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女性小說家張愛玲母親黃逸梵主動提出離婚、請律師辦理，在當時大膽且前衛；黃逸梵經歷赴英生活、至巴黎學畫、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在馬來亞僑校教書、在印度做翻譯，一生極其精彩。（石曙萍提供）
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張愛玲在小說《留情》中這樣寫道，「然而敦鳳與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着」。這句話，用於張愛玲母女間的感情，也正合適。張母黃逸梵，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最早留洋的先驅女性之一。她出身名門，優雅美麗，社交廣泛，又敢於走出封建婚姻，遠赴英倫。她到巴黎學畫，與徐悲鴻、常玉為友；雖是三寸金蓮，卻在阿爾卑斯山滑雪，滑得比天足的小姑還要好；又在馬來亞僑校教過書，在印度做過尼赫魯兩個姊姊的翻譯，「都很過癮」。她的一生，過得比張愛玲更為精彩。張愛玲從小以一種仰望的姿態深愛着母親；但母女相處中諸多瑣碎的難堪，猶如華麗睡袍上的蚤子，令她一生不曾釋懷。
一九五七年，黃逸梵在倫敦病故，身邊無一至親。六十二年過去了，張家或黃家，從未有人去倫敦的墓地尋找或探望過她。曾經她那些英倫的友人，交情或深或淺，皆早已零落散去，不知所蹤。黃逸梵靜靜地，棲身在倫敦一座古老的墓園裏，一直無人問津。
幾經周折，我終於在不久前找到了黃逸梵的墓地，前去拜訪這位被遺忘了半個多世紀的傳奇女子。正是人間四月天，黃昏的暖陽落在墓園前馬路邊的法國梧桐樹上，恍惚是黃逸梵年輕時住過的上海法租界。我來到墓園最深處的玫瑰花園，在刻有黃逸梵名字的小小的石碑前默然良久。這位獨立而勇敢的傳奇女子，一個人在這裏，這麼多年了。她應該不曾想到，會有人穿過時光的塵埃尋覓她的芳蹤。我把帶來的一束白玫瑰，輕輕獻上。若她泉下有知，或能有一絲絲安慰。
黃逸梵在紀念花圓牆上的石碑。（石曙萍提供）
一、 入籍證書：「女工張逸梵」
黃逸梵曾前後三次赴英，生活了前後十三年，最後在倫敦病故。
一九二四年黃逸梵陪小姑張茂淵赴歐。「她終於藉口我姑姑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英國，一去四年」，一九二八年由英國返回上海。《對照記》圖六張愛玲這樣寫到：「我們抱着從英國寄來的玩具。他帶着給他買的草帽。」文中沒有注明年分，但張愛玲姊弟的樣子，看起來不過三、四歲，應該就是一九二四年黃逸梵赴歐不久後的事。《對照記》中圖十三是黃逸梵，張愛玲在下面注明說：一九二六年在倫敦。可見，黃逸梵第一次出國應該是英國。期間可能也去了法國旅行，《對照記》圖十一的文字又提到她去過瑞士滑雪。
一九三二年，黃逸梵隻身到法國。一九三三年徐悲鴻夫婦第二次到法國時，與黃逸梵同住在巴黎第十五區的一幢樓。雙方是早前在南京相識的故友。蔣碧薇在《我與悲鴻》中回憶，自己曾在夫妻鬧矛盾無處可去時，在黃逸梵屋中過了一夜。此次到法後，黃逸梵到過英國的線索目前所知只有一次。二Ｏ一九年一月四日的《每日頭條》的《「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你還能記起幾位》一文顯示：一九三六年春，黃逸梵曾以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員的身分，參加「巴黎中國留法藝術學會英倫中國藝術展覽會參觀團」，到倫敦逗留過六天。除了中國藝術展覽會之外，黃逸梵還和其他會員一起，參觀了多家博物館、畫廊、私人藏家以及英國皇家美術學會。同年底，黃逸梵從法國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
一九四八年，黃逸梵到吉隆玻，於年底重返英國，原因之一是英國有良好的福利制度。這次抵英後，黃逸梵長居了九年，直到一九五七年離世。
黃逸梵在英國的生活一向鮮為人知。我從英國的國家檔案館開始查找。最先找到的，是黃逸梵的英國入籍證書。我驚訝地發現，上面有很多令人費解之處：首先，黃逸梵入籍的名字是Yvonne Chang（張逸梵）。其次，上面寫黃逸梵的出生年分竟然是一九Ｏ五年。再者，黃逸梵填寫的父母名字並非完全屬實。最後，入籍證顯示她的職業為machinist（機械女工），住址卻是倫敦肯辛頓區一處高尚住宅區。這都是為什麼？一張入籍證書，疑團重重。
黃逸梵於1956年8月27日加入英國國籍。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入籍證書上，她的姓名一欄寫着：Yvonne Chang（張逸梵），曾用名Yvonne Whang（黃逸梵）。當時，距離一九三Ｏ年與張愛玲父親張志沂離婚已過去整整二十六年了，她卻還在官方文件裏自稱Yvonne Chang（張逸梵）。在一九三Ｏ年的上海，女方主動提出離婚，並果斷地請了英租界的洋人律師辦理，是非常大膽而前衛的事。用九莉的話來說，「家裏有人離婚，跟家裏出了個科學家一樣現代化」。當然，這與黃逸梵有足夠的陪嫁和分得的大批古董有關，更與她超出同時代人的先鋒意識有關。但這樣一位現代娜拉，為何拖拖拉拉二十六年，仍對張太太的名分戀戀不捨？
