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
一九七六年三月，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張看》，列為該社所出的「現代中國文學叢書」之五。筆者見到的「叢書」第三種，是余光中「展示其左手的掌紋縱橫」的《余光中散文選》（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版），這是余光中的第一本散文自選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名有點特別，「文化」和「生活」之間用圓點分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有家巴金主持的赫赫有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許「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宗旨是想繼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道統，但在名稱上又要有所區別？不管怎樣說，「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學書的眼界很高，選擇很嚴，無論張愛玲還是余光中，現在都是公認的文學大家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人是何方神聖？《張看》問世三年後，責任編輯黃俊東的回憶披露該社主持人之一正是時居香港、現已移居加拿大的詩人戴天。黃俊東在〈張看〉一文（收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香港明窗出版社初版《獵書小記》，又編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私語張愛玲》）中追述《張看》出版經過時寫道：
「《張看》這書是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促成這書的出版卻是宋淇先生和戴天先生，當張愛玲答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書之後，稿件也就發排，在排印期間，張愛玲的舊作，陸續又出土，所以她又加以編入這集子中，特別是〈論寫作〉和〈天才夢〉。由於書已排好了，所以只能編在書的最後，她特別為此寫了〈附記〉，甚至覺得不好意思，怕麻煩編輯人員，寫了一封短簡，吩咐若太麻煩，可不必印上那篇〈附記〉，其實短短的〈附記〉，附印上去，何麻煩之有！這可見她做人仔細的地方。」
這就明確地顯示，「促成」《張看》這本小說散文集面世的，是張愛玲的好友宋淇和代表出版社方的戴天，兩方是缺一不可的。《張看》問世二十四年之後，戴天自己也在於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在香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現身說法」，證實了黃俊東的回憶。他的發言題為〈無題有感〉，他說：
「我覺得我沒資格去談張愛玲，雖然我跟張愛玲見過一面。大概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她到台北，美國新聞處請吃飯，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禎和吃過一頓飯。她在台北走了兩下就這樣了，說不上什麼印象。後來她的《張看》在香港首先出版，也是我跟幾個朋友辦的一個出版社替她出版的。後來就由宋淇把版權拿去跟台灣接洽去了。我也跟她通了幾次信，這些信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人認為這些信很珍貴，我認為也沒什麼，信而已。」
戴天到底是見過世面的大詩人，談到《張看》的出版經過，風輕雲淡。張愛玲給他的已經不知去向的幾封信，別人認為「很珍貴」，但在他看來「也沒什麼，信而已」。他大概沒有想到，又過了九年，其中的一通於去年十二月奇跡般地出現在香港新亞圖書中心「第二屆舊書字畫拍賣會」上。這是張愛玲的手跡首次進入拍賣，引起了轟動（馬吉按：此信在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六日拍賣，成交價港幣五萬四千元）。此信僅一頁，寫在一張小三十二開薄如蟬翼的英文打字紙上，信封已不存。全信僅七十五字（不含標點），也許因為並非深交的緣故，張愛玲寫得客氣、端正。全信如下： 「戴天先生：
收到十五日的信，希望新春度假愉快。又要麻煩您了——就《張看》而言，絕對最後一次——如果還來得及的話，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匆此即頌
大安
張愛玲
一月廿五日」
