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靈：遙寄張愛玲

柯靈：遙寄張愛玲

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裡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髮，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70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沖沖地親自簽名包紮，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謝香港昭明書店，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遊。我這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混的一個紀念。

國內實行對外開放以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僭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譏。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註銷，卻是事實。她的著作，40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只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佔領下的淪陷區。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萬象》，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誌，奇跡似的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是誰呢？我怎麼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囗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四，總感到不便請他作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出版《萬象》的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裡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裡，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裡，隔著一道門，就是老闆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裡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現在《上海抗戰時期文藝叢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不至擾亂東家的安靜。舊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裡，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裡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裡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乾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面。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面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囗尊和章錫琛老闆留守上海，店裡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裡韜光養晦，躲雨避風。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調孚、周振甫、顧均正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徵詢意見。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裡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瞭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裡。現在經過迢迢四十年，張愛玲本人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1978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裡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覆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館裡見面。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裌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裡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范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刺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京劇《文昭關》裡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鬚髮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教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籐；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裡，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裡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裡，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瀰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的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全國解放，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1952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裡，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任何事物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麼簡單。左翼陣營裡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左聯」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個。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但用「左」視眼看起來，也就是「右傾」，「溫情主義」。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裡，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瞭解，也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鬧燈囗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塗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裡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汽，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只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迴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對社會主義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國內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並不因為這兩部小說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實事」，而且不嫌其煩，縷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舖裡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像也須有依托，張愛玲1953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裡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跡。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讚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面的黑暗，如獲至寶。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在國內讀者看來，只覺得好笑。新社會不是天堂，卻決非地獄。只要有點歷史觀點，新舊中華之間，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現在中國正在吸取過去的教訓，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可以告慰於真正悲天憫人、關心祖國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風馳電掣般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麼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里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

（選自《墨磨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7月版）

（http://www.bwsk.net/xd/k/keling/000/016.htm）

《遥寄张爱玲》的不同版本

柯灵先生骨灰归属之争官司刚刚在上海尘埃落定。此前，张爱玲《小团圆》问世，小说中“荀桦”的原型是否柯灵，又如何理解，也颇有争议。笔者由此联想到他的名文《遥寄张爱玲》的不同版本。

凡是对张爱玲其人其文感兴趣的，一定知道发表于1985年4月号《读书》的《遥寄张爱玲》。这篇文情并茂的“遥寄”，虽然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似无反应，却一直被认为是内地文坛为张爱玲“平反”的第一声。1989年3月，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郑树森教授编选的《张爱玲的世界》，打头阵的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

然而，在《遥寄张爱玲》发表整整24年之后，笔者才知道最初发表此文的刊物不是大名鼎鼎的《读书》，而是1985年2月《香港文学》第2期。《香港文学》是刘以鬯先生主编的，他是柯灵的老朋友。刘以鬯在“编后记”中说：“柯灵为本刊写的《遥寄张爱玲》，道人所未道，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换言之，正是刘以鬯的约稿，才催生了《遥寄张爱玲》！这也是笔者以前所不知道的。

虽然只相隔短短两个月，但《读书》发表的《遥寄张爱玲》已与《香港文学》所载有所不同。此文倒数第三段批评张爱玲上世纪50年代初到香港后的创作，其后半部分，《香港文学》版是这样的：

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读书》版把这段话改为：

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现在中国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可以告慰于真正悲天悯人、关心祖国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这说明柯灵对张爱玲的批评变得更为委婉。到了1987年3月，台湾《联合文学》第29期转载《遥寄张爱玲》时，这两段不同的话连同整个第三段都不见了，这就出现了《遥寄张爱玲》的第三个版本。这样大幅度的删改显然是《联合文学》编者所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学者高全之先生在《张爱玲学：小说张爱玲 张爱玲小说》（2003年3月台北一方出版公司初版，2008年10月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增订新序版）中谈到此事时披露：“承郑树森教授赐告，当时顾及台湾政治敏感，文章曾经编者删修，我才注意到海峡两岸版本不同。”

两年后，收入《张爱玲的世界》一书的《遥寄张爱玲》也正是这个“删修”版，不过，编者加了一个“编按”：“现据柯灵先生1988年删改稿重刊”。然而，这个“删修”版不是《联合文学》编者删节后于1987年发表的吗？怎么会是柯灵1988年自己删改的？令人困惑，可惜已无法当面向柯灵先生请教了。后来柯灵在台湾出版散文集《隔海拜年》（1992年9月台北业强出版社初版），书中所收的《遥寄张爱玲》也就是这个“删修”版，看来这个“删修”版确实得到了柯灵的认可。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遥寄张爱玲》有了三个不同的版本，这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为海峡两岸的各种选本所选刊，这在研究张爱玲的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的曲折除了《张爱玲学》作者高全之，似还没有引起其他张爱玲研究者的注意。

未经删节的《遥寄张爱玲》倒数第三段其实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柯灵在文中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和《秧歌》、《赤地之恋》相比较，认为后者的“致命伤在于虚假”，高全之在《张爱玲学》一书中对此有所批评，见解颇有启发。不过，柯灵先生在这一段中强调：“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我是赞同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時代在線》2009年10月22日）

石曙萍：從女工到畫家 ──張愛玲母親晚年在倫敦

中國現代女性小說家張愛玲母親黃逸梵主動提出離婚、請律師辦理，在當時大膽且前衛；黃逸梵經歷赴英生活、至巴黎學畫、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在馬來亞僑校教書、在印度做翻譯，一生極其精彩。（石曙萍提供）

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張愛玲在小說《留情》中這樣寫道，「然而敦鳳與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着」。這句話，用於張愛玲母女間的感情，也正合適。張母黃逸梵，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最早留洋的先驅女性之一。她出身名門，優雅美麗，社交廣泛，又敢於走出封建婚姻，遠赴英倫。她到巴黎學畫，與徐悲鴻、常玉為友；雖是三寸金蓮，卻在阿爾卑斯山滑雪，滑得比天足的小姑還要好；又在馬來亞僑校教過書，在印度做過尼赫魯兩個姊姊的翻譯，「都很過癮」。她的一生，過得比張愛玲更為精彩。張愛玲從小以一種仰望的姿態深愛着母親；但母女相處中諸多瑣碎的難堪，猶如華麗睡袍上的蚤子，令她一生不曾釋懷。

一九五七年，黃逸梵在倫敦病故，身邊無一至親。六十二年過去了，張家或黃家，從未有人去倫敦的墓地尋找或探望過她。曾經她那些英倫的友人，交情或深或淺，皆早已零落散去，不知所蹤。黃逸梵靜靜地，棲身在倫敦一座古老的墓園裏，一直無人問津。

幾經周折，我終於在不久前找到了黃逸梵的墓地，前去拜訪這位被遺忘了半個多世紀的傳奇女子。正是人間四月天，黃昏的暖陽落在墓園前馬路邊的法國梧桐樹上，恍惚是黃逸梵年輕時住過的上海法租界。我來到墓園最深處的玫瑰花園，在刻有黃逸梵名字的小小的石碑前默然良久。這位獨立而勇敢的傳奇女子，一個人在這裏，這麼多年了。她應該不曾想到，會有人穿過時光的塵埃尋覓她的芳蹤。我把帶來的一束白玫瑰，輕輕獻上。若她泉下有知，或能有一絲絲安慰。

黃逸梵在紀念花圓牆上的石碑。（石曙萍提供）

一、 入籍證書：「女工張逸梵」

黃逸梵曾前後三次赴英，生活了前後十三年，最後在倫敦病故。

一九二四年黃逸梵陪小姑張茂淵赴歐。「她終於藉口我姑姑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英國，一去四年」，一九二八年由英國返回上海。《對照記》圖六張愛玲這樣寫到：「我們抱着從英國寄來的玩具。他帶着給他買的草帽。」文中沒有注明年分，但張愛玲姊弟的樣子，看起來不過三、四歲，應該就是一九二四年黃逸梵赴歐不久後的事。《對照記》中圖十三是黃逸梵，張愛玲在下面注明說：一九二六年在倫敦。可見，黃逸梵第一次出國應該是英國。期間可能也去了法國旅行，《對照記》圖十一的文字又提到她去過瑞士滑雪。

一九三二年，黃逸梵隻身到法國。一九三三年徐悲鴻夫婦第二次到法國時，與黃逸梵同住在巴黎第十五區的一幢樓。雙方是早前在南京相識的故友。蔣碧薇在《我與悲鴻》中回憶，自己曾在夫妻鬧矛盾無處可去時，在黃逸梵屋中過了一夜。此次到法後，黃逸梵到過英國的線索目前所知只有一次。二Ｏ一九年一月四日的《每日頭條》的《「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你還能記起幾位》一文顯示：一九三六年春，黃逸梵曾以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員的身分，參加「巴黎中國留法藝術學會英倫中國藝術展覽會參觀團」，到倫敦逗留過六天。除了中國藝術展覽會之外，黃逸梵還和其他會員一起，參觀了多家博物館、畫廊、私人藏家以及英國皇家美術學會。同年底，黃逸梵從法國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

黃逸梵一九三Ｏ年中葉在法國時期的照片，出現在今年一月的「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與中國現代美術展。（石曙萍提供）

一九四八年，黃逸梵到吉隆玻，於年底重返英國，原因之一是英國有良好的福利制度。這次抵英後，黃逸梵長居了九年，直到一九五七年離世。

黃逸梵在英國的生活一向鮮為人知。我從英國的國家檔案館開始查找。最先找到的，是黃逸梵的英國入籍證書。我驚訝地發現，上面有很多令人費解之處：首先，黃逸梵入籍的名字是Yvonne Chang（張逸梵）。其次，上面寫黃逸梵的出生年分竟然是一九Ｏ五年。再者，黃逸梵填寫的父母名字並非完全屬實。最後，入籍證顯示她的職業為machinist（機械女工），住址卻是倫敦肯辛頓區一處高尚住宅區。這都是為什麼？一張入籍證書，疑團重重。

黃逸梵於1956年8月27日加入英國國籍。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入籍證書上，她的姓名一欄寫着：Yvonne Chang（張逸梵），曾用名Yvonne Whang（黃逸梵）。當時，距離一九三Ｏ年與張愛玲父親張志沂離婚已過去整整二十六年了，她卻還在官方文件裏自稱Yvonne Chang（張逸梵）。在一九三Ｏ年的上海，女方主動提出離婚，並果斷地請了英租界的洋人律師辦理，是非常大膽而前衛的事。用九莉的話來說，「家裏有人離婚，跟家裏出了個科學家一樣現代化」。當然，這與黃逸梵有足夠的陪嫁和分得的大批古董有關，更與她超出同時代人的先鋒意識有關。但這樣一位現代娜拉，為何拖拖拉拉二十六年，仍對張太太的名分戀戀不捨？

保留夫姓，是因為內心對前夫一直餘情未了麼？我們在《對照記》圖三的文字中得知，張愛玲後來收到的遺物中，有一張黃逸梵收存的前夫照片，大約是張志沂在直奉戰爭時寄去給首次出國的妻子的。張志沂並不想離婚。在張愛玲的回憶中，父親始終對前妻懷着柔情。黃逸梵也並不那麼絕情，離婚前幫丈夫戒了毒癮，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救了回來。離婚後也是相當通達大方，告訴張愛玲不要恨父親。記者林方偉在《傳奇的傳奇──五封信解碼張愛玲之母異鄉晚景》中提到，黃逸梵曾這樣勸說邢廣生：「如果有合適的人和你同志，愛你的才，不是愛財，那就千萬別怕人言，還是結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這樣看來，晚年的黃逸梵還是嚮往婚姻和家庭的。但言辭之間，並無對當年離婚的悔意，只透露出因「自傲」而曾錯過姻緣。若是這樣，她也沒有理由一直保留着「張」姓，稱自己為Mrs. Zhang（張太太）。

這個費解之謎或有一個解釋：張愛玲在《小團圓》裏寫蕊秋到香港的一所教會學校看望寄宿的盛九莉：「亨利嬤嬤知道她父母離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認離婚，所以不稱盛太太，也不稱小姐，沒有稱呼」。天主教徒不能離婚，因此身在英國的黃逸梵沿用夫姓，或以此緩解與周圍人交往時的尷尬？

另一個謎團是她的出生年月。中國國內的資料顯示黃逸梵出生於一八九六年。但英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黃逸梵入籍證書上，出生年月一欄卻寫着：一九Ｏ五年二月四日。相應地，她的死亡證書顯示去世年齡為：五十二歲。我先收到檔案館發來的死亡證書，以為年齡被算錯了，後來看到她的入籍證書才明白緣由。

一九Ｏ五年二月四日若是黃逸梵出生的真實年月，照這樣推算，黃逸梵在十五歲時就生下了張愛玲。張愛玲的祖母二十三歲才定親，若母親十四歲就嫁人育子，為何張愛玲從未在文字中提及？再則，一九二四年時黃逸梵如果是以十九歲之齡做小姑出國的監護人，似乎也顯得勉強。

《聯合早報》記者訪問邢廣生時得知，黃逸梵在馬來亞時，大家都知道她的年齡：「黃逸梵一九四八年從上海重返新加坡，經南洋女中校長劉韻仙引薦，到吉隆玻坤成女中教書。……兩女結識時，邢廣生二十三歲，黃逸梵五十一歲。」「……黃看起來消瘦、憔悴、疲累，黃在吉隆玻的鄰居叫她『老太婆』（old lady），氣死愛美的黃逸梵。」按照年分計算，一九四八年黃逸梵應該是五十二歲。可能邢老師記憶有誤，但顯然與實際出入不大。而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中也提到母親是十九歲時結的婚：「張御史的少爺，黃軍門的小姐，十九歲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親二十八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看來，黃逸梵很可能是到英國之後，才修改了自己的出生年分。 那麼，為什麼黃逸梵要刻意隱瞞年齡，為自己「減齡」九歲？

一九四八年底再度入境英國時，離她上次來英國已十二年了。黃逸梵不再年輕貌美，經濟情況也大不如前。難道，她特意修改出生年分，是為方便申請工作及成為公民？本來東方人就比西洋人顯得年輕，五十一、二歲說成四十三歲，也不難讓人接受。而黃逸梵如何修改護照上的出生日期，又是一樁懸案。

入籍證書上父母一欄，黃逸梵填寫的是「Shih Sheng and Shih Chang」（盛氏及張氏）。這相當令人困惑。黃逸梵父親姓「黃」，「張」是前夫父親的姓。為什麼她不填寫生父的姓？而她前夫母親姓李；自己生母姓氏不詳，難道姓「盛」？張愛玲《小團圓》裏的女主角九莉也姓「盛」，莫非兩者有什麼關聯？顯然，這入籍證書上的父母姓氏有被亂點鴛鴦譜的嫌疑。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上，黃逸梵「亂湊」了一對父母給自己，很是有些頑皮。

入籍證書是黃逸梵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簽署的。英國的移民法令顯示，當時在英國住滿五年就可申請國籍。黃逸梵卻在居住了八年後的一九五六年才成為公民，原因不詳。

檔案館同時寄來的，還有一份入籍宣誓書。當時英國法律規定，拿到入籍證後的一個月內必須向女王宣誓效忠，否則入籍證書就無效。於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黃逸梵在離家不遠的18 Shepherds Bush Green宣誓效忠，宣誓內容如下：「我，張逸梵Yvonne Chang，曾用名黃逸梵Yvonne Whang，對着萬能的上帝發誓，將對伊莉莎白二世女王以及她的後代及繼承者忠誠不渝。」宣誓處距離她Upper Addison Gardens的住址步行約五分鐘，大概是當時這個街區的地方政府部門所在地。英國內務部遂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宣誓書上敲章，黃逸梵這才算正式註冊為英國公民了。此時，離她告別人世，僅剩最後一年光陰。

一九五六年，張愛玲三十六歲，是她赴美後的第二年；也是黃逸梵一九四八年抵英後的第八年。當時黃逸梵身體尚可，還未被診斷出癌症晚期。八月十四日，張愛玲與賴雅領取了結婚證。兩周後，遠在大洋彼岸的張母黃逸梵拿到了英國入籍證。

黃逸梵的入籍證上還透露了另外兩個重要資訊：

首先是職業。入籍證書注明黃逸梵的職業為machinist，意為機械師或者技術工人。以黃逸梵當時的年齡及體格，操作機器怕是無法勝任，最有可能的是在工廠流水線做製作工人。這並非為了體驗生活，也與時尚設計相去甚遠。黃逸梵的遺囑顯示，她晚年曾舉債度日。一九五Ｏ年代的英國剛從戰爭陰影中走出來，出生率下降，戰後勞動力缺乏，生活的貧困促使大量女性包括已婚主婦走進工廠。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黃逸梵，這位出生名門的貴族小姐，因為生計，也和很多英國本地女性一樣，進工廠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對照記》圖十一，是黃逸梵少女時代手執紗扇和婢女的一張合影，下面是一雙三寸金蓮。配圖文字這樣寫道：「珍珠港事變後她從新加坡逃難到印度，曾經做過尼赫魯的兩個姊姊的秘書。一九五一年在英國又一度下廠做女工制皮包。」我們因此大約可知，黃逸梵在一九五一年曾去工廠做工。可見，一九四八年抵英後，黃逸梵很快就經濟困窘，第三年就出去工作了。從她跟邢廣生老師的通信中可知，黃逸梵在不同的工廠上過班，時有停停歇歇。

黃逸梵有很強的動手能力，早年學過洋裁、車衣。在新馬時她專門搜羅了一些珍貴的蛇皮，打算自己設計皮包。《對照記》圖十一裏張愛玲這樣寫：「她信上說想學會制裁皮革，自己做手袋銷售。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就在馬來亞買了一洋鐵箱碧綠的蛇皮，預備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島後她去新加坡，丟下沒帶走……她戰後回國才又帶走了。」而一九四八年，黃逸梵從新加坡到吉隆玻，在坤成女中教書時，所教的課程就是手工──雖說因學歷資格限制，但也可見她的長處所在。因此在英做工時，選擇去皮包廠，後來也去過製衣廠，而不是其他行業，也可能和她的興趣相關。

