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與胡蘭成唐君毅羅孚的奇緣
陳文華
編者按：陳文華是台灣苗栗客家人。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受業於國學家徐復觀門下，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一九七零年留學日本，獲廣島大學碩士。一九七五年至二零零零年服務於紐約聯合國總部中文組。一九九六年出版《昆沙——金三角傳奇》（台北允晨出版社），二零一一年與Richard M. Gibson合著英文《秘密軍隊——蔣介石與金三角毒梟》（The Secret Army--Chiang Kai-shek and the Drug Warlord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徐復觀是港台文壇名人，在美國和香港都有人以他的學術思想為博士論文專題，大陸可能更多（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肖濱九十年代在中山大學的博士論文即以徐復觀為題：《傳統中國與自由理念——徐復觀思想研究》，一九九九年出版）。我忝為他在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學生，受他教益最多。我熟讀他的著作，曾悉心收輯他的逸聞軼事。我獲知一些秘聞，或為旁人所不知。
我一九七零年從台灣到日本留學，拿日本簽證是徐復觀幫的忙。說來這與胡蘭成有間接關係。
當年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員，捲入院裏派系鬥爭，亟思離開。但到哪裏去呢？正好，東京大學教授中村元應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洪耀勳之邀到台灣來訪問。我讀過他英文的《東方人的思維方法》，為他精通中、梵、藏、英、法文所折服，認為他是佛學大家。徐復觀曾將該書中的《中國人的思維方法》譯成中文出版，與洪也認識。由於洪的關係，徐與中村也成了朋友。那天大概是徐做東請中村吃飯，知我崇拜中村，把我也叫了去。席上人多，他們說日本話，我一竅不通；而且都是長輩，沒有我發言的餘地。不過，席後，我走到中村面前，說我想請教他一點私人問題，不知他甚麼時候有空，我到飯店看他。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我依約與他見面，說想要到東京大學跟他學佛學。他說，回日本後，就把入學許可寄來。果然不久，我就接到東京大學研究生的入學證。
我未學日文，當然無法通過台灣教育部舉辦的公費留日考試。自費者，若拿不出財產證明，則需提出日本生活費的保證人。我家是貧窮農家，哪有財產證明。正好，朋友王孝廉的丈人，認識一位來台灣做生意的日本人。王也想隨我到日本，結果由他丈人出面，請那位日本人開具我們兩人的經濟擔保書。台灣那時還很窮，日本領館最怕的是入境日本的留學生賴著不走，所以口試是一道難關，放不放你進去，全在領事一念之間。這時徐復觀的關係就起作用了。徐復觀寫了一封信給日本外交界的元老清水董三。台北領事是他的學生輩。所以我和王孝廉到日本領事館時，那位年輕的領事已知道我們來頭不小，連話都不問，立即就發給我們簽證。
我到了東京，先按址到日本東京杉並區荻窪一丁目十九番的清水家，感謝他的幫忙。他的中文不甚流利。過了不到半年，我接到他家寄來的訃聞。我那時因日本鬧學潮，東京大學為警察機動隊包圍，無法報名入學考試，非常懊惱和沮喪，也就沒有去參加他的喪禮。後來我才知道，徐復觀認識清水是胡蘭成介紹的。
胡蘭成曾在汪精衛政權任職，戰後被中華民國列為漢奸，他既不能到台灣，也不敢留在大陸，在華人世界聲名狼藉。他是精明人，知道共產黨對漢奸的懲治尤重於國民黨，比之周作人後來下場悲慘，可見他有先見之明。大陸淪陷（或解放），胡蘭成只有遁跡香港。但他是一個不甘寂寞之人。他的活動能力很強，曾求見鄭介民，沒有下文。他又寫信給陶希聖，想討個一官半職，或至少在台灣東山再起。陶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好不容易讓大家忘記他過去污點，豈會自揭瘡疤，為另一個漢奸擔待受過，遂斷然回絕。
