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
很久很久以前，陳之藩教授到瑞士開會，是一次《機械人與自動化》國際會議，在一個叫盧加諾的地方舉行，是湖邊，從蘇利士坐風箏去。陳教授告訴我說，依稀記得兩次大戰之間有過一次五國會議就在盧加諾召開，簽訂過《盧加諾公約》，後來當然是一張廢紙了。他說那麼明媚的湖邊，想起的不是馬克吐溫的散步論就是湖邊詩人的句子，怎麼可以找這個地方開機械人會議，又是自動化的會議？陳教授在信上說湖邊之美他形容不出來，他說「我這個人的毛病，作文必鄭重其事，一鄭重其事就寫不出文章了」。他說記得是馮至引過一句瑞士詩人的詩：「生於波登湖畔，死於肚子痛」，是馮先生在湖邊見到的墓誌銘，倒很像「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或者近人那句「人生只合住吳城，片石叢花俱有情」。陳教授說他坐在湖邊胡思亂想了四天，去開會只去了一個上午，因為那天他唸論文非去不可。陳之藩這位電子學教授正是這樣一位滿身文學細胞的文學家。六十年代我讀書時代讀他的《在春風裏》已然如沐春風，驚嘆他可以把中文寫得那麼淺白又那麼動人，比胡適先生的白話文漂亮一百倍！八十年代我從英國回香港主編《明報月刊》，陳教授還在美國教書，我大膽寫信向他約稿，他回信了，一看那信上的字我喜歡得不得了，讀完再讀，前後讀了八九遍。從此，陳教授給我編的月刊寫文章，有短文，有長文，我這個總編輯臉上沾了不少光。然後我們通信不斷，彼此越寫越長，我都可以學他編出一本《在春風裏》了。可是陳之藩是個怪人，我也是個怪人，我們通信通了上百封卻沒有見過面。他到香港中文大學當電子系主任那麼些年了，我從來不到中大去拜訪他，他也從來不進城看我。陳教授跟童元方教授結婚我送了一個花籃，他很高興，跟新夫人站在我送的花籃前拍了一張照片寄給我，算是謝謝我了，我很開心。
那時候我只在報刊上登的照片見過陳教授，跟我想像的樣子出入不大。有一天，他讀了我寫的一篇屠克湼夫寫信說他剛買了一本新書，福樓拜與屠克湼夫的書信集，正看上癮了，說是前一年到巴黎還去看過福樓拜故居。信上說，有一位朋友到巴黎羅丹博物館看到巴爾札克的雕像說非常像陳之藩。那位朋友是女的，陳教授說朋友如果知道雕像的故事一定不會這樣說。他說當年法國作家協會為了紀念巴爾札克，請羅丹雕像，羅丹雕了，作家協會一看馬上 毁約，理由是雕得太難看了，不能接受。羅丹也不反駁，自己留下雕像，錢自然也不要了。羅丹說他希望雕得出巴爾札克創作的時候那幅痛苦相，既然作家們覺得雕像很難看，可見他雕得太成功了！陳教授說羅丹其實太捧巴爾札克了，創作會有那麼大的痛苦不是巴爾札克是福樓拜，福樓拜在一封信上說巴爾札克有些「向錢看」的傾向。陳之藩說屠克湼夫和福樓拜都說自己是寫實主義，其實他們兩人一生追求的是完美，一點不寫實，是唯美，凡「美」得接近「真」了，你就看不出「美」了。我慢慢發現陳教授太喜歡屠克湼夫。我了問他。他說他真是屠克湼夫專家，說屠克湼夫不能說是俄國人，他在巴黎長大，他跟福樓拜的友誼陳教授羨慕得不得了。
更值得羨慕的其實是陳之藩教授的博學。尋常書信隨手寫得出一個又一個的逸聞、故事，陳教授不到文學院講幾堂課是文學院的損失，是文學院學生的憾事。不要他開一門課，要他在講堂上跟學生聊天就夠了。他是真正的 Man of letters，在古老的東方，在古老的西方，這樣的鴻儒是最受人尊敬和喜愛的人種，電子時代裏不多了。都說陳教授的文章如行雲，如流水，我也這樣稱讚他，他好像不以為然。後來有一次他看到我的文章裏引了兩句詩：「書似青山常亂叠，燈如紅豆最相思」，來信說這十四個字可以棄掉兩個字，變成「書似青山亂叠，燈如紅豆相思」。他說因為「最」字不能連用兩個，紅豆是「最」呢？還是燈是「最」？既然下句棄了「最」字，上句也要改為六個字，棄掉「常」字。他說給這副對聯吃了瀉藥，果然可以消暑！
我終於看出陳之藩原來是這樣鍛鍊文句的。他說六朝的東西都是不自然的，但卻淒美之至。《詩品》因為是最早的詩評，把陶淵明列入二三流，這就是六朝的觀點。這種六朝思想傳去了日本，中國反而沒有了這種傳統，詞曲而後，可以說完全斷了。陳教授說人工的雕琢才是藝術，最高境界是人工中見到自然而忘了人工，像法國女人，好像不打扮，其實她打扮得不得了，在打扮中見不出打扮的痕跡，那才是最高的藝術：「所以原野的野花云云，并不是藝術，是倫敦公園的野花才是藝術」。他說沒有駢體文怎麼可能有唐宋八大家？韓愈最好的文字是「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好像很自然，對仗得多美，他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這是近乎天成的藝術。又比如另一個文起八代之衰的胡適之，他的〈瓶花詩〉說「不是怕風吹雨打，不是羨燭照香薰」，那是集古今之大成的對仗，胡先生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陳之藩接着說了一段非常沉痛的話：
