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張愛玲集外文

說張愛玲集外文
陳子善

張愛玲長篇小說《小團圓》橫空出世後，有記者採訪筆者，談到今後張愛玲作品的發掘，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張愛玲中、後期作品和書信的整理，有待張愛玲遺囑執行人宋以朗先生的努力。這已由《異鄉記》、《易經》和《雷峰塔》英、中文版和《張愛玲私語錄》等書的先後出版得到有力的證明；二、張愛玲早期即一九四Ｏ至五Ｏ年代初的作品，應繼續在上海報刊尤其是小報上查找，甚至手稿的發現也不無可能。這也已由〈炎櫻衣譜〉、〈年畫風格的《太平春》〉等文的出土得到了證明。

而今，張愛玲的又一篇集外文〈寄讀者〉在湮沒六十六年之後重見天日了。這篇僅三百二十二字的短文由北京趙國忠、眉睫先生發現，原文連同他倆精彩的考證文字〈張愛玲集外文《寄讀者》與《誠報》〉已發表於《現代中文學刊》二Ｏ一二年第四期，原文並將收入《張愛玲全集》散文卷平裝本，筆者就相關問題再稍加發揮。

〈寄讀者〉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誠報》第二版，署名「張愛玲」。《誠報》是份八開四版的小報，創刊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停刊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幾乎貫穿整個國共內戰時期。此報注重文學創作和文壇掌故，在該報上發表過連載小說、「名家點將小說」的就有還珠樓主（李壽民）、孫了紅、秋翁（平襟亞）、蘇青、馮蘅（司明）、王小逸、捉刀人（王小逸）、田舍郎（陳亮）、張宛青、周鍊霞、範煙橋、丁芝、譚維翰、徐淦等位名家。最後兩位生前筆者均有過交往，可惜不知他們均是《誠報》作者，無從請益。

張愛玲與上海小報的關係，筆者已作過多次梳理，當始於淪陷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終於中共接管政權之初的一九五二年一月。沒有小報，也就沒有〈鬱金香〉、沒有〈十八春〉（〈半生緣〉）、沒有〈小艾〉…。已知張愛玲發表過作品的小報有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力報》、《海報》、《小報》、《小日報》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亦報》，現在又增加了《誠報》。雖然已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張愛玲發表作品已很不容易，雖然不滿五百字，是短制而不是長文，但創刊不久的《誠報》究竟有何能耐約到了張愛玲的文章，還是值得探究。

然而，查找的線索在哪裏呢？《誠報》當年的作者絕大部份都已作古，隱入歷史，那位寫了〈自從有了張愛玲〉、率先提出「張派」觀點的王蘭兒也下落不明。她是《誠報》「名家點將小說」〈當太太出去的時候〉的作者之一，也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至四月三十日《誠報》連載小說〈心上人〉。筆者由此想到了認識王蘭兒、已八十七歲高齡的報界前輩吳承惠先生，於是於八月七日上午撥通了吳先生的電話。

據吳承惠先生回憶，他一九四七年秋曾短暫地應「承包」《誠報》經濟版（即第四版）的友人之請，擔任該版的編輯。這是本職工作之外「撈外快」的兼差，他每天下班後從提籃橋趕到二馬路（九江路）西藏中路口的誠報社拼編經濟版，約一個小時就完工走人。當時誠報社辦公室裏放三張辦公桌，中間坐的是主編黃也白；右邊坐的正是編輯王蘭兒，王蘭兒不但是《誠報》作者，更是文藝編輯；吳先生則坐在左邊。吳承惠先生就這樣一度與《誠報》主編黃也白、編輯王蘭兒有同事之雅。不過，他並不知道他到誠報社幫忙之前，《誠報》發表過張愛玲的作品。這段回憶真是至關重要，解開了張愛玲為何會給《誠報》撰稿之謎。

黃也白非等閒之輩，他是漫畫家，也是有名的小報報人。上海淪陷時期他就主編過《力報》，向張愛玲約過稿。張愛玲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專門給黃也白寫過一封信，表示對小報「向來沒有一般人的偏見」，認為「只有中國有小報，只有小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同年十二月八日、九日，張愛玲又在《力報》連載〈羅蘭觀感〉一文，這也是張愛玲在小報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這封信和〈羅蘭觀感〉早已收入張愛玲的全集。綜合吳先生的回憶和已知的黃也白與張愛玲的文字交，作出如下的判斷應該是符合史實的：抗戰勝利以後，黃也白新編《誠報》，又向張愛玲約稿，張愛玲遂以〈寄讀者〉付之。

張愛玲當時或許也正需要借《誠報》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已整整一年沒有發表作品了。〈寄讀者〉雖短，卻清楚地向讀者交代了兩件事。

第一件，表明心跡。上海淪陷時期，張愛玲確實賣文為生，而且也確實由此紅遍淪陷區文壇，但正如〈寄讀者〉中所說的，她「從來沒有寫過違背良心的文章，沒拿過任何津貼，也沒出席過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她對讀者抱有信心，〈寄讀者〉開頭就說：「我總有這種信任的心──我覺得對於能夠了解的讀者是甚麼事都可以解釋得清楚的」，同時也承認「最近一年來似乎被攻擊得非常厲害，聽到許多很不堪的話，為甚麼我沒有加以更正，一直沉默到現在，這我在《傳奇》增訂本的序裏都說到過，不想再重複。」這篇序就是置於《傳奇》增訂本卷首的有名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二個多月後，《傳奇》增訂本問世。細心的讀者一定會驚訝地發現，〈寄讀者〉中的有些話與〈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相似乃至相同，有幾句等於重說了一遍，特別強調。這在張愛玲創作中是頗為少見的，由此可知張愛玲對這些「攻擊」的憤懣。

第二件，預告新書。《傳奇》增訂本即將出版，張愛玲為此在〈寄讀者〉中說：「這次《傳奇》增訂本新加進去八萬多字，內容與封面的更動都是費了一番心血在那裏籌劃着的」。與初版和再版的《傳奇》相比，《傳奇》增訂本增收〈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和〈桂花蒸　阿小悲秋〉五篇小說，〈中國的日夜〉一首詩，也即張愛玲所謂「新加進去八萬多字」。而新換上的晚清「時裝仕女」與「現代人」獨特組合的封面設計，〈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中也作了生動的說明，近年更成為中外研究者探究張愛玲小說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入口。

但是，令張愛玲意想不到的是，《傳奇》增訂本還未出書，「忽然發現市上有粗製濫造的盜印本」，以至她聲明：「我總得盡我的力量去維護自己的版權，但我最着急的一點，還是怕那些對我的作品感到關切的讀者，卻去買了那種印刷惡劣，舛誤百出，使我痛心的書」。這是張愛玲首次公開譴責盜印本。後來，她到了香港和美國，也在〈《張愛玲短篇小說集》自序〉、〈關於《笑聲淚痕》〉等文中一再對盜印本和冒名偽作予以揭露。