徐復觀跨足於學術與政治之間，蔣介石遷台之初，徐拿了尚方寶劍，身懷鉅款，到香港去作統戰。他在香港辦了《民主評論》，讓香港反共文人有發表言論的園地。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蔣介石每月補助港幣三千元，長達四年，可能也是徐復觀拉的線。所以，北京一直到最近還盛傳徐復觀當年是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頭子。
徐復觀提倡新儒學，大力推崇熊十力。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三人都是熊的高足。牟宗三在台，徐往返台港之間，常住香港只有唐一人。要想接近蔣介石，進入權力內層，如陶希聖那樣鹹魚翻生。通過徐復觀其實是接近蔣介石的一條捷徑。要打進新儒家圈子，自命是熊十力弟子，那又是最簡單的招式了。胡蘭成和徐復觀相識以後，就告訴徐復觀說，他拜過熊十力的門，列名弟子。胡蘭成或許見過熊十力，時間在汪精衛倒台之後，那時他透過介紹，曾見了梁漱溟和馬一浮等大儒。
胡當年自稱是熊十力入門弟子的說法，卻打動了唐君毅。最近台灣出版了《天下事，猶未晚（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從中可見他們交誼之深。
胡認識了唐君毅之後，唐也介紹他與他的知交如錢穆和牟宗三等相見。錢、牟喜談華夷之辨，提倡民族大義，對劣跡昭著的漢奸胡蘭成想來是不屑一顧的。
但唐君毅對胡蘭成，則是一見如故。《唐君毅日記》曾記載：「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零）九月七日，胡蘭成來訪，其人頗有自得之言。九日，胡蘭成又來訪，談後覺其人天資甚高，於人生文化皆有體驗。十一日，閱胡蘭成所著書二時，夜赴其處談。十二日下午應胡蘭成約至半島酒店談。十三日，閱胡所著書（指他的《中國之前身現身》）四時。十四日，閱胡所著書完，夜約其來談並晚飯。十七日，下午胡蘭成來談，彼見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剛一平易。十九日，上午送胡蘭成行。」十二天之內，見了七次，又請吃飯，又讀他書，又認為與牟宗三平起平坐。他們兩人的友誼持續幾十年。胡蘭成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是他唯一始終交往的中國朋友。從一九五零年開始，至一九七四年底，他們的通信達一百多封，往來十分密切。
以唐君毅的自負，何以會看重聲名狼藉的胡蘭成呢？胡談禪說易，又套上宇宙生成論，似是實非，但他開口閉口中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文明，「如今是西洋人的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了，世界惟有我們中國人來領導才又開創得新時代」；「中國的歷史是世界文明的正統史。文明只是這一個，惟獨東洋有。西洋的是無明。世界的將來在於中國的將來」；新儒氣味很濃。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胡給唐君毅的信說得簡明扼要：「弟之持說，以東洋的是文明，西洋的則是無明，文明與無明之分，始於格物。」此前胡蘭成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給唐的信，已隱含唐對胡的疼惜：「弟嘗自覺有一極高之人生境界，欲仙欲死，如生如死，悲喜交集，雖師友中亦殊少知之者，故頗知自惜，當不辜負兄之諄諄，必不致逐時迂物而流失也。」
徐復觀敬重唐君毅，唐重視胡，徐相信唐的判斷，於是徐一時似乎也受了蒙蔽。不過，後來徐復觀把胡看穿，發現胡的學問完全是「打胡說」。傳記作家兼文史研究者秦賢次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出版的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第五八五期）撰寫《謊言與真相——胡蘭成生平考釋》長文中說：「儘管胡蘭成政論文章寫得好，但在汪偽政府高官中，胡蘭成無疑係學歷最低的，這一點可說是他的心底之痛。在自卑感變成誇大狂時，胡蘭成往往自抬身價，常吹牛他係燕京大學出身，有時也吹牛係北京大學出身。」