當時年老體弱的黃逸梵，面對這份工作，似乎也能勝任有餘。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致邢廣生的信裏，她透露了很多資訊。比如午餐時間還可以有精力寫信，放工後也還有力氣去見朋友。如果做得不愉快，還可以炒了老闆魷魚。雖然是底層的工人，黃逸梵還是有着一定的自由與尊嚴。這大概是除了福利好，西方現代文明的又一個好處了。

張愛玲母女，都是非常堅強獨立的新時代女性。挾着滿箱古董的黃逸梵，在出走後的世界裏，一度瀟灑逍遙。到了晚年落魄，亦能淡定，自己煮飯洗衣、找房子、搬家、找工作。張愛玲也是在出國後發現了自己的生活能力。從香港赴美的旅程中，張愛玲在寫給鄺文美的信中，這樣描述中途在神戶下船時的經歷：「一個人亂闖，我想迷了路可以叫的士。但是不知道怎麼忽然能幹起來，竟會坐了電車滿城跑，逛了一下午只花了美金幾角錢，還吃咖啡等等，真便宜到極點。」之後在美國，張愛玲這位在上海時連路都不認得的大小姐，更是親自動手油漆房子、做衣服、煮飯、殺蟻蟲，甚至後來長期照顧大小便失禁的賴雅，很有頑強的毅力。只是，與母親不同，張愛玲從來不曾輕鬆愜意過，肩膀上總扛着生計的重擔，甚至後來為了養家糊口，眼睛出血還在寫稿子。偶然看電影、逛櫥窗、自己動手做衣服，就是娛樂了。在感情方面，與母親的情人眾多不同，張愛玲很是單純。夏志清在《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一書的序言中，充滿了憐惜地寫道：「……在愛情這方面，張自己從來不採取主動，人家找上門來，她就被感動了。……跟定了一個男人，也就不想變更主意。假如丈夫病了，她就一人咬緊牙關奮鬥下去。」

黃逸梵的入籍證書上顯示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住址：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 London W14 8AL。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黃逸梵致邢廣生的信，就寫於此處。

邢廣生回憶說黃逸梵晚景淒涼。她曾拜託在倫敦讀書的學生前去探望，學生回來匯報說：黃逸梵住在地下室。「地下室」，給人印象通常是黑暗陰冷，逼仄狹小。但若正是這處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居所的話，那麼黃逸梵的生活很可能並沒有那麼潦倒。這一處房產是相當高級的住宅。即使是地下室，也與我們通常想像中暗無天日的那種有所不同。

從英國大都會檔案館的資料可以查到，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這一整條街，都是在維多利亞時期由一個大家族購建的高級私人公寓。建造時間在十九世紀中期。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房子結構，這條街的房子都相當上乘。此處在環境優雅的肯辛頓，屬於倫敦的第二區，距離肯辛頓王宮只有一‧五英里，步行約半小時。而現今全英最大的室內購物中心Westfield就在這條街的背後，步行四、五分鐘就可以達到。旁邊就是開通於 一九ＯＯ年Central Line 地鐵的Shepherd’s Bush地鐵站，交通十分便利。

這條街完好地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建築面貌。整幢房子有三層，外加一層地下室。每一層有兩個臥室。11A是地下室正對着主要街道的一個房間。這樣的地下室，往往是舊時大家庭傭人的臥室，或是食品、煤炭及雜物的儲存室。也有人家把地下室整理後出租的。黃逸梵大約就是這樣的租客之一。

隔壁12A號的房子正在裝修。裝修工人告訴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都用火爐取暖。地面層進口處過道，舊時有一個添送煤炭的小洞，通往地窖。上世紀七、八十年，隨着電暖以及煤氣的普及，不再需要煤炭，洞口也就都封上了。而儲存煤炭的地窖，就在地下室。也就是說，黃逸梵住的房間隔壁，就是儲存煤炭的地方。她的房間應該不是很乾淨舒適。

11A處在街道平面之下，因房前有專門設計的下沉空間，11A的窗戶還是有充足的採光。而且臥室有兩個大窗戶，面積約三、四平米，和其他樓層的窗一樣寬大。門口還有小小的天井。黃逸梵在遺囑裏提到該處時用的詞語是「flat」，也就是說，她當時還可能有獨立的廚房及衛生間。另外，地下室有獨立的進戶門，提供了很好的隱私性和便利。雖然這間地下室並非暗無天日，但因地勢低，幾乎沒有陽光直射的時間，夏天清涼，但冬天會很陰冷。當時倫敦還是霧都，冬季燒煤取暖。但為了節約開支，當時很多人家，都只是在主樓的起居室取暖，樓上房間還是很冷，更何況是下人住的地下室。

黃逸梵第一次在英國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幾乎同時，老舍也在英國，他於一九二四年秋抵英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直到一九二九年夏離英到新加坡。根據這段生活經歷，老舍寫了小說《二馬》：「在倫敦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兩等：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更不用說講體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和小旅館，還可以租給中國人。」

一九二九年《二馬》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黃逸梵當時正好在上海。馬氏父子在倫敦種種啼笑皆非的故事，喚起了黃逸梵的很多回憶。張愛玲在《私語》裏這樣寫道：「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

當年中國人被歧視，不容易在倫敦租到像樣的房。小說《二馬》中寫為了幫中國人租房，伊牧師對溫都太太陪足了笑臉，房租也比市場價給得高。一九二四年老舍在亞非學院任教的薪水是每年兩百五十鎊，後來才提高到三百鎊，每週約五‧七鎊。亞非學院離大英博物館只有五分鐘的步行距離，但老舍沒住附近，而是與一位洋同事在肯辛頓區的31St.James Garden合租了一間房。一人出房租費，一人出伙食費，這才在經濟上得以勉強應付。

不知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間，黃逸梵住在倫敦的哪一個區。但以她的家境和性格，應該不會和學生去紮堆住在髒亂差的唐人街，也不會去大英博物館後面的小房子，和嫌棄中國人的房東擠在一起。黃逸梵向來講究房子地段和結構，在上海時她住的愛丁頓公寓、白爾登公寓，都是地處法租界的高級西式公寓。因此也不難理解，一九四八年黃逸梵重返倫敦時，會在肯辛頓區租房。而奇妙的是，黃逸梵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房子，與老舍當年在倫敦的住處只隔了一條街，步行只需十分鐘。

學者王賡武的父母當年在倫敦與黃逸梵私交甚密。在記者林方偉的訪問裏，王賡武回憶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倫敦的房租是每週五英鎊。而當時黃逸梵週薪七鎊，雖比一九二四年時老舍的薪水要高很多，但若房租五鎊，她每週僅剩兩英鎊做生活費和交通費，經濟應很是拮据，也難怪她需要舉債度日。

最初租房時，黃逸梵可能經濟尚可，因此講究房子地段與隱私等。後來窘迫時，她大可搬家到更便宜些的區，但她顯然寧願借債，也不願更屈就。貧窮的生活，並沒讓黃逸梵自憐自艾，相反，她的內心依然懷着夢想，充滿了生命力。一九五七年黃逸梵已經舉債度日了，但在給邢廣生的信裏，她竟提到想要在倫敦開一間中國咖啡館。這與《小團圓》裏的蕊秋甚為相似。一無所依的蕊秋曾對九莉說：「悲觀者稱半杯水為半空，樂觀者稱半杯水為半滿，我享受現在半滿的生活。」大概是從小良好的家境，或如她所說，血液裏湖南人的勇敢，給了她這份行到水窮處，依然自內而外的從容平和吧。

我前後去了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六次，都未遇見屋主。四月時又去了一次。六十多年前的那位黃小姐依然不在家，街道兩邊的櫻花正開得熱鬧，一樹樹是嫣然的春。風吹過來，落英繽紛，滿地是失落的往事。隔壁十二號的房子，爬滿了紫藤花，是當年黃逸梵從11A出門，一上台階舉頭就見的風景。

這套房子正在英國知名的房產交易網站掛牌出售，裏面有兩個臥室、一個客廳、一個衛生間及廚房。目前這個套房的估價是七十五‧八萬英鎊，租金是每月兩千鎊。我從門上狹小的投信口張望，看得見門後是走道，左邊應該是臥室，也就是11A 當年臥室所在地。右邊是洗手間和廚房，盡頭是客廳。客廳非常明亮，整面牆都是落地玻璃窗，看得到前院修長的竹子。當年黃逸梵租用的，應該是11A的一個房間，客廳是原來11B的臥室，如今打通了成為客廳，看起來寬敞舒適。

門後走廊的牆上掛滿了照片，是一個可愛的西洋小女孩。當年黃逸梵住在這裏時，不知牆上是否掛着張愛玲側顏淺笑的那幀照片。上海康定東路八十七號的張家老宅，如今已變成一個社區文化中心，保存着一個紀念張愛玲的書房，牆上就掛着那幀照片，是黃逸梵出國前挑選帶走的。張愛玲說「大概母親覺得這張最像她心目中女兒的樣子。」

上海康定東路張家老宅裏，至今還保留着紀念張愛玲的一個書房，牆上掛着那張黃逸梵選中帶出國的張愛玲照片。（石曙萍提供）

張愛玲在《私語》裏寫道，八歲那年，母親從英國回來，全家搬到一所花園洋房。母親家裏「藍椅套配着舊的玫瑰紅地毯」，在張愛玲心裏成為美的頂巔。因為愛母親，所以連帶着愛母親住過的英國：「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藍天紅房，成了張愛玲潛意識裏的一個情結。

「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一種乾脆俐落的生活」，張愛玲曾這樣表達自己年少時的野心。從父親家逃離投奔母親後，她就永遠地告別了大房子，開始了公寓生活。很顯然，有自己的房子，是張愛玲在經歷了各種寄人籬下、居無定所後，夢想裏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她一輩子都沒能實現。《小團圓》的結尾，九莉做了一個甜蜜的夢，「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藍的天」。藍天下縹緲的紅房子前，是在夢中快樂很久很久的九莉，和在內心傷痛很久很久的張愛玲。

不知九莉夢中的藍天紅房，背景是否在英國。因為母親，張愛玲從小就與英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還兩次都差點赴英讀書。一次是中學畢業考上倫敦大學，卻因歐戰爆發轉到香港大學讀書。另一次是港大快要畢業，以她優異的成績本可保送到牛津大學免費深造，又因香港淪陷而告吹。但當年，若張愛玲真到英國，也未必能住到英國鄉間帶花園的紅房子裏。黃逸梵第二次到英國，已是經濟窘迫，不要說買房子，就是租房子，也只是一間地下室而已。

黃逸梵對住處的佈置一向講究，在林方偉解讀的信裏教邢廣生如何布置房子，雖然，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是租住的房子，但在遺囑上，我們知道房間的窗戶、牆壁、天花板、牀上都有裝飾，應該是黃逸梵投入金錢及心思購置裝扮的，所以最後不捨得丟棄或留給房東，而是鄭重地作為遺產留給了一位朋友。

離11A兩、三百米遠的街道一端，有一個紅色的郵筒，在那裏已經一百多年了。黃逸梵寫給遠在馬來亞的閨蜜邢廣生、及在美國的女兒張愛玲的很多信件，應該都是從這裏寄出的。

倫敦upper addison gardens 街上的郵筒。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病重前寄給女兒及友人的信，大概皆由此寄出。（石曙萍提供）

自知不久於人世，黃逸梵曾發電報希望能見女兒最後一面。在司馬新《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這樣寫道：「（一九五七年）八月中旬，張愛玲從倫敦得到消息，說她的母親病得很重，必須做手術。張寫了一封信去並附上了一百美元的支票。」很多人認為，彼時張愛玲依然對母親有猜疑，以為是藉口要錢。其實不然。母親病重，張愛玲顯然知情。宋以朗在《張愛玲私語錄》的序言中引用了張愛玲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鄺文美的一段信件原文：「她（張愛玲母親）進醫院後曾經叫我到英國去一趟，我沒法去，只能多寫信，寄了點錢去，把你與《文學雜誌》上的關於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後來她有個朋友來信說她看了很快樂。」

《小團圓》裏有一段描寫，九莉編劇的電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着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滿意。九莉心裏納罕：「她也變得跟一般父母一樣，對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滿足。」母親病重，張愛玲能夠做的，是「只能多寫信」，並且寄了別人評論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給母親閱讀。儘管張愛玲不一定情願承認，這份帶着許多苦澀的「炫耀」裏，其實有着她給已走到生命終點的母親，難得的一份深情。

當時的張愛玲，剛到美國不久，正設法嘗試用英文寫作打開新局面，卻幾經挫折，陷入困頓。司馬新在《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說：「五月張愛玲從司克利卜納獲悉，公司不準備選用她的第二部小說，即《粉淚》。這個消息對她當然是個不小的打擊。她覺得沮喪，終於病倒而臥牀數天。後來她注射了幾針維生素B，到六月初才康復。」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幫忙，張愛玲開始為電懋（編按：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寫電影劇本，以維持生計。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賴雅，那時也才從再次中風裏漸漸好轉。應是凡此種種，張愛玲才說「我沒法去」，終於不曾前往倫敦。

如果當年張愛玲來了倫敦，應該就會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顧母親，黃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處。母女倆說不定可以冰釋前嫌，不僅《小團圓》會寫得很不相同，連張愛玲的整個後半生都可能會有別樣的故事了。只是，無論如何，在張愛玲內心最深處，母親帶給她的創傷，都從未消褪過。她在給鄺文美的信裏曾尖銳地寫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親是不由自己揀的。從前人即使這樣想也不肯承認，這一代的人才敢說出來。」母親似乎從來也不是她人生裏第一要緊的事。母女之間的感情，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令她拋下一切，甚至設法借錢買機票，飛赴倫敦。

多年後的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寓所悄然離世，同樣孑然一身。相較於母親，臨終前曾希望再見她一面，張愛玲是真正的孤零零。她沒有人可以見，或根本不想見。她或許，也在最後的日子裏，想起過當年的母親。但和當初狠心不去倫敦一樣，張愛玲大概早就凜然地準備好面對絕世孤獨。「……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關起來。」這是《小團圓》裏，蕊秋對遭遇情傷後的九莉說的話。如果這不是黃逸梵因太瞭解女兒而提出過的勸誡，那麼就該是張愛玲借蕊秋之口對自己後半生的預言。張愛玲從未於童年時代的傷痕中自我修復。她一生的自我禁錮，或是一場對抗母親的自我放逐。

二、英國友人：患難見真情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代筆寫給邢廣生的信裏，黃逸梵提到出院後會住到朋友家。信末注明這位朋友是巴登夫人：Mrs. Margaret Barton,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這封信也提到，黃逸梵當時病中身體衰弱，幸虧巴登夫人在旁照顧。

黃逸梵出院後，是否去了巴登夫人家，我們不得而知。一九五七年八月底，黃逸梵就住在34 Dorville Crescent了。照這樣推算，若黃逸梵曾去巴登夫人家休養，時間最多不超過三個禮拜。

從谷歌地圖上查看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顯示的是格林威治區一幢普通三層樓房，看起來像是二戰後的風格。與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相比，顯得很寒酸。從漢默史密斯站Hammersmith坐地鐵District line到Cannon Street, 再換乘火車，需要一個多小時才到Lewisham車站。我碰巧下錯車到了倫敦橋站London Bridge，從這裏有向東的高速火車，總共四十幾分鐘就到了Lewisham車站。從這裏步行，上一個小山坡，走五六分鐘就到8 Eliot Park。格林威治鄉村比肯辛頓區要幽靜許多，沿路的房子大都是獨立的house，不是倫敦市中心比如肯辛頓區或漢默史密斯區連棟而造的terrace房子。轉入Eliot Park，右手邊就是和谷歌地圖顯示的一樣的房子，門上有號碼8， 卻沒有路名。沒人應門，我在門口拍了張照，轉身打算走了，回首卻驀然發現，馬路對面房子牆上有 Barton House 的字樣。

Barton House？我腦中馬上跳出了黃逸梵信中提到的友人名字：Margaret Barton 。如此巧合，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經過再三確認，房子門牌號，甚至房子前的垃圾桶上，都清清楚楚地寫着「8 Eliot Park」，這才恍然：原來，這才是我要找的8 Eliot Park。

和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排屋不同，這是一幢豪華的獨立小洋房。房子是典型的維多利亞風格：棕色磚牆、上下開的框格大玻璃窗，外牆上還有簡潔的希臘風格裝飾。房子主樓三層，加一層地下室。左右各有側翼。房後有寬敞的花園，地面層和地下層都是落地長窗，看起來很是氣派。抱着試試看的心情，我按響了門鈴。四、五分鐘後都沒人來應門。我就四處拍了幾張照片，正打算走，門卻開了，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我開口就問他是否是巴登家的後人，他笑着告訴我他們去年才剛買了這幢樓。在得知我的來意後，他補充說，這棟房子是國家保護級建築，任何外觀上的改動都須事先申請才可進行，而一般來說很難得到批准。也就是說，如果一九五七年九月初黃逸梵出院後曾來此小住，那麼當時房子的外部情形和現在我所見的，幾乎一樣。