保留夫姓，是因為內心對前夫一直餘情未了麼？我們在《對照記》圖三的文字中得知，張愛玲後來收到的遺物中，有一張黃逸梵收存的前夫照片，大約是張志沂在直奉戰爭時寄去給首次出國的妻子的。張志沂並不想離婚。在張愛玲的回憶中，父親始終對前妻懷着柔情。黃逸梵也並不那麼絕情，離婚前幫丈夫戒了毒癮，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救了回來。離婚後也是相當通達大方，告訴張愛玲不要恨父親。記者林方偉在《傳奇的傳奇──五封信解碼張愛玲之母異鄉晚景》中提到，黃逸梵曾這樣勸說邢廣生：「如果有合適的人和你同志，愛你的才，不是愛財，那就千萬別怕人言，還是結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這樣看來，晚年的黃逸梵還是嚮往婚姻和家庭的。但言辭之間，並無對當年離婚的悔意，只透露出因「自傲」而曾錯過姻緣。若是這樣，她也沒有理由一直保留着「張」姓，稱自己為Mrs. Zhang（張太太）。
這個費解之謎或有一個解釋：張愛玲在《小團圓》裏寫蕊秋到香港的一所教會學校看望寄宿的盛九莉：「亨利嬤嬤知道她父母離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認離婚，所以不稱盛太太，也不稱小姐，沒有稱呼」。天主教徒不能離婚，因此身在英國的黃逸梵沿用夫姓，或以此緩解與周圍人交往時的尷尬？
另一個謎團是她的出生年月。中國國內的資料顯示黃逸梵出生於一八九六年。但英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黃逸梵入籍證書上，出生年月一欄卻寫着：一九Ｏ五年二月四日。相應地，她的死亡證書顯示去世年齡為：五十二歲。我先收到檔案館發來的死亡證書，以為年齡被算錯了，後來看到她的入籍證書才明白緣由。
一九Ｏ五年二月四日若是黃逸梵出生的真實年月，照這樣推算，黃逸梵在十五歲時就生下了張愛玲。張愛玲的祖母二十三歲才定親，若母親十四歲就嫁人育子，為何張愛玲從未在文字中提及？再則，一九二四年時黃逸梵如果是以十九歲之齡做小姑出國的監護人，似乎也顯得勉強。
《聯合早報》記者訪問邢廣生時得知，黃逸梵在馬來亞時，大家都知道她的年齡：「黃逸梵一九四八年從上海重返新加坡，經南洋女中校長劉韻仙引薦，到吉隆玻坤成女中教書。……兩女結識時，邢廣生二十三歲，黃逸梵五十一歲。」「……黃看起來消瘦、憔悴、疲累，黃在吉隆玻的鄰居叫她『老太婆』（old lady），氣死愛美的黃逸梵。」按照年分計算，一九四八年黃逸梵應該是五十二歲。可能邢老師記憶有誤，但顯然與實際出入不大。而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中也提到母親是十九歲時結的婚：「張御史的少爺，黃軍門的小姐，十九歲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親二十八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看來，黃逸梵很可能是到英國之後，才修改了自己的出生年分。 那麼，為什麼黃逸梵要刻意隱瞞年齡，為自己「減齡」九歲？
一九四八年底再度入境英國時，離她上次來英國已十二年了。黃逸梵不再年輕貌美，經濟情況也大不如前。難道，她特意修改出生年分，是為方便申請工作及成為公民？本來東方人就比西洋人顯得年輕，五十一、二歲說成四十三歲，也不難讓人接受。而黃逸梵如何修改護照上的出生日期，又是一樁懸案。
入籍證書上父母一欄，黃逸梵填寫的是「Shih Sheng and Shih Chang」（盛氏及張氏）。這相當令人困惑。黃逸梵父親姓「黃」，「張」是前夫父親的姓。為什麼她不填寫生父的姓？而她前夫母親姓李；自己生母姓氏不詳，難道姓「盛」？張愛玲《小團圓》裏的女主角九莉也姓「盛」，莫非兩者有什麼關聯？顯然，這入籍證書上的父母姓氏有被亂點鴛鴦譜的嫌疑。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上，黃逸梵「亂湊」了一對父母給自己，很是有些頑皮。
入籍證書是黃逸梵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簽署的。英國的移民法令顯示，當時在英國住滿五年就可申請國籍。黃逸梵卻在居住了八年後的一九五六年才成為公民，原因不詳。
檔案館同時寄來的，還有一份入籍宣誓書。當時英國法律規定，拿到入籍證後的一個月內必須向女王宣誓效忠，否則入籍證書就無效。於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黃逸梵在離家不遠的18 Shepherds Bush Green宣誓效忠，宣誓內容如下：「我，張逸梵Yvonne Chang，曾用名黃逸梵Yvonne Whang，對着萬能的上帝發誓，將對伊莉莎白二世女王以及她的後代及繼承者忠誠不渝。」宣誓處距離她Upper Addison Gardens的住址步行約五分鐘，大概是當時這個街區的地方政府部門所在地。英國內務部遂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宣誓書上敲章，黃逸梵這才算正式註冊為英國公民了。此時，離她告別人世，僅剩最後一年光陰。
一九五六年，張愛玲三十六歲，是她赴美後的第二年；也是黃逸梵一九四八年抵英後的第八年。當時黃逸梵身體尚可，還未被診斷出癌症晚期。八月十四日，張愛玲與賴雅領取了結婚證。兩周後，遠在大洋彼岸的張母黃逸梵拿到了英國入籍證。
黃逸梵的入籍證上還透露了另外兩個重要資訊：
首先是職業。入籍證書注明黃逸梵的職業為machinist，意為機械師或者技術工人。以黃逸梵當時的年齡及體格，操作機器怕是無法勝任，最有可能的是在工廠流水線做製作工人。這並非為了體驗生活，也與時尚設計相去甚遠。黃逸梵的遺囑顯示，她晚年曾舉債度日。一九五Ｏ年代的英國剛從戰爭陰影中走出來，出生率下降，戰後勞動力缺乏，生活的貧困促使大量女性包括已婚主婦走進工廠。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黃逸梵，這位出生名門的貴族小姐，因為生計，也和很多英國本地女性一樣，進工廠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對照記》圖十一，是黃逸梵少女時代手執紗扇和婢女的一張合影，下面是一雙三寸金蓮。配圖文字這樣寫道：「珍珠港事變後她從新加坡逃難到印度，曾經做過尼赫魯的兩個姊姊的秘書。一九五一年在英國又一度下廠做女工制皮包。」我們因此大約可知，黃逸梵在一九五一年曾去工廠做工。可見，一九四八年抵英後，黃逸梵很快就經濟困窘，第三年就出去工作了。從她跟邢廣生老師的通信中可知，黃逸梵在不同的工廠上過班，時有停停歇歇。