秦賢次又說：「胡蘭成真是說謊成性，且終生未改。……胡蘭成記憶力很好，但又善於謊言，常將一些國家大事一言兩語即往自己身上攬……」秦氏透露，胡蘭成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吳雷川辦公室服務時，曾加入共產黨。
明治前的日本思想有三個源頭，一是儒家，二是佛教，三是神道。前二者都來自中國，最後一個為中國文化傳入之前的土著信仰，薩滿教之流亞。知識分子人人熟讀漢書，也就是儒家經典和中國史籍。談論政治，只有儒家理論，可為依傍。
一八四二年中國鴉片戰敗餘震，波及日本，上自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下至各蕃武士，都不解何以天朝上國會為夷人小邦擊敗。接著一八五三年美國黑船叩關，德川束手無策，激起知識分子追求「蘭學」（蘭指只限住長崎的荷蘭商人），也就是西洋知識。
日本學西學，只學到「船堅砲利」，一直到二戰戰敗，西學思想部分尚未納入主流，國體仍是儒學。舉例言之，明治維新似乎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例子，但從名稱看，明治是取自中國《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維新是來自《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明治精神的兩個支柱，「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就是以陽明學和朱子學為本。
儒家主張華夷之辨、大義名分。日本自居「中朝」或「中華」。依照華夷秩序，天子治國，以德服人，同化四夷，最後是平（定）天下。中國儒家當然把中國的統治者當世界中心。明治儒家則把居世界中心換成日本，因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尤勝於中國。明治儒者認為，中國近代衰敗，正是由於紊亂了周（公）孔（子）之華夷秩序所致。
孫中山革命得日本黑龍（江）會志士援助，黑龍會頭目如頭山滿、內田良平和宮崎滔天都是明治儒者，他們為對抗俄國東進亞洲，協助孫中山建立親日政權。後來的亞細亞協會、興亞會都是黑龍會之流。明治的擴張主義者提倡大東亞主義，由日本當霸主，亞洲共同發展對抗西洋，即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
孫中山主張的「大東亞主義」，恐怕不是他的發明，而是抄襲他那些黑龍會贊助者的觀念。至於內容由誰領導東亞對抗西洋，則略而不提。不過，他對內提倡《禮運大同篇》，大同者，大同於中華天子之下也，顯係以我中華為主。他因不好說破日人企圖，採取類似現在台灣流行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一個亞洲霸主，各自表述」立場，方便接受日人援助。後來，大概嫌日本人不夠大方，棄之如敝履，轉而求助於日本宿敵蘇聯，由第三國際出錢、武器、顧問（鮑羅庭），協助在黃埔訓練中國紅軍。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北伐，打到上海，與留美派和資本家結合，翻臉不認恩主，大肆殺戮孫中山與蘇聯約定容納的共產黨員。第三國際被出賣後，轉而扶持殺剩的共產黨員，建立了親蘇政權，終將蔣介石趕到台灣。
胡蘭成《遂志賦》有一段話：「倘使今時沒有我來闡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與禮樂之學，恐將再過五百年乃至千年尚無人來做這個。孔子之後有孟子，此後二千年來無人能及，而惟國父孫先生提出知難行易說，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與他的革命。孫先生死後於今五十餘年，文化界人還沒有能力去懂得。」表面上，他似乎認同孫中山在親蘇以前故意模糊「大東亞」「誰主浮沉」的問題，但從他過去的行徑看，他真正崇信的恐怕還是日本版儒學。
胡蘭成開始談哲學是玩弄幾個大名詞。他早年可能是生吞活剝了一些理學的觀念。到日本後，通過池田等人，受到日本儒學影響，所以他對孫中山之認同日儒大東亞主義於心有戚戚焉。