當然，裏面的裝修隨着屋主更換而各異了，但外觀及基本結構，自一八六Ｏ年至今都不曾變過。之前房子從內部裝修隔成兩個單元分別出售，但現任屋主買下了整幢樓，打通了兩個單元，重新恢復成最初的內部結構。從現在新屋主半開的門，能看見裏面富麗堂皇的大廳、白色水晶吊燈，以及廳中盤旋而上的樓梯。這裏顯然比之前黃逸梵住的兩個住處都要寬敞舒適得多。六十多年前的巴登夫人，家道殷實，是這幢洋房的女主人。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寫給邢廣生的信裏，黃逸梵這樣寫到：「……大約兩天後可以出院，先住在一位友人家（地址會寫在後面），食物等可得她照料，比住在Nursing home（療養院）好……。」那時她剛動過第二次手術，有些恢復，能夠慢慢行走了。信中所指的友人家就是此處巴登夫人的家。在這裏，黃逸梵特別地強調了「比住在Nursing home（療養院）好。」

英國的Nursing home，是給貧病孤老者居住的地方，包括二戰中重傷殘疾的單身老兵。我的鄰居Keith現在已經近八十多歲了，獨自一人生活。五十年代中後期，他就在倫敦切爾西的一間Nursing home當護士，離後來黃逸梵住的Nursing home不遠。如今的他退休在家，患有帕金森綜合症，發病時渾身震顫，甚至神志模糊。我有一次去串門時，正好他突然發病，他很努力地用顫抖的手關掉正在煮飯的煤氣，憑着最後的意志力踉蹌着跌落到沙發。他不願和兒女一起住，可是為什麼不去政府的療養院呢？Keith慢慢恢復平靜後，含着淚告訴我，他曾在Nursing home工作了十八年。他看到那裏的病人，白天就只是在同一個房間裏，坐在沿牆排成四方的椅子，從清晨到黃昏，沉默無語，木然幹坐。房間前方，放着一個小電視機。這些人每天就悄無聲息地坐着，盯着電視機，其實根本不關心是甚麼節目，只是空耗着，等待死亡的來臨。這樣的景象，Keith看了十八年，心理上極為抗拒。在他心目中，Nursing home意味着等待死亡。他害怕那樣一起枯坐等死的一天又一天。所以到了晚年，無論多麼糟糕，他都堅決不肯去療養院，寧可一個人住在政府的福利房裏。黃逸梵如果去了療養院，想必也是如此的情形。在未到絕境時，她當然選擇去朋友巴登夫人的家，多少還有點生機與熱鬧。

不知道黃逸梵是如何與這位巴登夫人相識的，可能是在教堂或者畫廊認識的朋友？我也曾查詢很多資料，找到一份一九二五年女方主動要求離婚的法庭檔，年分上大體合適，但最終才發現只是同名同姓，終究不是這一位巴登夫人。

黃逸梵很幸運地收穫了很多英國友人真摯的友誼，包括這位家境優渥的巴登夫人。不知黃逸梵是如何與這些英國人相識的。一九三三年陪徐悲鴻在倫敦小住的蔣碧薇曾這樣回憶：「英國人絕對不像法國人那樣，對我這個不常見的東方女性投以好奇的眼光，同時他們不輕易與人交；但如結交了朋友，則又非常地重視友誼，不像法國人。」顯然，黃逸梵的這些英國朋友，都很用心與她交往。

巴登夫人無疑來自當時社會的中上層階級，會跟一個社會底層的女工做朋友，很是匪夷所思。而從信中我們也得知，巴登夫人曾去醫院照顧病重的黃逸梵；等黃逸梵出院，她也慷慨地帶回家加以照料，真是雪中送炭的深情。當時的黃逸梵，雖是一代名媛，但落魄已久。難得她並未妄自菲薄，也並不封閉自己。她應是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才會在落難時，依然擁有並坦然接受許多朋友的真情。就這一點而言，黃逸梵比張愛玲活得溫暖多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黃逸梵再次住院，托前來探望的友人代筆，寫信給邢廣生，說自己住在朋友泰勒夫人家，回信地址是：Miss Y, Whang , c/o Mrs Taylor, 34 Dorville Crescent, Hammersmith, London W6。這是黃逸梵生前給邢廣生寄的最後一封信。此時她寄住的泰勒夫人家。從這個留下的通信方式來看，很顯然信件需要Mrs Taylor轉交，可見黃逸梵並不是這裏的正式住戶。原因可能是如她信中所提到的，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住處無人可照顧她。而Mrs Taylor可能是她的另一位朋友，接替巴登夫人照顧她。

南洋學者王宓文夫婦曾在倫敦與黃逸梵私交甚密。王先生的兒子王賡武，後來成為知名的歷史學家，曾任香港大學校長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當時王賡武剛好結束在倫敦的博士學習，臨回國前受父母囑咐，前去看望黃逸梵，就是在此處。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這封信裏這樣口述：「黃宓文的少爺上星期三趕來看我，送了一張棉被，一件皮上衣，還有一瓶麻油給我。」信中的「黃」皆為「王」的筆誤。當時，黃逸梵就臥病在泰勒夫人家。原本王太太是答應黃逸梵送她中國鍋的，黃逸梵在信裏說：「不想他們送了這種東西來，我又用不着。不過人快死了，中國鍋等東西，也是沒太大用處了。」記者林方偉曾採訪過學者王賡武，他也確認當初去漢默史密斯見了黃逸梵匆匆一面，回憶與黃逸梵信中所述完全相符。

那時候的黃逸梵大概買不到或者買不起中國鍋，而她又想念家鄉口味，曾寫信託邢廣生買中國罐頭寄來。在患病之前，黃逸梵還渴望有中國鍋可煮家鄉小菜，但就是這般卑微的希望都無法滿足。此時，醫生應該很明確地告知了她病情實況。她也已明白自己「人快死了」。

Dorville Crescent這條街的房子是連棟而造的，牆是紅磚，兩層加一個閣樓及地下室，窗戶和門也小很多，牆是紅磚。這是維多利亞時代政府為工薪階層建造的房子，一眼看去就能發現比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簡陋得多，更沒法跟8 Eliot Park的講究相提並論。當年住在這條街上的老人告訴我們，儘管Hammersmith地處倫敦第二區，當年該區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居處。

三十四號的房子在街道的盡頭，門鈴的號碼顯示房子被拆分成三個單元。農曆新年二Ｏ一九年正月初一中午，天正陰冷，我和朋友前去拜訪。按遍了所有單元住戶的門鈴，等了差不多半分鐘左右，都沒有回音。正在灰心之際，門竟然開了，探出來一位三十幾歲的英國女子的臉，金黃的長卷髮散落在肩頭。她是一單元的住戶Katrin。說明來意後，她露出為難的神色，並沒有讓我們進門的意思，說她正在剪頭髮，現在不方便接待。但是我們可以隔天或當晚六點後再來。看起來她並不像是在敷衍，我不願意錯過機會，當即說好傍晚再來。

黃昏六點多時，我們頂着寒風再次去拜訪。這一次Katrin熱情地領我們進了門，她正在給一歲的寶寶洗澡。另外兩個三歲和四歲的孩子，在鄰居家晚餐後剛回來。我送給他們一盒巧克力，三個孩子乖巧道謝後，在一旁玩耍。Katrin則跟我們在客廳喝茶。她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之前的職業背景是劇場管理，這些年在照顧孩子之餘一直致力於慈善工作。二Ｏ一一年她受到一個關於孩子自主學習的TED Talk啓發，創立了一家叫Hello Hub的慈善組織，為偏遠貧窮區域的孩子提供網路自主學習的設施，以解決缺少學校及師資的難題。八年後的今天，她的慈善組織已經在尼日利亞、烏干達、尼泊爾三個國家建立了上百個可二十四小時使用的學習點。

Katrin告訴我們因為先生工作調動，他們正要搬家，此處房子目前正在出售中。而樓上另外兩個單元，一家住戶不在家，另一家不很願意與人來往。我們還是很幸運，可以遇到Katrin。她非常大方地帶我們參觀房子。地面層相當寬敞，現在用作客廳和廚房，與維多利亞時代佈局相似。客廳完整地保留着舊時的火爐。當時沒有取暖器，人們就用煤炭和木頭在火爐取暖。熱氣通過管道從煙囪冒出去。但因為現在房子被分隔成三套，用舊時取暖的火爐易有火災隱患，所以只是用做擺設。除此之外，起居室屋頂的一個燈座，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原物。那時候沒有壁燈，光源通過這個從分散的小孔灑落。

最讓我有所觸動的，是客廳的一面牆。Katrin說四年前做裝修時，這扇牆前有大約五十公分的隔層。一層一層剝去，竟可看到不同時代的裝飾變遷：從近些年的塗料和隔板，到九Ｏ年代、七Ｏ年代的壁紙，最後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牆壁：粗糙的紅磚加上白色的混凝土。這原始粗礪的牆，和聖馬丁教堂地下室的牆壁類似，光禿禿，冷冰冰，讓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黃逸梵當年居住時的溫度。

黃逸梵當時六十一歲，病入膏肓，已無法自理飲食起居，只好寄居在此，仰仗泰勒夫人的照顧。八月的這封信裏，她說道：「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這裏的「家」，就是黃在Upper Addison Gardens租住的地下室11A，與泰勒夫人家相距才一、二英里，步行不過二十分鐘，可謂近在咫尺，卻有家難歸。幾天後，黃逸梵被送入了離此處不遠的臨終醫院，一個多月後過世。

當Katrin得知我們懷疑黃逸梵在此可能住地下室時，她就帶我們下樓參觀。三十四號的地下室已經過大改，屋前屋後的花園都往下深挖了數尺，使原本沒有窗戶的地窖有了空間採光。這裏的地窖陰冷得很，通常只用做儲藏室。熱心的Katrin 還幫我打聽到了同一條街的十六號有位八十七歲的鄰居Cyril，住在這裏已經六十多年了，而且他的房子從未做過大的改動。

我們應約去拜訪Cyril，雖然已經八十七歲，老人依然思路清晰，腿腳利索。他的房子完好地保留着七、八十年前的老樣子。地下室是兩個約二、三十平方米的地窖，裏面沒窗，只有三十平方釐米大小的採光口。廁所下水道、煤炭供應入口也在地下室裏。無論採光、通風或者防火條件，完全不適合做臥室。政府也通常會保證住戶基本的安全與舒適。因此，一九五七年在34 Dorville Crescent期間，黃逸梵住在地下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Cyril也在閒聊中談起了相敬如賓的妻子，六Ｏ年代不幸得了胃癌去世。當時她就在離此處不遠的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就醫，那是當時的癌症專科醫院。

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住院後，決定到照顧她的巴登夫人家養病，大概因為居住環境和飲食都會比較好。但兩三週後，黃逸梵病情可能惡化，需要多次進出醫院。巴登夫人的家地處東倫敦的格林威治，離市中心有十多英里，相當遠，估計去醫院不是最方便。而34 Dorville Crescent距當時倫敦治療癌症最好的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以及之後去的聖盧克臨終關懷醫院，都僅有一兩英里。可能出於就醫的方便，黃逸梵在八月下旬離開了巴登夫人家，而住到了泰勒夫人家。

我們訪問Cyril時，這條街上另一位七十六歲的老人也剛好來串門。兩位老人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倫敦依然是霧都，冬天尤其陰冷潮濕，通常只有起居室裏才會生火取暖，樓上的臥室裏也很冷。地下室就尤其了。五Ｏ年代的倫敦，已有抽水馬桶，但沒有很好的淋浴設施，需要煮水洗澡。很多人也並不經常沐浴。邢廣生當時派去探望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黃逸梵的學生所說的，兩人曾先後用一盆熱水擦身洗澡。留客過夜，睡前煮水簡單擦洗，這可能並非是黃逸梵特別窮困，而是同時代英國平民的日常生活。

那天在告別Katrin之前，她特地告訴我們，門口的郵筒已經在那裏一個多世紀了，黃逸梵生前最後一封托人寫給邢廣生的信應該就是從這裏投遞的。而房子對面的酒吧，從一八四Ｏ年開始營業至今，說不定我們可以去那裏找找其他的相關線索。

Katrin 說的這家酒吧，名叫The Anglesea Arms，正對着34 Dorville Crescent。推門進去，彷彿一下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維多利亞時代的粗磚牆，赭石色的方磚上面是斑駁的粗泥，店裏擺放的是木頭桌椅。牆角古老的火爐正燒得旺旺的，給春寒料峭的夜嗶啪出很多暖意。酒吧裏很是熱鬧，人們在用餐，也有少數在喝酒。我去吧台搭訕，調酒小哥告訴我，七十多歲的舊主人兩年前去世，新的店主則很少來酒吧。他們年輕一代不瞭解以前的事，只知道早年這間酒吧以生蠔出名。我點了杯當時女士喜愛的杜松子酒在視窗坐下來，看得到對面三十四號的房子。五Ｏ年代中期，戰後年輕一代都在追求叛逆和新潮的熱情中，酒吧裏應該播放着當時風靡的Rock&Roll搖滾樂。我一廂情願地想像着，在最後一封信讓友人邢廣生要「及時行樂」的黃逸梵，在六十二年前是否也曾推門進來，喝杯杜松子酒聽聽音樂消遣怡情？只是那時，暮年的黃逸梵，貧病交加，正飽受苦痛，實在不可能來這酒吧。她或者會從臥室視窗看到這裏的燈紅酒綠，不知是否會徒增了浮生若夢的傷痛？

＊作者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現旅居英國倫敦。

本文完整內容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年8月號（印刻出版）

（《風傳媒》2019年8月10）

越若：《今生今世》的版本及其出版史

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最初出版地是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發行所（出版者）為ジャーナル社。「ジャーナル社」是當地的一家旬刊報社，社長水野勝太郎是胡蘭成的朋友。自序中說：「此書承水野勝太郎先生千金然諾，始得出版，使我感激，而亦感慨。」ジャーナル在日語中有日報、期刊、新聞的意思，但ジャーナル社是個企業名稱，並不能直接譯為「日報社」或「新聞社」。此版《今生今世》分上下冊先後出版，版權頁中上冊時間為「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即1958年），下冊為翌年九月，各頒價400日元。上冊至第五章「漢皋解珮」中的〈兩地〉而止，而該章還有兩節〈大隄行〉〈抗戰勝利〉，則編在下冊。完整的一章如此拆開，不適於閱讀。由此觀之，當初分上下冊可能並沒有特意巧妙地安排，除了全書尚未寫完，也是由於書稿太厚之故罷。下冊末後有跋語曰：「右今生今世，自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三月開始寫，至四十八年三月寫成。文體即用散文記實，亦是依照愛玲說的。承服部擔風老先生為題字，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確如作者說的，該版書名從封面的印刷體到扉頁的手寫題字，都寫作了「今世今生」，但版權頁則又是「今生今世」。封面的印刷體也印成「今世今生」，想必是為了與扉頁的手寫體一致，而作者自認為題錯了，故版權頁還是照其原意。為《今世今生》題字的服部擔風為日本着名的漢學家、書法家，單名轍，字子雲，取仰慕中國北宋大家蘇轍之意，雅號擔風，與水野勝太郎同為愛知縣人。胡先生說「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而其實不誤也。漢語「今生今世」一詞，在日文中即是倒過來稱「今世今生」的，就如「介紹」，日語叫「紹介」，諸如此類者還有很多，民國時期因留學東瀛之故，不少文人常將日語引入現代白話文，如魯迅的文章中就很常見。所以初版的「今世今生」其實是「今生今世」的日語寫法。此外，該版《今生今世》全書文字皆採用日本漢字寫法，以及日式標點。所謂日式標點，即全書沒有逗號，只有頓號與句號。

《今生今世》再版，是在初版問世十八年之後的台灣，由遠行出版社出版。遠行出版社其實就是在一年前出版過《山河歲月》的遠景出版社，社長為文藝青年沈登恩。其時為躲避國民黨白色統治的查禁，遠景曾改為遠行，後來又仍改回遠景。1974年5月，胡蘭成因台灣黨國諸公的諸力撮合，經蔣介石默許，以終身教授名義應邀至台北，住在陽明山上。朱西寧偕朱天文上山拜訪後，「張愛玲的前夫胡蘭成現在台灣」之消息一時傳遍文壇。忽然有一天，年僅26歲的年輕人沈登恩慕名登門拜訪。沈登恩自然是為着張愛玲而去的，當時他與好友王榮文剛創立了一家叫「遠景」的出版社，在一席攀談之後，他懇請胡蘭成寫有關張愛玲的事，表示自己願意出版。胡蘭成隨即將手頭在日本出版的《山河歲月》《今生今世》及剛由台灣華岡出版部印行的《華學、科學與哲學》送給了沈登恩，告訴他：你先看看我的書。幾天後，沈登恩再次登門拜訪，簽下《山河歲月》《今生今世》的出版合約。彼時台灣文藝界悄然興起對張愛玲的迷戀，沈登恩拜訪胡蘭成，本意也是看到了這一點。而胡蘭成不想借張愛玲之名而為國人所知，在與沈登恩商議後，決定先出版《山河歲月》，再出版《今生今世》。半年後，經他親自刪改後的《山河歲月》先行由遠景出版。1976年7月，遠行版《今生今世》出版，而當時胡卻已因政局變動不得已而離開了陽明山。該版《今生今世》刪去「漁樵閒話」整章及刪改其餘各章部分內容計約九萬字，與香港的新聞天地社同時分別在台港面市。

遠行版《今生今世》在當時的台灣算作禁書，但並不妨礙其發行，而且一時頗為暢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再版。1986年3月，作者去世五年後，遠行版《今生今世》再版，這時遠行早已改回遠景了，但仍刪節如舊。遠景版《山河歲月》及遠行版《今生今世》的出版，在台灣影響甚大，由於朱西甯及一羣文藝青年的追隨，形成了華語圈內第一批胡粉。他們後來在朱西甯的指導下結社為三三，遙奉遠在日本的胡蘭成為精神領袖，以復興禮樂文明與再建中華為號召，定期組織讀書會活動，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三民主義等，也由此把張愛玲捧上了祖師奶奶的地位。

