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1月 14, 2013

《呼蘭河傳》校訂後記

《呼蘭河傳》校訂後記
章海寧

《呼蘭河傳》校訂本,章海寧校訂,侯國良插圖,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為國內目前最權威的《呼蘭河傳》校訂本。章海寧授權中國青年出版社獨家出版。本文為校訂本後記。

六十多年前,金庸先生讀《呼蘭河傳》後,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徑去淺水灣她墓前憑弔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1]

四十多年後,再讀《呼蘭河傳》,我的感受如金庸先生當年一樣,只是不知去何處憑弔離世四十多年的蕭紅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淘得一本1947年寰星書店出版的《呼蘭河傳》,與手中的另一個版本對照着讀,發現其文字竟有差異。後來找到了《呼蘭河傳》的初版本和再版本,才知道這兩個版本與寰星書店版也稍有不同,於是,萌生校訂《呼蘭河傳》的想法。

2009年至2011年,受託編校新版《蕭紅全集》[2],依全集編委會的要求,找來幾個版本對《呼蘭河傳》進行互校。因全集出版時間的限定,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版本,未能細加考量。本次校訂《呼蘭河傳》,選了「初版本」、「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藝版」、「黑人版」、「哈爾濱版」等六個版本互校,因時間充裕,校訂更從容一些。

《呼蘭河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經典之作。但它的寫作並非完全像金庸先生所言系寫於香港。從現有的蕭紅研究資料看,1937年底,蕭紅至少已經完成了《呼蘭河傳》第一章。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在戰火催逼下,人們四處逃難。蕭紅、蕭軍、胡風、端木蕻良等作家先後來到武漢,二蕭經哈爾濱友人于浣非的介紹,入住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二十一號,《呼蘭河傳》第一章便是在小金龍巷二十一創作的。當時,與二蕭同住二十一號的詩人蔣錫金在一篇回憶文字中說,此時蕭紅「已經開始寫她的《呼蘭河傳》,寫了一章多了」[3]。蔣錫金在另一篇關於《呼蘭河傳》構思的文字中說,「蕭紅寫這部小說,大約開始於1937年12月。……那時在武昌的水陸前街小金龍巷,蕭紅每天都忙着給我們做飯,有時還叫我們把衣服脫下來給她捎帶着洗。這時,她說:『噯,我要寫我的《呼蘭河傳》了。』她就抽空子寫。我讀了她寫的部分原稿,有點納悶,不知道她將怎樣寫下去,因為讀了第一章,又讀了第二章的開頭幾段,她一直在抒情,對鄉土的思念是那樣深切,對生活的品位是那樣細膩,情意悲涼,好像寫不盡似的;人物遲遲的總不登場,情節也遲遲的總不發生,我不知她將精雕細刻出一部什麼樣的作品來。……但似乎她的第二章還沒有寫完,就匆匆到臨汾去了。」[4]蔣錫金的回憶表明,蕭紅離開武漢時,《呼蘭河傳》似乎只寫了前兩章,後面的五章和「尾聲」,應該都是在香港完成的。

1938年1月底,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作家應李公樸之邀,前往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2月,日軍攻陷太原,兵分兩路向臨汾進逼。蕭紅與民族革命大學任教的部分作家隨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撤往運城,但蕭軍此時提出與蕭紅分手,他要留下來打遊擊。蕭紅到運城後,本打算去延安作短期訪問,但到西安後,聽說蕭軍已先期到達延安,便改變了計畫。不久,蕭軍隨丁玲、聶紺弩也來到西安,但蕭紅去意已決。情變後,蕭紅選擇端木蕻良作伴侶,並帶着身孕與端木在漢口舉行了婚禮。六七月間,日軍開始頻繁轟炸武漢,端木先期去渝,蕭紅在打胎和逃難中糾結。9月中旬,蕭紅終於脫險到達重慶。後因生產,住到江津白沙鎮的白朗家,但孩子生下後,隨告夭折。情變、逃難、生產、失子、抑鬱,1938年,蕭紅無心寫作,除了幾篇隨筆、散文和短篇小說外,再無其他創作。