張愛玲作品的盜印本，一直被張愛玲研究者忽視，連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都長期把偽作《笑聲淚痕》歸入張愛玲作品而不察。其實，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自魯迅、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以降，他們的許多作品都被盜印過，張愛玲又豈能例外？有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證。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沈從文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第四十一期發表少若（吳小如）的書評《傳奇》，對張愛玲這部小說集給予精到評價，該文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張愛玲研究的重要收穫。但是查閱原刊，發現一個有趣的細節。文前有一行字交代所引用的版本：「傳奇　張愛玲著　上海雜誌社三十四年二月六版」，換言之，作者依據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上海雜誌社第六版《傳奇》。但所有已知史料均證明《傳奇》只有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初版本、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再版本以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作為定本的增訂本三個版本，何來這第六版？顯然，這是北方不法書商的盜印本。因此，張愛玲在〈寄讀者〉中所強烈批評的使她痛心疾首的盜印本，理應進入張愛玲作品版本研究者的視野。



（蘋果日報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九日）

新文學舊書三十年

新文學舊書三十年
陳子善



《雜拌兒之二》封面


《雜拌兒之二》環襯俞平伯墨蹟

所謂「舊書」，至今尚無公認的確切的定義。線裝古籍（含民國時期的線裝書），當然可包含在廣義的舊書之中，但現今討論舊書，線裝古籍另行單列，是並不納入其中的，就像大學和大型公共圖書館大都設有古籍部，卻無舊書部一樣。又或謂可以「近代文獻」名之，可是1949年以後的出版物也早已進入舊書流通領域，有些藏家已經以收藏1949年以後某個專題的舊書為己任。可見要界定「舊書」，還真不那麼簡單。因此，限於篇幅，本文所討論的就以民國時期印行的新文學「舊書」為主，兼及其他。

1950年代公私合營後，個體舊書業不復存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上海僅有一家國營的「上海舊書店」，除了福州路總店，就筆者記憶所及，尚在四川北路、提籃橋、南京西路、靜安寺、淮海中路等處設有門市部，負責收購和出售各類舊書。但民國時期舊書是嚴格控制的。福州路總店內又有內部書刊門市部，所謂店中之店是也。內部書刊門市部門禁森嚴，必須憑單位介紹信才能進入，介紹信又講級別，來頭越大，進入的範圍就越大。

當時民國時期舊書標價甚廉，大多數都是幾角錢一本，只要你有資格進入內部書刊門市部，眼光獨到，再加上運氣好，就一定能覓到寶貝，這在姜德明、倪墨炎等新文學書刊收藏家的著述中有大量的記載，令人神往。余生也晚，因研究興趣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對新文學舊書也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總算及時趕上末班車，有幸買到一些。例如沈從文代表作《邊城》1933年10月生活書店初版本，且有作者毛筆題簽，價0.60元；巴金著散文集《憶》1936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有作者鋼筆題簽，價0.70元；楊絳譯《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1948年9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本，也有譯者毛筆題簽並鈐印，價僅0.20元；唐弢著雜文集《識小錄》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本，係作者題贈傅雷者，價0.60元，等等，而今視之，簡直恍如隔世。

有趣的是，筆者購買民國時期新文學舊書其實不是從上海始，而是起自北京。1970年代末在北京參加《魯迅全集》注釋定稿工作，星期天無事到離人民文學出版社不遠的中國書店燈市口門市部流覽，一次見到一大批魯迅研究著作，從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1926年7月未名社初版本到荊有麟著《回憶魯迅》1947年4月上海雜誌公司復興一版，總共有三十餘冊，欣喜若狂，全數購下，記得花去十七八元，佔去我半個月的工資，當時算是豪舉了。直到數年前，我才發現這批書全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唐弢稱之為給過他不少幫助的趙燕聲的舊藏。北京的舊書店當然以琉璃廠和隆福寺最為有名，下面還將談到。

1980年代中期，上海舊書店舉辦過幾次大型舊書展銷會，文史哲一應俱全，一種書十幾幾十本複本也不在少數，記得王獨清譯但丁《新生》和辛笛新詩集《手掌集》都有一摞。展銷會上人頭攢動，熱鬧非凡。姜德明先生還專程從北京飛來淘書，當然是滿載而歸。但是書價已在悄悄提升了，雖然幅度不是很大。且從這一時期筆者所購書中舉幾個例子。謝六逸著散文集《茶話集》1931年10月新中國書局初版本，係作者題贈本，價1.50元；趙景深著散文集《文人剪影》1936年9月北新書局再版本，也係作者題贈本，價1.80元；韓侍桁評論集《參差集》1935年3月良友圖書公司精裝初版本，作者簽名編號本，價3.00元，等等，就可說明問題了。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興起，舊書業一統天下的局面遲早會被打破。約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起，北京潘家園舊書市場和上海文廟舊書集市均應運而生，而且不斷發展，尤其是前者形成了聞名海內外的規模效應，李輝、謝其章、趙國忠、方繼孝等學者和藏家都在潘家園舊書攤上有重大的發現。筆者人在滬上，到潘家園的次數屈指可數，理所當然成了文廟舊書集市的常客，一連七八年每到週末必起早趕去文廟搜書，在亂書堆中揀寶是一樂，與賣主討價還價，鬥智鬥勇也是一樂，確也時有斬獲。書價當然也水漲船高，起初購一本傅雷譯《幸福之路》（羅素著）1947年4月南國出版社再版題贈本，缺一頁封底，價僅2.00元，到購梁宗岱題贈林語堂的《詩與真》一集1935年2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本，就已是數百元了。值得欣慰的是林語堂舊藏中的許多稀見舊書，胡適題贈林語堂的《神會和尚遺集》初版本、周作人題贈林語堂的《陀螺》初版本，以及豐子愷、楊騷、劉大杰、章衣萍、謝冰瑩、黃嘉德等等的簽名本，還有有名的《晦庵書話》中提到的宋春舫獨幕趣劇《原來是夢》，褐木廬1936年5月初版自印本，非賣品，只印五十冊，「印數奇少，遂入『罕見書』之列」，均收入筆者囊中了。