1990年，為紀念作者去世十周年，以朱天文為首的三三同人提前計劃重新系統而完整地出版胡蘭成的書，出版者是三三書坊，發行者為遠流出版社，而後來三三書坊停止運行，出版與發行皆改為遠流。遠流出版社的社長王榮文是沈登恩的老搭檔，曾經也是遠景出版社的。三三書坊版《山河歲月》《今生今世》甫經出版，沈登恩即以侵權為名把遠流出版社與朱天文一舉告上法庭，在台灣出版界引起了一場版權風波。沈登恩聲稱自己享有《山河歲月》與《今生今世》的永久版權。這其實是台灣早期出版界的一大惡習，即合同中不注明年限，日後自動視為永久有效，此舉後來曾為大陸的一部分出版人效仿。而當時作者胡蘭成早已去世，死無對證，沈登恩暫時棋勝一籌。不過在三三書坊這邊，原本是有一有利於他們的證據的。即胡蘭成生前即與沈登恩約定，並留下了手諭：「余之著書《山河歲月》之版稅全部贈與學生林慧娥……」，林慧娥即仙枝，當時她與朱家已不通音訊多年。與其他名人一樣，胡蘭成過世後，弟子之間多少生出一些罅隙。十年之後，仙枝拿出這份沒有多少人見過的手諭，想幫助三三書坊挽回一局，並趁機與朱家重修舊誼。但沒想到卻因這份手諭而誤會更深。朱家顯然是誤會了仙枝的用意，乃至以為多年無音訊的她拿出一紙胡老師的手諭，是要來爭奪版稅的。其實，對遠景來說，胡蘭成生前，既已按他的意思將版稅匯給林慧娥，而胡死後的十年間，卻再沒有任何人收到過遠景的版稅。如此，遠景即早已失約，既已失約，其合同亦當無效。不過，王榮文畢竟是沈登恩的老朋友，朱家畢竟是台灣文壇的名門望族，官司結果不了了之，惟約定三三書坊的《山河歲月》與《今生今世》售罄後不得再出版，也不得宣傳二書，所以在事實上是沈登恩贏了。

三三版《今生今世》，仿照日本ジャーナル社初版體例，分作上下冊，但在上下冊的界限劃分上卻又不同於ジャーナル社版，而是上冊至第五章「漢皋解珮」而終，這樣整章劃分誠然更有利於閱讀，而三三版又錯誤地把第二章「有鳳來儀」加入到了第一章「韶華勝極」之中，則也許是編輯之疏忽。此外，三三版《今生今世》將遠行版、遠景版刪去的內容全部還原，堪稱完整，不過智者千慮卻仍有一失，三三版還是脫漏了兩個整句，一處是：「隔得兩日，柏生又來，說我那封信等於不寫，要我再寫過，我拒絕了，因為此外我亦實無可寫。」另一處是：「范先生與他總在一道的時候多，或不在一道，亦地方相近，有一年是兩人同道到蘭溪。」另外，三三版單字遺漏的還不少。除此，縱覽全書，三三版又用心良苦地對全文內容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編輯改動，據統計達300多處。三三諸子愛師心切，以己意而改動原文，其原必出於好意，我深信其改動之初衷洵然不壞。但這用心良苦的修改，有很多卻改錯了，反而破壞《今生今世》的韻味與語境，其故或在不曉胡先生的家鄉方言。

在三三書坊出了《今生今世》之後，遠景出版社又於1995年10月再版此書，是為遠景第三版，繼而在1997年9月又出了第四版。可惜的是，遠景第三、四版仍舊還是刪節版。而當時的台灣社會，早已解除戒嚴，步入了民主化道路。但遠景出版社連續兩次再版《今生今世》，仍沒有恢復刪節的內容，這是為什麼呢？似乎頗難理解。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能是當時遠景在事實上贏得了與遠流及朱天文等人的官司，「理所當然」地享有《今生今世》與《山河歲月》的獨家版權，在市場上已無人可與之相爭了。所以才會懶得再去修訂內容，以出版完整的《今生今世》，而至於其幾次更換封面的改版則只是無關的小節而已。以此之故，遠景出版社在2003年11月再版《山河歲月》，亦仍舊是刪節版，甚至連封面都與1975年5月那版一樣，而只在小節上畧作修訂，比如刪去了常磐大空繪、胡蘭成題的那幅原本用來作遠景初版封面而後來印在環襯的「山河歲月圖」。故而，至今《山河歲月》無完整的台灣版，雖三三書坊曾在1990年9月與《今生今世》一起也出版過該書，還原了遠景版抽去而另寫的整章，但三三版卻保留了遠景版對其餘章節內容的刪改。這也從旁印證，三三諸子當年關注的重點在《今生今世》及張愛玲，而對《山河歲月》這部書及胡晚年的哲學論述或許並沒有很仔細地閱讀。

促使遠景再出完整版《今生今世》，則有待於其第四版問世七年後，大陸對此書的關注。2003年9月，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簡體字本《今生今世》，一舉成為暢銷書，而且還名列年度十大好書。雖然社科版《今生今世》也是刪節版，但其暢銷程度卻嚴重影響到了遠景版在華語圈的銷售。沈登恩以與王榮文及朱天文打官司的經驗，也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來律師函，敦促其下架，並且在媒體廣為傳播大陸版侵權之消息。可是社科版得胡蘭成哲嗣胡甯生先生合法授權，胡甯生先生並且配合大陸出版方聲明沈登恩在二十多年間從未支付過版稅而以法定繼承人身份宣佈決定收回遠景的版權。如此，沈登恩並未取得昔年在台灣對付朱家與遠流的成效。所以緊接着在2004年9月，遠景出版了第五版《今生今世》，補入原先刪去的整章「漁樵閒話」及其餘各章內容。遠景第五版還特意在封面中印上了「完整版」字樣，並且保留了原本並非《今生今世》內容而原先為了彌補刪節過多以增加厚度的幾篇隨筆，以示與大陸版之區別。沈老闆還別出心裁地在封面中加上宣傳語：「胡蘭成是鐵杵漢奸？本書將埋沒30年的章節『漁樵閒話』還原其歷史真相，是不是漢奸由您來評斷……」深怕別人不知道胡蘭成的身份似的，別人說說也就罷了，但沈老闆如此大張旗鼓地說，不知胡先生若在世是何感想呢？不知是湊巧還是天意，該版《今生今世》尚未正式面世，而掌門人沈登恩已赴瑤池而去了。可惜這位在台灣戒嚴時期叱吒風雲的出版人僅五十六歲而英年早逝。而這版《今生今世》卻流傳甚廣，繼其問世以來的十數年間，港台自不必說，連大陸的廣大讀書人所閱讀的完整版，也皆拜其所賜。然而其特意標舉為「完整版」，卻並不完整。也許是因為出版匆忙而疏漏，全書有多處原先刪改的內容並未完全恢復，其所脫漏者比三三版還多。此版刪去了書末作者的跋識，顯然是為了與加入的幾篇隨筆自然銜接。而目前市面上仍在流通的遠景版則版權頁寫的出版日期是2009年5月，而從封面到內文皆與2004年9月的第五版完全相同，然其中錯字極多，甚或有人以為是盜版，當是遠景第五版的重印本。

社科版《今生今世》一出，一時影響過大，使作者在其故國成為了「重新出土」而備受討論的公眾人物，從而也形成了華語圈的第二批胡粉。而陳丹青說他是「出土也不宜談論的人」。果然，社科版《今生今世》出版不久，即有人下令使此書銷跡。此後數年間，各地的讀者默默閱讀此書，《今生今世》一時也以電子文本流傳於網路。而今年，胡蘭成已在大陸出版的十多種作品亦竟在一夜間銷跡於無形，似乎又回到了起點。觀此十數年來，從西祠胡同、天涯論壇、豆瓣、貼吧、QQ到微信，《今生今世》的作者其精神生命流亡在故鄉亦久矣，所幸其文章詩書每使人常讀常新。

2010年，讀了幾年胡先生書的我剛從大學畢業，有幸與其哲嗣紀元先生相逢並一見如故。紀元先生鶴髮童顏，對新事物及中國社會發展的形勢與前途極為關注。我們這相差六十歲而同是寅年出生的一老一少竟因讀胡蘭成的書而成了知己。得其信任，蟄居山城的我在工作之餘，始致力於謀求《今生今世》等書的出版。誰知此生便與出版結下了良緣。

終於在2013年順利出版了大陸第二版即中國長安出版社版《今生今世》。該版初稿是我親自負責刪減的，彼時曾與文化公司的總編輯商量，定議只刪議論毛、共部分，保留「漁樵閒話」章節，區別社科版之可刪可不刪皆刪而惟使人覺得此書真是「我的情感歷程」，但也初初刪了幾萬字。後來總編輯不十分放心，囑我與副總編再商議商議，結果以求出版之保障，還是參照社科版，最後也竟刪了約有十萬字。從長安社到遼寧人民，《今生今世》在內前後十二種胡着的出版，歷經五年，其間三易責編，其難洵非具體身經其事者所能想像也。

而在長安版《今生今世》出版之際，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也同時出版且還先於長安出版社發行了繁體版《今生今世》。天地版參照三三版、ジャーナル社版而保留了上下冊的樣式，也補入了三三版所脫漏的句子。其後為紀念作者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槐風書社策劃出版胡氏全集，於2016年7月將《今生今世》收錄於全集中的乙輯。長安版、天地版、全集版，此三版從編輯到出版，也算是都與我有關，然而遺憾的是，我雖一遍又一遍的重讀《今生今世》，卻在2017年底重新翻開小心封存的ジャーナル社版時，才發現三三版對原文字句之改動，進而再讀日本版《山河歲月》，始知三三版《山河歲月》竟也是刪節本。如此，2013年1月出版的香港天地版《今生今世》與2016年7月收錄於全集的《今生今世》，因其文字源於三三版之錄入，而皆不能算是完整之定本了。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槐風書社遂於2018年3月與2019年7月相繼出版了《今生今世》第一版（豎排）、第二版（橫排）。這兩版皆以服從ジャーナル社初版為第一原則，將三三版所改動者及三三版與遠景版所脫漏者皆一一還原，並對全書引文做了校注，對部分難懂的方言加以注釋。豎排本校注與注釋附錄在書後，而橫排本則加在頁眉與頁腳。

如此，《今生今世》至今共計出版了十四版。作者自許：「於文學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學驚動當世，留傳千年，於心終有未甘。」胡先生於心終有未甘的事到底成了漁樵閒話，都付笑談中，而其書《今生今世》及其諸多對文明的反思終將以文學的形式留傳後世。

（微信「槐風書社」公眾號2019年7月9日）

關於「南玲北梅」

關於「南玲北梅」
止庵

《梅娘近作及書簡》中《北梅說給南玲的話》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提及這個話題，論家多循此說，然而卻有兩點可議。第一，張愛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舉為「最受歡迎的女作家」，她甚至連「女作家」都不是，因為後來收入《傳奇》、《流言》的作品，一篇還沒有寫出來。據陳子善編《張愛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聖約翰大學文科四年級就讀，十一月輟學，開始專事寫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紀》月刊發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羅蘭》雜誌連載《沉香屑：第一爐香》，是為《傳奇》之第一篇。至於《傳奇》單行本出版，則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順便說一句，梅娘在《我與張愛玲》一篇中說：「一九四二年，當社會上把『南玲北梅』並稱的時候，我讀了張愛玲的《金鎖記》。」也不確。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鎖記》連載於《雜誌》月刊。至於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確為華北淪陷區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魚》等均已面世，更早還在長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兩本集子。論家比較二人創作，講過梅娘，再講張愛玲，輒言「與此同時」，實際上並非如此。

《新文學史料》二ＯＯＯ年第一期所載范宇娟作《梅娘着譯年表》，說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項下云：「本年，北平馬德增書店和上海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讀者最喜愛的女作家』調查活動。梅娘和張愛玲分別當選。自此流傳開『南玲北梅』之說」《梅娘近作及書簡》附錄劉潔《不同語境下的「南玲」與「北梅」》一文，亦取此說。如前所述，假如真有這一「調查活動」，也不可能發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動如何辦法，亦語焉不詳。須知當時南北交通並不便捷，譬如《傳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雜誌發表沈啟無《南來隨筆》，尚且說：「張愛玲的文章，我讀過的沒有幾篇，北京書攤上還沒有《傳奇》賣。」

雖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歡利用『南玲北梅』這種商業意義的炒作來借張揚梅。」（《致劉潔信二通》）此說畢竟已屬約定俗成，而且見載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之類文學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處何在，從事該項研究者理應考訂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書簡》一書代序《評說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說，曾「有一項民意調查」，那麼應該載諸當年報刊；而且所涉及的時限並不長，不早於張愛玲登上文壇，不遲於抗戰勝利。有關人士下點工夫就是了。

《我與張愛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 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沖沖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采。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之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着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髮垂肩，被男士們簇擁着，從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着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可以斷定，那位「似乎是張的女士」並非張愛玲，因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後張愛玲也沒來過。只是兩到八歲家住天津時，其間「北京也去過」（《流言•私語》），但與這裏所說顯然無關。在他人轉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說「似乎是張的女士」則徑直寫作「張愛玲」了。當年人物容或記錯，後來學者應該明辨。

寫給張愛玲的信徒們

（原刊《中華讀書報》二ＯＯ五年十二月二日，轉貼自《豆瓣》。）

當年就沒有「南玲北梅」這回事
謝其章

二零零九年，最壓倒一切的話題莫過於《小團圓》，從春天的此書問世，到年底的評選「十大好書」，其間叫好與謾駡，歡欣鼓舞與捶胸跺足，幾無一日之寧。媒體忙着約跟《小團圓》粘邊的稿，惟恐落了人後。我跟一家雜誌的主編先生開玩笑，你們忙得腳丫朝天，卻忘了最重要的一位作者──梅娘。主編一楞「她還在嗎？」我說還在，近來還有文章見報，至少你可以電話採訪呀。主編說「南玲北梅，南玲北梅，我知道我知道。」我趕緊說「當年可沒這回事啊。」主編不解，我只好給她不嫌囉嗦地寫了一大篇，還不知道她明白了沒有。

《梅娘近作及書簡》（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北梅說給南玲的話》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

梅娘這番言論一出，馬上有止庵等學者發表文章，表示對當年有否這項「讀者調查」有質疑。質疑的文章有這樣幾篇份量重的：止庵《關於「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華讀書報》），郝嘯野《梅娘的回憶可信嗎？》（2006年1月18日《中華讀書報》），張泉《「南玲北梅」辨析》（2006 年4月3日《文匯讀書週報》）。

我也知道儘管有了以上幾位鞭辟入裏的文章，人們還是會認為「南玲北梅」之說是事實存在的（約定俗成的），普通讀者也就算了，連某些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也在這麼認為「學人中長期流傳着『南玲北梅』的說法，儘管止庵先生曾有文章質疑，但這個說法怕是不易消除的了。」（《北平淪陷時期活躍着一個雷妍》）這就很讓人無奈。

關於這項評選 當年確實進行過沒有，現在已有以上幾位進行了非常充分的論證，說明這項評選當年是不存在的。幾位作者筆下留情，沒有直接點破梅娘同志在這件事上確實起到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貽誤後生矣」之作用──甚至可能就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張泉娓婉地說「當時的人或現在的人虛構出『南玲北梅』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現代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兩位作家被讀者正模正樣地「南某北誰」的並稱過或評選過，現在居然有了個漏洞百出的「讀者調查」。可笑許多學者也「多循此說」。更為令人詫異的是，其中的一方（梅娘）居然欣欣然「愧領」了這項桂冠，而且據此「大造聲勢」及「借題發揮」。

止庵先生和張泉先生都提出「翻閱當年報刊」的意見。止庵說「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處何在，從事該項研究者理應考訂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書簡》一書代序《評說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說，曾『有一項民意調查』，那麼應該載諸當年報刊；而且所涉及的時限並不長，不早於張愛玲登上文壇，不遲於抗戰勝利。有關人士下點工夫就是了。」 張泉說「在對史實作判斷時，往往說『有』易，說『無』難。我曾將北京淪陷期的幾十種刊物從頭到尾逐頁翻過，未發現『南玲北梅』的說法。」

現在，我再幹一遍這樁「說『有』易，說『無』難」的傻事。我的方法是：一，全面核查。二，重點（刊載張愛玲作品的刊物）核查。三，專項（《雜誌》）核查。如果真有「是最受歡迎的誰女作家」評選這麼件大事情的話，那麼在北方（北平）刊物上一點兒沒有記錄，在南方（上海）刊物上也沒有一點兒記錄的話，難道 「南玲北梅」是在極端保密，極端小的讀者範圍內評選出來的？

張泉先生不是「將北京的幾十種刊物從頭到尾逐頁翻過」麼，那麼我就將上海淪陷時期所出幾十種刊物來個「逐頁翻過」，費時三月，灰頭土臉，現報告我通檢過的刊物，它們是：《古今》《文帖》《天地》《小天地》《語林》《風雨談》《萬象》《春秋》《紫羅蘭》《天下》《樂觀》《求是》《國藝》《文潮》《太平》《中華畫報》《小說月報》《文運》《詩領土》《太平洋週報》《西風》《飆》《一般》《新世紀》《碧流》《大眾》《人間》《申報月刊》《新地》《中華月報》《文史》《光化》《雜誌》。這是我的第一個方法。那些刊載張愛玲作品及北方作家作品的刊物尤其翻查的仔細又仔細，可以誇口「一隻蚊子也休想漏過去」。

近乎反證的方法就是假設真有這項評選的話，也得等到張愛玲「確立名聲」之時──而不是只有幾篇散文的青澀作家。是《金鎖記》（1943年11月）使得張愛玲真正地聲名鵲起，而等到單行本的面世還要稍晚些時候（《傳奇》初版是1944年8月，《流言》初版是1944年12月）。在這個大致的時間段內重點核查（前面的作法是「普查」），不致於陷入漫無邊際「無」的陷阱。現將張愛玲作品在刊物上刊出的篇目大致排列一下：