1939年,蕭紅與端木頻繁搬家,從歌樂山搬到黃桷樹鎮苗圃,後又移住秉莊。此間,蕭紅咳嗽,頭痛,低燒,似有肺結核病先兆。入住歌樂山後,她創作了一組以抗戰為背景的短篇,[5]當年10月前後,蕭紅趕寫了幾篇回憶魯迅先生的散文。因為身體虛弱,大部分回憶魯迅先生的文字為口述,由復旦大學的學生記錄,再經蕭紅整理而成。其中,《回憶魯迅先生》在1940年7月出版了單行本。[6]此間,蕭紅開始另一部長篇《馬伯樂》的寫作,端木給《文藝陣地》寫信,透露蕭紅在創作長篇《馬伯樂》的計畫,有推薦連載的意向。[7]

蕭紅停下已經開頭的《呼蘭河傳》,轉而創作另一部長篇,這多少讓人難以理解。抗戰全面爆發後,「抗戰高於一切」已成為作家的一種責任,作家既無從容不迫的寫作環境,也無發表脫離抗戰主題的文學園地。在抗戰之初,蕭紅可能還未意識到戰爭對她寫作《呼蘭河傳》的制約。隨着「文抗」的成立,「文章下鄉,作家入伍」的調門很高,蕭紅雖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但《呼蘭河傳》對故鄉的回望以及啔蒙的視野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都顯得不合時宜了。茅盾先生後來曾批評蕭紅在香港創作《呼蘭河傳》:「是和廣闊的進行着生死搏鬥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苦悶的心情投射到《呼蘭河傳》上,「不但見之於全書的情調,也見之於思想部分,這是可以惋惜的」。蕭紅在這樣的文學生態中重新調整自己的計畫。

1940年1月,蕭紅來到了香港,她先投入《馬伯樂》(第一部)的創作,大約在7月底完成了《馬伯樂》(第一部),本來她打算接着寫一部「革命者」為革命而犧牲戀愛的故事,因為戴望舒要在《星島日報》上連載《呼蘭河傳》,她放棄了原來計畫,開始續寫《呼蘭河傳》。從8月開始,到12月20日,蕭紅終於完成了這部力作。在香港的和平環境裏,暫離了戰爭的喧囂,蕭紅可以從容地想像東北的故土,以自己的文學理想構建一個游離於戰爭之外的文學世界。那是一個充滿了甜蜜和苦澀的故土,一個打通了生命世界的精神家園。《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連載(簡稱「初刊本」)從1940年9月1日開始,12月27日結束。若從1937年創作之初算起,蕭紅完成這部力作,前後達四年之久。

《呼蘭河傳》初刊五個月後,桂林上海雜誌公司於出版了單行本(簡稱「初版本」)。「初版本」與現已殘缺的「初刊本」對照,文字畧有改動,此係作者所為還是出版社編輯修改,已不得而知。蕭紅病逝前,將《呼蘭河傳》的版稅贈予駱賓基,以回報他病中對自己的看護。1942年1月22日,蕭紅在香港病逝。駱賓基與端木不久離開香港去桂林。在桂林上海雜誌公司,駱賓基沒能索回《呼蘭河傳》的版稅,他便自己修訂「初版本」,以「桂林松竹社」之名於1943年6月在桂林河山出版社再版(簡稱「河山版」)。抗戰勝利後,駱賓基開始寫作《蕭紅小傳》,該傳記開始在上海《文萃》連載,1947年3月,重慶中原出版社又出版《蕭紅小傳》的單行本,蕭紅再次受到讀者熱切的關注。1947年6月,上海寰星書店在「初版本」和「河山版」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出版了新版《呼蘭河傳》(簡稱「寰星版」)。「寰星版」除正文外,還收入了蕭紅的照片、駱賓基的《蕭紅小傳》和茅盾的《〈呼蘭河傳〉序》[8]。1954年5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新版《呼蘭河傳》(簡稱「新文藝版」),該版以現代漢語規範為標準,對「寰星版」重新修訂。1979年12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又以新的漢語規範為標準,對「新文藝版」進行了新的修訂(簡稱「黑人版」)。1998年10月,哈爾濱出版社出版新版《蕭紅全集》時,對收入全集的「黑人版」《呼蘭河傳》進行了新的校訂(簡稱「哈爾濱版」)。除「初刊本」因殘缺的原因,其他六個版本有先後承繼的關係,但又各有特點。因「初版本」和「河山版」在抗戰時期出版,其印量有限,在「寰星版」出版以後,幾乎失去了影響。「新文藝版」面試後,其公營的出版性質、不可質疑的修訂標準,使其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版本。「新文藝版」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海外,港臺出版的《呼蘭河傳》一直用「新文藝版」作底本。20世紀70年代末,「蕭紅熱」以哈爾濱為中心,迅速擴散開去,「黑人版」也隨之炙手可熱,在此後十餘年時間內,國內流行的《呼蘭河傳》多以「黑人版」為底本。哈爾濱新版《蕭紅全集》出版後,很多新版《呼蘭河傳》又以「哈爾濱版」為底本。目前,國內出版的《呼蘭河傳》,除個別版本外,大部分受「黑人版」和「哈爾濱版」的影響。