就是國營的舊書店，也開始了各種經營。記得九十年代初陪同台灣學者秦賢次、吳興文兄等到京選購新文學舊書，就在琉璃廠「海王村」流連忘返。這「海王村」到底什麼性質筆者至今弄不清，大概是個人承包的。拿出來的舊書真多，令人眼花繚亂，又可從容地挑選，大宗的為秦兄所得，現在都已捐贈給台灣「中央研究院」了，只要讀一讀十六開本兩大厚冊的《秦賢次先生贈書目錄》（2008年7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印）就可明瞭。筆者當然也蒐集了不少，如胡適著《嘗試集》1920年9月亞東圖書館再版本，係作者題贈北京大學圖書館者，價25.00元；卞之琳第一部新詩集《三秋草》1933年5月5日初版，沈從文發行，價16.00元；廢名短篇小說集《桃園》1928年2月古城書社初版本，價35.00元，更有俞平伯毛筆題請「玄同師誨政」的《雜拌兒之二》1933年2月開明書店初版本，當時為吳兄所得，前幾年友情讓於筆者，等等。價格比前一階段又明顯高出了不少，只比舊書集市的買賣交易稍低了。而在上海，名噪一時的「福德廣場」個體舊書店群和現仍存在的新文化書店，則又是別種經營模式。

舊書市場的再次重大變革就是拍賣的介入了。猶記九十年代後期北京中國書店主辦古籍和舊書流通研討會，筆者應邀出席，會後緊接着舉行中國書店首屆舊書拍賣會，筆者仍然參與，首次舉牌爭奪，拍下施蟄存毛筆題贈「從文我兄」的其第一本散文集《燈下集》1937年1月開明書店初版本、林庚毛筆題贈「子龍兄」（陳世驤）的新詩集《春野與窗》北京文學評論社1934年初版本等書，前者1300.00元，後者800.00元，所費不菲。當時還健在的施蟄存先生得知筆者拍得《燈下集》後，還批評道：你花那麼多錢幹什麼？！

然而，舊書拍賣迅速升溫，很短時間內就形成不可阻擋之勢。內地各大拍賣公司都闢有古籍善本拍賣專場，民國時期新文學舊書的拍賣開始時大都依附其後，近年也已出現新文學舊書拍賣專場了。北京「德寶」2010年春季拍賣會，古籍文獻專場第十部分「新文學•紅色文獻」中，不少新文學初版本的起拍價就高得令人咋舌。胡適《嘗試集》初版本10，000元，劉半農輯譯《國外民歌譯》再版毛邊本6，000元，滕固《迷宮》再版毛邊本4，000元，張愛玲《流言》初版本10，000元，等等。不妨再舉一個較典型的例子，劉半農編《初期白話詩稿》1933年北京星雲堂刊珂羅版線裝本，有棉連紙本和毛邊紙本兩種，係新文學史上首次影印作家手稿，在現代文學版本史上佔有特殊的位置，被譽為與徐志摩《愛眉小劄》線裝本同是「愛書人望眼欲穿的獵物」（姜德明語）。此書棉連紙本2009年北京「泰和嘉城」春季拍賣會上起拍價8，000元，到了2011年北京「德寶」春季拍賣會上，同樣是棉連紙本，起拍價已變為50，000元了，短短兩年之內翻了六倍多！儘管其中不無炒作之嫌，但新文學書刊拍賣價格不斷飆升卻已是不爭的事實。

幾乎與舊書拍賣同時，網路舊書買賣乃至拍賣也開始紅火起來了。孔夫子舊書網的崛起又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標誌着舊書市場已無遠弗屆。而今大部分民國時期普通舊書的買賣都已在孔夫子網上完成，每天都有多多少少各種各樣的舊書通過孔夫子網找到它們的新主人。周氏兄弟編譯的《城外小說集》公認是新文學舊書中的極品，最先就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孔夫子網上，因網上拍賣火速達到價格上限，又戲劇性地轉移到拍賣會上，才以300，000元的高價成交。筆者也曾在孔夫子網上購得熊式一英文劇本《王寶川》1934年英國Methuen & Co. Ltd初版簽名本和蕭乾英文論著《苦難時代的蝕刻》1942年英國George Allen & Unwin Ltd初版題贈本。而且，借助網路的威力，舊書買賣已經擴展到更大的國際平台上，筆者友人就從Abebooks網上幸運地購得張愛玲題贈陳世驤的英文長篇小說《北地胭脂》初版本。另一位友人贈送筆者的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1940年印行周作人《日本之再認識》精裝單行本（中文版），這冊周氏著作中的特殊版本也是向日本神保町的舊書店網購的。網路舊書買賣的前景已無可限量。

然而，新文學舊書的升值空間雖然還遠遠不及古籍善本，卻也已相當可觀，各種問題也就紛至沓來。偽造舊書固然不像偽造字畫那麼容易，但仍常出現魚目混珠的現象，1980年代上海書店曾依據原版影印一套一百多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本是嘉惠學林的好事，但近年在網上選購往往就會以這幾可亂真的影印本冒充原版本，筆者就曾上當受騙。同時，偽造簽名本、藏主去世後補鈐名印等等也已時有所聞。2011年「嘉德」秋季拍賣會上拍的香港藏家珍藏周作人寄贈新文學著作三十三種三十四冊，其中有周作人本人的著譯初版或再版本二十四種二十五冊，劉半農贈周作人著作初版本兩種，徐志摩、俞平伯、廢名著作初版本各一種等等，絕大部分都有周作人題詞。如周作人在劉半農著《揚鞭集》上冊1926年6月北新書局初版線裝本扉頁毛筆題詞：「半農著作劫後僅存此冊，今日重閱一過，覺得半農畢竟是有才情的，我們均不能及。去今才三十餘年，求諸市上幾如明板小品，不可多得矣。今以轉贈耀明先生　知堂時年八十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這樣的題詞，筆跡真，內容真，甚至可當周作人集外小文來讀，根本不可能造假。正因為如此，這批珍貴的題贈本以300,000元起拍，競爭至650,000元才成交，頗得新文學藏家青睞。

簡要回顧新文學舊書三十餘年買賣歷程之後，或可作如下的小結：從單一的國營舊書店到如今的舊書店、個體書攤、網路買賣和拍賣會拍賣共存，各顯神通，互相補充又互相推動。但不必諱言的是，拍賣興盛發達之後，稀見之書撿漏之類的可能性已越來越小了。一般而言，在眾多新文學舊書中，初版本、毛邊本、名家簽名本、特裝本、線裝本、自印本、經過收藏大家如唐弢、姜德明等著錄的版本等等，現在都已成為新文學舊書藏家的新寵。但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卻很少關注新文學舊書的發掘、流通和拍賣，對藏書界不斷出現的新的書刊史料往往不聞不問，這種狀況大不利於文學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亟待改變。

（原刊東方早報，轉貼自孔夫子舊書網《夫子書話》欄二Ｏ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褐木廬」主宋春舫

「褐木廬」主宋春舫
陳子善

一九一八年十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發表了署名宋春舫的《近世名戲百種目》，這是宋春舫的名字首次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刊物上。該期《新青年》是「戲劇改良專號」，還發表了胡適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傅斯年的《戲劇改良各面觀》等等。在此前後，又有胡適、羅家倫譯《娜拉》、陶履恭（陶孟和）譯《國民公敵》和胡適作《終身大事》等在《新青年》揭載，這就把「戲劇」也納入了「文學革命」或「文學改良」的軌道，與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領域的提倡白話批判文言同步了。在此背景下，宋春舫此文的出現非同一般，這不僅是一份較早較為完備的西洋近世名劇目錄，也似乎預示著未來中國話劇運動的興起必將借鑒西洋戲劇，透露了宋春舫與現代戲劇的密切關係和多重身份，他是獨特的西洋戲劇收藏家、研究家、翻譯家，以及話劇作家。

