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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5月 20, 2012

臺靜農啓功的翰墨情誼

臺靜農啓功的翰墨情誼
許禮平


啓功畫贈臺靜農《故都寒鴉圖卷》(一九三七年)

啓功屢說,到輔仁首日就認識牟潤孫及臺靜農。三人很投契,交往密切。而臺公雅好書畫篆刻,與啓老尤多共同語言。惟二公之翰墨情誼,能資縷述者不多。故寒齋所藏,亦敢云稀有。今際啓老誕辰百年、臺公誕辰百十周年,恭檢二公翰墨,披卷懷人,試為詳述始末。

(一)故都寒鴉圖卷

《故都寒鴉圖卷》為啓老寫贈臺公。畫卷尺幅不大,展卷只二尺,惟墨瀋淋漓、氣象蕭森,自有咫尺千里之勢。畫面雜草叢生,荒寒樹影,更有古城蕭瑟,群鴉亂飛。右側角啓老行書自題:「一九三七年七月卅日醉墨寄慨,苑北啓功寫為伯簡(臺公)吾兄發笑。」

臺公、啓老訂交之初,都值盛年,而云醉墨寄慨,在此不能不為之費詞解說。啓老小時是私塾教育,家裏不許學英文,及至插班匯文中學,雖然古文甲冠全班,但英文成績差,算術又不及格,未能通過畢業,只算肄業。以後出社會謀事,就有諸多窒礙。幸有曾祖父的門生傅增湘(嘗任教育總長,後任輔仁大學董事會董事長),薦與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援庵),陳援老賞識啓功學問、人品,不管資歷,破格聘任為輔仁大學之附中老師,主教一年級國文。雖然啓老樂育英才,但終被分管附中的輔仁大學教育學院張懷院長,以「中學都沒畢業怎能教中學」為由刷掉。陳援老也不申辯,不能教中學就教大學吧!索性請啓老升級到輔仁大學美術系任助教,啓老更優為之,教了一年,雖成績甚佳,但仍被分管美術系的張懷院長以資歷不足為由刷掉。(岔開一句,這位張院長來頭不小,與先帝毛澤東同鄉,新民學會成員,留法勤工儉學,教育學博士銜,與共黨徐特立諸君熟,又是國大代,又是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委員,不知其時是否充滿革命激情,對「封建餘孽」啓元白滿懷階級仇恨的一刷再刷,以絕其生路。嗣後人生浮沉,有所悔悟,八十年代張嘗託人約啓老見面,為免尷尬,啓老卻之。)

再說回啓老大恩師陳援老,助啓老鍥而不捨,又再伸出援手,安排啓老去校長室做他的秘書。啓老受的是傳統教育,總要客氣謙讓一番,向傳話的援老弟子柴德賡說:沒做過秘書工作,怕不勝任。怎料這正中柴德賡下懷,即以啓老「不願幹」回覆,正好安排自己的學生擔任此一要職。啓老啞子吃黃連,無法轉圜,如此這般,真的失業了,只好臨時教一兩家家館,再畫些畫賣錢,勉強維持生計。而此刻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次年九月啓老始奉命回輔仁跟陳援老教大一國文,援老「保駕護航」,啓老三進輔仁一幹六十多年,這是後話。)

該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日寇開始全面侵華。二十九日北平淪陷,三十日天津亦失守,同日北平地方維持會成立。而這一邊廂,兩位手無縛雞之力的落魄文人,一位是失業的天潢貴冑啓功,一位是剛被迫離山東大學的左翼文人臺靜農,兩人都感懷身世,共憂時局,與魏建功一起尋醉。而啓老於醉意中揮灑出這《故都寒鴉圖卷》,贈與臺公,大抵彼此都預感到,此夜彷彿是河梁生別,重見無期……。

四十六年後八月某夜,臺公醉後檢出此一寶繪,懷思摯友,援筆跋云:「余於七七事變前四日由濟南到北京,住魏建功家,是月三十日敵軍入北京城,與建功元白悲憤大醉,醉後元白寫荒城寒鴉圖以寄慨。今四十餘年,建功謝世已四年矣。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晚醉後記。靜農記於龍坡丈室。」

臺公跋文,不足百字,感慨之處,只說「今四十餘年,建功謝世已四年矣」。這真是欲說還休,就很像魏晉文人向子期在《思舊賦》中的表現。老人早是驚弓鳥,他不敢指斥,只自認倒霉,最後倒霉也不認,認了怕得罪人。所以老人的跋文就是如此之平靜,平靜得沒有悲慼、沒有嗟嘆。姜白石詞「人間別久不成悲」,其然,而又豈其然?