現代文學經典的修訂,帶着鮮明的時代烙印,同時又與修訂者個人因素相關聯。應該說,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出現不同的版本也是正常的。但時過境遷,再看某些特定時期的修訂,則有很多失誤之處。比如,《呼蘭河傳》「初版本」第五章中的「溯呼蘭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文字下,有一段樂譜,「河山版」、「寰星版」修訂時「樂譜」都予以保留,但自「新文藝版」之後,該「樂譜」卻不見了蹤影。「哈爾濱版」不但刪除了這段「樂譜」,或將部分段落刪去,或將兩個段落並作一段。如「初版本」第四章第八節開頭文字為:

就這樣瞎念,到底不是久計。念了幾十首之後,祖父開講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祖父說:

「這是說小的時候離開了家到外邊去,老了回來了。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說家鄉的口音還沒有改變,鬍子可白了。」

「哈爾濱版」修改為:

就這樣瞎念,到底不是久計。念了幾十首之後,祖父開講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說家鄉的口音還沒有改變,鬍子可白了。」

再如,「初版本」第一章中「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跑了出來」,「黑人版」將「跑」修改為「滾」;「寰星版」將「二里路」修改為「兩里路」;「哈爾濱版」將「消信」修改為「消息」,「哈爾濱版」將「很古怪」修改為「真古怪」;「初版本」、「河山版」中的「瘦胖合適」,「寰星版」改為「不瘦胖合適」,「新文藝版」、「黑人版」改為「不瘦不胖合適」,「哈爾濱版」改為「不瘦不胖正合適」;「初版本」的「墨棗」,「黑人版」、「哈爾濱版」改為「黑棗」;「初版本」第四章幾個小節開頭都有「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寰星版」及此後的三個版本,將第三小節開頭改為「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這種隨意增刪、修改經典作品的行為,既不尊重原作,也不符合經典作品校勘的一般規範。對這類毫無道理的「修改」,恢復其本來面目是完全應該的。

《呼蘭河傳》有一類修改是漢語規範的不斷變化造成的。在「新文藝版」之前,各版中標點符號並無嚴格的規範,「的、地、得」的使用也沒有固定的標準。在「新文藝版」之後,特別是「黑人版」和「哈爾濱版」中,標點符號的使用完全按現行標準規範。部分詞語如:「年青」、「靡」、「想像」、「檢」、「幽美」等,都被規範為「年輕」、「沒」、「想像」、「揀」、「優美」等。在現代文學經典中,諸如此類的修改會失去原作的時代標記,故本次修訂,基本按原作原貌予以恢復。

《呼蘭河傳》中,還涉及很多東北方言和部分象聲詞,這類方言和象聲詞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不斷被修改。如:「禿禿」在「黑人版」中修改為「突突」;「口空口空的」,「河山版」修改為「腔腔的」,「黑人版」修改為「哐哐地」;「亮咚咚」,「河山版」修改為「亮昸昸」,「寰星版」修改為「亮晶晶」;「惻忍」,「寰星版」改為「惻隱」;「亂土豆」,「黑人版」改為「爛土豆」,等等。這類方言、象聲詞是作品個性化寫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隨意修改將使原作的個性語言弱化,甚至失去個性化的表達,因此,此類修改也應該以原作為准,盡可能將蕭紅原汁原味的文字呈獻給讀者。