黃逸梵有很強的動手能力，早年學過洋裁、車衣。在新馬時她專門搜羅了一些珍貴的蛇皮，打算自己設計皮包。《對照記》圖十一裏張愛玲這樣寫：「她信上說想學會制裁皮革，自己做手袋銷售。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就在馬來亞買了一洋鐵箱碧綠的蛇皮，預備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島後她去新加坡，丟下沒帶走……她戰後回國才又帶走了。」而一九四八年，黃逸梵從新加坡到吉隆玻，在坤成女中教書時，所教的課程就是手工──雖說因學歷資格限制，但也可見她的長處所在。因此在英做工時，選擇去皮包廠，後來也去過製衣廠，而不是其他行業，也可能和她的興趣相關。
當時年老體弱的黃逸梵，面對這份工作，似乎也能勝任有餘。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致邢廣生的信裏，她透露了很多資訊。比如午餐時間還可以有精力寫信，放工後也還有力氣去見朋友。如果做得不愉快，還可以炒了老闆魷魚。雖然是底層的工人，黃逸梵還是有着一定的自由與尊嚴。這大概是除了福利好，西方現代文明的又一個好處了。
張愛玲母女，都是非常堅強獨立的新時代女性。挾着滿箱古董的黃逸梵，在出走後的世界裏，一度瀟灑逍遙。到了晚年落魄，亦能淡定，自己煮飯洗衣、找房子、搬家、找工作。張愛玲也是在出國後發現了自己的生活能力。從香港赴美的旅程中，張愛玲在寫給鄺文美的信中，這樣描述中途在神戶下船時的經歷：「一個人亂闖，我想迷了路可以叫的士。但是不知道怎麼忽然能幹起來，竟會坐了電車滿城跑，逛了一下午只花了美金幾角錢，還吃咖啡等等，真便宜到極點。」之後在美國，張愛玲這位在上海時連路都不認得的大小姐，更是親自動手油漆房子、做衣服、煮飯、殺蟻蟲，甚至後來長期照顧大小便失禁的賴雅，很有頑強的毅力。只是，與母親不同，張愛玲從來不曾輕鬆愜意過，肩膀上總扛着生計的重擔，甚至後來為了養家糊口，眼睛出血還在寫稿子。偶然看電影、逛櫥窗、自己動手做衣服，就是娛樂了。在感情方面，與母親的情人眾多不同，張愛玲很是單純。夏志清在《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一書的序言中，充滿了憐惜地寫道：「……在愛情這方面，張自己從來不採取主動，人家找上門來，她就被感動了。……跟定了一個男人，也就不想變更主意。假如丈夫病了，她就一人咬緊牙關奮鬥下去。」
黃逸梵的入籍證書上顯示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住址：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 London W14 8AL。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黃逸梵致邢廣生的信，就寫於此處。
邢廣生回憶說黃逸梵晚景淒涼。她曾拜託在倫敦讀書的學生前去探望，學生回來匯報說：黃逸梵住在地下室。「地下室」，給人印象通常是黑暗陰冷，逼仄狹小。但若正是這處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居所的話，那麼黃逸梵的生活很可能並沒有那麼潦倒。這一處房產是相當高級的住宅。即使是地下室，也與我們通常想像中暗無天日的那種有所不同。
從英國大都會檔案館的資料可以查到，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這一整條街，都是在維多利亞時期由一個大家族購建的高級私人公寓。建造時間在十九世紀中期。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房子結構，這條街的房子都相當上乘。此處在環境優雅的肯辛頓，屬於倫敦的第二區，距離肯辛頓王宮只有一‧五英里，步行約半小時。而現今全英最大的室內購物中心Westfield就在這條街的背後，步行四、五分鐘就可以達到。旁邊就是開通於 一九ＯＯ年Central Line 地鐵的Shepherd’s Bush地鐵站，交通十分便利。
這條街完好地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建築面貌。整幢房子有三層，外加一層地下室。每一層有兩個臥室。11A是地下室正對着主要街道的一個房間。這樣的地下室，往往是舊時大家庭傭人的臥室，或是食品、煤炭及雜物的儲存室。也有人家把地下室整理後出租的。黃逸梵大約就是這樣的租客之一。
隔壁12A號的房子正在裝修。裝修工人告訴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都用火爐取暖。地面層進口處過道，舊時有一個添送煤炭的小洞，通往地窖。上世紀七、八十年，隨着電暖以及煤氣的普及，不再需要煤炭，洞口也就都封上了。而儲存煤炭的地窖，就在地下室。也就是說，黃逸梵住的房間隔壁，就是儲存煤炭的地方。她的房間應該不是很乾淨舒適。