回說那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臺公離開山東大學到北平,寓魏建功宅,本擬整理魯迅遺著,但剛巧碰到盧溝橋事變,日軍圍城,炮聲隆隆,魯迅夫人許廣平不克抵平,整理遺稿事遂寢。七月卅日臺公約啓老在魏家飲酒就是告別聚會,會後各奔前程。八月初臺公經天津,歸蕪湖,再舉家入川。抗戰八年,臺公在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熬到抗戰勝利,卻難以出川回平。一九四六年十月,應台灣大學之聘渡台,一去四十多年,兩老就再無機會相見了。可以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卅日悲憤大醉之後,臺、啓就此永別。數十年間,兩岸緊張對峙,兩老各自保命,為免招惹麻煩,也就談不上甚麼翰墨往還了。

(二)啓功致臺靜農行書手札

二OO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臺公誕辰百年,台大圖書館特藏室展出與臺公有關之文獻,其中一通啓老致臺公的行書手札,特別吸引我的眼球。信寫於三葉花箋上,文字不多,但文簡意賅,用現代流行話就是訊息量豐富,茲錄全文如下:

伯簡先生台坐:倭亂雖平,依然離闊。建公歸來,藉悉尊況勝常,為之欣慰。今夏聞公從有北來之訊,而又不果,為之悵悵。弟教書之外,惟以塗抹騙錢,所畫致無一筆性靈,誠可哂可歎!前青峰傳達雅命,見索拙筆,苦無愜心之作以副知己,不盡關懶惰也。弟前因臨摹《急就章》學其草法,遂集眾本,較其異同,材料漸多,不覺成篇,發表於《輔仁學誌》,謹附函寄上一份,致希破格指政,勿稍客氣。今春多暇,作詩數首,容別寫呈;拙畫即當著筆續寄。日日停電,油燈昏黑,小窗秋雨,倍增懷人之念!建公處亦有一書,霽野、詩英兩公想常晤面,希為致聲。講授之暇,何所遣興,至盼時惠寶翰,以代晤語。專此,即頌
撰安!

弟功謹上中秋前一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前得小銅印,人言是秦璽,不知確否。印呈一粲。
這是目前僅見的啓老給臺公的信。信中透露:抗戰勝利,魏建功北歸,晤啓老,述及臺公在白沙女師近況。當時復員出川,談何容易。臺公在川窮困,常質當衣物,冬衣幾乎盡押,沒有冬衣,怎能北上呢?更關鍵的是,臺公曾三度被北平憲兵三團抓捕,有此「前科」,平津各校,有所顧忌,不敢發聘書來,所以行止未定。而啓老在北平教書,也要靠副業「塗抹騙錢」,即畫畫賣錢,幫補家用。啓老當時畫價不錯,據啓老高足王靜芝教授見告,當時兩張啓老的畫,可以換一張董其昌。臺公很欣賞啓老畫作,信中透露出臺公早已託柴德賡(青峰)求啓老畫,但啓老認為未有愜意之作,不願隨便投贈獻醜,要臺公稍待時日。此時啓老剛撰寫《急就篇傳本考》,這是啓老第一篇學術論文,發表在《輔仁學誌》上。啓老對這篇處女作很是得意,奉呈抽印本與臺公。信末鈐一小銅圓印「啓」,此印後來仍見啓老使用。

(三)米家山水軸

臺公很喜歡啓老的畫,常向人推許:「啓功的畫好」。在台北市溫州街十八巷六號臺公館「龍坡丈室」,一進門,映入眼簾的小橫幅就是啓老與溥雪齋合作的山水。啓老信中說「著筆續寄」的畫有否交卷呢?

一九四八年中秋節後,臺公求啓老寫的寶繪終於完成,係紙本山水立軸,縱68公分,橫34.5公分。包首簽題「啓元白米家山水」,出自臺公手筆。畫面空濛蕭瑟,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派江南煙雲霧景,意趣高古。啓老自題:「與吾伯簡先生別十二年矣,於拙畫之嗜,不減曩昔。屬寫雲山小幅,稽遲未報者,又將三載。適見檀園真跡,有二米遺韻,因天行先生東行之便,臨以奉鑑。拙筆無足賞,惟雲樹蒼茫,聊以紀白雲蒼狗之變,並以寄暮雲春樹之思云爾。戊子中秋後三日,元白弟啓功識於燕市北城之紫幢寄廬。」