另有一類的修改,屬於對原作的誤讀。如《呼蘭河傳》第一章中有「北燒鍋欠酒二十二巾」,「河山版」及此後版本都將「巾」改為「斤」。其實,蕭紅此處所用的「巾」,是民間帳本中常用的一個「簡化」字,用「巾」更有民間的記帳特色。《呼蘭河傳》第二章有一句:「每個從娘家回婆家的姑娘」,「寰星版」、「新文藝版」、「黑人版」、「哈爾濱版」都修改為「每個從婆家回娘家的姑娘」,聯繫上下文,修改後的句意與原意完全相反,與整個段落語義相衝突。再如:第一章中一段:

再說那王寡婦,雖然她從此以後就瘋了,但她到底還曉得賣豆芽菜,她仍還是靜靜的活着,雖然偶爾她的瘋性發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廟臺上狂哭一場,但一哭過了之後,她還是平平靜靜的活着。

「河山版」將「狂哭」、「一哭」修改為「狂笑」、「一笑」。但聯繫下文「至於鄰人街坊們,或是過路的人看見了她在廟臺上哭,也會引起一點惻忍之心來的」,可知「河山版」將「哭」改為「笑」並無道理。再如:「初版本」的「尾聲」一節,有一段文字: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河山版」用推算的方法認為「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八十歲了」是錯誤的,故將「祖父就八十歲了」改為「祖父就八七十歲了」,「寰星版」又改為「祖父就七八十歲了」,此後的版本便一直沿用「寰星版」的修改。顯然,這些修改多是對原文的隨意揣測。這些誤讀而起的修改在所列「初版本」之外的版本中也大量存在,顯然,這些修改是要重新訂正的。

現代文學經典的校勘,到底該採用什麼標準,當下的學界看法並不一致。部分學者認為應該以初版本為準,與初版本不一致的修改都應該恢復原貌。有些學者認為應該以作者生前最後一個版本為準,對初版本也不能迷信。對蕭紅的《呼蘭河傳》來說,其「初版本」和她生前最後一個版本是同一個版本。但確切地說,《呼蘭河傳》的「初版本」也存在不少問題,對這些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客觀對待。如「初版本」中有部分字詞的使用前後不一致,如前文為「大毛星」,後文為「大卯星」;前文為「繩甩子」,後文為「蠅甩子「,有的地方用「到底」,有的地方用「倒底」。這些前後不一的表述,是需要統一的。所以,對《呼蘭河傳》不同版本的不同修改,需認真甄別,對修訂正確的部分應該予以保留。如「初版本」第一章中的「城裏除了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個叫做東二道,一個叫做西二道街」,顯然,這裏的「東二道」後面缺一個「街」字。「初版本」「尾聲」中有「小黃瓜,大矮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着,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黑人版」、「哈爾濱版」將「大矮瓜」修改為「大倭瓜」,這裏的改動是有依據的。蕭紅在《家族以外的人》以及《呼蘭河傳》「初刊本」中都表述為「倭瓜」,到了「初版本」中才改為「矮瓜」。若考察東北方言,其並無將「倭瓜」稱為「矮瓜」的習慣。如沿用「初版本」的「矮瓜」,反而與蕭紅的初刊本原意相去甚遠,且會引起歧義。所以,本次校訂以「初刊本」為依據,將「初版本」的「矮瓜」改為「倭瓜」。

綜上所述,本次修訂,以「初版本」為底本,以「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藝版」、「黑人版」、「哈爾濱版」等五個版本進行互校,同時對照「初刊本」文字,對「初版本」中錯字、漏字等進行必要的訂正,除此之外各版本的不合理修改一律恢復原貌,對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的詞句、標點,也儘量保留「初版本」文字的特色。同時,對「初版本」之外的幾個重要版本,校訂的原則是剔除其錯誤,保留各版本的優點,使本次校訂本成為一個真正權威的版本。

二O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於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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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呼蘭河傳》,臺北普天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2] 2009年,曾主編《蕭紅全集》(鳳凰出版社,2010年5月版),2010年參加編輯新版《蕭紅全集》(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主要負責文本的校勘工作。