11A處在街道平面之下，因房前有專門設計的下沉空間，11A的窗戶還是有充足的採光。而且臥室有兩個大窗戶，面積約三、四平米，和其他樓層的窗一樣寬大。門口還有小小的天井。黃逸梵在遺囑裏提到該處時用的詞語是「flat」，也就是說，她當時還可能有獨立的廚房及衛生間。另外，地下室有獨立的進戶門，提供了很好的隱私性和便利。雖然這間地下室並非暗無天日，但因地勢低，幾乎沒有陽光直射的時間，夏天清涼，但冬天會很陰冷。當時倫敦還是霧都，冬季燒煤取暖。但為了節約開支，當時很多人家，都只是在主樓的起居室取暖，樓上房間還是很冷，更何況是下人住的地下室。
黃逸梵第一次在英國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幾乎同時，老舍也在英國，他於一九二四年秋抵英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直到一九二九年夏離英到新加坡。根據這段生活經歷，老舍寫了小說《二馬》：「在倫敦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兩等：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更不用說講體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和小旅館，還可以租給中國人。」
一九二九年《二馬》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黃逸梵當時正好在上海。馬氏父子在倫敦種種啼笑皆非的故事，喚起了黃逸梵的很多回憶。張愛玲在《私語》裏這樣寫道：「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
當年中國人被歧視，不容易在倫敦租到像樣的房。小說《二馬》中寫為了幫中國人租房，伊牧師對溫都太太陪足了笑臉，房租也比市場價給得高。一九二四年老舍在亞非學院任教的薪水是每年兩百五十鎊，後來才提高到三百鎊，每週約五‧七鎊。亞非學院離大英博物館只有五分鐘的步行距離，但老舍沒住附近，而是與一位洋同事在肯辛頓區的31St.James Garden合租了一間房。一人出房租費，一人出伙食費，這才在經濟上得以勉強應付。
不知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間，黃逸梵住在倫敦的哪一個區。但以她的家境和性格，應該不會和學生去紮堆住在髒亂差的唐人街，也不會去大英博物館後面的小房子，和嫌棄中國人的房東擠在一起。黃逸梵向來講究房子地段和結構，在上海時她住的愛丁頓公寓、白爾登公寓，都是地處法租界的高級西式公寓。因此也不難理解，一九四八年黃逸梵重返倫敦時，會在肯辛頓區租房。而奇妙的是，黃逸梵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房子，與老舍當年在倫敦的住處只隔了一條街，步行只需十分鐘。
學者王賡武的父母當年在倫敦與黃逸梵私交甚密。在記者林方偉的訪問裏，王賡武回憶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倫敦的房租是每週五英鎊。而當時黃逸梵週薪七鎊，雖比一九二四年時老舍的薪水要高很多，但若房租五鎊，她每週僅剩兩英鎊做生活費和交通費，經濟應很是拮据，也難怪她需要舉債度日。
最初租房時，黃逸梵可能經濟尚可，因此講究房子地段與隱私等。後來窘迫時，她大可搬家到更便宜些的區，但她顯然寧願借債，也不願更屈就。貧窮的生活，並沒讓黃逸梵自憐自艾，相反，她的內心依然懷着夢想，充滿了生命力。一九五七年黃逸梵已經舉債度日了，但在給邢廣生的信裏，她竟提到想要在倫敦開一間中國咖啡館。這與《小團圓》裏的蕊秋甚為相似。一無所依的蕊秋曾對九莉說：「悲觀者稱半杯水為半空，樂觀者稱半杯水為半滿，我享受現在半滿的生活。」大概是從小良好的家境，或如她所說，血液裏湖南人的勇敢，給了她這份行到水窮處，依然自內而外的從容平和吧。
我前後去了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六次，都未遇見屋主。四月時又去了一次。六十多年前的那位黃小姐依然不在家，街道兩邊的櫻花正開得熱鬧，一樹樹是嫣然的春。風吹過來，落英繽紛，滿地是失落的往事。隔壁十二號的房子，爬滿了紫藤花，是當年黃逸梵從11A出門，一上台階舉頭就見的風景。
這套房子正在英國知名的房產交易網站掛牌出售，裏面有兩個臥室、一個客廳、一個衛生間及廚房。目前這個套房的估價是七十五‧八萬英鎊，租金是每月兩千鎊。我從門上狹小的投信口張望，看得見門後是走道，左邊應該是臥室，也就是11A 當年臥室所在地。右邊是洗手間和廚房，盡頭是客廳。客廳非常明亮，整面牆都是落地玻璃窗，看得到前院修長的竹子。當年黃逸梵租用的，應該是11A的一個房間，客廳是原來11B的臥室，如今打通了成為客廳，看起來寬敞舒適。
門後走廊的牆上掛滿了照片，是一個可愛的西洋小女孩。當年黃逸梵住在這裏時，不知牆上是否掛着張愛玲側顏淺笑的那幀照片。上海康定東路八十七號的張家老宅，如今已變成一個社區文化中心，保存着一個紀念張愛玲的書房，牆上就掛着那幀照片，是黃逸梵出國前挑選帶走的。張愛玲說「大概母親覺得這張最像她心目中女兒的樣子。」
張愛玲在《私語》裏寫道，八歲那年，母親從英國回來，全家搬到一所花園洋房。母親家裏「藍椅套配着舊的玫瑰紅地毯」，在張愛玲心裏成為美的頂巔。因為愛母親，所以連帶着愛母親住過的英國：「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藍天紅房，成了張愛玲潛意識裏的一個情結。