宋春舫（1892－1938）是浙江吳興人，國學大師王國維表弟，後來王氏後人印行《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宋春舫即為作序者。宋春舫家學淵源，十三歲即在清末最後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後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於舊學新學都有所涉獵。接著遠赴瑞士日內瓦大學攻讀政治經濟，掌握了法、德、英、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種文字。在巴黎遊學期間，宋春舫迷戀上了戲劇和文學，終生不渝。

回國以後，宋春舫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青島山東大學等校執教，講授戲劇和比較文學。在此期間有三件事不能不記。一為他先後出版了法文版的《海外劫灰記》和《現代中國文學》等，後者是已知的第一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法文著作。二為一九二○年英國作家毛姆訪問中國，在北京與宋春舫見面，探討中西戲劇之異同，後來毛姆在遊記《中國屏風》中專門寫了《戲劇學者》這一章，生動地記述了他與宋春舫這場有趣的談話。三為他一九三二年在青島建造了藏書樓「褐木廬」。他二十餘年苦心蒐集的西洋戲劇書刊，「圖府之秘籍，私家之珍本」，均「聚書其中」，奠定了他國際著名戲劇藏書家的地位。後來梁實秋在《雅舍小品三集*書房》中特別寫到「褐木廬」，稱「我看見過的考究的書房當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廬』為第一」。

一九三二年十月，宋春舫入上海銀行，主編《海光月刊》，在其上連載歐洲遊記，後結集為《蒙德卡羅》出版。他又經常為林語堂創辦的《人間世》、《宇宙風》等雜誌撰稿，還出版了翻譯和創作小說集《一個噴嚏》。

當然，宋春舫最大的功績是在戲劇研究、翻譯和創作方面。他生前出版了《宋春舫論劇》（一至三集，第三集書名《凱撒大帝登臺》）和翻譯劇本《青春不再》（意大利賈默西屋等著）。他是研究現代戲劇的先行者，對西洋戲劇的評論和推介不遺餘力，而且幾乎是全方位、不斷跟踪的，表現派、未來派、象徵派戲劇和小劇場運動等，大概都是他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直至逝世還留下了《研究戲曲最低限度的英文目錄》、《光與舞臺》等遺稿。戲劇史家趙景深後來有如下的回憶：

宋春舫先生是戲劇（尤其是話劇）的先知先覺或老前輩。我最早讀的戲劇理論書就是《宋春舫論劇》第一集，這是民國十二年出版的，離現在已經將近二十年了。因了這本書，我才知道戈登格雷、來因赫特、小戲院、表現派、未來派等等，像我一樣對於這本啟蒙運動的書的感謝的人，想來不少吧？

宋春舫在話劇創作上也作過有益的嘗試。有《一幅喜神》（三幕劇）、《五里霧中》（獨幕劇）、《原來是夢》（三幕劇）等劇本行世，後來結集為《宋春舫戲曲集第一集》。這三部話劇都是諷刺喜劇，而且都屬於他所謂的「短劇」。他還寫過一部極短的「未來派三幕劇」《盲腸炎》。宋春舫創作的劇本雖然很少演出，但他在話劇形式的探索上的努力仍然值得注意。

我國第一部現代文學史著作《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王哲甫著），在討論「新文學創作第一期」的戲劇創作時，就把宋春舫與田漢、侯曜、熊佛西、洪深、歐陽予倩、丁西林、郭沫若等戲劇家相提並論，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

宋春舫──宋氏為未來派的戲劇家，對於新劇的提倡，亦有相當的勞績。所著《宋春舫論劇》（中華書局初版）參考歐美戲劇家的意見。並加入個人的見解，作為有系統的論文，在中國戲劇不發達的文壇上，要算是不可多得的文章。所著劇本如《早已過去了》，《朝秦暮楚》，《槍聲》等作，均有特殊的風格，然在舞臺上卻沒有得到相當的成功。

可是，宋春舫的名字後來不明不白地從文學史家的視野中消失了，原因雖然很複雜，但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的一種缺失。

一九九六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歐游三記》中收入了筆者提供的宋春舫的《蒙德卡羅》，這是宋春舫的作品在睽隔六十餘年後首次與讀者重見。現在這冊《從莎士比亞說到梅蘭芳》，則選錄了他關於中國戲曲、西洋戲劇和現代話劇的並不過於專門的論述，以及序跋和若干回憶性散文，以期對這位中國話劇史上值得紀念和研究的「先知先覺」引起必要的關注。譬如，青島早就把康有為、聞一多、老舍等文化名人的故居加以保護，但宋春舫的「褐木廬」而今安在？這可是有國際影響的啊，理應恢復和很好地保護。書末還附錄宋春舫之子宋淇（筆名林以亮）的《毛姆與我的父親》，此文詳細考證毛姆與宋春舫的那段文字交，並對宋春舫的戲劇觀作了精彩的闡述。有了這篇珠玉，筆者這些話其實已是多餘的了。

（蘋果日報二Ｏ一一年一月十六日）

《張看》出版始末

《張看》出版始末
陳子善

一九七六年三月，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張看》，列為該社所出的「現代中國文學叢書」之五。筆者見到的「叢書」第三種，是余光中「展示其左手的掌紋縱橫」的《余光中散文選》（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版），這是余光中的第一本散文自選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名有點特別，「文化」和「生活」之間用圓點分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有家巴金主持的赫赫有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許「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宗旨是想繼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道統，但在名稱上又要有所區別？不管怎樣說，「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學書的眼界很高，選擇很嚴，無論張愛玲還是余光中，現在都是公認的文學大家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人是何方神聖？《張看》問世三年後，責任編輯黃俊東的回憶披露該社主持人之一正是時居香港、現已移居加拿大的詩人戴天。黃俊東在〈張看〉一文（收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香港明窗出版社初版《獵書小記》，又編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私語張愛玲》）中追述《張看》出版經過時寫道：

「《張看》這書是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促成這書的出版卻是宋淇先生和戴天先生，當張愛玲答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書之後，稿件也就發排，在排印期間，張愛玲的舊作，陸續又出土，所以她又加以編入這集子中，特別是〈論寫作〉和〈天才夢〉。由於書已排好了，所以只能編在書的最後，她特別為此寫了〈附記〉，甚至覺得不好意思，怕麻煩編輯人員，寫了一封短簡，吩咐若太麻煩，可不必印上那篇〈附記〉，其實短短的〈附記〉，附印上去，何麻煩之有！這可見她做人仔細的地方。」