畫中所指檀園,即李流芳,安徽歙縣人,久居嘉定,字長蘅,號檀園,「畫中九友」之一。擅畫山水,法董源、巨然、吳鎮、黃公望,論者謂其山水「筆力雄健,墨氣淋漓,有分雲縷石之勢」,而「神清骨秀,豐姿俊爽」,深具「蒼寒樸秀」之妙。

啓老臨檀園雲山小幅,秀雅絕倫,筆墨間蘊含書卷氣。表面上一派恬淡、寧靜氛圍,彷彿「出塵坌而遊清虛」。誰知道,畫家內心深處,卻如「雲樹蒼茫」。畫作於「戊子中秋後三日」,即公元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一),其時世局阽危,人心惶惶。啓老向老友臺公寫畫以「寄暮雲春樹之思」。

「因天行先生東行之便」。天行係魏建功,筆名天行、山鬼,北京大學教授。臺公與魏公關係至深,兩人都是魯迅弟子,抗戰期間同在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魏任國語專修科主任。一九四六年十月,臺公就是得魏之薦到台大中文系任教,魏於次年為台大中文系特約教授。一九四八年六月,魏建功回北平辦理《國語小報》設備遷台事宜,在北平期間,魏應胡適校長之請,準備回北大任教,啓老這件米家山水就是在此期間交給魏,同年九月間,魏建功回台北,轉呈臺公,公事則為辦理國語會的交接手續,同時創辦《國語日報》,兼任社長。歲末,魏返回北平出任北大教職,兩人終生未能再見。臺公極懷念魏公,八十年代初嘗垂詢其近況,告以剛剛心臟病發逝世,臺公聞訊黯然神傷,賦詩一首《聞建功兄逝世》(庚申正月):「每思不死終相聚,故國河山日月新。碧海燕雲空悵望,勞生總總已成塵。」

魏建功晚歲碰上文化大革命,其任教的北京大學,是文革重災區。魏被拉入「梁效」(北大、清華「兩校」諧音之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當顧問,四人幫倒台後,魏的處境有些尷尬。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出殯那天,長安街上長長哭送隊伍中,就有魏建功。碰巧,四人幫在北大的頭目遲群去巡視,發現魏,遲群望着魏冷冷說:「你也來了?」(魏公同事兼老友周祖謨教授見告/一九七九)

再拉遠一點。全國政協開會,魏與啓老同一組,有些人不理會魏,啓老不管,不顧尋常繩墨,以禮相待,打招呼,拉凳,斟茶,客客氣氣,照樣老友。但有一回,魏發現桌上有一紙辱罵詩句,字跡像啓老,遂認定啓老幹的,大怒,以後不理會啓老。啓老說,絕不會如此無聊。但魏成見已深,自此兩老互不理睬,惜哉!(二OO三年啓老向筆者口述)

啓老寫《米家山水軸》時三十七歲,臺公四十七歲。其時兩老友已分隔兩地。啓老在行將解放的北平,臺公則在國民黨擬退守的台灣。不要說「別十二年矣」,別四次十二年也未能相聚。「碧海(台灣)燕雲(北京)空悵望」。迄一九九O年,別五十三年之後,兩老始在寒齋通電話,互相問好。不到半年,臺公仙遊;二OO五年,啓老也歸道山。兩老可以在天國聚舊了。

(四)苑北開績翰墨

逮至一九八二年春,啓老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赴港講學三個月,逢周六日,蒞寒齋活動。當時有好幾位老友託筆者求啓老墨寶,啓老十分大方,一體應允,且即刻交卷。但有一回,當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寫點甚麼呈臺公,啓老就婉言道,怕引起臺公麻煩,沒有動筆。隔不久,啓老在寒齋揮毫,用他七分錢的毛筆寫兩張詩翰,署款異常,一署苑北(當時啓老已很少署此字號),一署開績,送給我,甚麼也沒說。我收藏了三十多年,偶爾檢出欣賞,也不怎麼在意。及啓老歸道山,再檢此二件署款奇特的法書研究,「開績」何所指?「開」隱藏「啓」字,開啓也,「績」隱藏「功」字,功績也,「開績」即隱喻「啓功」也。忽悟署款如此隱晦,難道當時啓老就是要我呈交臺公?老一輩行事作風高古,要你自己領悟,筆者生性愚鈍,當時竟未能「會意」,啓老又不「指事」,不明說,現在想起,只怪自己太鈍胎了。