「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一種乾脆俐落的生活」，張愛玲曾這樣表達自己年少時的野心。從父親家逃離投奔母親後，她就永遠地告別了大房子，開始了公寓生活。很顯然，有自己的房子，是張愛玲在經歷了各種寄人籬下、居無定所後，夢想裏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她一輩子都沒能實現。《小團圓》的結尾，九莉做了一個甜蜜的夢，「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藍的天」。藍天下縹緲的紅房子前，是在夢中快樂很久很久的九莉，和在內心傷痛很久很久的張愛玲。
不知九莉夢中的藍天紅房，背景是否在英國。因為母親，張愛玲從小就與英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還兩次都差點赴英讀書。一次是中學畢業考上倫敦大學，卻因歐戰爆發轉到香港大學讀書。另一次是港大快要畢業，以她優異的成績本可保送到牛津大學免費深造，又因香港淪陷而告吹。但當年，若張愛玲真到英國，也未必能住到英國鄉間帶花園的紅房子裏。黃逸梵第二次到英國，已是經濟窘迫，不要說買房子，就是租房子，也只是一間地下室而已。
黃逸梵對住處的佈置一向講究，在林方偉解讀的信裏教邢廣生如何布置房子，雖然，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是租住的房子，但在遺囑上，我們知道房間的窗戶、牆壁、天花板、牀上都有裝飾，應該是黃逸梵投入金錢及心思購置裝扮的，所以最後不捨得丟棄或留給房東，而是鄭重地作為遺產留給了一位朋友。
離11A兩、三百米遠的街道一端，有一個紅色的郵筒，在那裏已經一百多年了。黃逸梵寫給遠在馬來亞的閨蜜邢廣生、及在美國的女兒張愛玲的很多信件，應該都是從這裏寄出的。
自知不久於人世，黃逸梵曾發電報希望能見女兒最後一面。在司馬新《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這樣寫道：「（一九五七年）八月中旬，張愛玲從倫敦得到消息，說她的母親病得很重，必須做手術。張寫了一封信去並附上了一百美元的支票。」很多人認為，彼時張愛玲依然對母親有猜疑，以為是藉口要錢。其實不然。母親病重，張愛玲顯然知情。宋以朗在《張愛玲私語錄》的序言中引用了張愛玲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鄺文美的一段信件原文：「她（張愛玲母親）進醫院後曾經叫我到英國去一趟，我沒法去，只能多寫信，寄了點錢去，把你與《文學雜誌》上的關於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後來她有個朋友來信說她看了很快樂。」
《小團圓》裏有一段描寫，九莉編劇的電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着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滿意。九莉心裏納罕：「她也變得跟一般父母一樣，對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滿足。」母親病重，張愛玲能夠做的，是「只能多寫信」，並且寄了別人評論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給母親閱讀。儘管張愛玲不一定情願承認，這份帶着許多苦澀的「炫耀」裏，其實有着她給已走到生命終點的母親，難得的一份深情。
當時的張愛玲，剛到美國不久，正設法嘗試用英文寫作打開新局面，卻幾經挫折，陷入困頓。司馬新在《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說：「五月張愛玲從司克利卜納獲悉，公司不準備選用她的第二部小說，即《粉淚》。這個消息對她當然是個不小的打擊。她覺得沮喪，終於病倒而臥牀數天。後來她注射了幾針維生素B，到六月初才康復。」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幫忙，張愛玲開始為電懋（編按：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寫電影劇本，以維持生計。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賴雅，那時也才從再次中風裏漸漸好轉。應是凡此種種，張愛玲才說「我沒法去」，終於不曾前往倫敦。
如果當年張愛玲來了倫敦，應該就會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顧母親，黃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處。母女倆說不定可以冰釋前嫌，不僅《小團圓》會寫得很不相同，連張愛玲的整個後半生都可能會有別樣的故事了。只是，無論如何，在張愛玲內心最深處，母親帶給她的創傷，都從未消褪過。她在給鄺文美的信裏曾尖銳地寫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親是不由自己揀的。從前人即使這樣想也不肯承認，這一代的人才敢說出來。」母親似乎從來也不是她人生裏第一要緊的事。母女之間的感情，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令她拋下一切，甚至設法借錢買機票，飛赴倫敦。
多年後的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寓所悄然離世，同樣孑然一身。相較於母親，臨終前曾希望再見她一面，張愛玲是真正的孤零零。她沒有人可以見，或根本不想見。她或許，也在最後的日子裏，想起過當年的母親。但和當初狠心不去倫敦一樣，張愛玲大概早就凜然地準備好面對絕世孤獨。「……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關起來。」這是《小團圓》裏，蕊秋對遭遇情傷後的九莉說的話。如果這不是黃逸梵因太瞭解女兒而提出過的勸誡，那麼就該是張愛玲借蕊秋之口對自己後半生的預言。張愛玲從未於童年時代的傷痕中自我修復。她一生的自我禁錮，或是一場對抗母親的自我放逐。