胡蘭成不只拍女人馬屁，也擅拍男人馬屁。他偷渡到日本，給唐君毅第一封信，捧唐夫婦：「我第二次去看唐先生的時候（即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唐太太捧紅荳湯出來，我不怎麼注意，只當是個平常的女子，想這女子嫁了唐先生，真是她的福氣。隨後多注意注意，又覺唐先生娶了這樣一個好女士，真是唐先生的福氣了。我有一種習慣，也能以男子的眼光去看好的女子，也能以女子的眼睛去看好的男子。」對唐太太，帶有輕微的性暗示，怪不得後來唐太太一直心甘情願幫胡蘭成抄寫留在唐君毅處的《中國之前身現身》（後來之《山河歲月》）分批寄去日本。至於對唐本人的吹捧，更是引不勝引了。
徐復觀認識胡蘭成之後，雖然沒有幫胡蘭成進入台灣，卻促成他安居日本。胡蘭成偷渡赴日，但他非日本公民，在日居留需要有一本正式護照。我在日本居住多年，深知日本出入國管理局（移民局）辦事一板一眼，一切依法，毫不徇私。胡蘭成沒有香港身分證，因是通緝犯，無法領取聯合國無國籍證明。他拿的中華民國護照就是徐復觀幫忙弄來的。
胡蘭成一九五零年一到東京，就住入曾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清水董三家，一住半個月。後來台灣張群代表蔣介石去見日本天皇，翻譯為清水董三。清水幫胡蘭成在《每日新聞》發表了幾篇文章。胡給唐君毅的信說：「清水先生今年五十六……。清水夫人……大方文靜，平常少穿和服，望似三十許人。」他似乎連對清水老婆也動了念頭。胡蘭成後來搬到池田篤紀家長住。池田原是特務，在中國時是胡蘭成的秘書，戰後回日，任清水市工商會理事長，當時與胡蘭成可說是主客易位。
胡蘭成先當汪精衛政府的法制局長，漢奸排名榜中列名第五，後離開汪，直接為日本軍閥效力，當日人在漢口所辦《大楚報》社長，暗地裏不知出賣了中國人多少利益。他在日本終其生，都是在二戰時駐華日本官吏的庇蔭下討生活。
胡蘭成除了能言善道､舞文弄墨之外，別無一技之長。但因不通日語、日文，活動範圍十分有限，吃住靠人豢養，寄人籬下，仰人鼻息，日子未必好過。赴日第二年，求見訪日的何應欽，想必也為赴台脫困鋪路。
他在池田家白吃白喝一年之後，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遷至東京市內澀谷區代代木上原町一二三八號租了藤井家的房子。他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從東京寫信，由唐君毅轉給依然在溫州朋友夏承燾信上說：「中秋到日本，過文字生活，每月寫六千字，可維持一家三四口，有時亦去大學作學術演講。」
夏是學問行家，對胡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在日記中首先懷疑胡蘭成在日本：「不知所寫是何種學術也？」我住日本多年，深悉在日靠寫作維生，並不容易，何況他默默無名，內容既不通俗，又需翻譯，偶爾賣出一兩篇，已算幸運，以此維生，是自己臉上貼金，掩飾受人豢養之窘態。
他在池田家一定是無法繼續住去了，但搬家要錢，此後，每日生活，所費不貲。這時天外飛來救星——徐復觀，他才得以搬去藤井家。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致唐君毅信：「徐佛觀兄（徐復觀字佛觀）最近將一人來日，我已為他找得房子，很上等的，連食住每月四十美元。」二月十八日信：「尚有日共亦必欲對弟為仇，其機關報上惡意暴露弟住清水市池田家，故擬燈節後佛觀兄來日，弟亦遷地與之同居，房子已定租得極寬宏，高雅便利，搬入後再奉告也。」
四月十五日信：「昨晨徐復觀兄忽從天外飛來，當時又要自己和他說話，又要陪他去看朋友，又要給他看你的《人生之智慧》（按：應為《人生之體驗》），這一天忙得竟如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鏞。今天吃過早飯，佛觀兄在房裏寫信，我坐在階沿寫信。《人生之智慧》是昨晚燈下給他看的，我非常讚歎，說君毅先生真好，學問果然好，他的人更第一。佛觀兄聽了很得意，因為他的朋友被人這樣讚歎，而我見他因你而這樣得意，我也得意了。」
房租四十美元自然是徐復觀付的錢。他那時為香港《華僑日報》每月寫兩篇文章，領三千港幣稿費。聽說他要到日本，《華僑日報》又另外付他數千美元的特派員費用。