《西風》：《天才夢》

《紫羅蘭》：《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

《萬象》：《心經》《連環套》《琉璃瓦》

《天地》：《封鎖》《公寓生活記趣》《道路以目》《燼余錄》《談女人》《童言無忌》《造人》《打人》《私語》《中國人的宗教》《談跳舞》《「卷首玉照」及其他》《雙聲》《我看蘇青》

《小天地》： 《散戲》《炎櫻語錄》《氣短情長及其它》

《古今》：《洋人看京戲及其它》《更衣記》

《苦竹》：《桂花蒸，阿小悲秋》《談音樂》《自己的文章》

《語林》：《不得不說的廢話》《關於汪宏聲先生》（原無題）

《太平洋週刊》：《銀宮就學記》

《太平》：《借銀燈》

《大家》：《華麗緣》《多少恨》（此刊為抗戰勝利後出版，與「南玲北梅」不搭界）

《新東方》：《鴻鑾禧》《存稿》。

《飆》沒有張愛玲的文字作品，只有張的一幅速寫。

《春秋》只有張愛玲寫給某編輯的一封信。

這是我的第二個方法，很遺憾，通查之後，未能在以上刊物中發現「南玲北梅」的說法，及「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評選活動的一丁點兒痕跡。

推舉張愛玲最力刊物當屬《雜誌》，張愛玲最重要的作品《金鎖記》最初刊載的光榮也被《雜誌》獲得。我對《雜誌》下了最多的功夫，這是第三種方法，希望有所斬獲。

《雜誌》發表張愛玲作品的順序：

《茉莉香片》（11：4。1943年7月）（按，「11：4」即第11卷第4期。下同）

《到底是上海人》（11：5。1943年8月）

《傾城之戀》（11：6，12：1連載。1943年9月至10月）

《金鎖記》（12：2，12：3連載。1943年11月至12月）

《必也正名乎》（12：4。1944年1月）

《年輕的時候》（12：5。1944年2月）（馬吉按：篇名似該是《年青的時候》，待考。）

《花凋》（12：6。1944年3月）

《愛》《論寫作》《有女同車》《走！走到樓上去！》（13：1。1944年4月）

《紅玫瑰與白玫瑰》《說胡羅蔔》（13：2，13：3，13：4。1944年5月至7月）

《詩與胡說》《寫什麼》（13：5。1944年8月）

《忘不了的畫》（13：6。1944年9月）

《殷寶灩送花樓會》（烈女傳之一）（14：2。1944年11月）

《等》（14：3。1944年12月）

《留情》（14：5。1945年2月）

《創世紀》（14：6，15：1，15：3。1945年3月至6月）

《吉利》（15：1。1945年4月）

《姑姑語錄》（15：2。1945年5月）

《浪子與善女子》（炎櫻作，張愛玲譯）（15：4。1945年7月）

這期間，雜誌社還組織了《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945年3月）；《傳奇》集評茶話會（1944年9月）；《女作家聚談》（1944年4月）；《我們該寫什麼》特輯（1944年8月）；一次以張愛玲為主角的納涼聚會（1945年8月）等。《雜誌》都給予很多篇幅進行報導並配有照片。

《雜誌》後面有四個欄目是每期必有的；「文化報導」，「雜誌信箱」，「編輯後記」，「每月文摘」。密密麻麻，信息量極大，連大後方的文人文事也有極其詳盡的消息，這於淪陷時期的上海殊為不易。

自第三期開始，《雜誌》開闢了「雜誌信箱」欄目。這個欄目不是裝裝樣子，每期回答二十多個讀者的問題，欄目一直堅持到終刊。剛開始的問題五花八門，如：「打火機中的電石，是什麼東西？」──「鳥棲息在電線上，為什麼不會觸電而死？」──「近來借債利息，有高至月息四分五分者，法律上對此有無限制？」── 「雜誌編者先生大鑒：茲有問題一則，請在貴刊信箱賜答。鄙人身體尚健，惟每日小便次數極多，不知何故？或謂『頻尿症』，未知確否？請指示治療之法。德增上。」──「寫信去向電影明星索照片，是否能如願以償？」──「何謂『歇斯底里症』？」──「請介紹好的象棋譜數種。」──「通常的編者，每月的酬金多少？」等等，不一而足。

數期之後，讀者的問題比較集中在文學知識，人物行蹤，集配舊書刊的方向上來了，如：「請問作曲家聶耳係何地人？生平簡史若何？卒年何時？」──「近見《作家》月刊廣告，但無處可購，請告售處。」──「已故詩人徐志摩聞一多之遺着（注：聞一多此時仍在世，不應稱遺着。），請介紹數種，現在滬上能否購得？」──「《中國新文學大係》，該書係何人所編？何處出售？價值多少？」

又數期之後，為節省版面，「問題」不登出來，只登編者的「回答」，讀者可以從「回答」中推想到「問題」提的是什麼內容。如：「上海趙驤先生：《南社影事》作者勁草先生為南社老社友，其姓名在未徵得作者同意前，恕不宣佈。」──「常熟錚錚先生：先生對於本刊的『文化報導』，『人物記述』，『報告文學』感到滿意，我們非常感激。集郵和奕棋等消遣文字，本刊不擬刊載。」──「鎮江史宏瑜先生：本刊文章題目之刊在封面上的，並不是說這些文章比其他的文章好，不過是比較特殊一點，或是有點吸引力，或是有點時間性，再或是於本期起開始連載的緣故。」──「蔣昧先生：王易庵並非邵洵美。王予即王玉。疏影並非漱石。」──「宓杏元先生：文載道君有《星星小文》散文集，在文化生活社出版，現已絕版。」──「上海張文化先生：一，本刊不擬刊載偵探譯作。二，先生要我們每期刊載漫畫四至六頁，這在事實上辦不到，第一是製版費太貴，第二是漫畫家的作品也沒有這麼多，題材的限制也有問題。」 看過許多古舊雜誌，能如此耐心地回答讀者疑問並堅持始終的，似僅《雜誌》一家。

現摘錄這四個欄目中涉及張愛玲的全部報導。（附帶說一句，在幾百條消息中竟只一條涉及梅娘，沒有名字，只提到她寫的書《魚》）。

1943年7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在本刊還是第一次出現，在《茉莉香片》中，對於一個在腐爛的家庭環境中生長起來的青年的變態心理有深入的刻劃，寫法也很新穎，更難得的，還由張女士自己插圖，應向讀者推薦。

1943年8月《文化報導》：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

1943年9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傾城之戀》是一篇好小說，可惜因篇幅關係，不能一期登載，茲先刊上半篇，下期續完，

1943年10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好評甚多，《傾城之戀》於本期刊完，下期將有最新作品出現。

1943年12月《編輯後記》：這期續完的是張愛玲女士的《金鎖記》。寫一個舊時代的故事，一個金錢鎖練下的女主人的悲劇的一生。對於女主人公嫉視他人幸福的變態心理的由來有深入的刻劃，應當鄭重的推薦。

1944年3月《雜誌信箱》：杭州淩濟美先生：張愛玲女士的《香港傳奇》原交中央書店出版，可是後來因為紙張關係，不曾出成。原來收集在《香港傳奇》裏的幾個短篇現在早在各刊物上發表過了。張女士的作品，除載本刊外，在《天地》《古今》《萬象》《太平洋週報》等刊物都有發表。究竟發表過多少，那可不清楚了。作者原有將已發表的出單行本的意思，後來因為印刷成本合不上，所以打消了。張女士的長篇除《連環套》外，尚未有新的發表過。

1944年3月《編輯後記》：張女士的《論寫作》將在下期與讀者相見。

1944年5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小說，的一種無與倫比的風格，是人所共賞的，本期起我們又鄭重刊載張女士的新作中篇《紅玫瑰與白玫瑰》，大約連載三期，可以刊完。更能得的，是本期同時刊載胡蘭成先生的《評張愛玲》，不但評判了她重要的作品，而且正確地指出了作者的稟賦，性格，及其創作的態度，從內容來說，這是一篇文藝批評的文章，但從文字的韻味及其造句之美來說，那簡直是一首詩。

1944年6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創作集《傳奇》，收中短篇小說十篇，由本社刊行，內容豐富，現在印刷中。

1944年7月《文化報導》：蘇青之《結婚十年》已脫稿，近寫《女像陳列所》，將在《小天地》連載，由實齋加評，張愛玲插圖，為連載長篇之別開生面者。

1944年8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小說集《傳奇》業已出版，計集近作中短篇小說十種而成，都三百餘頁，內容甚為精彩，並由作者裝幀，售價二百元，由本社發行。

1944年9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小說集《傳奇》由本社刊行後，不數日而初版銷售一空，開出版界之新紀錄，張女士作品為讀者所重，於此可見。本社為《傳奇》出版特約名作家多人，舉行茶會，對張女士作品作一公正而坦白之集體批評，茶會記錄於本期刊出。《傳奇》再版本在印刷中，不日出書。

1944年9月《文化報導》：張愛玲中篇《傾城之戀》（前在本刊刊出）已由作者編成一四幕劇，即將由某劇團演出。

1944年10月《文化報導》：張愛玲著《傳奇》再版出書，由炎櫻設計新封面，作者寫「再版的話」，由本社發行。

1944年11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列女傳》，每一傳各自成篇。本期所載的一篇，風格似於前此的作品有了改變，不知讀者的意見如何。

1945年1月《文化報導》：張愛玲新著《流言》出版，係作者年來所作散文小品之結集，前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照片，內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燈書報社總經售。

1945年2月《編輯後記》：張愛玲女士的《留情》經預告後，終與讀者如期相見。本文似可視為張君近頃的力作，張君作品所有的優點都在本文中充分表現。

1945年4月《文化報導》：張愛玲將與其文友炎櫻創辦一時裝設計社，專為人設計服裝。

1945年5月《文化報導》：《天地》刊張愛玲《我看蘇青》一文，聞蘇青亦將有《我看張愛玲》一文，將在《小天地》發表。

1945年6月《文化報導》：蘇青之《結婚十年》《濤》，張愛玲之《傳奇》《流言》，在北方均有翻版本，蘇張大為憤慨，而尚無對付辦法。按男作家之暢銷書被人翻版，由來已久，向無辦法。

1945年7月《編輯後記》：炎櫻為張愛玲畏友，《浪子與善女人》等小品四章為其近作，並由張女士執筆迻譯，相得益彰。

1945年7月《文化報導》：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苗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近頃報聞，關於張之喜訊頻傳，詢諸本人，則顧而言他，衡之常理，是即不否認之意，若是，則張之近況為一面待嫁，一面寫作矣。

1945年8月《編輯後記》：七月廿一日本社舉行納涼座談，特請新聞界前輩陳彬　，金雄白兩先生，一流作家及一流影星張愛玲，李香蘭兩女士參加，縱談影藝文學，評論大小型報紙，兼及生活感想，完全採隨談閒談方式，足為本期《雜誌》生色不少。以陳、今、李、張四位之身分，而能聚首一堂，各抒議論，尤稱難得。

推舉張愛玲最力的《雜誌》中的所有涉及張和梅的報導，我全數摘錄下來了，只想說明一個道理：動靜這麼大的一項「讀者調查」，難道《雜誌》會視而不見麼。對張愛玲，《雜誌》真是每聞必錄，每事必記之地步。某次聯誼，張愛玲未到，「大家未免失望」。連張愛玲生活的枝節末梢與文學不粘邊的都不漏掉，難道他們會漏掉「評選最受歡迎」這麼有新聞爆料的重大事件麼。我們親愛的讀者，親愛的「張迷」，尤其是親愛的「梅迷」，親愛的現代文學專業研究者，誰能解釋得通。邏輯一直是解決難題的強大武器，讓我們一起重拾邏輯，少說些傻話。還有一法，也像我這樣，沉浸到圖書館去，證「有」或證「無」罷。

張泉在文章中還說到「到日本人統治後期，曾興盛一時的北京出版業迅速委頓，鮮有新書印行，最流行的文學作品是些有銷路的翻印本（盜版書），包括蘇青的自傳體長篇《結婚十年》、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蘇青的散文小說集《濤》。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說集《蟹》（北京《中華週報》1945 年5月30日）。」

寒舍正巧藏有全份的《中華週報》（1944年9月24日至1945年8月19日），此刊文化報導也像《雜誌》一樣極其詳盡全面。梅娘是此刊的重要作家。張泉說的這條「翻印本」消息，刊於1945年5月13日（而非5月30日）《中華週報》，原消息為三條，其一云「京津青濟各出版商，聯合致力翻印大量文藝新書，預計月出二到三冊之間。除《結婚十年》已出版外，計有張愛玲《流言》，蘇青《濤》《浣錦集》，及《傳奇》等等。」我見過翻印本《流言》，源頭原來在此。《中華週報》有十數條說及張愛玲，然已經張泉翻過，我雖也「逐頁翻過」，但就不必在此報告了。

我讀《梅娘近作及書簡》，看到這樣一段話「他家（柳龍光）是晚清時的小官家之一，祖輩有過四品帶刀護衛的往事，在北京西城的按院胡同有所大宅子。有什麼假山石，金魚缸等富家擺設。」我家在按院胡同居住了三十多年，這條胡同有三四處大宅子，就在離我家很近的地方，不知哪家是柳家大宅門。明代北京地圖即著錄的按院胡同今已拆乾淨了，現在寫到梅娘，順帶說上這段往事，自覺很有意思。

梅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一輩作家，但是做為「南玲北梅」的當事人，卻默認而不是澄清這種漏洞百出的缺少歷史依據的傳言（我們當然不願意相信某些學者私下的議論──「南玲北梅」其實正是梅娘自己杜撰出來的。）這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南玲北梅」之說以訛傳訛，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竟也將「南玲北梅」這種坊間傳說寫進書裏；學者雷頤《三重語境下的梅娘》也拿此說事，這就大成問題。梅娘是北京淪陷時期最具聲名的女作家，文學成就是公認的，很沒有必把自己與張愛玲並列起來。

二Ｏ一Ｏ年一月十八日

（謝其章《玲瓏文抄》，山東畫報出版社二Ｏ一二年十月初版；轉貼自《搜狐讀書》。）

梅娘自編自演之「南玲北梅」
謝其章

「南玲北梅」算是個半老不新的話題，現在重提，我也覺得沒啥意思了，因為這個話題還是面對面的辯論比較有意思，也比較能夠說得清楚，而在紙面上爭論來爭論去，永遠像是「搗漿糊」。既然覺得沒意思，「為什麼你還要一寫再寫呢？」──有人如此質疑我。我忽然發現破解「南玲北梅」這道偽命題很像上初中時的解幾何題，已知條件越多，解題就越容易。現在我手頭的材料足夠給出答案了，我心情愉快的來解這道題，有知識的「白相人」愛說什麼說什麼。為了把話說清楚，分「自編」與「自演」兩部分。

一.　梅娘自編「南玲北梅」

先說我手頭的材料，所謂材料並非如何機密，或如何神秘（只有「領受文學賞的梅娘女士」照片，乃第一次披露）。但是一旦將這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全部擺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聯，「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

1.　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1987年第4期《追求》雜誌

2.　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1993年10月（總第5期）《星光》雜誌

3.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1994年10月中國和平出版社

4.　梅娘《往事》1995年2月作

5.　梅娘《我與張愛玲》1996年初冬作，刊1997年4月《中華讀書報》

6.　梅娘《記憶斷片》1997年4月應《現代家庭》記者之約作

7. 梅娘《北梅說給南玲的話》2001年11月27日《北京青年報》

8. 張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2005年5月貴州教育出版社

9. 梅娘《梅娘近作及書簡》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

10. 止庵《關於「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華讀書報》

11. 郝嘯野《梅娘的回憶可信嗎？》2006年1月18日《中華讀書報》

12. 張泉《也說「南玲北梅」──兼談如何看待「口述歷史」》

13. 劉瓊《從「南玲北梅」說起》2006年3月17日《人民日報》

14. 北京上海淪陷時期所出期刊幾十種（本文所涉及的《中華週報》乃北京出版）

張泉說：「就我目前為止的視野所及，『南玲北梅』說最早見諸陳放的文章《一個女作家的一生》（刊於1987年第3期《追求》雜誌）：

「1942年，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了『讀者喜愛的女作家調查』，調查結果，南方的張愛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讀者最喜愛的兩位年輕的女作家。從此，文壇上出現了『南玲北梅』之說。」

那麼，《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是篇什麼樣的文章呢？我把1987年所出的6期《追求》全買了來（幸虧全買了，因為陳放的文章未刊在第3期，而是第4期），我是從不買這種雜誌的，這次實出無奈。6期全買好像是浪費，實則大有意外之收穫。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是他的「準報告文學」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刊於該刊第2期的《「服裝女皇」與潛在的激流》。這位「服裝女皇」真名單小燕，陳放稱「我的電影劇本《時裝模特之死》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投入拍攝。導演廣道布林基請我幫助挑選演員。導演把三大本相冊擺在我的面前，徵求我的意見。」

單小燕就佔了兩大本，「第一眼，我就認出了她，單小燕，相冊很厚，有幾百張，都是她。」陳放寫道。

到了《一個女作家的一生》，陳放加了個副標題「《女人的研究》系列準報告文學之二」。文章開頭的小題是「一組特寫鏡頭」，裏面分「鏡號1，2，3，4」，「鏡號4：南玲北梅」，劈頭就是那段疑竇重重的話（與張泉所述略有出入）：

1942年，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了「讀者喜愛的女作家」的調查活動，調查結果，南方的張愛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讀者最喜愛的兩位年輕的女作家。從此，文壇上出現了「南玲北梅」之說。

