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11月 26, 2010

「傳說」的來源及流傳

「傳說」的來源及流傳
謝泳

陳平原過去在一些文章中表達過樣的意思,就是好大學裏要有教授的故事和趣聞流傳,它構成現代大學文化的一部分。後來章詒和在演講中也說過,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身上沒有故事,沒有趣聞。何以如此?原因可以找出許多,但關鍵是如今的大學太缺少自由。沒有自由,教授的個性和怪癖就表現不出來,就是表現出來,現在的校園文化也不能容忍,所以現在的大學裏我們極少聽到關於教授有趣的故事和傳說。我們要懂得,美好的傳說一定是與常態社會生活有衝突的行為,而這種行為中總是保持了一種人們普遍期待的理想追求。這些故事的代代流傳,也表達了大學裏人們的一種精神狀態。中國大學裏現在沒有故事,或者說只有醜聞,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反映了中國大學的生態。沒有故事的大學不是好大學,沒有傳說的大學太無趣,太不好玩。

西南聯大時期,趕上陳立夫長教育部,為了控制教授的思想,要求所有院長以上的教授都必須入國民黨。當時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是陳序經,他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就說,如果非要我入黨,我就不做個院長。這個故事在西南聯大流傳了很久,從中說明教授的一種情緒和精神。

上世紀三十年代,張東蓀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當教授。當時的習慣是每次學校開會,大家都要起立朗讀總理遺囑,張東蓀有一次就說,下次開會如果還要朗讀,我以後就不來了,說完拂袖而去。

西南聯大時期,教育部規定大學裏都要開黨義課。教授們都非常不願意講這門課,但也沒有辦法。有一個教授,每次去上這門課,總是先給學生鞠一個躬,然後說:兄弟的這門課是奉送的。教授敢於以這種方式來開玩笑,反映了大學裏的一種精神狀態,也是大學教授的一種特殊幽默。

培養學生的趣味,是大學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趣味如何培養,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但大學教員應當有這個意識,比如自己學術的上偏好可能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就要強化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一定要遷就教科書,中國的文科教科書是最無趣味的,如果教員不能有一點自己的教學偏好,那學生的趣味就會出問題。教員能影響學生的趣味,是教員的最高境界。如果一個教員講魯迅能讓他的學生都喜歡上魯迅,或者講胡適都喜歡上胡適,那是最大的成功。趣味可以共存,但趣味也有排斥性,沒有排斥性就沒有趣味,喜歡魯迅的人看不起胡適是正常的,反過來也一樣。學術不重視趣味,很難有高境界。中國史學界很多人喜歡陳寅恪的學術,除了學術本身外,主要是喜歡他的趣味,他研究的那些問題除了社會意義,有很強的個人趣味在其中。學術是智力活動,有趣味和複雜性才有意義。陳寅恪考證「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考證「狐臭」、「梅毒」的中國傳播、考證「寧夏、榆林、靈州」地名的來源、考證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的演變等等,有些也曾被認為是很無聊的問題,但這體現了研究者的趣味,其實背後有大問題在,這已是學術史上的常識。研究小問題最能見出學者的趣味。

教員的趣味一旦影響了學生,一般來說就成功了一半。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回憶他的大學生活,經常提到一些有趣的事。有一則是關於黃侃和陸宗達的。他說:「研究訓詁學的陸宗達先生,在北大讀書,上到二年級,黃先生離開北大到武昌,陸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憑,跟着黃先生到了武昌。後來陸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補發了一張畢業證書給他。」學生跟着老師走,其實主要是跟着趣味走,老師在哪里,趣味就在哪里。現在的學生是跟着學校走,跟着利益跑,什麼學校好找工作、什麼專業來錢快就選擇什麼專業,趣味下降事關學風,其實是高等教育中的大問題。

學生沒有趣味,就不會判斷講課和學問的關係。教員講課好固然應當肯定,但講課本身不是學問。周作人、沈從文講課難稱一流,但學問好,總為後人稱道。講課好的教員,如果有學問更好,但二者兼得是最難的,所以大學裏一般還當以學問為上。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學生,容易喜歡講課,但教員應當提高他們的趣味,讓他們明白學問才是大學裏的重要內容,到大學裏來是提高對學問的興趣,懂得學問的門徑,不是來聽故事和朗誦的。程千帆說:「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敬重的是老師的學問,至於老師們課上得怎麼樣倒不講究。老師們當中,胡小石先生最會講課,很有條理,季剛先生上課喜歡漫談,汪辟疆先生不大會上課,有的學生講他上課幾乎是語無倫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師家請教他什麼問題,他能把有關的書一本本指示給你,然後一一講析,令人佩服。」

舊大學和新大學最大的區別可能就在這些細微處。大學裏的學術趣味通常會保存在那些奇人、怪人身上,所以現在大學文科教育要提倡個性,主張趣味,要把學術做得好玩,不要把學術搞得一本正經。

自由時代才能有故事流傳,自由的校園才能有趣聞發生。

(本文已刊新一期《大學生》雜誌)
(轉貼自二0一0年十一月廿五日謝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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