《華僑日報》為什麼那麼厚待徐復觀？抗戰結束前，有人向蔣介石告發香港的《華僑日報》是漢奸報，那時徐復觀正受蔣介石重用，命徐調查，徐查出是誣告。《華僑日報》乃得以在國民黨控制地區出售。《華僑日報》總經理岑維休及其子岑才生為報答徐復觀，以特高稿費請他定期寫評論，一直持續到徐復觀去世。初期似乎是徐復觀佔了便宜，後來徐復觀文名大著，卻是《華僑日報》沾了徐復觀的光，而為港台知識界重視。
徐復觀是身懷巨款到日本的，回台灣後，依然靠教授薪水，過省吃儉穿的日子。他一定把所帶的所有錢在日本花得精光，或許還貼了一些老本，也說不定。
徐復觀與胡蘭成鬧翻的原因，我猜想起因可能是錢。胡蘭成在日本一文不名，不思自立之道。突然天外來了徐復觀，他即使不故意去騙徐復觀的錢，光是他日常生活開銷，一定所費不貲。徐復觀自奉甚儉，但對朋友花錢卻很大方。胡蘭成是花花公子，玩的花樣不少，一定帶他到處吃喝玩樂。事後，徐復觀一定覺得後悔。而且，他也一定看出，胡蘭成堂堂男子漢，竟然靠日本人豢養度日，由此對他的人格發生懷疑。
我大學時，常到大學圖書館看雜誌，那時在《自由談》雜誌，讀到胡蘭成的文章，覺得他文章清順。我偶然提起胡蘭成。徐復觀一聽，心裏就來氣，說那是漢奸，漢奸是出賣自己靈魂的人，哪能寫甚麼好文章。我對照年代，那時他剛從日本回來不久。可見他在日本時一定吃了胡蘭成的大虧，所以餘怒未息。
胡蘭成後來在日本由池田出錢出版了《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郵寄給了徐復觀和牟宗三，兩人都沒有回信。胡蘭成又叫唐君毅從香港再寄出給他們。胡蘭成以為被國民黨查禁，我看未必然。牟從來看不起漢奸，徐復觀這方面態度比較緩和，他對胡蘭成花他錢事一定還耿耿於懷，所以不想再理他。
不過，胡蘭成與徐復觀同住期間，胡蘭成介紹徐認識清水董三和安岡正篤。這兩人後來與徐復觀也成了朋友。
胡蘭成一九五零年一月十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提及安岡正篤：「十一時吃過點心，兩人坐車去郊外看中山優先生（日本的儒者），黃葉疏離，柴門不關，我和清水先生先在籬外看了一回溪水麥田，才信步進去，主人已先約了陪客，安岡正篤在等候了。安岡先生是戰前與戰時日本內閣的顧問，有名的學者，與梁漱溟先生很要好的（他們兩人都是被麥克阿瑟整肅的，因為他們都曾參加戰時日本政府）。我們坐下吃了園裏新採的柿與橘，主客四人又搭電車兩站到一市鎮幕府時代的一酒家飲酒，談天下大事，從午後三時飲到晚上六時，侍女出卷請題，中山優先生題了『落魄江湖載酒行』，讓至我，我題了四個橫寫大字『有鳳來儀』。清水先生畫了四人郊行圖，安岡先生醉了，即累寫了二首詩：『胡先生，胡不醉？明治當年繁燈夜，昔人英雄今人美。毛隨史分四海離，海田三變道終奇，區區霸業非不能，為有王道不屑耳。西來狂霾東旭日，且留斯須論新詩。』弟亦已醉，隨清水先生歸來即寢。今晨晏起，翻閱安岡正篤著的『東洋政治哲學』，以中國經學為依歸，雖不能讀，大旨明白，覺甚可喜。」
這安岡是何許人也？他不是單純的陽明學者。他是實際參與侵略中國的理論家。他曾與近衛文麿等人創立「國維會」，國維會成員吉田茂（與後來當首相的吉田茂同名同姓）和廣田弘毅都入了閣。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是大東亞省顧問，參與設計大東亞共榮圈的外交政策。日本天皇的無條件投降詔書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戰後，他財產為麥克阿瑟沒收，但仍然在日本政界和商界活躍，提倡帝王學和宰相學。他是昭和時代的最大幕後操縱者。
徐復觀走了之後不久，胡蘭成就勾引上一位叫一枝的日本有夫之婦。他那年大約四十五歲，除了為解決性問題外，另一個原因是徐走後，他付不起房租。
一九五一年七月底胡蘭成搬到一枝家同住，一枝是招贅男人入籍，典型的「妻管嚴」。所以一枝與胡同床共枕兩年，丈夫不敢出聲。一九五四年三月胡與同為汪精衛效力的黑社會頭子吳四寶的寡婦佘愛珍重續舊緣，才離開一枝。胡蘭成最有名的作品是《今生今世》。當初大家讀他這本書是因張愛玲而想窺伺張的男女關係。胡把自己如何勾引張的故事寫得繪聲繪影，之後他又續寫了他玩弄其他七個女人的故事。
我因為進不成東京大學，走投無路，王孝廉已進了廣島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叫我也到那裏去。我於是進了廣島大學東洋史研究所，修東南亞史。廣島大學有中文教師楊啟樵，夫婦都畢業於香港新亞書院，丈夫是唐君毅的學生，太太是徐復觀的學生。這樣我們成了朋友。楊啟樵告訴我，他在東京見過胡蘭成。胡蘭成致唐君毅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信說：「得楊啟樵君信，知琴已攜至京都，等便時可送至舍下。」他們見面應在上述日期稍後。楊告訴我，胡蘭成住在黑漆麻乎的小酒吧間裏，並以酒吧為客室，晚景頗為淒涼。這個酒吧就是佘愛珍和女兒一起經營的。