這就明確地顯示，「促成」《張看》這本小說散文集面世的，是張愛玲的好友宋淇和代表出版社方的戴天，兩方是缺一不可的。《張看》問世二十四年之後，戴天自己也在於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在香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現身說法」，證實了黃俊東的回憶。他的發言題為〈無題有感〉，他說：

「我覺得我沒資格去談張愛玲，雖然我跟張愛玲見過一面。大概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她到台北，美國新聞處請吃飯，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禎和吃過一頓飯。她在台北走了兩下就這樣了，說不上什麼印象。後來她的《張看》在香港首先出版，也是我跟幾個朋友辦的一個出版社替她出版的。後來就由宋淇把版權拿去跟台灣接洽去了。我也跟她通了幾次信，這些信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人認為這些信很珍貴，我認為也沒什麼，信而已。」

戴天到底是見過世面的大詩人，談到《張看》的出版經過，風輕雲淡。張愛玲給他的已經不知去向的幾封信，別人認為「很珍貴」，但在他看來「也沒什麼，信而已」。他大概沒有想到，又過了九年，其中的一通於去年十二月奇跡般地出現在香港新亞圖書中心「第二屆舊書字畫拍賣會」上。這是張愛玲的手跡首次進入拍賣，引起了轟動（馬吉按：此信在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六日拍賣，成交價港幣五萬四千元）。此信僅一頁，寫在一張小三十二開薄如蟬翼的英文打字紙上，信封已不存。全信僅七十五字（不含標點），也許因為並非深交的緣故，張愛玲寫得客氣、端正。全信如下：

「戴天先生：

收到十五日的信，希望新春度假愉快。又要麻煩您了——就《張看》而言，絕對最後一次——如果還來得及的話，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匆此即頌

大安

張愛玲

一月廿五日」

這封張愛玲信劄當寫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兩個月後，《張看》就出版了。而在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寄出致戴天此信之後第三天，張愛玲又給責任編輯黃俊東寫了一信，這封同樣很客氣的信作為黃俊東〈張看〉一文的「附錄」也保存下來了，照錄如下：

「C.T.先生：

多謝寄來兩篇短文的清樣來。前兩天我又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倒不是為了出版遲早。一切費心，此頌

大安

張愛玲（EILEEN CHANG）

一月二十八」

張愛玲與出版社方圍繞《張看》編輯出版的通信當然不止這兩封，但這兩封無疑是重要的，把它們聯繫起來釋讀更有意思。兩封信其實說的是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張看》的選文及相關「附記」的討論。

《張看》除了〈自序〉，依次收入〈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論寫作〉和〈天才夢〉八篇作品，前兩篇為小說，後六篇為散文。所以，此書是一部小說散文集，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不同體裁混收的先例。八篇之中，〈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論寫作〉和〈天才夢〉五篇是「古墓裏掘出的東西」（引自〈《張看》自序〉），只有〈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三篇是張愛玲到美國後的新作。所以，此書又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新舊之作混編的先例。之所以這樣不同體裁不同時期作品混雜編集付梓，固然有張愛玲到美國後致力於英文著述以至於中文「近著」不多而出於篇幅方面的考慮，更大的原因恐怕是張愛玲有不得已的苦衷。

作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連環套〉和〈創世紀〉等文是時在美國加州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執教的唐文標發掘的。唐文標「愛張愛玲至極」，以「搜集張愛玲的斷簡殘篇」（引自南方朔〈注解唐文標〉，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我永遠年輕：唐文標紀念集》）為己任。〈連環套〉和〈創世紀〉這兩篇未完成的小說出土後，在唐文標自是歡喜雀躍，「認為生命很充實了。」（引自唐文標〈張愛玲可口可樂〉）但張愛玲卻認為這是「兩件破爛」，「只知道壞，非常頭痛」。她與唐文標通了幾次信，「聽口氣絕對不可能先寄這些影印的材料」給她過目，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最關心的是那兩個半截小說當作完整的近著發表，不如表示同意，還可以有機會解釋一下。」。於是，張愛玲被迫「同意」唐文標把這兩篇小說寄往台灣重新發表，她則「寫了一段簡短的前言」，「說明這兩篇小說未完的原因。」（以上引自張愛玲〈《張看》自序〉）這篇〈前言〉是張愛玲的一篇小佚文，剛剛以〈連環套創世紀前言〉為題收入《惘然記：張愛玲散文集二（一九五０——八０年代）》（二０一０年四月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

「──水晶先生與他的朋友唐文標教授來信說，文標先生在加州一個圖書館裏找到我三十年前幾篇舊作，建議重新發表。〈姑姑語錄〉是我忘了收到散文集裏面，小說〈連環套〉、〈創世紀〉未完，是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殷寶灩送花樓會〉更不滿意，因此一直沒有收到小說集裏，這一點需要說明。對於他們二位的熱忱，也應當再在這裏致謝。

一九七四年四月」

〈前言〉刊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台北《幼獅文藝》第三十九卷第六期重新發表的〈連環套〉之前，手跡製版，頗為鄭重。張愛玲在文末不忘對唐、水兩位「致謝」，但讀過〈《張看》自序〉的，兩相對照，想必會發現張愛玲只是禮節性的稱謝而已，她其實是言不由衷，無可奈何。但是，張愛玲畢竟堅持了一點自主權，對這兩篇「半截小說」的未能完成和不得不在臺灣重新發表作了必要的解釋。

遺憾的是，〈創世紀〉交台北《文季》重刊時，雖然也在文前刊有這篇〈前言〉，卻是「刪節了的」，以至於張愛玲在〈《張看》自序〉中抱怨不迭。不過，這兩篇「半截小說」既然都已重刊，編入書中不會再成問題，於是順理成章成為《張看》的頭兩篇。同時，張愛玲利用寫〈自序〉的機會，以將近一半的篇幅進一步對這兩篇自己早期的「半截小說」進行分析，〈連環套〉「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而〈創世紀〉「只記得比〈連環套〉更壞」！她還「探測」其中的原因：「當時也是因為編輯拉稿，前一時期又多產。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說是多產的教訓，不過對於我是個教訓。」這些自我批判應該是由衷的。

《張看》已經付排，不料〈論寫作〉和〈天才夢〉兩篇「少作」又由唐文標相繼挖掘出土，如要及時收入《張看》，只能置於書末，這樣《張看》首尾全是「少作」和舊作，中間才是「近著」，而且時序也不對，編排顯得不倫不類，於是張愛玲決定在書末再增加一篇說明性的〈附記〉。