我們之一代，弄得這麼不成樣子，因為銳意不讀書，一心想自然，無奈辦不到何！一點顏色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不僅天塌地裂不會名狀，就是傷春悲秋也不會形容，以死了幾百萬人的代價，仍然換不來幾篇「有病」呻吟的作品。根本不會發聲了，何況呻吟！哪有比中國人這個時代再痛苦的？又哪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這樣聾啞的？好像有好多人有同一誤會，覺得數理化等等什麼功課都得用功才會懂，唯獨國文，可以不學而會。會罷，就是今日之局面。
陳教授的信可以從胡適之談到孟子談到毛澤東談到楊萬里談到數學大師哈代。他說毛澤東的詩他覺得好，可是毛澤東愛抄古人的句子，「春風楊柳萬千條」如果不是楊萬里的句子就是范成大的句子。他到哈佛圖書館去找，范成大的集子給人借去了，他於是查楊萬里的集子，從頭看起，一句一句的找，還沒找出來陳教授竟然發現楊萬里詩裏句法跟唐詩完成不同，一個「不」字用了再用，幾乎每三首詩有一首裏有「不」字。「山不人烟水不橋」，受禪的影響，印度的影響，還可以上推到老子，甚至佛家。說起印度他忽然想起劍橋數學大師 G.H.Hardy，說他專出難題，數學登峰造極，印度頒給他一個大獎，他去接受，當然要演說，開塲一句話成了名言。他說：“ Indian contribution to mankind is zero”。全塲靜了三秒鐘，然後哄堂大笑。陳教授說「零」這個數目字確實是印度人發明的，意義太大了：沒有零就沒有負數，就沒有虛數，簡直就沒有數字了，更沒有計算機了。哈代語意雙關，故意想出這麼一句來，真是大師的幽默，是好幾十年才可能培養出來的花朵。
我終於慢慢摸出陳教授文學上的愛惡。他尊敬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胡先生帶着舊詩詞韻味的白話詩陳教授也讚賞，可是新式白話詩不一樣，陳之藩讀了要發脾氣。他在一封信上說詩人易實甫可能熟讀楊萬里，易實甫有一些詩句很了不起：
青天無一雲，青山無一塵。
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
陳教授說，如果沒有白話詩的謬種，詩是可以發展成很成熟的詩，一有謬種，好草就不長了，所以「現代是無詩的時代，我一點沒有說錯！」他說。
有一回，我想在雜誌上編個專題，寫信出了題目求陳教授寫文章。陳教授回信說看了題目他真的手癢，想寫。他說他的讀書方法很特別，讀論文都先看結論，再看序言，中間不看，然後自己運思，試試照題目盤算內容該怎麼搭建，再回頭對照那篇論文是不是這樣寫。雷同固然高興；不同也很高興，當做新發現。他說這種讀書方法叫「不讀」。苦的是碰到法國思想家蒙田的散文。陳教授說蒙田散文喜歡忽然插近一段完全不相干的私人生活，非常有趣，卻與題目無關。碰到蒙田，陳教授的讀書方法就完全不生效了。他說蒙田散文之所以至今不朽，也許跟他這種節外生枝、忽天忽地的寫法有關：「其人在紙上恍動，有如鬼魂穿梭於字裏行間，真是怪事」。我不懂陳之藩教授的電子學本行。陳教授的文學造詣也太深厚了，我只沾了些皮毛。要我寫他，我只能偷蒙田節外的枝枝葉葉忽天忽地拉雜紀錄，那畢竟也是春風的消息。春風太美好，教授太嚴肅，我只會消受「陳春風」，不懂得領 畧陳教授，打從高攀陳之藩的那一天起，我寫信向來尊稱他「之藩先生」，不敢叫他陳教授：他的學問真博大，是我這個老派人常常掛念的「先生」。（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七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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