二、英國友人：患難見真情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代筆寫給邢廣生的信裏，黃逸梵提到出院後會住到朋友家。信末注明這位朋友是巴登夫人：Mrs. Margaret Barton,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這封信也提到，黃逸梵當時病中身體衰弱，幸虧巴登夫人在旁照顧。
黃逸梵出院後，是否去了巴登夫人家，我們不得而知。一九五七年八月底，黃逸梵就住在34 Dorville Crescent了。照這樣推算，若黃逸梵曾去巴登夫人家休養，時間最多不超過三個禮拜。
從谷歌地圖上查看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顯示的是格林威治區一幢普通三層樓房，看起來像是二戰後的風格。與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相比，顯得很寒酸。從漢默史密斯站Hammersmith坐地鐵District line到Cannon Street, 再換乘火車，需要一個多小時才到Lewisham車站。我碰巧下錯車到了倫敦橋站London Bridge，從這裏有向東的高速火車，總共四十幾分鐘就到了Lewisham車站。從這裏步行，上一個小山坡，走五六分鐘就到8 Eliot Park。格林威治鄉村比肯辛頓區要幽靜許多，沿路的房子大都是獨立的house，不是倫敦市中心比如肯辛頓區或漢默史密斯區連棟而造的terrace房子。轉入Eliot Park，右手邊就是和谷歌地圖顯示的一樣的房子，門上有號碼8， 卻沒有路名。沒人應門，我在門口拍了張照，轉身打算走了，回首卻驀然發現，馬路對面房子牆上有 Barton House 的字樣。
Barton House？我腦中馬上跳出了黃逸梵信中提到的友人名字：Margaret Barton 。如此巧合，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經過再三確認，房子門牌號，甚至房子前的垃圾桶上，都清清楚楚地寫着「8 Eliot Park」，這才恍然：原來，這才是我要找的8 Eliot Park。
和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排屋不同，這是一幢豪華的獨立小洋房。房子是典型的維多利亞風格：棕色磚牆、上下開的框格大玻璃窗，外牆上還有簡潔的希臘風格裝飾。房子主樓三層，加一層地下室。左右各有側翼。房後有寬敞的花園，地面層和地下層都是落地長窗，看起來很是氣派。抱着試試看的心情，我按響了門鈴。四、五分鐘後都沒人來應門。我就四處拍了幾張照片，正打算走，門卻開了，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我開口就問他是否是巴登家的後人，他笑着告訴我他們去年才剛買了這幢樓。在得知我的來意後，他補充說，這棟房子是國家保護級建築，任何外觀上的改動都須事先申請才可進行，而一般來說很難得到批准。也就是說，如果一九五七年九月初黃逸梵出院後曾來此小住，那麼當時房子的外部情形和現在我所見的，幾乎一樣。
當然，裏面的裝修隨着屋主更換而各異了，但外觀及基本結構，自一八六Ｏ年至今都不曾變過。之前房子從內部裝修隔成兩個單元分別出售，但現任屋主買下了整幢樓，打通了兩個單元，重新恢復成最初的內部結構。從現在新屋主半開的門，能看見裏面富麗堂皇的大廳、白色水晶吊燈，以及廳中盤旋而上的樓梯。這裏顯然比之前黃逸梵住的兩個住處都要寬敞舒適得多。六十多年前的巴登夫人，家道殷實，是這幢洋房的女主人。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寫給邢廣生的信裏，黃逸梵這樣寫到：「……大約兩天後可以出院，先住在一位友人家（地址會寫在後面），食物等可得她照料，比住在Nursing home（療養院）好……。」那時她剛動過第二次手術，有些恢復，能夠慢慢行走了。信中所指的友人家就是此處巴登夫人的家。在這裏，黃逸梵特別地強調了「比住在Nursing home（療養院）好。」
英國的Nursing home，是給貧病孤老者居住的地方，包括二戰中重傷殘疾的單身老兵。我的鄰居Keith現在已經近八十多歲了，獨自一人生活。五十年代中後期，他就在倫敦切爾西的一間Nursing home當護士，離後來黃逸梵住的Nursing home不遠。如今的他退休在家，患有帕金森綜合症，發病時渾身震顫，甚至神志模糊。我有一次去串門時，正好他突然發病，他很努力地用顫抖的手關掉正在煮飯的煤氣，憑着最後的意志力踉蹌着跌落到沙發。他不願和兒女一起住，可是為什麼不去政府的療養院呢？Keith慢慢恢復平靜後，含着淚告訴我，他曾在Nursing home工作了十八年。他看到那裏的病人，白天就只是在同一個房間裏，坐在沿牆排成四方的椅子，從清晨到黃昏，沉默無語，木然幹坐。房間前方，放着一個小電視機。這些人每天就悄無聲息地坐着，盯着電視機，其實根本不關心是甚麼節目，只是空耗着，等待死亡的來臨。這樣的景象，Keith看了十八年，心理上極為抗拒。在他心目中，Nursing home意味着等待死亡。他害怕那樣一起枯坐等死的一天又一天。所以到了晚年，無論多麼糟糕，他都堅決不肯去療養院，寧可一個人住在政府的福利房裏。黃逸梵如果去了療養院，想必也是如此的情形。在未到絕境時，她當然選擇去朋友巴登夫人的家，多少還有點生機與熱鬧。