〈附記〉寄出後，張愛玲意猶未盡，又補寫了一段寄給戴天，這就是她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中所說的「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三天之後，張愛玲擔心增加的這一段已來不及補入，又致信責編黃俊東表示：「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值得慶幸的是，黃俊東是一位眼光敏銳而又負責的編輯，他知道張愛玲文字的價值，沒有按張愛玲的要求抽出她原擬補入的〈附記〉第二段，使我們今天能夠讀到完整的〈論寫作〉和〈天才夢〉重刊〈附記〉：

「以上兩篇『少作』近來又陸續出土了。因為有些讀者沒有看見過，覺得應當收入這本集子，但是已經排印，只好贅在後面。原是按時序排列的，這一來秩序大亂。好在本來是個雜拌。

又，〈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附記〉的第二段是針對〈天才夢〉而言的。寫於一九四０年的徵文〈天才夢〉是張愛玲自己承認的「處女作」，她很看重這篇「少作」，對其僅獲上海《西風》月刊三週年紀念徵文「名譽獎」第三名一直耿耿於懷。《西風》這次徵文評獎，共取十名，「另外定出三個名譽獎」，其實帶有安慰性質。〈天才夢〉未能進入前十名，「名譽獎」也只是第三名。張愛玲在〈附記〉中說「第十三名名譽獎」，嚴格來說是她記錯的，但最後一名卻是事實。她雖然表白「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但增寫這段〈附記〉，恰恰說明她仍在「斤斤較量」。

平心而論，如果唐文標沒有找到〈連環套〉和〈創世紀〉等佚作，張愛玲的《張看》能否或以怎樣的面貌問世，都是未知數。《張看》之所以特別和重要，在於張愛玲晚年在台灣出版的《惘然記》（短篇小說、電影劇本集）、《餘韻》（散文、中短篇小說集）和《續集》（散文、電影劇本、中英對照短篇小說集），直至她去世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照記》（照片文字對照、散文集），都不同程度沿襲了《張看》的編選模式，用張愛玲自己的話說就是都是「雜拌」！這在張愛玲書目學上是頗值得注意卻還未引起注意的現象。

早在七十七年前，文學史家阿英就已指出：「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有雖已發表而不愜意，或因其他關係，在輯集時刪棄的；這樣的例子是很多，如果我們詳加考察的話。可是，無論那作品被刪棄的理由何在，對於讀者，終竟是極寶貴的。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尤其重視，因為這是增加了他們對於作家研究的材料。」（引自〈《孤山的梅花》全文〉，載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南強書局出版《中國新文壇秘錄》）從《張看》起，作家張愛玲和「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唐文標們的「博弈」就開始了。張愛玲很不願意唐文標們挖掘那些她自認為不成功的「少作」和「舊作」，甚至公開表示不滿。但她無法阻止唐文標們的發掘，無法否認這些「少作」和「舊作」確實出自她的手筆，也明白它們「一經出土，遲早會面世」。因此，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作出讓步，作出妥協，「雜拌」的《張看》是如此，同樣「雜拌」的《餘韻》、《對照記》等也莫不如此。即便在她身後，《小團圓》的重見天日，乃至這次張愛玲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和〈連環套〉、〈創世紀〉重刊〈前言〉的發現，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二０一０年二月十日初稿，四月三十日改定

（原刊二０一０年四月廿五日《錢江晚報》C0007《深讀》版、二０一０年五月上海《書城》新第四十八期；並收錄於陳子善《研讀張愛玲長短錄》頁130─140，台灣九歌出版社二０一０年八月初版。此文據九歌版。）

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

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
陳子善

一

一九四五年，已經出版了《傳奇》和《流言》而名滿海上文壇的張愛玲，在幹些什麼呢？張愛玲文學生涯中的這個特殊時段，好像還沒有引起「張學」專家們的足夠重視。是年四月出版的上海《雜誌》第十五卷第一期的「文化報導」欄內有如下一則短訊：

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描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

它透露了兩個重要訊息：一是張愛玲正在撰寫新的長篇〈描金鳳〉，二是張愛玲計畫出版新的小說集。

《傳奇》初版本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問世，這個日子已經深深鐫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初版本書脊上印有如下字樣：

傳奇　張愛玲小說集之一　雜誌社出版

九月二十五日《傳奇》再版本問世時，書脊上仍保留著這行字。《傳奇》既是「小說集之一」，按照常理，還會有「小說集之二」，說明當時張愛玲早有出版新小說的打算。寫作〈描金鳳〉也就可能不是心血來潮，而是醞釀已久的。雖然那時的上海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眾多「張迷」還是翹首以待，期望早日讀到〈描金鳳〉，畢竟，這是張愛玲創作長篇的最新嘗試，先前她寫過〈連環套〉，卻因遭到批評而半途而廢了。直到次年年底，超級「張迷」唐大郎因《傳奇》增訂本出版喜賦打油詩一首，還特意提到「傳奇本是重增訂，金鳳君當著意描」，後半句的注釋為「張有〈描金鳳〉小說，至今尚未殺青」。

不妨作這樣的推測，如果〈描金鳳〉順產，張愛玲可能出版她繼《傳奇》之後的第二部小說集，內容應該包括〈描金鳳〉和後來補入《傳奇》增訂本的〈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後面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單薄了，加上「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的〈描金鳳〉，才能成為「張愛玲的小說集之二」，也許這個張愛玲的「小說集之二」書名就叫《描金鳳》！

然而〈描金鳳〉註定要胎死腹中。就像張愛玲晚年撰寫又反復修改的《小團圓》，最終還是決意銷毀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對《小團圓》至少知道它寫到了張胡戀情，而且已經寫出了初稿；對〈描金鳳〉，寫了些什麼，到底寫了多少，是否完成了初稿，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抗戰勝利，意味着張愛玲的傳奇人生必然要發生重大轉折，無論是她的情感史還是創作史，都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描金鳳〉是不可能再寫下去了，因為張愛玲必須擱筆。

二

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典藏全集》（二零零一年四月出版）皇皇十四卷，卻有一個重要的遺漏，張愛玲一九四六年十月為《傳奇》增訂本寫的代序〈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典藏全集》失收了。這倒不能全怪全集編者的疏忽，是張愛玲自己先刪去這篇不得不寫的自辯的。

一九五二年夏，張愛玲告別她的發祥地上海，到香港大學繼續學業，不料因獎學金事與校方發生爭執，於是由宋淇之介紹，為香港美領館新聞處翻譯美國文學名著以謀生。兩年之後的一九五四年七月香港天風出版社推出《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此書其實是《傳奇》增訂本的翻版，卻保留了《傳奇》再版本序作為「自序之二」，張愛玲又新寫了「自序之一」，唯獨刪去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大概張愛玲以為時過境遷，遠在香港的讀者已不清楚她抗戰勝利以後在上海的尷尬處境，這篇自辯大可不必再保留了。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一九六八年七月由皇冠出版社「引進」台灣，從此以後，台灣皇冠各種版本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都以港版《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為準，〈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也就永遠不見了蹤影。可是，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不是這麼輕易就可以翻過去的。迫使張愛玲在這篇自辯中大動肝火，不得不為自己洗刷的，是因為「近一年來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還有許多無稽的謾駡，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有關名譽，有關生計，當然非同小可。不過張愛玲到底是大手筆，行文之間還是說得輕巧了些，何止是「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張愛玲當時就是被社會輿論判定為「女漢奸」之流，這是有書為證的。