一九八二年秋赴京,到小乘巷探訪啓老,呈上兩個空白大扇頁請畫梅花,當時只求啓老寫一件,另一係備用。不料啓老當場畫了兩件,一白梅,一紅梅,都賞給我,着實喜出望外。嗣後赴台北訪臺公,呈上啓老這兩件紅、白梅花扇頁,請賜題墨寶,臺公欣然應允,一題隸書,一題行草,兩岸兩老,書畫合扇,彌足珍貴,旁人可能不當一回事,但我珍之重之,高興了好一陣子。到三十年後的今天仍不時檢出欣賞,緬懷兩位令人敬重的老前輩。

八十年代末,兩岸關係稍稍寬鬆,臺公偶有與大陸舊友通音問,一九八八年元月,啓老寫了件朱竹壽石扇頁,另面小楷書詩滿滿一扇,極為工整雅致,託友人呈贈臺公。次年臺公臨了件寒食帖,託友人回贈啓老,我們拍照刊於一九九O年《名家翰墨》月刊「臺靜農啓功專號」中。

縱觀臺啓二公,由訂交到別離,前後說是四年,其實一年也不到,怎麼說呢?

啓功係康熙十一代孫,所以說他是天潢貴冑。而臺公則是共黨嫌疑分子,魯迅愛徒,陳獨秀老友,而且暗中加入左聯,往來多是共黨分子或左翼人士,與主流統治者旨趣迥異,結果就麻煩不斷。一九二七年八月,臺公經劉半農之介,任北京中法大學中文系講師,初涉杏壇,次年四月七日因未名社被查封而被捕,出獄後轉入新成立的輔仁大學,任國文系講師,旋升副教授。啓老就是在輔仁大學與臺公訂交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臺公因保釋共黨嫌疑孔另境,而再度被捕,出獄後只得離開輔大,轉入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惟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六日,臺公與同事范文瀾(國文組主任)同被抓捕,這次較為嚴重,要五花大綁押解南京警備司令部囚禁。幸得蔡元培、許壽裳、馬裕藻、沈兼士、鄭奠諸賢營救,始於一九三五年一月獲釋,但三次被捕,難以再在北平院校立足。同年秋得胡適之介,去廈門大學中文系任教授。次年秋,到濟南國立山東大學及私立齊魯大學中文系任教授。短短幾年間,轉校頻仍,「打一槍就跑」,實為當道所迫。細算一下,臺公跟啓老相處的日子,實不足一年。聚小離多,分別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但兩人的情誼,完全不受時空影響。

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壁壘森嚴。五十年代,台海那邊白色恐怖極為嚴重。而奉魏建功、臺公為師長的女弟子蕭明華遭槍決……,臺啓兩老音訊幾乎全斷。五十年代初,臺公託人捎回一極細小紙條,捲起來一公分長(像一小闕牙簽),慨嘆:「回不得也。」(一九八O年啓老見告),嗣後大陸這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反右、四清、文革,不斷折騰,啓老惶惶不可終日,還怎敢與臺公聯絡,犯涉台之忌而自招麻煩呢。及四人幫倒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啓老翻身,逐漸吐氣揚眉。到八十年代,始能通過弟子友朋與臺公互通音問,再進而翰墨交流。

「平生風義兼師友」,啓老對臺公一直敬重,臺公對啓老也非常友愛。惟政局無常,影響到二位流傳下來的翰墨交往實物極為稀少。臺公只得啓老一通三葉手札、山水畫二件、朱竹扇頁一件,啓老只得臺公臨寒食帖一卷,信件則無有也。

筆者有幸,歇腳庵舊藏啓老三件墨跡,是從大洋彼岸,海峽對岸,陸續匯入寒齋。這,不僅僅是名家翰墨,當中更蘊藏一個大時代文人所嘔的心血與難言的抑鬱。

(蘋果日報二O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 3月 19, 2012

蓬萊銀闕浪漫漫 弱水回風欲到難──記啓功臺靜農相見難

蓬萊銀闕浪漫漫 弱水回風欲到難──記啓功臺靜農相見難
許禮平

傳說蓬瀛三島是仙山,其間水無浮力,稱「弱水」。又有「天風」,物至輒吹返。這就是北宋楊億《漢武》詩:「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的用典命意之所本。

台灣海峽數十年來也有「弱水」「天風」,那可不是傳說,而是現實,而且是揮之不去的現實。這種「現實」令海峽之間滿途都是欲行未得的憂心、欲見還難的離思、是那「纔簪又重數」的驚疑、更多是那「悵歸期多誤」的憤懣。