這封張愛玲信劄當寫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兩個月後，《張看》就出版了。而在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寄出致戴天此信之後第三天，張愛玲又給責任編輯黃俊東寫了一信，這封同樣很客氣的信作為黃俊東〈張看〉一文的「附錄」也保存下來了，照錄如下：
「C.T.先生：
多謝寄來兩篇短文的清樣來。前兩天我又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倒不是為了出版遲早。一切費心，此頌
大安
張愛玲（EILEEN CHANG）
一月二十八」
張愛玲與出版社方圍繞《張看》編輯出版的通信當然不止這兩封，但這兩封無疑是重要的，把它們聯繫起來釋讀更有意思。兩封信其實說的是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張看》的選文及相關「附記」的討論。
《張看》除了〈自序〉，依次收入〈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論寫作〉和〈天才夢〉八篇作品，前兩篇為小說，後六篇為散文。所以，此書是一部小說散文集，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不同體裁混收的先例。八篇之中，〈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論寫作〉和〈天才夢〉五篇是「古墓裏掘出的東西」（引自〈《張看》自序〉），只有〈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三篇是張愛玲到美國後的新作。所以，此書又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新舊之作混編的先例。之所以這樣不同體裁不同時期作品混雜編集付梓，固然有張愛玲到美國後致力於英文著述以至於中文「近著」不多而出於篇幅方面的考慮，更大的原因恐怕是張愛玲有不得已的苦衷。
作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連環套〉和〈創世紀〉等文是時在美國加州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執教的唐文標發掘的。唐文標「愛張愛玲至極」，以「搜集張愛玲的斷簡殘篇」（引自南方朔〈注解唐文標〉，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我永遠年輕：唐文標紀念集》）為己任。〈連環套〉和〈創世紀〉這兩篇未完成的小說出土後，在唐文標自是歡喜雀躍，「認為生命很充實了。」（引自唐文標〈張愛玲可口可樂〉）但張愛玲卻認為這是「兩件破爛」，「只知道壞，非常頭痛」。她與唐文標通了幾次信，「聽口氣絕對不可能先寄這些影印的材料」給她過目，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最關心的是那兩個半截小說當作完整的近著發表，不如表示同意，還可以有機會解釋一下。」。於是，張愛玲被迫「同意」唐文標把這兩篇小說寄往台灣重新發表，她則「寫了一段簡短的前言」，「說明這兩篇小說未完的原因。」（以上引自張愛玲〈《張看》自序〉）這篇〈前言〉是張愛玲的一篇小佚文，剛剛以〈連環套創世紀前言〉為題收入《惘然記：張愛玲散文集二（一九五０——八０年代）》（二０一０年四月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
「──水晶先生與他的朋友唐文標教授來信說，文標先生在加州一個圖書館裏找到我三十年前幾篇舊作，建議重新發表。〈姑姑語錄〉是我忘了收到散文集裏面，小說〈連環套〉、〈創世紀〉未完，是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殷寶灩送花樓會〉更不滿意，因此一直沒有收到小說集裏，這一點需要說明。對於他們二位的熱忱，也應當再在這裏致謝。
一九七四年四月」
〈前言〉刊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台北《幼獅文藝》第三十九卷第六期重新發表的〈連環套〉之前，手跡製版，頗為鄭重。張愛玲在文末不忘對唐、水兩位「致謝」，但讀過〈《張看》自序〉的，兩相對照，想必會發現張愛玲只是禮節性的稱謝而已，她其實是言不由衷，無可奈何。但是，張愛玲畢竟堅持了一點自主權，對這兩篇「半截小說」的未能完成和不得不在臺灣重新發表作了必要的解釋。
遺憾的是，〈創世紀〉交台北《文季》重刊時，雖然也在文前刊有這篇〈前言〉，卻是「刪節了的」，以至於張愛玲在〈《張看》自序〉中抱怨不迭。不過，這兩篇「半截小說」既然都已重刊，編入書中不會再成問題，於是順理成章成為《張看》的頭兩篇。同時，張愛玲利用寫〈自序〉的機會，以將近一半的篇幅進一步對這兩篇自己早期的「半截小說」進行分析，〈連環套〉「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而〈創世紀〉「只記得比〈連環套〉更壞」！她還「探測」其中的原因：「當時也是因為編輯拉稿，前一時期又多產。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說是多產的教訓，不過對於我是個教訓。」這些自我批判應該是由衷的。