[3] 錫金:《亂離雜記──序〈蕭軍蕭紅外傳〉》,參見《蕭紅印象•序跋》,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5頁。

[4] 蔣錫金:《蕭紅和她的〈呼蘭河傳〉》,見王觀泉主編《懷念蕭紅》,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

[5] 這組短篇多收入《曠野的呼喊》,桂林上海雜誌公司1940年3月版。

[6]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重慶婦女生活社1940年7月初版。

[7] 季紅真:《蕭紅全傳》,現代出版社2012年版,第457—458頁。

[8] 茅盾:《〈呼蘭河傳〉•序》,原載1946年12月《文藝生活》第10期,標題為《論蕭紅的〈呼蘭河傳〉》。

(新浪博客章海寧二O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松竹社版《呼蘭河傳》的疑惑

松竹社版《呼蘭河傳》的疑惑
袁培力


《呼蘭河傳》是蕭紅常青樹般的文學作品,據初步統計,至今已有五十多個出版機構出版發行過這本書。在所有的《呼蘭河傳》版本中,上個世紀50年代前的版本的情況是很關鍵的,但偏偏這方面有些問題。比如有資料說《呼蘭河傳》「1942年桂林初版」,這個說法含混不清,哪個出版社也不講清楚,而且前面還有一段話,「本書為范泉主編《寰星文學叢書》第一集」,搞得好像范泉編的這個就是《呼蘭河傳》初版。50年代前的版本的情況的主要問題還不是這個,而是據說有一個「松竹社」出版的《呼蘭河傳》,是第二版。

「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應該是駱賓基先生首先披露的。197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呼蘭河傳》,請駱賓基先生做後記,駱賓基先生在後記中說:「一九四一年《呼蘭河傳》是在桂林『上海雜誌圖書公司』初版發行的,一九四二年以後由桂林松竹社再版、解放後「上海新文藝「是第三版出書了,現在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重印,實際是第四版了。」

駱賓基先生的關於《呼蘭河傳》的出版經過,除了桂林「上海雜誌圖書公司」出版的《呼蘭河傳》為初版外,其他的說法都是錯的,尤其是這個第二版的桂林松竹社《呼蘭河傳》,更是使人疑惑。

上個世紀50年代前的《呼蘭河傳》的版本有三個,出版機構分別為:1、桂林上海雜誌公司;2、桂林河山出版社;3、上海寰星書店。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

而桂林松竹社則在桂林有關歷史出版文獻中沒有記載,抗戰期間桂林類似「松竹社」這樣的名稱的出版機構有西風社、華胥社、充實社、未明社、工作社、明日色和高潮社,沒有「松竹社」。

駱賓基先生為什麼會說有個桂林松竹社?當時上海寰星書店準備出版《呼蘭河傳》,駱賓基給範泉提供了一本《呼蘭河傳》作為出版底本,駱賓基提供的這個底本,駱賓基說是「桂林松竹社「(也有人說是田林松竹社)出的土紙本。上海寰星書店出版的《呼蘭河傳》非常重要,附有茅盾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而且《呼蘭河傳》的文字也與目前常見版本的《呼蘭河傳》有差異,上海寰星書店版《呼蘭河傳》更接近於蕭紅的原始文本。可見駱賓基給范泉提供的《呼蘭河傳》出版時間也很早。

目前沒有資料顯示有「松竹社」,也沒有發現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筆者估計這個所謂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可能是私下印刷本!

注:承蒙袁權女士提供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的版權頁,這個問題已經清楚了,所謂的「桂林松竹社版」的《呼蘭河傳》,實際上就是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駱賓基先生稱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為「一九四二年以後由桂林松竹社再版」是不確切的,因為並沒有「桂林松竹社」這樣一個出版機構。河山出版社的《呼蘭河傳》於1943年6月出版發行,版權頁上該書有一個編輯者,為「松竹文叢社」,駱賓基把這個編輯者錯記為出版者了。這個名為「松竹文叢社」的編輯者,地位類似一本書的「編輯委員會」。

大自然的精靈──蕭紅二O一一年四月七日)