三

先後見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女漢奸醜史》，另一本是《女漢奸臉譜》，不約而同地把張愛玲與陳璧君（汪精衛之妻）、楊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國康（陳公博外室）、佘愛珍（吳四寶之妻，後與胡蘭成結合）、川島芳子等大小「女漢奸」相提並論，事情確實變得很嚴峻，很糟糕。

奇怪的是，這兩本小冊子都未署名，也沒有版權頁，《女漢奸醜史》封面署「上海大時代社刊行」，《女漢奸臉譜》連哪里印的也不作交代。但是有一點確定無誤，它們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印行的。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堅持到了勝利，敵偽時期為虎作倀的，不管男女，理當受到聲討和譴責，但是否應把張愛玲、蘇青乃至關露這些女作家也歸入「女漢奸」之列，罵得狗血淋頭，當時即使在左翼文藝陣營中，也是有不同意見的。

可以想見，給張愛玲安上「女漢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蘭成的緣故。《女漢奸醜史》和《女漢奸臉譜》中關於張愛玲的章節，連標題都如出一轍，前者為〈無恥之尤張愛玲願為漢奸妾〉，後者為〈「傳奇」人物張愛玲願為「胡逆」第三妾〉。兩文均言詞尖刻輕佻，屬於人身攻擊，無稽謾駡。只是後者還稍微與文學沾一點點邊，雖然觀點也嚴厲得出奇，摘引數段，以見一斑：

她的小說《傾城之戀》，曾經搬上舞台，這是劇壇上的污點。她與蘇青不同之點，即好高騖遠，儼然是個了不得的絕世佳人。因為「絕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際，更因為自命「佳人」，所以異裝得近乎妖怪。但她們間也有個共同點，即都是慣會投機，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擇手段，毫無靈魂的女人。

張愛玲的文字以「囉嗦」為特色，看得人「飄飄然」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為「和平陣營」中的紅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絕無骨肉，僅僅是個無靈魂者的呻吟而已。

此文還把張愛玲與同學炎櫻的友情歪曲為「她對異種膩友尤有好感」，就完全是憑空捏造了。前者則詳細描述張胡關係「秘聞」，津津樂道於道聼塗説，倒是結尾還算客氣：「如今，胡蘭成大概已經被捕了，以後文化界中沒有他的立足地，至於張愛玲，她的文章，是否還有出路，那要看她的今後做人方式了。」

那時上海的大刊小報上類似的「揭發批判」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週刊發表了一篇署名「愛讀」的短文〈張愛玲做吉普女郎〉，標題夠刺激的，開頭兩段還算客觀：

自從勝利以後張愛玲埋姓隱名的，沒有到公開的場合出現過，文章也不寫了。在馬路上走，奇裝怪服也不穿了。一直蜇居在赫德路公寓的高樓之上，不大到外面招搖。

有人談說她在趕寫長篇小說〈描金鳳〉，這倒頗有可能。只是寫了之後，又拿到什麼地方去發表呢？ 正統派文壇恐怕有偏見，不見得會要她的作品，而海派刊物，她也許不屑。

請注意，「愛讀」特別提到了〈描金鳳〉，預言張愛玲即便完成了〈描金鳳〉，也已經無處發表，真是不幸而言中。但緊接著筆鋒一轉，所披露的「獨家」新聞，不但無法證實，更匪夷所思：

前些時日，有人看見張愛玲濃妝豔抹，坐在吉普車上。也有人看見她挽住一個美國軍官，在大光明看電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實，像她那麼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個美國軍官做朋友有什麼希奇呢？

「愛讀」貌似為張愛玲開脫，其實是道聼塗説，無中生有，造張愛玲的謠言。這是當年上海小報記者慣用的手法，未免拙劣。

四

比較而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就更值得注意。如果說《女漢奸醜史》如《女漢奸臉譜》都是匿名之作，顯得不夠光明正大，那麼《文化漢奸罪惡史》卻是署了名的。此書前言〈幾句閒話〉署名「司馬文偵」，顯然是個筆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卷〉（1992 年11月書目文獻出版社）著錄此書時，把「司馬文偵」誤作「司馬文森」。司馬文森確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文革」中死於非命。他當時遠在南方（包括桂林和廣州）從事抗日文學活動，後來又到了香港，與上海淪陷區文壇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司馬文偵」這篇「寫於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日」的〈幾句閒話〉提出兩點，一是指責「文化界的漢奸，正是文壇妖怪，這些妖怪把文壇鬧得烏煙瘴氣，有着三頭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豔的女鬼」，後者不正是指張愛玲嗎？二是贊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對於文化漢奸有所處置，同時也進行調查文奸的工作，這本書，但願於他們有所幫助。」換言之，「司馬文偵」是主張對他所謂的「文奸」（包括張愛玲在內）採取「有所處置」的實際行動的。

《文化漢奸罪惡史》先有〈三年來上海文化界怪現狀〉、〈「和平文化」的「大本營」〉、〈沐猴而冠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綜述，接着就是對於「文化漢奸們」的「個別的敍述」，張愛玲很榮幸地兩次被「敍述」，一是在揭發〈偽政論家胡蘭成〉時被捎帶，二是單列一章〈「紅幫裁縫」張愛玲：「貴族血液」也加檢驗〉，這章除了重複當時揭發「文奸」時常用的可以想見的語詞外，也簡略回顧了張愛玲的文學創作歷程。恰恰是這一回顧，無意中披露了一個重大「內幕」：

（張愛玲自香港返滬後）想進聖約翰求學，前去報考插班，但國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剛（屈彈山）手裏，認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讀大學一年級，張愛玲頗為生氣，索性不讀了!

此後，她由黃園主人黃岳淵（與她有親戚關係）介紹，將小說送給周瘦鵑編的《紫羅蘭》發表竟受人注意，《萬象》與《雜誌》都向她拉稿了!