不知道黃逸梵是如何與這位巴登夫人相識的，可能是在教堂或者畫廊認識的朋友？我也曾查詢很多資料，找到一份一九二五年女方主動要求離婚的法庭檔，年分上大體合適，但最終才發現只是同名同姓，終究不是這一位巴登夫人。
黃逸梵很幸運地收穫了很多英國友人真摯的友誼，包括這位家境優渥的巴登夫人。不知黃逸梵是如何與這些英國人相識的。一九三三年陪徐悲鴻在倫敦小住的蔣碧薇曾這樣回憶：「英國人絕對不像法國人那樣，對我這個不常見的東方女性投以好奇的眼光，同時他們不輕易與人交；但如結交了朋友，則又非常地重視友誼，不像法國人。」顯然，黃逸梵的這些英國朋友，都很用心與她交往。
巴登夫人無疑來自當時社會的中上層階級，會跟一個社會底層的女工做朋友，很是匪夷所思。而從信中我們也得知，巴登夫人曾去醫院照顧病重的黃逸梵；等黃逸梵出院，她也慷慨地帶回家加以照料，真是雪中送炭的深情。當時的黃逸梵，雖是一代名媛，但落魄已久。難得她並未妄自菲薄，也並不封閉自己。她應是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才會在落難時，依然擁有並坦然接受許多朋友的真情。就這一點而言，黃逸梵比張愛玲活得溫暖多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黃逸梵再次住院，托前來探望的友人代筆，寫信給邢廣生，說自己住在朋友泰勒夫人家，回信地址是：Miss Y, Whang , c/o Mrs Taylor, 34 Dorville Crescent, Hammersmith, London W6。這是黃逸梵生前給邢廣生寄的最後一封信。此時她寄住的泰勒夫人家。從這個留下的通信方式來看，很顯然信件需要Mrs Taylor轉交，可見黃逸梵並不是這裏的正式住戶。原因可能是如她信中所提到的，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住處無人可照顧她。而Mrs Taylor可能是她的另一位朋友，接替巴登夫人照顧她。
南洋學者王宓文夫婦曾在倫敦與黃逸梵私交甚密。王先生的兒子王賡武，後來成為知名的歷史學家，曾任香港大學校長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當時王賡武剛好結束在倫敦的博士學習，臨回國前受父母囑咐，前去看望黃逸梵，就是在此處。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這封信裏這樣口述：「黃宓文的少爺上星期三趕來看我，送了一張棉被，一件皮上衣，還有一瓶麻油給我。」信中的「黃」皆為「王」的筆誤。當時，黃逸梵就臥病在泰勒夫人家。原本王太太是答應黃逸梵送她中國鍋的，黃逸梵在信裏說：「不想他們送了這種東西來，我又用不着。不過人快死了，中國鍋等東西，也是沒太大用處了。」記者林方偉曾採訪過學者王賡武，他也確認當初去漢默史密斯見了黃逸梵匆匆一面，回憶與黃逸梵信中所述完全相符。
那時候的黃逸梵大概買不到或者買不起中國鍋，而她又想念家鄉口味，曾寫信託邢廣生買中國罐頭寄來。在患病之前，黃逸梵還渴望有中國鍋可煮家鄉小菜，但就是這般卑微的希望都無法滿足。此時，醫生應該很明確地告知了她病情實況。她也已明白自己「人快死了」。
Dorville Crescent這條街的房子是連棟而造的，牆是紅磚，兩層加一個閣樓及地下室，窗戶和門也小很多，牆是紅磚。這是維多利亞時代政府為工薪階層建造的房子，一眼看去就能發現比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簡陋得多，更沒法跟8 Eliot Park的講究相提並論。當年住在這條街上的老人告訴我們，儘管Hammersmith地處倫敦第二區，當年該區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居處。
三十四號的房子在街道的盡頭，門鈴的號碼顯示房子被拆分成三個單元。農曆新年二Ｏ一九年正月初一中午，天正陰冷，我和朋友前去拜訪。按遍了所有單元住戶的門鈴，等了差不多半分鐘左右，都沒有回音。正在灰心之際，門竟然開了，探出來一位三十幾歲的英國女子的臉，金黃的長卷髮散落在肩頭。她是一單元的住戶Katrin。說明來意後，她露出為難的神色，並沒有讓我們進門的意思，說她正在剪頭髮，現在不方便接待。但是我們可以隔天或當晚六點後再來。看起來她並不像是在敷衍，我不願意錯過機會，當即說好傍晚再來。
黃昏六點多時，我們頂着寒風再次去拜訪。這一次Katrin熱情地領我們進了門，她正在給一歲的寶寶洗澡。另外兩個三歲和四歲的孩子，在鄰居家晚餐後剛回來。我送給他們一盒巧克力，三個孩子乖巧道謝後，在一旁玩耍。Katrin則跟我們在客廳喝茶。她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之前的職業背景是劇場管理，這些年在照顧孩子之餘一直致力於慈善工作。二Ｏ一一年她受到一個關於孩子自主學習的TED Talk啓發，創立了一家叫Hello Hub的慈善組織，為偏遠貧窮區域的孩子提供網路自主學習的設施，以解決缺少學校及師資的難題。八年後的今天，她的慈善組織已經在尼日利亞、烏干達、尼泊爾三個國家建立了上百個可二十四小時使用的學習點。
Katrin告訴我們因為先生工作調動，他們正要搬家，此處房子目前正在出售中。而樓上另外兩個單元，一家住戶不在家，另一家不很願意與人來往。我們還是很幸運，可以遇到Katrin。她非常大方地帶我們參觀房子。地面層相當寬敞，現在用作客廳和廚房，與維多利亞時代佈局相似。客廳完整地保留着舊時的火爐。當時沒有取暖器，人們就用煤炭和木頭在火爐取暖。熱氣通過管道從煙囪冒出去。但因為現在房子被分隔成三套，用舊時取暖的火爐易有火災隱患，所以只是用做擺設。除此之外，起居室屋頂的一個燈座，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原物。那時候沒有壁燈，光源通過這個從分散的小孔灑落。