(桂林上海雜誌版書影來自袁權《蕭紅全傳》,中國青年出版社二O一一年六月;桂林河山版書影來自李守義編《民國書影》,北京中國書店二O一O年四月。)

星期三, 11月 13, 2013

蕭軍送給我的蕭紅照片

蕭軍送給我的蕭紅照片
戴永夏


在我收存的名人信件中,有一張蕭軍親筆題詞的蕭紅照片。這是老作家蕭軍在1979年6月10日寄贈給我的。每當看到它,我便想起當年拜訪蕭軍的情景,以及這張照片折射出的歷史滄桑……

那是1979年暮春,我為給刊物約稿,懷着十分敬慕的心情,前往北京拜訪了剛復出文壇不久的老作家蕭軍。

那時蕭軍住在北京後海邊鴨兒胡同的一所破舊小院裏。儘管當時改革開放還剛剛起步,百廢待興;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留給蕭軍的累累傷痕也尚未痊癒,但他並未因此而消沉。他正在重新規劃已被迫停止多年的創作計畫,手頭正寫着幾部書稿。他在以加倍的忙碌,來彌補長期被空耗的時光。

他在跟我談話時,自然談到曾跟他患難與共的女作家蕭紅。他滿懷深情地說:「嚴格說起來,她確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詩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麗得一塵不染!從20歲她正式開始寫作,到32歲逝世為止,短短10年期間她文學事業上的成就,無論從質和量上來衡量,在我國女作家羣中是少有的一位。我作為和她共同生活6年的夥伴,作為她的一個讀者,是永遠懷念她的!」他還談到蕭紅當年的身體狀況:「她雖然很有才華,但由於貧病交加,她的身體一直很弱。她戲稱我為『壯牛』,稱自己是『病驢』……」當得知我很喜歡蕭紅的作品時,他便答應過幾天把珍存的一張蕭紅照片加洗後,寄給我留作紀念。

就在我離京返濟南不久,便收到了蕭軍寄給我的兩張他親筆簽名的照片:一張是他自己的,再就是這張蕭紅的照片。他在信中說:「(我)從孩子們那裏『擠』出兩張照片寄給你」。可見他對蕭紅的照片十分珍重。

蕭紅的這張照片,是1936年春天在魯迅先生家門前的臺階上拍照的。照片上的蕭紅,身着長呢裙,腳穿舊皮鞋,髮辮上打着兩個大大的蝴蝶結,面帶微笑,給人以和善、聰穎、天真之感。尤其她那雙睿智、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注視着這冷酷的世界,幾多自信,幾多迷茫,幾多希冀,幾多感傷……她憧憬着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然而等待她的卻是寂寞、孤獨、貧病、艱難的後半生……直到最後用「半生儘早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話,為自己的生命畫了個傷心的句號……這張照片歷經七十多年的風雨滄桑,它既留下了女作家蕭紅的英年芳姿,也記錄了兩蕭與魯迅先生交往的一段文壇佳話……

1934年11月1日,蕭紅和蕭軍從青島乘船來到上海。當時,他倆在文學上剛剛起步,在生活上窮困潦倒,到了上海後又舉目無親,無依無靠。就在他倆生活和事業都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魯迅先生給了他們無私的幫助:不但在經濟上接濟他們,還仔細閱讀了這兩位素昧平生的文學青年寫的長篇小說──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並認真為之寫序推介,給予這兩本小說以很高的評價。隨後,他又冒着很大風險,以「奴隸叢書」的名義,幫助他倆出版了這兩本小說,使兩蕭從此步入文壇,奠定了他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當時的上海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魯迅等進步作家都受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通緝,不但行動不自由,家庭住址一般也不向外人公開。但通過較長時間的通信,魯迅對蕭紅、蕭軍的作風、為人、學問和思想等有了比較深刻地瞭解,遂於1935年11月6日第一次邀請兩蕭到家中(北四川路大陸新村9號)做客,這給了兩蕭以極大安慰和鼓勵,從此兩蕭跟魯迅家的交往更密切了。當他倆看到魯迅先生體弱多病,許廣平終日勞累忙碌,淘氣的小海嬰需要照料時,便立即將原租的房子退掉,將家搬到離魯迅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永樂裏,以便對魯迅先生多一些照顧。這以後,兩蕭便成了魯迅家的常客。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中曾這樣寫道:「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颳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1936年早春的一天,當蕭紅再次來到魯迅家時,便隨意地坐到門前臺階上,留下了這張可貴的照片。