他多年鑽營，拉攏台灣各方關係，促成一九六二年《蔣介石秘錄》在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他於一九七四年五月被張其昀在台北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聘為教授，不久被張其昀封為哲士，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別苗頭。
那時，徐復觀已經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他回台北。我們在台北車站前青年會聚會，在座有胡秋原等人。胡秋原已決定批評胡蘭成。徐復觀大為贊成，說胡蘭成不只人品不好，學問也是胡說八道。
徐復觀早年跟熊十力學玄學，晚年可能看出玄學之弊。所以，他少談哲學或理學，全力寫歷史，主要是揭發中國一步一步走向君主極權的經過。事實上，儒家主張由天子治國平天下，天子非民選，由天命之，與他崇信的民主主義背道而馳。他因牟宗三和唐君毅都是他的好友，他即使心裏不贊成他們，口頭筆下都不批評他們。
胡秋原在眾人起鬨下，在他自己辦的《中華雜誌》發表《漢奸胡蘭成速回日本去！》響應者眾，在台灣文壇掀起軒然大波。胡蘭成被迫停課，回日後又再次赴台，繼續受台灣文化界圍剿，遷居到小說家朱西寧隔壁，與朱西寧的三位千金結緣，她們因此為胡生前死後樹碑立傳。
我從廣島大學碩士班畢業，正好碰上聯合國招考翻譯，舊金山朋友幫我拿了報名表。我到東京應試，考試通過後，一九七五年我就到紐約就職。半年後，我調職非洲肯尼亞。
在聯合國工作有回籍假。我喪失了台灣護照，不能回台，所以一九七九年，我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經埃塞俄比亞的亞的斯亞貝巴到北京。然後把妻小送回日本。我從北京，坐硬席經上海、杭州、廣州，一路慢行到香港。
找到了美孚新村徐復觀家。多年未見。他看到了一個大陸工人模樣的大漢，風塵僕僕，背大背包，走入家門，笑說怎麼來了個洪七公（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丐幫長老）。我睡在他家書房行軍床，他高興的從早到晚跟我說個不停。我走後，他就病了。他這一病卻誤了一件大事。
我在徐復觀家時，他告訴我，他已接到鄧小平邀請，並提議由我陪他去北京一趟。我最近讀了羅孚兒子羅海雷新出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才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據徐復觀自己分析，得到鄧小平的青睞，是因他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在《華僑日報》發表一篇《終於要打這一仗》文章，為鄧小平辯護。鄧倉促決定打越南，卻沒有打贏，飽受到黨內批評。他拿出那篇文章給我看，我讀到他文章中的一句：「數十年來，我敢與毛澤東等為敵，卻決不敢與自己的國家民族為敵。」鄧也反毛，他宣示是大中國主義者，等於向鄧小平輸誠，可能就是這句話打動鄧小平的心坎。
事實上，前因後果並非完全如他和我所想。徐復觀與蔣介石的親密關係、他在香港的活動以及他在《華僑日報》的常年反共文章，一直是中共統戰者長期緊密監視的對象。監視結果，對他作了兩個結論：他是國民黨中最了解中共的人；他又是國民黨在香港情報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前一點可能是對的，後一點顯然是錯了。但正是從徐復觀是國民黨駐港最高情報負責人這個結論出發，中共對他發動了精心設計的統戰。
中共一直把解放台灣當作未完成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毛澤東當權時期，用嚇唬的硬辦法，蔣介石有美國保護，當然不能奏效。到華國鋒當政，鄧小平出山，他改用溫情的軟辦法。中共知道時不我與，台灣經濟不斷發達，差距越來越大，若外省人全部年老死光，台灣與大陸的親情聯繫就完全斷線。