梅娘在《一代故人》（原刊2000年9月號《博覽群書》）裏，專門引了陳放《一個女作家的一生》裏的一段讚美的話，還說「推算起來，陳放怕也有50歲了，在當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陳了。」文中也錯記成「1987年《追求》3期」。

時間到了一九九三年，陳放的《一個女作家的一生》又刊在《星光》雜誌。《星光》雜誌是我當年從創刊號一本一本連續在報攤買的，它的外觀比《追求》豪華多了，用紙也好，內容也有我感興趣的。第二期有篇談四九之前舊期刊的，我當時正熱衷搜求民國雜誌，情不自禁地往編輯部打電話詢問該文作者情況。原來作者是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張伯海先生。十幾年後我和張會長還通過一次電話。

《星光》所載《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文字與《追求》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在目錄頁該文標題下加了一段按語「四十年代，女作家中有『南玲北梅』之說，『南玲』，指張愛玲，『北梅』呢？半個世紀過去了，在北京農業電影製廠，我們找到了當時的『北梅』──梅娘，遂揭開一段塵封的往事，一個傳奇的故事。」

如果沒有看過1987年的《追求》，讀者會以為陳放是1993年剛剛採訪梅娘的，事情越來越像一個精心設計的局。還有一處不同，這回的文章配了兩張照片，一張是「五十年代梅娘和孩子在院子裏」；另一張是「8月27日梅娘同前來訪問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岸陽子先生在家中合影」。事情不止於此，接着陳放的文章後面是署名「阿一」的文章《梅花香到老──女作家梅娘近況》，開頭說「最近，《星光月刊》要刊登陳放的文章（一個女作家的一生），他們知道我認識女主人公──梅娘，便請我談談她的近況。」

何文配了一張梅娘的生活照。何文無意之中戳開了陳放的穿幫，何說「梅娘的女兒現定居加拿大，外孫女也在那兒」，而陳放1987年那句「今日活躍在影壇上的青年女導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長女，所以有時她也用『柳青娘』這個筆名。」到了1993年人家已經去國萬里卻仍一字不改。由於柳青與陳放是同行，所以陳放才能知道有個梅娘「大隱於市」，所以陳放才可能採訪單小燕和梅娘這兩個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實際上有一根線牽着，這根線就是電影），所以有知情人稱，柳青也參與了「南玲北梅」的出籠。

我們都知道報告文學是必須採訪本人的，所以從表面上看是陳放最先提出「南玲北梅」說，而梅娘好像只是附合其說。實際上陳放的文章是在採訪梅娘後撰述並刊發的，所以有理由認為「南玲北梅」的說法最先出自梅娘之口，而陳放只不過是個轉述者。正因為出自梅娘之口，所以這個編造出來的「南玲北梅」才符合編造者必有的編造動機。又由於時隔四十幾年老作家記性差了，又由於梅娘是北方作家，所以「南玲北梅」中的兩大破綻「1942年」和「宇宙風書店」是因為梅娘不熟悉上海文壇不熟悉張愛玲造成的。為什麼「北平的馬德增書店」梅娘搞不錯呢，因為這個位於東安市場裏的書店經常代銷梅娘的書，常與梅娘打交道。

說這到必須交代一下陳放的情況了。

陳放，黑龍江哈爾濱人，1944年出生。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受迫害達12年之久。1978年平反後任《華人世界》主編，《星光》月刊常務副總編。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着有小說集《第七圈第二環的兩個女人》，報告文學《中國矽谷》，電影文學劇本《女模特之死》（已拍攝發行），電視連續劇劇本《都市危情》《撞擊世紀之門》等。長篇小說《天怒》（《天怒人怨》）譯有韓、日、法、英外文版本。《撞擊世紀之門》獲飛天獎，《中國矽谷》獲火鳳凰杯一等獎。2005年11月19日因腦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61歲。

二.　梅娘自演「南玲北梅」

梅娘編造出「南玲北梅」之後，梅娘開始自我表演，這是老作家晚年最大的敗筆，十分令人痛惜。越表演破綻越多。上述止庵，郝嘯野的文章已將破綻揭露得近乎體無完膚。

「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綻是「聯合發起」這四個字，也就是郝嘯野文章所說「當時北平和上海兩地的文化界實際上處於隔絕狀態（日寇對東北、華北、華東及華南等佔領區，一直是實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滬兩地的書店聯手開展讀者的問卷調查活動了。」

梅娘女士

近年相繼有《華北偽政權史稿》《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研究》《偽滿州國文學》《汪偽政權全史》等專著面世，裏面大量的原始檔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證郝嘯野的觀點。

梅娘的表演，均有她自己的原話白紙黑字的印在書裏（《梅娘近作及書簡》），凡涉及「南玲北梅」，居然沒有一件事情是真實可信的，這就不像有些人為其辯解為「老年的失憶」所說得通的。

1. 《記憶的斷片》：小隊長問了：「你和張愛玲齊名，為什麼『大東亞文學獎』給你不給她，這是什麼原因？」

2. 接上。大隊長一錘定音了！他更重重地加了一句：「你當然也知道，張愛玲叛國投敵，栽到美帝的懷抱裏去了！」

跟帖：呵呵，1958年勞動教養所的大小隊長就知道張愛玲了，比夏志清還早。

3. 《我與張愛玲》：正是那年的夏初（1942），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沖沖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采。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中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着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髮垂肩，被男士們簇擁着，在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着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

跟帖：關於梅娘的這段繪聲繪色的杜撰，止庵文章稱「可以斷定，那位『似乎是張的女士』並非張愛玲，因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我要補充一點，梅娘關於「似乎是張的女士」的服裝的描述是從張愛玲文章裏生吞活剝來的。

4. 接上。1944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蘭心大戲院正在排練張愛玲親自改編為話劇的《傾城之戀》。朋友們勸我去看看，就便結識張愛玲。……我們趕到蘭心，排練已經結束，在眾人簇擁中走向台下的張愛玲，長髮披肩，一件絳紅的旗袍，直覺，正是她為流蘇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為她在眾多的名藝人中間，我不便上前搭話。

跟帖：這又是梅娘的杜撰。事實是，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梅娘參加並獲獎（梅娘作品《蟹》獲「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賞」）。會後是有部分華北代表（楊丙辰、林榕、侯少君、蕭艾）去了蘇州和上海，但是梅娘並沒有去上海。張泉說「但上海《雜誌》上的紀實文章報導說，梅娘來的晚，走的早。我揣測，這大概是因為她的第二個女兒出生才三個多月，不宜離開太久。」查《雜誌》1944年12月號楊光政《中國文學年會記》，內稱梅娘「因偶患小病」未參加於11月11日的「中國文學年會」，但是第二天12號開幕的「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梅娘趕上參加了。楊光政寫道：「梅娘為柳龍光先生之夫人，是一摩登化的女作家，着有短篇小說集《蟹》，得到了此次『大東亞文學獎』，此外有《魚》等小說集，因此趙蔭棠先生戲呼為『水族館（在天津）主』；聞已有兩個女兒，因生產未久，體頗嬌弱，惟在大東亞文學會議上頗為活躍，會後即首途返平，看護小女兒去了。」

5. 接上。1995年初夏，我有機會在美國逗留，托《中國時報》的朋友幫我聯繫張愛玲。很想跟她侃侃諸如女兒心等等的話題，得到的回答非常乾脆：「陌生人一律不見！」我當然是陌生人了，難以分說的遺憾又一次襲上心頭。

跟帖：1995年初夏梅娘是否在美國逗留過？有這個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國領空掠過。我的根據是，1995年3月22日梅娘在加拿大（柳青定居在加國）寫給劉小沁（《當代》雜誌編輯，曾編輯《南玲北梅》一書，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信中所說：「去年7月來加後，言語關像一堵厚牆，實難通過。……我決定六月歸去！」而梅娘真正到了美國，是在女兒柳青定居美國之後，時間已是張愛玲去世之後好幾年了（《梅娘近作及書簡》裏有幾封信可以佐證這個時間是在1995年之後）

至於「陌生人一律不見！」則近乎笑話，先不說張愛玲買不買《中國時報》的帳，也不說張愛玲不接電話不拆信不開門的自絕於人世的稟性，張愛玲是不見就是不見，並無生熟之分。張愛玲飄飄乎如遺世獨立，正是梅娘最缺少的品質。梅娘說「愧對並稱」，總算還有一點自知之明。

6. 《北梅說給南玲的話》：而今，張愛玲帶着她的冷雋之愛走了，並稱的我卻仍滯留在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間。我渴望與她對談，說說姐妹之間才有的悄悄話。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儻的男士推薦給她，免得她在汽車旅館裏，獨自伴着流徒，與孤寂相隨，與跳蚤相鬥。望着純靜的藍天，望着攜帶遐思的行云，我這個「北梅」說給「南玲」的心裏話是：「女人的環境在逐漸改善，你放心吧！」

跟帖：這段話沒有杜撰，沒有可疑的故事，完全的梅式抒情。可是卻幾乎將我對老作家最後的敬重，最後的同情，最後的理解，一掃而光。

7. 《我與日本文學》：《魚、《蟹》先後得了「大東亞文學獎」之後，使我困惑了好長時間，我沒有為「大東亞的文學共榮」做出過貢獻，為什麼要頒獎給我？……儘管這樣想，我仍然沒有去領獎。

跟帖：對此，我不得不拿出這張梅娘領取大東亞文學獎的照片，內心五味雜陳，真是抱歉得很。在歷史實真相面前，誰也沒有特權。

領受文學獎的梅娘女士

（馬吉按：陳言〈「南玲北梅」之我見──兼回應謝其章之觀點〉一文（原刊《中華讀書報》二Ｏ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另見《布衣論壇》二Ｏ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有此說法：「梅娘的確參加了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且小說《蟹》也獲得了大東亞文學獎，不過作者（按指謝其章）貼出的是梅娘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的照片，並非領獎的照片（指以上的照片）。梅娘獲獎與她說『我仍然沒有去領獎』是兩件事，並不矛盾。她當時是否親自領獎，目前並沒有相關的文字和圖片佐證；能夠證明的是：她本人沒有使用這筆獎金，依據是：《中華週報》曾刊出梅娘委託中華週報社設立『梅娘氏獎金』的啓事，『以其昨年榮受之獎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徵求創作短篇小說一篇，以資鼓勵短篇小說之創作。』（1945年4月8日） 」

（原刊《上海書評》二Ｏ一四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日；轉貼自新浪專欄二Ｏ一四年八月六日。）

邱彥明：那一年，張愛玲在臺灣──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悄悄來到了臺灣。即將離臺，被一位晚報記者發現行蹤，在報紙上寫了小小的一段新聞，張愛玲只淡淡的表示：她來臺灣是拜訪親戚。作家水晶讀到那則短短不到一百字的消息，對王禎和說笑：「那名『親戚』就是你。」

二十五年過去，禎和不曾向別人談起張愛玲，也不曾寫下隻字片語。當《聯合文學》雜誌決定在第二十九期做「張愛玲專卷」找到他時，他還說不是時候；經過數次密談，他點點頭：「讓我試試！」
半個月之後，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我收到禎和一封限時信：

彥明：很抱歉，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把稿紙都撕了……

1961年10月15日攝於花蓮。左起：王禎和母親、張愛玲、王禎和。（允晨提供）

讀罷信，我心中不忍，立刻撥電話給他。他一聽出我聲音，立刻很懊惱的說：「很抱歉，我真的寫不下去。」「我懂，完全懂，沒關係，不要這篇文章了。對不起，這些天讓你那麼痛苦。」

張愛玲卷籌備得差不多了，最重要的兩篇文章卻落空，心中悵悵然：一，原擬請林以亮先生記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寫作生涯，因為張愛玲替電懋寫劇本時，林以亮先生是該電影公司的製片，相交極深；他身體違和，不便勉強。另一，希望禎和雜憶張愛玲，他卻寫不成。

沒有這兩篇文章，專卷似乎變得灰灰濛濛了，而張愛玲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要做她就得做得像個樣子，否則便不要做了。因為這種感覺，整個月日子過得沉沉鬱鬱。農曆年假之後，我忍不住拿起電話撥給王禎和，狠著心說：「明天下午兩點我來找你。」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們兩坐在臺灣電視公司的電影存片室，進行了下面的訪問。

丘：為什麼寫「雜憶張愛玲」，寫到最後卻把稿紙全撕了？

王：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還打電話到花蓮，查問一些事情。我耳朵不好，都是麻煩我太太替我詢問。可惜的是，時間隔得太長，二十五年多了，沒人記得起來。每天寫了撕，撕了寫，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頓然一悟——我寫張愛玲，那種文章會像「少男少女」寫的，我步入中年了，不好意思！覺得不宜寫，便把稿紙都撕了。

丘：但是單寫她在花蓮的遊記，不是頂有意思的？

王：我覺得此類文章價值較小，特別是研究價值小。我剛讀了《聯合文學》二十八期「關於沈從文專號的迴響」，蔡源煌教授提到：沈從文專號卷五評論部份，朱光潛先生的兩篇參考價值較小。如果評論部份再充實一點，可能更有意義。評論文章，除了要求批評的洞察力，也應力求周延；惟此，配合作家作品之精選一併刊出，更能夠評估該作家之成就。

寫張愛玲到花蓮遊玩觀察，實在沒什麼意思。這樣一位文壇重要人物，寫對她的「驚鴻一瞥」，覺得很俗套。何況那幾天的旅遊，也沒什麼特別的，引不起讀者的興趣，萬一壞了她的形象，這樣是不好的。

丘：西方很流行做作家的傳記。而沒有史料，傳記是做不起來的。正如你所說，張愛玲是公認的中國文壇重要人物，而她的生平少人知，除了她自己在《流言》一書中所寫的幾段，其他資料實在少之又少。製作「張愛玲專卷」的重點即在於「史料」。因此，不論如何，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張愛玲在臺灣的資料。畢竟，那是她到臺灣唯一的一次。

王：張愛玲來臺北，在國際戲院（後改建為新世界戲院）對面餐廳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麥加錫夫婦（美國新聞處處長）以及我見面。

張愛玲到臺北，暫住麥加錫在陽明山的家裡。那是一幢在陽明山公園附近巷子裡的大別墅，僕從如雲。

張愛玲與麥加錫夫婦尚未抵達餐廳之前，殷太太說：「我們都沒見過張愛玲，大家來想想她是什麼樣子。我問麥加錫先生，他說張愛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

我們一聽都很失望，不願再想。

這時，張愛玲出現了，大家眼睛一亮。哪裡邋遢？乾乾淨淨的，而且一點都不胖，雖然不是頂漂亮，卻是「可看性」很高。

後來我們決定封麥加錫先生是「效力專家」，因為他的「手法」，使我們看張愛玲是加倍的美。

業餘攝影家拍攝的照相館式照片，張愛玲女士解釋她忍著笑，因為覺得姿勢有點滑稽。

丘：什麼樣的機緣，張愛玲來臺灣會和你們見面吃飯？

王：那一年我是臺大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辦《現代文學》雜誌。麥加錫是臺北美新處的處長，他很喜歡文學，《現代文學》出版時，他就訂了七百本。他選了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我的小說各一篇，請殷張蘭熙翻譯成英文，書名為《New Voices》，封面是席德進畫的一幅少女像。

這本書當時正在翻譯中，張愛玲與麥加錫是老朋友，來臺灣，他就安排我們吃飯見面。

丘：那晚張愛玲談了些什麼？她說話時什麼樣子？

王：她很少說話，說話很輕。講英語，語調是慢慢的。

丘：什麼因緣，張愛玲到花蓮一遊？

王：她讀我的小說〈鬼．北風．人〉，對裡面的風土人情很感興趣，特別寫信給麥加錫希望到花蓮看看，所以麥加錫先生就聯絡了我。我們那晚在國際戲院對面聚餐之後，第二天就出發了。

我們先搭火車轉蘇花公路到花蓮。因為火車沒對號，美新處的職員還先到火車站去替我們佔座位。

丘：能否描述一些你帶她到花蓮遊歷的情形？

王：去花蓮途中，經蘇澳公路局餐廳用飯。隔我們幾桌之外有一張桌子，圍坐了七、八個婦女。她看了一會兒對我說：她們大概都是小學老師吧！我看了一下，覺得她推斷得很有道理，因為那幾位女士穿得很樸素，卻又相當活潑。

我帶她遊花蓮市，在街上逛，後來走到陋巷，碰到妓女戶小姐在店裡跳曼波，她覺得好有趣。於是，第二天在我四舅父的安排下，引她一遊「大觀園」（一甲級妓女戶之名稱）。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觀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歡。她的裝扮，簡宜輕便，可是在一九六一年的花蓮，算得上時髦，又聽說她是美國來的，妓女對她比對嫖客有興趣。

接著也在我四舅父安排下，參觀酒家。酒客對她比對酒女更感興趣，還邀她入座共飲。

丘：你剛才提到張愛玲的裝扮。張愛玲自己本人對服裝特別注重，從她的文章及圖畫都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你能不能就記憶所及，更詳細描述她的裝扮？

王：因為是旅行，她穿的衣服很輕便，都是很舒服的襯衫。她很習慣衣服上第一、二個扣子鬆開不扣。火車一路從臺北到花蓮，後來到臺東，我注意到她衣服最上面兩個扣子常常沒扣。這在一九六一年穿衣服還十分保守的臺灣來講，相當特別。我舅舅用臺語對我說：「伊像美國人，很美國派。」非常有趣。

丘：在花蓮還去了哪裡？

王：我帶她去中美戲院附近，風化區後面花蓮最古老的城隍廟。進門七爺八爺畫像兩邊的四根廟柱上有對聯，從右至左：

一：陰陽原有別到此地饒舌何庸。報應本無差願汝曹撫心自問
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幾重皆得人。隍池深且廣惡人一個不能預
三：具廣大神通別是非豈遺分寸。秉聰明眼力判善惡不奕錙銖
四：夫微心願不爽毫釐。惟神則明無慚衾影