《張看》已經付排，不料〈論寫作〉和〈天才夢〉兩篇「少作」又由唐文標相繼挖掘出土，如要及時收入《張看》，只能置於書末，這樣《張看》首尾全是「少作」和舊作，中間才是「近著」，而且時序也不對，編排顯得不倫不類，於是張愛玲決定在書末再增加一篇說明性的〈附記〉。
〈附記〉寄出後，張愛玲意猶未盡，又補寫了一段寄給戴天，這就是她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中所說的「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三天之後，張愛玲擔心增加的這一段已來不及補入，又致信責編黃俊東表示：「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值得慶幸的是，黃俊東是一位眼光敏銳而又負責的編輯，他知道張愛玲文字的價值，沒有按張愛玲的要求抽出她原擬補入的〈附記〉第二段，使我們今天能夠讀到完整的〈論寫作〉和〈天才夢〉重刊〈附記〉：
「以上兩篇『少作』近來又陸續出土了。因為有些讀者沒有看見過，覺得應當收入這本集子，但是已經排印，只好贅在後面。原是按時序排列的，這一來秩序大亂。好在本來是個雜拌。
又，〈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附記〉的第二段是針對〈天才夢〉而言的。寫於一九四０年的徵文〈天才夢〉是張愛玲自己承認的「處女作」，她很看重這篇「少作」，對其僅獲上海《西風》月刊三週年紀念徵文「名譽獎」第三名一直耿耿於懷。《西風》這次徵文評獎，共取十名，「另外定出三個名譽獎」，其實帶有安慰性質。〈天才夢〉未能進入前十名，「名譽獎」也只是第三名。張愛玲在〈附記〉中說「第十三名名譽獎」，嚴格來說是她記錯的，但最後一名卻是事實。她雖然表白「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但增寫這段〈附記〉，恰恰說明她仍在「斤斤較量」。
平心而論，如果唐文標沒有找到〈連環套〉和〈創世紀〉等佚作，張愛玲的《張看》能否或以怎樣的面貌問世，都是未知數。《張看》之所以特別和重要，在於張愛玲晚年在台灣出版的《惘然記》（短篇小說、電影劇本集）、《餘韻》（散文、中短篇小說集）和《續集》（散文、電影劇本、中英對照短篇小說集），直至她去世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照記》（照片文字對照、散文集），都不同程度沿襲了《張看》的編選模式，用張愛玲自己的話說就是都是「雜拌」！這在張愛玲書目學上是頗值得注意卻還未引起注意的現象。
早在七十七年前，文學史家阿英就已指出：「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有雖已發表而不愜意，或因其他關係，在輯集時刪棄的；這樣的例子是很多，如果我們詳加考察的話。可是，無論那作品被刪棄的理由何在，對於讀者，終竟是極寶貴的。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尤其重視，因為這是增加了他們對於作家研究的材料。」（引自〈《孤山的梅花》全文〉，載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南強書局出版《中國新文壇秘錄》）從《張看》起，作家張愛玲和「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唐文標們的「博弈」就開始了。張愛玲很不願意唐文標們挖掘那些她自認為不成功的「少作」和「舊作」，甚至公開表示不滿。但她無法阻止唐文標們的發掘，無法否認這些「少作」和「舊作」確實出自她的手筆，也明白它們「一經出土，遲早會面世」。因此，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作出讓步，作出妥協，「雜拌」的《張看》是如此，同樣「雜拌」的《餘韻》、《對照記》等也莫不如此。即便在她身後，《小團圓》的重見天日，乃至這次張愛玲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和〈連環套〉、〈創世紀〉重刊〈前言〉的發現，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二０一０年二月十日初稿，四月三十日改定
（原刊二０一０年四月廿五日《錢江晚報》C0007《深讀》版、二０一０年五月上海《書城》新第四十八期；並收錄於陳子善《研讀張愛玲長短錄》頁130─140，台灣九歌出版社二０一０年八月初版。此文據九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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