《雜誌》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嘍羅們大捧張愛玲，從此張愛玲就不清白了，漢奸刊物給她最高的稿費，商辦的刊物都無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雖捧張愛玲，可是當時張愛玲還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來，袁殊一心要見見她，可是沒有機會，他手下的狗頭軍師們替他想了一個辦法，舉行「春遊大會」邀了一群漢奸文人到蘇州去玩，張愛玲也在被邀之列，結果別的人都到了，而張愛玲卻推故不去。

但是，經不住種種的誘惑，張愛玲出來交際了，不時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從此，她也像蘇青一樣，變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說也寫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姑且不論張愛玲是否拒絕為「商辦刊物」寫稿，也姑且不論她是否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關鍵在於袁殊這個神秘人物的出現。如果「司馬文偵」的說法基本屬實（最多只能是「基本屬實」，添油加醋之處恐怕在所難免），那麼張愛玲在《雜誌》上發表小說和散文，在雜誌社出版《傳奇》初版本，就都與袁殊有關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關，都應該是袁殊拍板決定的。

袁殊何許樣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黨員。四十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隸屬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面間諜」，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機關都有過密切關係。大陸解放以後，受潘漢年案牽連，直到「改革開放」才獲平反。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紹其風雲詭譎的生平時，特別指出：

袁殊在黨的授意下，「公開投敵」，串演反派角色，但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誌》。而且，這兩個報刊雖同屬漢奸性質，卻為我地下黨人掌握，在宣傳上起到了真正漢奸報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實上，當時的《雜誌》是在中共地下黨的掌控之中，主編吳江楓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如此看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為《雜誌》撰稿，（她也曾為《新中國報》副刊撰稿）並非什麼大逆不道的事。當然，張愛玲本人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歷史就是這般複雜，這般吊詭！

五

張愛玲在敵偽時期大紅大紫，「盛名之累」自然難免。但她肯定不會預料問題會變得那麼複雜，那麼嚴重，她會背上「女漢奸」、「女文奸」的惡名。張愛玲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被迫擱筆一年多。這對賣文為生的張愛玲來說，實在是件痛苦的事。坐吃山空啊，後來她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與姑姑一起遷出居住多年的「愛丁頓公寓」，不能說與此沒有關係。〈描金鳳〉的流產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與胡蘭成的婚戀，即便這位風流才子不化名逃亡，也已經亮起了紅燈。二十五六歲的張愛玲是如何度過這段低迷期的，沒有留下一丁半點的文字記載，外人實在難以想像。

幸好還有欣賞她的文壇友人，以寬容和同情的態度伸出援手。當張愛玲反復權衡，最後決定打破一年多的沉默，重印《傳奇》並加以增訂，以糾正「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正是另一位超級「張迷」龔之方慷然相助，以「山河圖書公司」的名義為之刊行。龔之方還特意與「山河」的另一發起人、電影導演桑弧一起拜訪海上金石書法名家鄧糞翁（散木），請其為這本新集子書寫了厚實奪目的楷書書名：「張愛玲：傳奇增訂本」。柯靈也在他主編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上海《文匯報．文化街》上發表《張愛玲與〈傳奇〉》予以推薦。

《傳奇》增訂本不僅成為《傳奇》的定本，它的問世也給了張愛玲一個合適的機會為自己申辯。〈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強調「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這無疑是張愛玲為人處世的一條底線。她同時委婉而又強硬的聲明她與胡蘭成的戀情純屬私生活，「也還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着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張愛玲曾公開表示，不願搭理別人的批評，但這一次事關重大，她不能不作出正面回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剛剛成立的文華影業公司為張愛玲創造了另一個大好機會。據不久前才公開的「文華」廠長陸潔的《日記摘記》記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他與李培林（桑弧）商定，請張愛玲為女明星陳燕燕量身度衣，趕寫一部悲劇電影劇本。龔之方也曾回憶，當時是他和桑弧拿了柯靈的介紹信專程拜訪張愛玲，把這事談妥的。儘管張愛玲已沒心思把〈描金鳳〉再寫下去，但很願意在電影劇本創作方面進行新嘗試。不到半個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劇本初稿就殺青了，這就是張愛玲的電影處女作《不了情》。以後的事情我們都已熟悉了，《不了情》之後又有《太太萬歲》，張愛玲與桑弧兩度成功的合作，誕生了四十年代後期上海影壇的兩部名片。

與此同時，張愛玲為重返文壇繼續作出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又是龔之方，他所創辦的《大家》雜誌創刊號推出張愛玲的小說〈華麗緣〉，編者唐雲旌（唐大郎）在〈編後〉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張愛玲小姐除掉出版了《傳奇》增訂本和最近為文華影片公司編寫了《不了情》劇本，這二三年中不曾在任何雜誌上發表過作品，〈華麗緣〉是勝利以後張小姐的「試筆」，值得珍視。

不妨作這樣的推斷，電影《不了情》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在上海的公映標誌着張愛玲正式登上中國影壇，那麼〈華麗緣〉在同月發表，也可視為張愛玲開始重返中國文壇。緊接著五月一日出版的《大家》第二期發表根據《不了情》改編的小說〈多少恨〉（在張愛玲創作史上把電影改編成小說，而不是依照慣例把小說改編成電影，這是唯一的一次），發表時標題還特別注明「〈多少恨〉（即《不了情》）」。六月二十日，《大家》第三期續刊〈多少恨〉時，唐雲旌在〈編後〉中再次指出：

本期將張愛玲小姐所作〈多少恨〉小說刊完，占十九面篇幅之多，這是應多數讀者的要求，我們特地煩懇張小姐趕寫的。

可見當時上海廣大讀者並沒有因為張愛玲曾被指責為「女漢奸」、「女文奸」而鄙棄她，拒絕她，相反仍然愛看她的電影，愛讀她的小說。

可惜的是，《大家》出版了第三期以後，無以為繼，使得張愛玲的另一部遲至去年才「出土」的中篇小說〈鬱金香〉不得不改交給當時上海一份並不起眼的小報《小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連載。一年半之後，〈鬱金香〉又由上海《海光》文藝週刊復刊第一至第二期重刊，但因《海光》夭折而未能重刊完。

或者可以這樣說，從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張愛玲的電影和小說創作成績觀之，張愛玲又進入了創作的亢奮狀態，差不多已可與三年前撰寫〈傾城之戀〉和〈金鎖記〉時期相比擬了。要不是電影《太太萬歲》後來遭到嚴厲批評，張、胡又恰在此時正式分手，以至張愛玲再度意興闌珊，張愛玲很可能會寫出更精彩的作品來。

從現有資料看，此後的一九四八、四九兩年，張愛玲是真正進入了沉寂期，創作史上一片空白。但有論者從〈鬱金香〉的發現得出樂觀的推測，張愛玲從一九四七年五月發表〈鬱金香〉到一九五零年三月發表長篇小說〈十八春〉，中間近三年的寫作空白期，「會不會象〈鬱金香〉，那些沒被發現的作品也隱藏在小報裏？ 甚至以我們不知道的筆名發表？ 」（〈張愛玲的故事沒有完〉，鄭樹森、蘇偉貞作，載2006年8月號《香港文學》) 然而我要說的是，即使這一時段張愛玲真的沒有留下別的作品，張愛玲的故事仍然沒有完！

（原刊二００八年四月廿三日《當代文化研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