縱有生花妙筆,也「載不動」這「許多愁」,在此,僅只想說說兩位終生企盼、而終為現實的「弱水」「天風」所罣誤和欺凌的師輩人物,就是臺、啓二公。

臺公(靜農)在台灣「歇腳」四十多年,屢想渡海回京而以形格勢禁而不可得,反之,啓老(功)是想去台灣看望臺公而屢逢阻滯,毫無辦法,兩岸兩老「相見時難」。終於蹉跎及至臺公病篤,乃不無怨憤地寫出:「老去空餘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無窮天地無窮感,坐對斜陽看浮雲。」這絕命詩,這足令人讀之擲筆三嘆。

追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啓老本想跨海渡台,探望老友。當時啓老在台灣的師友已所賸不多,算來健在者仍有三位,在臺靜農之外,還有鄭騫、王靜芝。

先說這位鄭騫(1906-1991),長啓老六歲,是啓老在北京匯文中學高中三年級的老師,啓老時有提及。筆者於一九九0年曾在林文月教授陪同下造訪鄭公館。那次訪鄭,是為拙編《名家翰墨》出版「臺靜農啓功專號」約稿,鄭公很給面子,惠賜宏文。據鄭老師高足吳宏一見告:這是老師絕筆之作。

後來,我曾把上次在台所拍攝鄭騫照片呈啓老看,但故意不先報姓名。誰料,啓老見到架着一副厚片密圈眼鏡的老人家照像,瞬間即說,「是鄭因百鄭老師嗎?」幾十年沒見,還是能一眼認出。

再說臺靜農(1902-1990),長啓老十歲,在台灣係清流表率,備受學界敬重,是啓老摯友。啓老在北平輔仁大學教書第一天,就認識臺公和牟公(潤孫),三人被時人目為鐵三角。一九三四年七月,臺公涉嫌共黨被憲兵三團抓走,留守員警埋伏臺宅等候其他人出現時一體查拿,當天啓老正要去看臺公,幸牟公機警,及早截住,不然啓老也就糊裏糊塗遭縲紲之災,在牢中被毒打一頓事少,隨時掉腦袋也不稀奇。到一九三七年北平淪陷後,啓老滯留北平,臺公則輾轉入川,復員後去台灣大學教書,從此天各一方,歷半個多世紀而兩老友迄未相見。啓老非常惦念臺公,常說:去台灣最大願望就是看望臺公。

一九八二年春,啓老蒞香港中文大學講學三個月,逢周末周日,我都接他到銅鑼灣寒舍短住,好幾次誘啓老打電話與臺公,啓老都說不好,怕給臺公招麻煩。台灣大學許多人都知道,當年臺公住溫州街十八巷六號,街口常停泊一輛吉甫車,不知是憲兵司令部還是警備總部的,臺公不敢掠美,客氣地指:那是監視隔鄰彭明敏的。一九九0年臺公患喉癌,啓老夫人亦是患喉癌三個月就往生,所以知道臺公時日無多。六月七日啓老蒞寒舍,告以再不與臺公通話就沒機會了,啓老此時才敢「冒險」讓我撥通臺公電話,一訴衷情。臺公講電話聲音尚算洪亮,但末了喊:「你快點來吧,再晚就見不着了!」令啓老頗為傷感而又無奈。

還有一位王靜芝(1916-2002),三十年代跟梅蘭芳學唱戲,跟沈尹默學書法,跟啓老學繪畫,雖然只比啓老小四歲,一直對啓老執弟子禮,畢恭畢敬,一派古風。最早邀請啓老訪問台灣,就是這位王靜老。

九十年代初,台灣國民黨對大陸的政策稍稍寬鬆,個別大陸學者,開始被邀訪台。王靜老時掌輔仁大學國文研究所,通過輔大邀請啓老赴台訪問,結果未獲台灣當局批准。與此同時,啓老老友徐邦達亦被台灣某機構邀請,也同樣不批,徐老再接再厲,但辦了三次都不成功,托人瞭解原因,始悉關鍵係徐老在黨派一欄填「九三學社」,國民黨認為「九三是共匪外圍組織」,主管方面相當介意,所以不批,後來申請表格由邀請單位代填,作了一些「技術處理」,徐老才能成功入台。同此類推,啓老也是「九三學社」成員,老實填上,就確實不准。徐老返京後在故宮有公開的匯報,也有老友間私下交談,令啓老心癢癢的,還是想去看看。

