蓮到臺東,利用等車的時間,我們在街上走了一下。她買了一個小木盆,放進隨身的袋子裡,說:「大陸習慣出門要帶一小木盆。」我當時想不通,現在明白了,可能以前人出門不像後來方便,帶個木盆打水洗臉之類的比較容易。
我們在街上還看到「跌打損傷」的小攤,以及其他一些草藥。賣藥郎中看她身體不太好,介紹她買藥,她不敢。她說,很羡慕麥加錫身強體健,可以到處旅行。
1944年12月17日,《申報》上刊登《傾城之戀》電影廣告,張愛玲女士編劇/《雜誌月刊》1943年九、十月號,張愛玲女士為小說《傾城之戀》繪插圖。(鄭樹森提供)
丘:離開花蓮,到了臺東之後呢?
王:原來計畫從花蓮下臺東、屏東,到屏東參觀矮人祭後,搭金馬號到高雄,再回臺北。
我們搭車到臺東,一下車,站長就來找我們,說美新處到處找我們,打電話過來,要張小姐立即與他們聯絡。原來她丈夫賴雅中風,家人打電話找她。我們只得取消行程,趕搭時間最近的金馬號汽車到高雄,從高雄搭夜車直赴臺北。
在臺東時打電話。那時打電話,投了錢之後要接線很久才可通到話,公共電話後面有兩個人排隊等著,張愛玲在這個時刻,還能轉身很善意的,不急不躁對那兩個人說:「你們去那邊打電話。」一隻手提著電話筒,一隻手指著另一個公共電話的方向。
丘:然後你們就一路回到了臺北?旅途都平安?
王:從高雄坐夜車回臺北,我買橘子給她吃。我吃了橘子,果皮都握在手上,看到垃圾桶才丟。她說我很懂清潔。我答,也許是受父母的影響,父母都是受日本教育,很在乎整潔的習慣。
車子很擠,我們找不到一起的座位,分開來坐。後來有人讓坐,我們才坐在一起。到了臺北,兩人都疲倦了。麥加錫先生派車到車站接到我們,先送我回信義路國際學舍。在新生南路上,我和她揮手再見,看車子向陽明山方向駛去,心裡非常難過,彷彿不能再相見了。
麥加錫夫人後來告訴我,張愛玲回到陽明山瞭解賴雅的病況之後,情緒very upset。
但是那時她若回美國,錢只夠買票到洛杉磯,回不到波士頓,會變得Stranded。所以,她確定賴雅情況穩定後,還是依原計畫到香港寫《紅樓夢》電影劇本,寫完劇本再回美國。然後,她親手照顧丈夫,直到他去世。這些情形,是後來從張愛玲的通信中知道的。
丘:她到香港之後,有消息給你?
王:是的,她有信來。我忘了有一封不知怎麼寫說聽到雞鳴;水晶把我的信搶去看,說張愛玲撒謊,香港怎麼可能有雞?水晶在香港住過,說得振振有詞,我就拚命找理由為張愛玲辯護。
丘:後來,她好像用英文寫過一篇來臺灣的一些見聞?
王:她回美國之後,為《The Reporter》雜誌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寄了一份給我。水晶看了題目有意見,說:「怎麼能說到臺灣是〈回返邊疆〉呢?」文章中提到臭蟲,水晶又說:「怎麼可以說臺灣有臭蟲?哪裡有臭蟲?」
我本來看這篇文章覺得沒什麼啊?寫得很好啊。但是受了水晶的「愛國刺激」也引起了反應。覺得要跟張愛玲抗議一下。這時恰巧徐訏在《聯合報.副刊》寫一篇罵她的文章,我寄剪報給她,順便抗議「臭蟲事件」。
丘:她回信了嗎?怎麼說?
王:她淡淡的寫了一句:臭蟲可能是大陸撤退到臺灣帶來的。
丘:之後,你們一直有消息往來。真沒再見過面?
王:一直有通信。我還記得,看到《今日世界電影》雜誌刊登張美瑤演《吳鳳》的兩張劇照,山地姑娘打扮;回想起我們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照片剪下來寄給她。
我去當兵時,看到相思樹、相思豆,也寫信告訴她。
看到她寫的劇本拍的電影,打抱不平說導演怎麼能拍成那個樣子?她置之一笑。
畢業當完兵,我到國泰航空公司服務,有機票可以免費去美國。我寫信給她,說要去波士頓看她。她回信說,歡迎我去,不過她家比較小,安排我住旅館。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什麼都不懂,也沒找朋友,去到紐約,拿著地圖迷迷糊糊的找不到灰狗巴士站,很著急,打電話又打不通,結果在紐約兩星期也沒玩到。後來我寫信給張愛玲,她回信說,等了我一天,第二天頭痛了一日。
這次沒見到面,我後悔至今。等到幾年之後我去愛荷華,她已搬到洛杉磯。我寫信希望見她,她已不見我,回信:「相見不如懷念」,你應該瞭解我的意思。我更後悔那次沒去波士頓與她見面。
當然,她住洛杉磯我是找得到她的,因為她住的地方是莊信正幫她搬家的,她的房東對她很感興趣,她一直躲。我後來從愛荷華到洛杉磯就暫住莊信正家。我想了想,還是尊重她的決定,把要送她的花蓮大理石托莊信正轉交。
丘:與張愛玲的這一段「文學因緣」,還有什麼值得記憶的?