她看了半天，然後很歡喜的說：「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我不知道她究竟從中間「悟」出了什麼？

看到城隍廟裡的白磁磚，她說：這倒像是浴室。

丘：花蓮附近還去了哪些地方？

王：隔天我們到鄉下整個上午、下午，她邊看邊做筆記，說了一句：臺灣真富。這句話，我們走蘇花公路時，她也講過。到鄉下看，到廟宇參拜，我們都搭三輪車。

丘：可否舉個小例子——「張愛玲式」的小例子，更明確的表現她說「臺灣真富」這句話的感觸？

王：從蘇澳到花蓮，搭公路局汽車，每到一個小站車都要停下來。沿路以及車站到處都是可以做聖誕樹的松樹和扁柏，還有各種稀有的樹和花，她說：「臺灣真富，這在美國都要花錢買的。」

丘：記得以前你跟我提過，你們還去參加了阿美族的豐年祭，對不對？請談談。
王：有一天晚上，我們上花岡山看阿美族豐年祭，她看得挺認真。

有一名全副裝飾的山地小姐，側面美極了，她讚歎：她可以選為最佳側面獎。看到山地頭飾，說這英文叫Bolero。

當時縣長也在會場，一聽說她是美國來的，好熱情地要請她坐貴賓席。不過我們還是坐在前面的草地上。接著有臺北來的舞蹈家，自動跑來跟我們談天，遞名片，然後說：這些舞，不好！如果給他編的話，可以更好。張愛玲私下對我說：「山地舞，要他來編幹嘛！」

丘：張愛玲到花蓮，暫住你家？

王：我們家開雜貨店，店舖和住家一起。住家的街道不寬，鄰居都很好奇，說我帶女朋友回花蓮。她那時模樣年輕，人又輕盈，在外人眼裡，我們倒像一對小情人。在花蓮人眼下，她是「時髦女孩」，因此我們走到哪裡，就特別引人注意。我那時剛讀大二上學期，鄰居這樣看，自己好像已經是個「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覺，喜滋滋的。

我們打掃出樓下的一個房間讓她住。她會說日語，跟我母親就用點日語相談。我還記得，那時我的乾姐姐要出嫁，馬上要離開我家了。張愛玲聽了跟我母親說：「你會比較寂寞。」「寂寞」兩個字是用日語說的，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每天晚上跟母親道晚安，都是用日語。她說話很慢，很柔，很自然。

晚上睡覺前，她一定在臉上擦各種水，各種不知道什麼的油脂，用一張張衛生紙擦啊抹的，當然也花很多的時間。我母親看見很好奇也覺得很新鮮，用臺語告訴我：「不知是什麼東西？」十月十五日晚上，我們約好到照相館拍照，她花了一個鐘頭以上時間化妝。那天，照相師很認真的替我們拍，也拍了很久。

幸虧拍了那張照片。那時期相機還不普遍，不然可以留下許多可貴的照片。她、母親和我的合照上，相館打上了日期，否則我還真記不清楚她是哪天到花蓮的。這也是我們合拍唯一的照片。後來水晶看到照片，他和我都認為張愛玲年輕，看起來像二十多歲，可是水晶的女同事看她三十多歲，女人看女人「格外小心眼」，我們就和她們吵嘴。水晶是張愛玲迷，她的小說他是用學校背書的方法背的。那時他很興奮，老要來問我張愛玲做了什麼？我叫他自己去看她，他又不敢。後來水晶去美國，才有機會見到張愛玲。我覺得我比水晶幸福，看到了張愛玲青春的一面。

1943年，《二十世紀》雜誌刊登張愛玲女士照片（右上角第一人）。鄭樹森／提供

丘：你們有沒有談文學，她的小說？

王：我們很少談文學的事。她不大願意談自己。我說她的小說真好，每個字都有感情，擲地有聲。她說：「不要說。不好，不好。」

丘：你能不能再詳細一點談你對她小說的看法？

王：張愛玲的小說，乍看寫的像是小事，其實是很世界性的，很Universal，一個時代就出這樣一個作家。

她的《金鎖記》真是了不起，在文學作品上已經是經典，是Classic，是Master Piece，文字運用得多好。《傾城之戀》也好，寫到如此極致的作品，電影怎麼能拍得出來那種文字的感覺？〈五四遺事〉寫得真好，形容詞運用得妙透了：

……船伕與她的小女兒倚在槳上一動也不動，由著船隻自己漂流。偶爾聽見那湖水嘓的一響，彷彿嘴裡含著一塊糖。……

真是絕妙，這篇小說，可以拍很好的電影。

我本來很想學她，但是學不來，只好放棄。像李白的詩不能學，杜甫的詩可以學，一樣的道理。後來她出書《紅樓夢魘》，請皇冠出版社送一本書給我。沒想到她研究紅樓夢這樣深，什麼程乙本、程高本的，我從頭讀到尾，看了還是不懂。她是下了功夫，不容易，很了不起。

她的小說我一次又一次的看，現在看還是好。我有時候會想，她的《秧歌》寫得太好了，她應該多留在大陸寫「文革」，她是觀察那麼敏銳的人。

丘：當時她完全沒提到自己的寫作計畫？

王：她說，寫了個長篇小說，是用回憶的方式寫的。不過回憶的部份太長了，「現在」的部份只在前面佔一點點地位，顯得不平衡，她要再改。這個長篇，是不是指《半生緣》？我不能確定。

另外，她準備以倫敦做背景，寫長篇小說。

我問她，要不要以臺灣為背景寫小說？

她說，不行。臺灣對她是silence movie（默片）。

丘：怎麼說？

王：因為語言的隔閡。

丘：對於你的小說，她的看法呢？

王：她看過我的〈永遠不再〉，說：你相當有勇氣，山地生活這麼特殊的背景，你敢用意識流的手法。意識流通常是用在日常生活，大家熟悉的背景。她一語驚醒我，從此以後再也不隨便新潮、前衛了。

丘：她不是也讀過你的〈鬼．北風．人〉嗎？

王：她認為我用鬼魂結尾不太妥當，因為整個小說是寫實的。但，又說，她把我這個故事唸給外國人聽，他們聽了很喜歡，很喜歡那「氣味」。

由於張愛玲的看法，我後來出書時，曾經把整個結尾刪掉，可是後來又把結尾恢復。所以〈鬼．北風．人〉現在有兩種本子，一是刪掉結尾的，一是沒刪去的。

丘：她有沒有提到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的小說？

王：我陪張愛玲去花蓮旅行時，奉白先勇之命帶了一套完整的《現代文學》雜誌送給她。張愛玲說她行李多，她沿路把雜誌看完再還我。

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匙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神情模樣那麼悠閒自在。二十五年過去，那姿態我居然記得那麼清晰，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

她讀到金恆杰的小說，一篇說自殺的小說，主角吃了很多顆安眠藥卻沒死。後來，在花蓮我家，她胃腸不好得吃藥；她說，她想起金恆杰的小說，怕藥房裡的藥是假的，不敢吃。後來我舅舅騎腳踏車，她坐後座，帶她去醫院診治拿藥。

丘：還談了些什麼小說的事？

王：由丁玲談起，後來說到大陸的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Formula」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

她談起她丈夫賴雅是西部武打作家。他們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打作家，寫過《獨眼俠》（One-eyed Jack ），在家裡就曾拿槍射貓。

她當時對世界上的文學很清楚。說《春江花月夜》（原名Fanny）這齣舞臺劇很新，也談原小說。她跟我說田納西．威廉斯。還提到他曾喜歡巴里摩戲劇世家中的戴安娜．巴里摩（Diana Barrymore)，她是當時美國舞臺紅演員。好像田納西．威廉斯為了她還酗酒。張愛玲怎麼說的，我現在無法記憶得很清楚。她還譯過海明威等人的小說，可見她對文壇的情形不是封閉的。

丘：她還提到過其他文壇上的人士嗎？

王：她對胡適之很敬佩。我忘了她當時的用辭，意思是：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

丘：後來她譯《海上花》，就與胡適之有很大的關係，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沒有提到自己的電影劇本寫作？

王：沒有。她只談到接著要去香港，為電影寫劇本，寫《紅樓夢》。後來這劇本沒有拍。她講：他們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戲——電影界喜歡少男少女的戲。

她說起李麗華，說看到她，有給人一亮的感覺。後來林以亮先生在〈私語張愛玲〉文章中也提到，李麗華為了請張愛玲寫劇本，見面時特別打扮，說話也特別留神。後來李麗華到臺北來，在臺視拍《聖劍千秋》，平時說話果然如林以亮先生所描述。她真是漂亮，我每天跑去看她，確是如張愛玲所說的美。

丘：請你再仔細回想一下，張愛玲有沒有說過她寫作的任何一點習慣？

王：她說她寫作先用英文寫，用英文寫得很慢。她說：「我中文寫得很快的。」只要提到她的寫作，她總是輕描淡寫，避而不談。

丘：我們再把話題回到旅遊時的人、事上吧！從你前面的描述，感覺上她是很自然親和的人。

王：我們從花蓮到台東之前，她一定要買禮物送給我舅舅，問我什麼比較好？我說舅舅沒缺東西。

她說，A man has everything 是很難買禮物的。我們上街到一家書店，她和老闆用國語交談，講著講著就變成上海話了，聊了很久。終於她買了枝鋼筆送給舅舅，舅舅不是寫文章的人，很少寫字，後來把這枝筆轉送給我用。

她走了，離開花蓮，在我們家留下一雙鞋，忘了。樣子很像現在的拖鞋，我母親很喜歡，每天穿來穿去。

她住花蓮家裡時，我們把〈鬼．北風．人〉裡提到的各種食物全做給她吃，不知道她喜不喜歡。

搭車從花蓮到臺東，利用等車的時間，我們在街上走了一下。她買了一個小木盆，放進隨身的袋子裡，說：「大陸習慣出門要帶一小木盆。」我當時想不通，現在明白了，可能以前人出門不像後來方便，帶個木盆打水洗臉之類的比較容易。

我們在街上還看到「跌打損傷」的小攤，以及其他一些草藥。賣藥郎中看她身體不太好，介紹她買藥，她不敢。她說，很羡慕麥加錫身強體健，可以到處旅行。

1944年12月17日，《申報》上刊登《傾城之戀》電影廣告，張愛玲女士編劇／《雜誌月刊》1943年九、十月號，張愛玲女士為小說《傾城之戀》繪插圖。（鄭樹森提供）

丘：離開花蓮，到了臺東之後呢？

王：原來計畫從花蓮下臺東、屏東，到屏東參觀矮人祭後，搭金馬號到高雄，再回臺北。

我們搭車到臺東，一下車，站長就來找我們，說美新處到處找我們，打電話過來，要張小姐立即與他們聯絡。原來她丈夫賴雅中風，家人打電話找她。我們只得取消行程，趕搭時間最近的金馬號汽車到高雄，從高雄搭夜車直赴臺北。

在臺東時打電話。那時打電話，投了錢之後要接線很久才可通到話，公共電話後面有兩個人排隊等著，張愛玲在這個時刻，還能轉身很善意的，不急不躁對那兩個人說：「你們去那邊打電話。」一隻手提著電話筒，一隻手指著另一個公共電話的方向。

丘：然後你們就一路回到了臺北？旅途都平安？

王：從高雄坐夜車回臺北，我買橘子給她吃。我吃了橘子，果皮都握在手上，看到垃圾桶才丟。她說我很懂清潔。我答，也許是受父母的影響，父母都是受日本教育，很在乎整潔的習慣。

車子很擠，我們找不到一起的座位，分開來坐。後來有人讓坐，我們才坐在一起。到了臺北，兩人都疲倦了。麥加錫先生派車到車站接到我們，先送我回信義路國際學舍。在新生南路上，我和她揮手再見，看車子向陽明山方向駛去，心裡非常難過，彷彿不能再相見了。

麥加錫夫人後來告訴我，張愛玲回到陽明山瞭解賴雅的病況之後，情緒very upset。

但是那時她若回美國，錢只夠買票到洛杉磯，回不到波士頓，會變得Stranded。所以，她確定賴雅情況穩定後，還是依原計畫到香港寫《紅樓夢》電影劇本，寫完劇本再回美國。然後，她親手照顧丈夫，直到他去世。這些情形，是後來從張愛玲的通信中知道的。

丘：她到香港之後，有消息給你？

王：是的，她有信來。我忘了有一封不知怎麼寫說聽到雞鳴；水晶把我的信搶去看，說張愛玲撒謊，香港怎麼可能有雞？水晶在香港住過，說得振振有詞，我就拚命找理由為張愛玲辯護。

丘：後來，她好像用英文寫過一篇來臺灣的一些見聞？

王：她回美國之後，為《The Reporter》雜誌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寄了一份給我。水晶看了題目有意見，說：「怎麼能說到臺灣是〈回返邊疆〉呢？」文章中提到臭蟲，水晶又說：「怎麼可以說臺灣有臭蟲？哪裡有臭蟲？」

我本來看這篇文章覺得沒什麼啊？寫得很好啊。但是受了水晶的「愛國刺激」也引起了反應。覺得要跟張愛玲抗議一下。這時恰巧徐訏在《聯合報．副刊》寫一篇罵她的文章，我寄剪報給她，順便抗議「臭蟲事件」。

丘：她回信了嗎？怎麼說？

王：她淡淡的寫了一句：臭蟲可能是大陸撤退到臺灣帶來的。

丘：之後，你們一直有消息往來。真沒再見過面？

王：一直有通信。我還記得，看到《今日世界電影》雜誌刊登張美瑤演《吳鳳》的兩張劇照，山地姑娘打扮；回想起我們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照片剪下來寄給她。

我去當兵時，看到相思樹、相思豆，也寫信告訴她。

看到她寫的劇本拍的電影，打抱不平說導演怎麼能拍成那個樣子？她置之一笑。

畢業當完兵，我到國泰航空公司服務，有機票可以免費去美國。我寫信給她，說要去波士頓看她。她回信說，歡迎我去，不過她家比較小，安排我住旅館。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什麼都不懂，也沒找朋友，去到紐約，拿著地圖迷迷糊糊的找不到灰狗巴士站，很著急，打電話又打不通，結果在紐約兩星期也沒玩到。後來我寫信給張愛玲，她回信說，等了我一天，第二天頭痛了一日。

這次沒見到面，我後悔至今。等到幾年之後我去愛荷華，她已搬到洛杉磯。我寫信希望見她，她已不見我，回信：「相見不如懷念」，你應該瞭解我的意思。我更後悔那次沒去波士頓與她見面。

當然，她住洛杉磯我是找得到她的，因為她住的地方是莊信正幫她搬家的，她的房東對她很感興趣，她一直躲。我後來從愛荷華到洛杉磯就暫住莊信正家。我想了想，還是尊重她的決定，把要送她的花蓮大理石托莊信正轉交。

丘：與張愛玲的這一段「文學因緣」，還有什麼值得記憶的？

王：有一天談到小說，她說：「我們的小說都不去分段，都是長長的。我的短篇小說都比別人的短篇還長。」她講「我們的小說」，「我們」這兩個字讓我「受寵若驚」。那時候真年輕，回想起來，真有趣。

她還曾提到，從廣州坐火車經深圳到香港，民兵檢查她時，她很緊張，因為護照上用的是一個筆名。民兵問她：「你就是寫作的張愛玲？」她很緊張的答：「是」。那民兵就讓她出來了，沒有留難。

丘：與她的交往，你是否受了些影響？

王：我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響很強烈：

第一，是講國語。她說，你們福建人「ㄈ」音和「ㄏ」音好像分不清。從此以後，我再次遇到要發這兩個音時，會特別的小心，不希望錯誤。

第二，我以前說到「噱頭」兩個字，「噱」是讀「ㄐㄩ」。她說：噱頭，上海人是唸「ㄒㄩㄝ頭」。從此以後，遇到我沒唸過的字，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說出來。

第三，我們看山地人結婚喝酒，我說：「他們表情很憂鬱。」她聽不懂，我改用英文說「憂鬱」就是「Sad」。她說：你講話很文藝腔。自此，我講話，一定小心避免掉「文藝」的字眼。

丘：從這裡更可以感受到張愛玲的真實無飾，以及觀察事物、生活的敏銳。

王：前面這些說來拉拉雜雜，像流水帳，我真不喜歡。但是，還是讓你與我共用這段回憶。這些事想起來，真溫暖，可是寫出來，就覺得沒意思，尤其過了二十五年，大家年紀都大了。寫出來，更沒趣味。我是不能寫。

我覺得應該找批評家，寫有關她的小說藝術，這樣才有意思，對大家才有益處。

張愛玲是作家，不是明星，大家關心的是她的小說，不是她的起居注。

丘：禎和，談了一個下午，謝謝你，我在這個訪問中學到了很多的功課，也得到很多的啟發。這實在是一段美麗的回憶。我們沒見過張愛玲在臺灣其他的照片，大約只有一九六一年你們拍攝的這張。正如她的文章一樣，她在我們的印象中：永遠是遙遠的，美麗的，這種感覺真好。

王：後來沒見面是對的。讓我記憶中她永遠是那青春的一面。其實我應該寄張現在的照片給她，告訴她我也老了，請她也寄張現在的照片給我。不要，還是不要，還是留著以前的記憶吧。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關於她的每一件事，每個動作，說的話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包括她喜歡戴的大耳環……。