一九九三年,台北故宮召開「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研討會」,啓老作為學界名流,兼又是溥公宗晚、大千老友,自然被邀請參加。啓老也早就把論文寫好,題目是《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寄交台北故宮,同時也寄了一份給我,當時我們擬出溥心畬專集,早已向啓老約稿,啓老寄稿時交帶一句,要等台北故宮正式發表後,我們才可刊用,可見啓老心思縝密。有上一次不批准的經驗,啓老頗關注有關手續,通電話時有問及。為了讓啓老安心,我打電話給台北故宮書畫處處長林柏亭兄(後升任副院長),問啓老入台手續辦得如何?但台北故宮過去未曾邀請過大陸學者赴台,亦懵然不知有關手續程式之複雜,所以林兄還說為時尚早,不急。過幾天,陸委會文教組長龔鵬程兄蒞港訪小軒,請他在百樂潮州酒樓小酌,席間順便向他探討啓老入台手續有甚麼障礙,龔問啓老是政協嗎?我應之以不單係全國政協,且還是常委。於是龔兄坦言,這就需要邀請單位故宮向安全部門報備。翌日,即電告林柏亭兄,不久得知,這些麻煩事,秦院長(孝儀)也一一照辦了。過了十多天,啓老的入台證件批下來了,且別高興得太早,當時有些學者,得到台灣當局批准,而北京方面卻未必配合放行,啓老在北京備受重視,所以不存在這個「不配合」的問題,但這次仍是沒有成行,原因何在呢?

話說一九九三年冬天,陳立夫數十年來第一次踏足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設盛宴款待,筆者陪立公出席。甫一見面,周緊握立公的手,中氣十足的說:我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你問好。立公答謝後說,從前兩次國共談判,都是他跟姓周(恩來)的談,現在閣下也是姓周,大家哈哈大笑。宴席笑談間,想不到周也向立公瞭解啓老赴台問題,立公一臉茫然,他雖然當過教育部長(抗戰間),但早已離任,與啓老實屬不同界別,所以毫無印象。其實,立公曾經見過啓老,是啓老跟我說過好幾回了!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抗戰勝利後,立公與陳誠到北平視察,在宣武門外北平市黨部召見北平學界,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等主要大學副教授以上學者、校長均被邀出席,啓老也有參加。啓老還記得,當日陳誠對學界的冷淡有點不滿,抱怨說:北平的氣氛不夠高漲,教授們比較消沉。啓老恩師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就訴苦說:政府知道我們在淪陷時期的日子是怎樣過的嗎?陳桓老愈說愈氣,把桌上盛載點心的碟子推翻,摔得滿地花生瓜子。緊接着,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用叉子敲着碟邊說,我給你們唸唸現在流行的一首民謠(邊說邊敲節奏):「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陳誠大怒,說你們就投八路去吧!立公也不悅。法學院陳教授(名景口,操常德口音)在會上發言完畢,即赴張家口轉延安,真的投八路去了。那次啓老就是在上述那種環境下見到陳立夫的。

但畢竟是半個世紀前的事,立公不可能記得的,所以無言以對。

周南向立公查詢,是要表示中央很關心這件事。當立公離席去洗手間時,我向周分析,其實啓老去不了台灣,有這麼一個原因。啓老年輕時,是不怕死的,六十六歲還自撰墓誌銘,甚麼「八寶山,漸相湊」,可謂百無禁忌。但八十歲之後,有點緊張。說白了,怕死。八、九十年代,啓老有好幾次送醫院搶救,還發病危通知,按啓老的說法「鳥呼」,即差一點「烏呼」。所以凡出門,必有家屬陪同,一以方便照顧,一以安其心。但台灣當局硬性規定,陪同者一定要直系親屬,旁系不行。啓老夫人一九七五年上天了,無兒無女,生活一直由內姪章景懷照顧,出門也是由景懷陪同。景懷對啓老情同父子,照顧老人家比兒子還周到,但說到底不是兒子,不符台灣當局的規定,所以景懷的證件批不下來,啓老也不去了。

一九九五年,劉九庵由蕭燕翼(後為故宮副院長)和筆者陪同,成功進入台灣,看了不少東西。不久,謝稚柳也被邀請赴台,謝公當時人在美國,本擬由洛杉磯直飛台灣,但大陸政策不准,要先飛回香港,入深圳,了卻先前的行程,然後再出香港,纔可以飛台北,剛巧我在羅湖碰到謝公,纔知道手續這麼麻煩,兜兜轉轉,要讓八十多歲的老先生折騰,但謝公總算成功訪台。這兩位都是啓老老友,他們渡台,或多或少對啓老總有影響,但啓老認為去台灣尚未係時候。