最讓我有所觸動的，是客廳的一面牆。Katrin說四年前做裝修時，這扇牆前有大約五十公分的隔層。一層一層剝去，竟可看到不同時代的裝飾變遷：從近些年的塗料和隔板，到九Ｏ年代、七Ｏ年代的壁紙，最後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牆壁：粗糙的紅磚加上白色的混凝土。這原始粗礪的牆，和聖馬丁教堂地下室的牆壁類似，光禿禿，冷冰冰，讓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黃逸梵當年居住時的溫度。
黃逸梵當時六十一歲，病入膏肓，已無法自理飲食起居，只好寄居在此，仰仗泰勒夫人的照顧。八月的這封信裏，她說道：「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這裏的「家」，就是黃在Upper Addison Gardens租住的地下室11A，與泰勒夫人家相距才一、二英里，步行不過二十分鐘，可謂近在咫尺，卻有家難歸。幾天後，黃逸梵被送入了離此處不遠的臨終醫院，一個多月後過世。
當Katrin得知我們懷疑黃逸梵在此可能住地下室時，她就帶我們下樓參觀。三十四號的地下室已經過大改，屋前屋後的花園都往下深挖了數尺，使原本沒有窗戶的地窖有了空間採光。這裏的地窖陰冷得很，通常只用做儲藏室。熱心的Katrin 還幫我打聽到了同一條街的十六號有位八十七歲的鄰居Cyril，住在這裏已經六十多年了，而且他的房子從未做過大的改動。
我們應約去拜訪Cyril，雖然已經八十七歲，老人依然思路清晰，腿腳利索。他的房子完好地保留着七、八十年前的老樣子。地下室是兩個約二、三十平方米的地窖，裏面沒窗，只有三十平方釐米大小的採光口。廁所下水道、煤炭供應入口也在地下室裏。無論採光、通風或者防火條件，完全不適合做臥室。政府也通常會保證住戶基本的安全與舒適。因此，一九五七年在34 Dorville Crescent期間，黃逸梵住在地下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Cyril也在閒聊中談起了相敬如賓的妻子，六Ｏ年代不幸得了胃癌去世。當時她就在離此處不遠的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就醫，那是當時的癌症專科醫院。
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住院後，決定到照顧她的巴登夫人家養病，大概因為居住環境和飲食都會比較好。但兩三週後，黃逸梵病情可能惡化，需要多次進出醫院。巴登夫人的家地處東倫敦的格林威治，離市中心有十多英里，相當遠，估計去醫院不是最方便。而34 Dorville Crescent距當時倫敦治療癌症最好的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以及之後去的聖盧克臨終關懷醫院，都僅有一兩英里。可能出於就醫的方便，黃逸梵在八月下旬離開了巴登夫人家，而住到了泰勒夫人家。
我們訪問Cyril時，這條街上另一位七十六歲的老人也剛好來串門。兩位老人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倫敦依然是霧都，冬天尤其陰冷潮濕，通常只有起居室裏才會生火取暖，樓上的臥室裏也很冷。地下室就尤其了。五Ｏ年代的倫敦，已有抽水馬桶，但沒有很好的淋浴設施，需要煮水洗澡。很多人也並不經常沐浴。邢廣生當時派去探望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黃逸梵的學生所說的，兩人曾先後用一盆熱水擦身洗澡。留客過夜，睡前煮水簡單擦洗，這可能並非是黃逸梵特別窮困，而是同時代英國平民的日常生活。
那天在告別Katrin之前，她特地告訴我們，門口的郵筒已經在那裏一個多世紀了，黃逸梵生前最後一封托人寫給邢廣生的信應該就是從這裏投遞的。而房子對面的酒吧，從一八四Ｏ年開始營業至今，說不定我們可以去那裏找找其他的相關線索。
Katrin 說的這家酒吧，名叫The Anglesea Arms，正對着34 Dorville Crescent。推門進去，彷彿一下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維多利亞時代的粗磚牆，赭石色的方磚上面是斑駁的粗泥，店裏擺放的是木頭桌椅。牆角古老的火爐正燒得旺旺的，給春寒料峭的夜嗶啪出很多暖意。酒吧裏很是熱鬧，人們在用餐，也有少數在喝酒。我去吧台搭訕，調酒小哥告訴我，七十多歲的舊主人兩年前去世，新的店主則很少來酒吧。他們年輕一代不瞭解以前的事，只知道早年這間酒吧以生蠔出名。我點了杯當時女士喜愛的杜松子酒在視窗坐下來，看得到對面三十四號的房子。五Ｏ年代中期，戰後年輕一代都在追求叛逆和新潮的熱情中，酒吧裏應該播放着當時風靡的Rock&Roll搖滾樂。我一廂情願地想像着，在最後一封信讓友人邢廣生要「及時行樂」的黃逸梵，在六十二年前是否也曾推門進來，喝杯杜松子酒聽聽音樂消遣怡情？只是那時，暮年的黃逸梵，貧病交加，正飽受苦痛，實在不可能來這酒吧。她或者會從臥室視窗看到這裏的燈紅酒綠，不知是否會徒增了浮生若夢的傷痛？
＊作者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現旅居英國倫敦。
本文完整內容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年8月號（印刻出版）
（《風傳媒》2019年8月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