這張照片能流傳下來,也實屬不易。抗戰爆發後,兩蕭重又過上了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流亡途中二人又在1938年分手,四年後蕭紅便在貧病交加中死於香港。而蕭軍也是屢經坎坷,多災多難,長期地受到政治迫害。但在任何時候,他都十分珍惜這段與蕭紅患難與共的生活,這張記錄着他們美好時光的照片也一直帶在他身邊,伴他「勞改」,伴他坐監,也伴他迎來了新的春天。當這張照片又被當作禮物轉贈給我的時候,我自然也感受到一份沉重,一份力量,一份溫暖。這在我人生的途程中,也增加了一個激勵上進的永恆紀念……

(新浪博客戴永夏的BLOG二O一一年五月九日)

該還蕭紅《生死場》本來面目了!

該還蕭紅《生死場》本來面目了!
章海寧


(1935年12月容光書局出版的《生死場》毛邊本。章海寧藏)

因為編輯《蕭紅全集》的緣故,有機會將《生死場》初版本與以後出版的其它版本進行匯校。這在《蕭紅全集》出版過程中還是第一次。

以前,權威的蕭紅研究者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生死場》是經過魯迅和蕭紅親自校定的。對這種說法,我從來不曾懷疑。1998年哈爾濱出版社在出版三卷本《蕭紅全集》時,再次對《生死場》的版本進行比對,認為《生死場》只在初版時進行過改動,但這次匯校卻發現,《生死場》更大的改動並非魯迅和蕭紅,而是出自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之手。這次新編《蕭紅全集》,該還原《生死場》的本來面目了。

首先,我們來梳理一下《生死場》出版的背景。

我們現在知道,早在1934年4月,蕭紅就開始了《生死場》的創作,以前很多蕭紅研究者認為《生死場》寫於青島,是不確切的。實際上,蕭紅在青島完成了《生死場》的創作。但在出版之前,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麥場》。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從1934年4月29日至5月17日,連載了《麥場》的第一、第二章,後來因為蕭紅、蕭軍去青島投奔舒羣,《麥場》在哈爾濱的連載中斷。到了青島以後,蕭紅繼續了《麥場》寫作,直至這部小說完成。這年年底,因為青島的地下黨組織被破壞,舒羣被捕,蕭紅、蕭軍離開青島去上海,受到魯迅先生的幫助。蕭紅將《麥場》抄寫稿給了魯迅先生,魯迅大力向出版社推介,因遲遲通不過審查,1935年12月以「奴隸叢書之三」的名義自費出版。當時為了躲避檢查,虛擬了一個“榮光書局”。魯迅先生本來決定讓胡風先生為《生死場》作序,但蕭紅希望魯迅先生為自己的書寫序,因為“奴隸叢書之一、之二”(葉紫的《豐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都是魯迅作的序。魯迅欣然應允,胡風的序便作為《讀後記》放到書後。正式出版的時候,胡風將《麥場》改為《生死場》。

鐵峰先生早在1998年編校《蕭紅全集》的時候,就發現《生死場》與早期發表在《國際協報》上的《麥場》是有些改動的。

《國際協報》上的《麥場》第二部分《菜圃》開頭描寫金枝和成業在河沿幽會的場景時,在「靜靜的河灣有水濕的氣味,男人等在那裏」的下邊,是這樣描寫的:

「五分鐘過後,姑娘仍和小雞一般,被野獸壓在那裏,男人着了瘋了?他的大手敵意一般地捉緊另一塊肉體,想要破壞熱的肉,儘量地充漲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條白的死屍上跳動,女人赤白的圓形的腿子,不能盤結住他,於是一切音響從兩個貪婪的怪物身上創作出來。女人被迫呻吟着,骨頭響着,男人呼吸緊張着,罵着。」