隔一年,又有人不怕麻煩,重提舊事,邀請啓老赴台。這回邀請者是收藏家組織「清翫雅集」負責人陳啓斌,陳在台灣政商兩界吃得開,認為無問題,筆者跟陳直言啓老要有章景懷陪同始能成行,陳拍胸脯說一定能「搞掂」。這次連劉九庵也一併邀請,並動員劉老做啓老工作。劉是忠厚老實人,到北師大找啓老好幾回,熱心幫忙說項,劉老還傳達邀請單位主事者的建議,比如把章景懷改變身份為兒子以便陪同,或者請北師大暫封章景懷為副研究員,用學者身份申請,等等,等等。這不知是哪一位「紅鬚軍師」出的餿主意,他們太不瞭解啓老了,啓老一貫堂堂正正,行無愧怍,怎麼可能為了去台灣而弄虛作假,這些「權宜」之事,啓老當然不幹,且因此事而對劉老有點意見呢。九十年代中臺公早已不在了,啓老去台灣的意願也淡了,去得這麼勉強就算了,乾脆不去了。當時我跟啓老開玩笑說,等解放台灣再去吧。

二00五年六月三十日凌晨兩點廿五分,啓老仙遊,離開這繁文縟節的人世。仙界不似凡間,仙界的「弱水」、「天風」只不過是傳說,並不可怕。

(蘋果日報二0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星期日, 11月 28, 2010

溫州街到溫州街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當時《清晝堂詩集》甫出版,鄭先生掩不住喜悅之情,叫我在客廳稍候,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已題簽好的送給我。他緩緩從沙發椅中起身,一邊念叨着:「近來,我的雙腿更衰弱沒力氣了。」然後,小心地蹭蹬地在自己家的走廊上移步。望着那身穿着中式藍布衫的單薄背影,我不禁又一次深刻地感慨歲月擲人而去的悲哀與無奈!

《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並親為之註解,合計四八八頁,頗有一些沈甸甸的重量。我從他微顫的手中接到那本設計極其清雅的詩集,感激又敬佩地分享着老師新出書的喜悅。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見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着:「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為書簽,見於他所着《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但我當然明白,想把新出版的詩集親自送到臺先生手中,豈是僅止於感謝的心理而已;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何況,這是蘊藏了鄭先生大半生心血的書,他內心必然迫不及待地要與老友分享那成果的吧!

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其所以挑選星期日上午,一來是放假日子人車較少,開車安全些;再則是鄭先生家裏有人在,不必擔心空屋無人看管。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着詩集。他雖然戴着深度近視眼鏡,可是記性特別好,從車子一發動,便指揮我如何左轉右轉駛出曲折而狹窄的溫州街;其實,那些巷弄對我而言,也是極其熟悉的。在辛亥路的南側停了一會兒,等交通號誌變綠燈後,本擬直駛到對面的溫州街,但是鄭先生問:「現在過了辛亥路沒有?」又告訴我:「過了辛亥路,你就右轉,到了巷子底再左轉,然後順着下去就可以到臺先生家了。」我有些遲疑,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線,但老師的語氣十分肯定,就像許多年前教我們課時一般,便只好依循他的指示駕駛。結果竟走到一個禁止右轉的巷道,遂不得不退回原路,重新依照我所認識的路線行駛。鄭先生得悉自己的指揮有誤,連聲向我道歉。「不是您的記性不好,是近年來臺北的交通變化太大。您說的是從前的走法;如今許多巷道都有限制,不准隨便左轉或右轉的。」我用安慰的語氣說。「唉,好些年沒來看臺先生,路竟然都不認得走了。」他有些感慨的樣子,習慣地用右手掌摩挲着光禿的前額說。「其實,是您的記性太好,記得從前的路啊。」我又追添一句安慰的話,心中一陣酸楚,不知這樣的安慰妥當與否?

崇豪在鄭先生上車後即給臺先生打了電話,所以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着。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着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裏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着清瘦而微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着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着;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着《清晝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着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瞇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裏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嗯喀嗯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轉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裏,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晝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
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
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入,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回鄭先生家的方式一如去臺先生家時。先請臺先生給崇豪、秉書夫婦打電話,所以開車到達溫州街七十四巷時,他們兩位已等候在門口;這次沒有下車,目送鄭先生被他的女兒和女婿護迎入家門後,便踩足油門駛回自己的家。待返抵自己的家後,我忽然冒出一頭大汗來。覺得自己膽子真是大,竟然敢承諾接送一位眼力不佳,行動不甚靈活的八十餘歲老先生於擁擠緊張的臺北市區中;但是,又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起來。