王:有一天談到小說,她說:「我們的小說都不去分段,都是長長的。我的短篇小說都比別人的短篇還長。」她講「我們的小說」,「我們」這兩個字讓我「受寵若驚」。那時候真年輕,回想起來,真有趣。
她還曾提到,從廣州坐火車經深圳到香港,民兵檢查她時,她很緊張,因為護照上用的是一個筆名。民兵問她:「你就是寫作的張愛玲?」她很緊張的答:「是」。那民兵就讓她出來了,沒有留難。
丘:與她的交往,你是否受了些影響?
王:我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響很強烈:
第一,是講國語。她說,你們福建人「ㄈ」音和「ㄏ」音好像分不清。從此以後,我再次遇到要發這兩個音時,會特別的小心,不希望錯誤。
第二,我以前說到「噱頭」兩個字,「噱」是讀「ㄐㄩ」。她說:噱頭,上海人是唸「ㄒㄩㄝ頭」。從此以後,遇到我沒唸過的字,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說出來。
第三,我們看山地人結婚喝酒,我說:「他們表情很憂鬱。」她聽不懂,我改用英文說「憂鬱」就是「Sad」。她說:你講話很文藝腔。自此,我講話,一定小心避免掉「文藝」的字眼。
丘:從這裡更可以感受到張愛玲的真實無飾,以及觀察事物、生活的敏銳。
王:前面這些說來拉拉雜雜,像流水帳,我真不喜歡。但是,還是讓你與我共用這段回憶。這些事想起來,真溫暖,可是寫出來,就覺得沒意思,尤其過了二十五年,大家年紀都大了。寫出來,更沒趣味。我是不能寫。
我覺得應該找批評家,寫有關她的小說藝術,這樣才有意思,對大家才有益處。
張愛玲是作家,不是明星,大家關心的是她的小說,不是她的起居注。
丘:禎和,談了一個下午,謝謝你,我在這個訪問中學到了很多的功課,也得到很多的啟發。這實在是一段美麗的回憶。我們沒見過張愛玲在臺灣其他的照片,大約只有一九六一年你們拍攝的這張。正如她的文章一樣,她在我們的印象中:永遠是遙遠的,美麗的,這種感覺真好。
王:後來沒見面是對的。讓我記憶中她永遠是那青春的一面。其實我應該寄張現在的照片給她,告訴她我也老了,請她也寄張現在的照片給我。不要,還是不要,還是留著以前的記憶吧。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關於她的每一件事,每個動作,說的話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包括她喜歡戴的大耳環……。
丘:我想張愛玲看到這篇訪問,感覺會很溫馨的,像一幅油畫,年代越久遠,裡面的線條、色彩,越清晰的浮現出來,帶回往日的美麗,停佇成永恆。
我看見禎和笑著、笑著,回到了大學二年級的秋天……。
*作者為旅居荷蘭的作家、畫家,曾任聯合報副版版編輯、聯合文學總編輯。本文選自作者代表作《人情之美》(允晨文化)。
(《風傳媒》2015年8月25日)
星期日, 8月 30, 2015
周保松:真正的教者──側記高錕校長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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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八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運動。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運動,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青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1]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及學運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着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這裏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唯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中大學生會有很長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八九年剛過不久,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裏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莊」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干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着某種結構性張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卻很少嘗試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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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距九七主權移交,還有四年。那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報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發展步伐。這個方案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雙方關係陷於破裂,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其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佈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29日發出聲明,指港事顧問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導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月30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有五十多位同學帶着橫額,遊行到中環恆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裏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六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月31日早上11時,高校長踏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着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着長隊等着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着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着群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就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對方「猜疑」及「弊多於利」。有學生批評高校長六十歲了還如此天真,竟以為港事顧問可以和政治無關。他回應說:「你們說我太天真了,我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2] 論壇去到最後,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製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作為中方的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相片在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發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月1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着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再次訪問高校長,問他一年來做過什麼,他說沒有參加過任何港顧的正式活動,也沒表達過什麼意見。我當時為這宗新聞起了個標題叫「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4] 報紙出來後,有個書院輔導長見到我,說你們這樣寫校長,難道不怕得罪大學嗎?我當時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真的沒想過。我那幾年辦學生報,雖然對學校有許多批評,但從來沒擔心言論會受到限制,也沒感受過來自學校的壓力。當時的中大,百花齊放。除了學生報和大字報,還有許多我們稱為小報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論大膽出位,放在范克廉樓任取。我們自己也知道,校內校外都有聲音,要求學校管制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終沒有行動。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來多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導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完。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過頭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1995年高校長宣佈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即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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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1993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裏拿着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哄,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辭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着。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醜相,讓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然後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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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5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大約是2000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這些同學是我大學生活中見過的最有理想最獨立思考也最關心社會的人。他們許多畢業後一直堅持信念,在不同領域默默耕耘,推動社會改革,並取得不同成就。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幾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2009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所以能頂住重重壓力保護學生,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此,當年我們這群最「不聽話」的學生,今天才會那麼懷念高錕時代的多元開放和有容乃大。
說來慚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體會這點道理。
5
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十五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所患的病,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十八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着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着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此文將收在作者即將出版的《走進生命的學問》一書之中(北京:三聯書店)。
[1] 《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1993),頁15。
[2] 《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3]《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4]《中大學生》,第92期(1994年4月)。
刊於《南方周末》,2011.11.3(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刊出時略有刪節,此為全文。
(周保松臉書二O一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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