丘：我想張愛玲看到這篇訪問，感覺會很溫馨的，像一幅油畫，年代越久遠，裡面的線條、色彩，越清晰的浮現出來，帶回往日的美麗，停佇成永恆。

我看見禎和笑著、笑著，回到了大學二年級的秋天……。

＊作者為旅居荷蘭的作家、畫家，曾任聯合報副版版編輯、聯合文學總編輯。本文選自作者代表作《人情之美》（允晨文化）。


（《風傳媒》2015年8月25日）

說張愛玲集外文

說張愛玲集外文
陳子善

張愛玲長篇小說《小團圓》橫空出世後，有記者採訪筆者，談到今後張愛玲作品的發掘，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張愛玲中、後期作品和書信的整理，有待張愛玲遺囑執行人宋以朗先生的努力。這已由《異鄉記》、《易經》和《雷峰塔》英、中文版和《張愛玲私語錄》等書的先後出版得到有力的證明；二、張愛玲早期即一九四Ｏ至五Ｏ年代初的作品，應繼續在上海報刊尤其是小報上查找，甚至手稿的發現也不無可能。這也已由〈炎櫻衣譜〉、〈年畫風格的《太平春》〉等文的出土得到了證明。

而今，張愛玲的又一篇集外文〈寄讀者〉在湮沒六十六年之後重見天日了。這篇僅三百二十二字的短文由北京趙國忠、眉睫先生發現，原文連同他倆精彩的考證文字〈張愛玲集外文《寄讀者》與《誠報》〉已發表於《現代中文學刊》二Ｏ一二年第四期，原文並將收入《張愛玲全集》散文卷平裝本，筆者就相關問題再稍加發揮。

〈寄讀者〉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誠報》第二版，署名「張愛玲」。《誠報》是份八開四版的小報，創刊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停刊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幾乎貫穿整個國共內戰時期。此報注重文學創作和文壇掌故，在該報上發表過連載小說、「名家點將小說」的就有還珠樓主（李壽民）、孫了紅、秋翁（平襟亞）、蘇青、馮蘅（司明）、王小逸、捉刀人（王小逸）、田舍郎（陳亮）、張宛青、周鍊霞、範煙橋、丁芝、譚維翰、徐淦等位名家。最後兩位生前筆者均有過交往，可惜不知他們均是《誠報》作者，無從請益。

張愛玲與上海小報的關係，筆者已作過多次梳理，當始於淪陷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終於中共接管政權之初的一九五二年一月。沒有小報，也就沒有〈鬱金香〉、沒有〈十八春〉（〈半生緣〉）、沒有〈小艾〉…。已知張愛玲發表過作品的小報有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力報》、《海報》、《小報》、《小日報》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亦報》，現在又增加了《誠報》。雖然已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張愛玲發表作品已很不容易，雖然不滿五百字，是短制而不是長文，但創刊不久的《誠報》究竟有何能耐約到了張愛玲的文章，還是值得探究。

然而，查找的線索在哪裏呢？《誠報》當年的作者絕大部份都已作古，隱入歷史，那位寫了〈自從有了張愛玲〉、率先提出「張派」觀點的王蘭兒也下落不明。她是《誠報》「名家點將小說」〈當太太出去的時候〉的作者之一，也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至四月三十日《誠報》連載小說〈心上人〉。筆者由此想到了認識王蘭兒、已八十七歲高齡的報界前輩吳承惠先生，於是於八月七日上午撥通了吳先生的電話。

據吳承惠先生回憶，他一九四七年秋曾短暫地應「承包」《誠報》經濟版（即第四版）的友人之請，擔任該版的編輯。這是本職工作之外「撈外快」的兼差，他每天下班後從提籃橋趕到二馬路（九江路）西藏中路口的誠報社拼編經濟版，約一個小時就完工走人。當時誠報社辦公室裏放三張辦公桌，中間坐的是主編黃也白；右邊坐的正是編輯王蘭兒，王蘭兒不但是《誠報》作者，更是文藝編輯；吳先生則坐在左邊。吳承惠先生就這樣一度與《誠報》主編黃也白、編輯王蘭兒有同事之雅。不過，他並不知道他到誠報社幫忙之前，《誠報》發表過張愛玲的作品。這段回憶真是至關重要，解開了張愛玲為何會給《誠報》撰稿之謎。

黃也白非等閒之輩，他是漫畫家，也是有名的小報報人。上海淪陷時期他就主編過《力報》，向張愛玲約過稿。張愛玲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專門給黃也白寫過一封信，表示對小報「向來沒有一般人的偏見」，認為「只有中國有小報，只有小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同年十二月八日、九日，張愛玲又在《力報》連載〈羅蘭觀感〉一文，這也是張愛玲在小報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這封信和〈羅蘭觀感〉早已收入張愛玲的全集。綜合吳先生的回憶和已知的黃也白與張愛玲的文字交，作出如下的判斷應該是符合史實的：抗戰勝利以後，黃也白新編《誠報》，又向張愛玲約稿，張愛玲遂以〈寄讀者〉付之。

張愛玲當時或許也正需要借《誠報》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已整整一年沒有發表作品了。〈寄讀者〉雖短，卻清楚地向讀者交代了兩件事。

第一件，表明心跡。上海淪陷時期，張愛玲確實賣文為生，而且也確實由此紅遍淪陷區文壇，但正如〈寄讀者〉中所說的，她「從來沒有寫過違背良心的文章，沒拿過任何津貼，也沒出席過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她對讀者抱有信心，〈寄讀者〉開頭就說：「我總有這種信任的心──我覺得對於能夠了解的讀者是甚麼事都可以解釋得清楚的」，同時也承認「最近一年來似乎被攻擊得非常厲害，聽到許多很不堪的話，為甚麼我沒有加以更正，一直沉默到現在，這我在《傳奇》增訂本的序裏都說到過，不想再重複。」這篇序就是置於《傳奇》增訂本卷首的有名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二個多月後，《傳奇》增訂本問世。細心的讀者一定會驚訝地發現，〈寄讀者〉中的有些話與〈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相似乃至相同，有幾句等於重說了一遍，特別強調。這在張愛玲創作中是頗為少見的，由此可知張愛玲對這些「攻擊」的憤懣。

第二件，預告新書。《傳奇》增訂本即將出版，張愛玲為此在〈寄讀者〉中說：「這次《傳奇》增訂本新加進去八萬多字，內容與封面的更動都是費了一番心血在那裏籌劃着的」。與初版和再版的《傳奇》相比，《傳奇》增訂本增收〈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和〈桂花蒸　阿小悲秋〉五篇小說，〈中國的日夜〉一首詩，也即張愛玲所謂「新加進去八萬多字」。而新換上的晚清「時裝仕女」與「現代人」獨特組合的封面設計，〈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中也作了生動的說明，近年更成為中外研究者探究張愛玲小說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入口。

但是，令張愛玲意想不到的是，《傳奇》增訂本還未出書，「忽然發現市上有粗製濫造的盜印本」，以至她聲明：「我總得盡我的力量去維護自己的版權，但我最着急的一點，還是怕那些對我的作品感到關切的讀者，卻去買了那種印刷惡劣，舛誤百出，使我痛心的書」。這是張愛玲首次公開譴責盜印本。後來，她到了香港和美國，也在〈《張愛玲短篇小說集》自序〉、〈關於《笑聲淚痕》〉等文中一再對盜印本和冒名偽作予以揭露。

張愛玲作品的盜印本，一直被張愛玲研究者忽視，連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都長期把偽作《笑聲淚痕》歸入張愛玲作品而不察。其實，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自魯迅、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以降，他們的許多作品都被盜印過，張愛玲又豈能例外？有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證。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沈從文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第四十一期發表少若（吳小如）的書評《傳奇》，對張愛玲這部小說集給予精到評價，該文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張愛玲研究的重要收穫。但是查閱原刊，發現一個有趣的細節。文前有一行字交代所引用的版本：「傳奇　張愛玲著　上海雜誌社三十四年二月六版」，換言之，作者依據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上海雜誌社第六版《傳奇》。但所有已知史料均證明《傳奇》只有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初版本、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再版本以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作為定本的增訂本三個版本，何來這第六版？顯然，這是北方不法書商的盜印本。因此，張愛玲在〈寄讀者〉中所強烈批評的使她痛心疾首的盜印本，理應進入張愛玲作品版本研究者的視野。



（蘋果日報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九日）

人溺己溺翻譯事

人溺己溺翻譯事
劉紹銘

張愛玲的《色，戒》，有Julia Lovell的英譯：Lust, Caution。譯筆流暢，病在中文理解能力不足，每見失誤。有些失誤倒不是因為譯者看不懂原文，而是差了一點考證的工夫。Lovell把「霞飛路」譯為Hsia-Fei Road（拼音是Xiafei）。租界時代的上海，洋標幟很多。「霞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軍總司令Joseph-Jacques-Césaire JOFFRE（ 1852─1931）的音譯。《色，戒》的英譯，理應把「霞飛路」還原為Avenue Joffre。

霞飛路在英文翻譯作品中不能音譯，如同香港的「彌敦道」是Nathan Road，不是Midun Road的道理一樣。香港的淺水灣酒店在張愛玲傳奇《傾城之戀》扮演了月老的角色。對上了年紀的老香港說來，The Repulse Bay Hotel是一份殘存的浪漫記憶。淺水灣酒店因此不可以是Shallow Water Bay Hotel，更萬萬不可音譯為The Qianshuiwan。

陳一白在2011年1月9日《上海書評》寫的〈談談《老人與海》的三種譯本〉，立論中肯，極有見地。難得的是行家文筆平易近人，少以行話或「夾槓」（jargon）炫人。陳先生選的三個譯本依出版的時序是：余光中、張愛玲和吳勞。陳先生用了最大的篇幅討論余光中教授的譯文。據單德興《翻譯與脈絡》所引資料，余教授翻譯《老人與海》時，還在念大學，1952至1953年間在台灣的《大華晚報》連載刊出。陳一白引用的是2010年10月譯林出版社印行的簡體字本。余光中在此書的譯序上說新版本曾大加修正，改動的地方達一千處以上。

修訂本顯然還有不少疏漏之處。陳一白在第二頁就找出問題。老人沒有什麼朋友。偶然跟他聊聊天、照顧他一下的是個男孩。這一天孩子要請老頭喝啤酒：「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

余光中的譯文：「我請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過了，我們再把這些東西拿回去。」

小寫terrace是平台、陽台。T字大寫的terrace就成了名詞。陳一白說，書中用了大寫的「平台」，其實是La Terraza酒吧，今天已成觀光熱點，許多遊客都到那裏緬懷海明威。余光中在這地方看走了眼，引起了故事中一系列連鎖反應。試看以下這段譯文：

男孩把這些食品盛在一個雙層的金屬盒子裏，從平台上帶來。他袋裏裝了兩副刀叉和湯匙，每副都用紙做的餐巾包好。

「誰給你的？」

「馬丁老闆。」

如果男孩來自「平台」而不是酒吧，那裏來的食品和用餐巾包好的刀叉？陳一白認為特別突兀的，莫如「馬丁老闆」這一句。張愛玲和吳勞都把這句話譯為：「馬丁，那老闆。」這樣讀者就不會摸不着頭腦，知道馬丁就是露台酒吧的老闆。

把大寫的Terrace看成「小楷」，這種失誤，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犯錯。為了配合陳先生的文章，《上海書評》特意把《老人與海》中露台酒吧的原形照片印製出來。海明威當年如果讓孩子說請老人到La Terraza喝啤酒，一來這兩個字的第一字母是大寫，二來terraza是西班牙文，不管譯者怎麼不小心，也不會譯為「平台」。但海明威寫的是小說，不是旅遊指南，在處理人物的身份和地點的名稱上，沒有必要實事求是。

陳一白在余光中譯文找出的紕漏，我們只能選些有標示性的來討論。原文：「I'll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余譯：「我弄到了沙丁就回來。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來，明早就可以一同吃。」

陳先生說余光中顯然沒有斟酌上下文，才會把share解作「同吃」的。在這句子中，沙丁魚是用來作魚餌的。

Critic─文評家、劇評家、譯評家，他們的本份是說三道四，指點江山。這些專愛在人家炮製出來的食品中找碴子的人，究竟會不會下廚？廚藝如何？陳一白先生大概想到，自己說了余光中半天不是，如果不作些「示範」，實在說不過去。先看原文：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

對海明威文體有研究的讀者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用四個clauses構成的長句，非海明威本色。他破例寫了這個沒有標點的長句，一定別有用心。先看余光中的譯文：「他划過漁人所謂巨流的洋面，看到水裏『灣草』磷磷閃光；該處海牀陡降七百英尋，灣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渦，所以各種魚類都在此滙集。」

拿原文跟余譯比對，馬上察覺到的是句子的次序經過調整了。原文敍述一氣呵成，譯文用了一個「分號」（semi-colon）。用陳一白的話說：「於是這可由雙重原因狀語從句構成的複合句不再層次分明、環環相扣，而是變成兩個前後看不出有任何聯繫的分句。」

余光中把Gulf weed譯為「灣草」，其實應是「馬尾藻」，陸谷孫的《英漢大辭典》有載。Great well譯為「巨流」，其實是「大井」。海明威行文布局，處處顧慮周詳。陳一白這樣解讀說：「老人出海時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為當地久經風浪的漁夫，老人看到磷光，當然知道是馬尾藻發出來的，而馬尾藻的出現，則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許多魚，但他卻決意到遠海去抓大魚，這強化了全書的悲劇色彩。」

陳先生因此肯定地說，phosphorescence、Gulf weed、great well和all sorts of fish是四個關鍵詞，次序不容更改，否則會與書中的構建現實相悖。依陳先生看，海明威這個長句子有特定作用：通過文體的變化來強化作品中的某種氣氛或人物的情緒。海明威雖然沒有描寫老人的心情，「但這個複雜的、訊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陣急促的戰鼓，成功地傳達出大戰在即的緊張氛圍，真可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該讓陳先生給我們「示範」了。他的譯文是：「他看見磷光閃閃，那是水中的馬尾藻，此時他划到的這片海面，被漁夫稱為『大井』，因為這裏突然變得很深，有七百英尋，各種各樣的魚兒因為水流沖擊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渦而聚集在這裏。」果然，陳先生的譯文順應了四個關鍵詞的出現次序：磷光、馬尾藻、「大井」和各種魚兒。如果我們繼續對余光中的譯文挑眼，那麼可以說他把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譯為「洋面」有點怪異。Ocean通常譯為「海面」。但在我看來，最值得討論的是「所謂」的說法。我們細看原文，the fisherman是單數，因此這個「漁人」就是「老頭子」本人。「所謂」是so-called，表示對所稱存疑，或有保留。這片海面被老頭稱為「大井」，對他而言，這就是大井，沒有什麼所謂不所謂的。

陳一白先生的譯文，調配有度，堪稱範本。難得的是，他譯文保持了原文的syntactic sequence（句法組合的次序）：phosphorescene Gulf weed great well all sorts of fish。前面說過，海明威這個訊息密集、急如戰鼓的長句，是用四個clauses構成的，全句沒有一個標點。中文如要在格式上亦步亦趨，只有用「意識流」的句法。但這句子雖然結構複雜，內容卻不是老人的獨白或思緒。用意識流的文體翻譯，那就像俗語說的牛頭對馬嘴那樣不相稱了。因為中文和英文在結構上存在本體的差異，現代漢語沒有相同的表達形式，所以陳先生不得不用斷開的短句來傳遞原文長句子的訊息。張愛玲和吳勞的譯文，也無法突破這種語文結構的限制。

陳一白的長文重點討論的是余光中的譯本。張愛玲和吳勞的譯本，可能是為了篇幅關係，落墨不多。陳先生指出余光中對share沙丁魚的誤解後，這麼說：「余先生曾任台灣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達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詣，絕對沒有可能看不明白這層意思，他何以會這樣譯，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實這並不難解，譯者一時大意，沒有細看上下文來決定share在這context上的意義。

譯文的水準，與譯者的「江湖地位」並無關係。譯壇名宿Arthur Waley把「赤腳大仙」看成red-footed immortal，可能是匆匆取了「赤」字在辭典上的第一義。這種失誤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翻譯工作，沒有誰可以「君臨天下，這也是說誰都可能犯錯。本文以「人溺己溺翻譯事」標題，聽來有點不倫不類，但我是想到自己翻譯的幾本小說，行家若拿到手術枱上解剖，準會找到好些「大可商榷」的地方。「人溺己溺」不外是要跟大家share翻譯工作之風險，認識到自己的譯作，隨時有失手之可能。

說到翻譯的風險，陳先生給了我們一個現成的例子。《老人與海》的第一句：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陳先生說這句話，「以中文寫作在海內外文學愛好者中享有教母般聲望的張愛玲居然譯為：『他是一個老頭子，一個人划着一隻小船在墨西哥灣大海流打魚，而他已有八十四天沒有捕到一條魚。』」

陳先生認為這是一般初學翻譯新手的毛病：時刻不忘將不定冠詞譯出來。海明威惜字如金，對贅詞深痛惡絕。依陳先生的意思，此句中譯，大可把「一個」、「一隻」和「一條」刪掉，簡化為：「他是個老人，獨自划着小船，在灣流中捕魚，八十四天來，他沒打到魚。」陳先生的話有理，中文的習慣的確如是。我想張小姐若不是在看原文時把「一個」、「一隻」和「一條」盯得這麼緊，她不會寫出這麼囉嗦的中文。翻譯工作一不小心就自損其身，此是一例。這也就是上面所說的風險的一種。張小姐當年若不為稻粱謀而「下海」翻譯，就不會寫出這些半洋化的句子。不過話說回來，就目前老人的境況來說，我倒覺得如果說成「八十四天來，他沒打到一條魚」──加上「一條」，更能托出老漁人可憐的處境。這傢伙連一條魚都抓不到！真的，一條魚都抓不到。

（原刊二０一一年二月十九日《信報》）



《老人與海》中露台酒吧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