那一次,可能是鄭先生和臺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訪晤對。

鄭先生的雙腿後來愈形衰弱,而原來硬朗的臺先生竟忽然罹患惡疾,纏綿病榻九個月之後,於去秋逝世。

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着,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行禮的人。那原本單薄的身子更形單薄了,多時沒有穿用的西裝,有如掛在衣架上似的鬆動着。他的步履幾乎沒有着地,全由女兒與女婿架起,危危顛顛地挪移至靈壇前,一路慟哭着,涕淚盈襟,使所有在場的人倍覺痛心。我舉首望見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鄭先生的一副最是真切感人:

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

那一個仲春上午的景象,歷歷猶在目前,實在不能相信一切是真實的事情!

臺先生走後,鄭先生更形落寞寡歡。一次拜訪之際,他告訴我:「臺先生走了,把我的一半也帶走了。」語氣令人愕然。「這話不是誇張。從前,我有什麼事情,總是打電話同臺先生商量;有什麼記不得的事情,打電話給他,即使他也不記得,但總有些線索去打聽。如今,沒有人好商量了!沒有人可以尋問打聽了!」鄭先生彷彿為自己的詩作註解似的,更為他那前面的話作補充。失去六十年文酒深交的悲哀,絲毫沒有掩飾避諱地烙印在他的形容上、回響在他的音聲裏。我試欲找一些安慰的話語,終於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腿力更為衰退的鄭先生,即使居家也須倚賴輪椅,且不得不雇用專人伺候了。在黃昏暗淡的光線下,他陷坐輪椅中,看來十分寂寞而無助。我想起他〈詩人的寂寞〉啟首的幾句話:「千古詩人都是寂寞的,若不是寂寞,他們就寫不出詩來。」鄭先生是詩人,他老年失友,而自己體力又愈形退化,又豈單是寂寞而已?近年來,他談話的內容大部分圍繞着自己老化的生理狀況,又雖然緩慢卻積極地整理着自己的著述文章,可以感知他內心存在着一種不可言喻的又無可奈何的焦慮。

今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因有遠行,準備了一盒鄭先生喜愛的鬆軟甜點,打電話想徵詢可否登門辭行。豈知接電話的是那一位護佐,她勸阻我說:「你們老師在三天前突然失去了記憶力,躺在床上,不方便會客。」這真是太突然的消息,令我錯愕良久。「這種病很危險嗎?可不可以維持一段時日?會不會很痛苦?」我一連發出了許多疑問,眼前閃現兩周前去探望時雖然衰老但還談說頗有條理的影像,覺得這是老天爺開的玩笑,竟讓記性特好的人忽然喪失記憶。「這種事情很難說,有人可以維持很久,但是也有人很快就不好了。」她以專業的經驗告訴我。

旅次中,我忐忑難安,反覆思考着:希望回臺之後還能夠見到我的老師,但是又恐怕體質比較薄弱的鄭先生承受不住長時的病情煎熬;而臺先生纏綿病榻的痛苦記憶又難免重疊出現於腦際。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我接獲中文系同事柯慶明打給我的長途電話。鄭先生過世了。慶明知道我離臺前最焦慮難安的心事,故他一再重複說:「老師是無疾而終。走得很安詳,很安詳。」

九月初的一個深夜,我回來。次晚,帶了一盒甜點去溫州街七十四巷。秉書與我見面擁泣。她為我細述老師最後的一段生活以及當天的情形。鄭先生果然是走得十分安詳。我環顧那間書籍整齊排列,書畫垂掛牆壁的客廳。一切都沒有改變。也許,鄭先生過世時我沒有在臺北,未及瞻仰遺容,所以親耳聽見,也不能信以為真。有一種感覺,彷彿當我在沙發椅坐定後,老師就會輕咳着、步履維艱地從裏面的書房走出來;雖是步履維艱,卻不必倚賴輪椅的鄭先生。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着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我在巷道中忽然駐足。溫州街十八巷也不再能見到臺先生了。而且,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我又緩緩走向前,有時閃身讓車輛通過。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着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定神凝睇,覺得那粗糙的水泥牆柱之間,當有一間樸質的木屋書齋;又定神凝睇,覺得那木屋書齋之中,當有兩位可敬的師長晤談。於是,我彷彿聽到他們的談笑親切,而且彷彿也感受到春陽煦暖了。

(圖為林文月繪的鄭騫素描)
(原載一九九一年九月廿二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收入林文月的《作品》,一九九三年台灣九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