鐵峰先生說,以上這段文字,到《生死場》裏全被刪除了。

查初版《生死場》,並非如此。這段文字除了「女人被迫呻吟着,骨頭響着,男人呼吸緊張着,罵着。」被刪除外,其餘文字全部保留。

《國際協報》上的《麥場》的第二部分《菜圃》結尾,當金枝告訴母親,「她肚子裏不是病,是懷了孩子」時,下邊是這樣寫的:

母親似乎是平息了一下,她又想說:「我不想你會做出這樣不名聲的醜事。……對了,有了孩子是嘔吐。」

母親哭着,女兒也哭着。母親說話的聲音漸漸微小得可怕起來:「你什麼時候有了孩子呢?野丫頭,你幹的什麼勾當!娘養你長大,你叫娘傷心,人一輩子有什麼好下場?你爹是不幹好事的,給留下這個災禍!」日光和白晝一樣,全村安息在夜中,母親意外地悲哀着,她神經質地向自己哭泣着。

鐵峰先生說,這段文字在《生死場》中是這樣改的:

母親似乎平息了一下,她又想說,但淚水塞住了她的嗓子,像似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兒把她羞辱死了。

查初版《生死場》,《菜圃》的結尾部分確實是這樣改的。

這樣說來,鐵峰先生關於《生死場》的改動的判斷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大部分是錯誤的。出現這樣的錯誤,只能有一個解釋,鐵峰先生沒有讀過初版《生死場》。

《生死場》從1935年12月初版到抗戰勝利,至少再版8次,從1946年到1949年至少新版4次,經過比較,這些版本都保留了初版本的本色,沒有任何改動。也就是說,鐵峰認為被刪掉的那段文字,一直保留着。

到了1953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新版《生死場》時,這段文字才被全部抹去。不但這段文字被抹去,《生死場》的部分詞句也被修改了。比如:

《生死場》初版: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被榆樹打成蔭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進一個蕩動遮天的大傘。

新文藝《生死場》版: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被榆樹蔭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進一個動盪遮天的大傘。

《生死場》初版:菜田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被草帽蓋伏着,像是一棵大形的菌類。

新文藝《生死場》版:菜田裏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被草帽蓋伏着,像是一棵大形的菌類。

新文藝改動《生死場》,出發點或許是好的。比如被徹底刪除的那段文字,是男女做愛的場景,那時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是不合時宜的。編輯們修改一些詞句,使之更符合現代漢語的習慣。但這種方式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文學作品一經發表,如果不是作者主動的修改,而是任由編輯再版時去亂改,是件很可怕的事。有很多文學名着,再版時,為了追時髦,雖然由作者去修改,但往往改得並不成功,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老舍、曹禺等眾多作家都開始修改自己的舊作,現在這些修改本難敵初版原作,為追求與時俱進而進行的這樣修改,教訓深矣。

不過這樣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還是有人願意幹。

今年夏天,曾主編過蕭紅作品的王觀泉先生來哈爾濱度夏,王先生向我講了個故事。他說上世紀70年代末,黑龍江一家出版社出版蕭紅的《生死場》。一次,王先生去出版社看樣稿,見一位編輯正在很認真地改着一本列印稿。王先生問他改的是什麼稿子,這位編輯說:「是蕭紅的《生死場》。蕭紅的文字功底太差,話說得半通不通,不改都沒法看。」王先生聽後大驚,反問這位編輯:「你多高水準呀?敢改蕭紅的小說?」後來王先生直接找到出版社的領導,希望出版社立刻停止改動蕭紅作品。我當時聽王先生的故事,感覺這事像是笑話,實際上,這笑話卻是真的。

新文藝的改動很可怕,因為作者已經去世,編輯自作主張地亂動手術,雖然修改的內容不是很多,但已經破壞了原作的完整性。遺憾的是,新文藝改動版《生死場》後來成了國內各家出版社的“標準版”,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蕭紅選集》時,收入的《生死場》也是新文藝版的《生死場》,人民文學出版社、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藝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生死場》單行本時,也都照抄新文藝的改動版,致使像鐵峰先生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以為這是魯迅和蕭紅改的呢!這實在很荒唐。

從新文藝版的《生死場》問世,已經50多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實際上一直延續着這樣的荒唐。我想,今天,我們再也不應該讓這樣的荒唐繼續下去了!

(博聯社章海寧的博客二OO九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