鄧小平首先動用原來協助蔣經國辦贛南幹訓班的「師爺」、曾寫《蔣經國傳》的香港偏左文人曹聚仁傳話。結果蔣經國斷然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拒絕。國民黨失意官僚願意當中共走狗的比比皆是，但是鄧小平看不上這些人，認為讓他們傳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只不能上達蔣經國，反而引起蔣經國反感。
鄧小平根據香港情報所下結論，誤以為徐復觀仍然可以上達天聽。他不知道徐復觀當初離開蔣介石就是因為蔣經國，而且蔣經國所用與蔣介石是完全不同的一批人馬。
徐復觀與蔣介石有一段蜜月時期。據徐文《末光碎影》說，在國共合作抗戰期間，徐復觀以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派駐延安，歷時半年。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辭世，延安召開追悼大會，由吳玉章主持。吳玉章並不報告林森的生平，而是粗言穢語，對蔣介石加以詆毀，他一時氣起，要求登台發言，結果被「今天沒有安排徐參謀發言的節目」為由，加以拒絕。他要退席，門衛不予放行，他說：「要便是扣留，要便是讓我離開。」後來又以絕食來抗議。結果是，第二天周恩來寫來長信道歉，葉劍英親來招待所安慰。當時徐復觀已看出國民黨的弱點和敗象，癥結是在民主和農民上面，他認為中共志在奪取全面政權，而且其勢難擋。
他這篇文章故意漏去了一段。事實上，他從延安回重慶，依例寫了一篇報告，叙述延安情況。蔣介石讀了大為欣賞，加圈加點，把他調到侍從室，並授予少將軍銜。他這篇名文已經出土（見李淑珍博士論文：徐復觀與台灣的新儒家（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流亡世代文化史（英文）），文中，攻擊共產黨的話不多，而是以「己不如人」的角度說了不少共產黨的長處、優點，如「萬萬不可輕視延安的政治、軍事及民眾工作」。其中「如何對付共產黨」一節，主張國民黨應學習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風運動，特別強調整頓組織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徐復觀讚揚延安說：「彷彿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令人敬佩」。他那時大概不知道延安整風冤枉了許多人，農民運動枉殺了許多不聽話的地主。
他最受寵信時期是在陳布雷宣傳小組當主任秘書。一九四六年底起，蔣介石有一個官邸會議，宣傳小組則為官邸會議做準備，參加會議的人均為組織機構和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包括陳立夫（組織部長）、董顯光（行政院新聞局長）、鄧文儀（國防部政工局局長）、李唯果（中宣部部長）、黃少谷（後任中宣部長）、張道藩（文化委員會主委）、陶希聖（中宣部副部長）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這個小組持續一年多。
大陸撤退前夕，蔣介石終於理解徐復觀所言不虛，國民黨非改造不可，依照徐復觀建議，成立改造委員會。但名單一發表，十六名委員沒有他不說，蔣經國赫然在內，這時他才大徹大悟，蔣介石志不在真正改造國民黨，而是改造國民黨，使兒子順利接班。徐相信民主主義，他對蔣介石不實行民主已經不滿。現在要他再去向搞特務出身的蔣經國效忠，他丟不起這個臉。於是急流勇退，向蔣介石要了一筆錢，到香港辦《民主評論》，為自己脫離官場和進入學術界鋪路。
蔣介石知道他的心意，給錢給得很大方。他在港賣力為蔣介石拉攏文化人。這就是中共在港統戰部門認定他是國民黨在港特務頭子的來由。
徐復觀熟讀中國歷史，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很早就為自己的學術生涯鋪路。他在還受蔣介石寵信時，就向蔣介石要了一筆大錢，辦《學原》，聲言為他拉攏知識分子。他雖能文，卻沒有高學歷。他付高稿費，拉攏了一批學者，也為自己打入學術界鋪路。這是後來《民主評論》的先聲。
《民主評論》不賺錢，再多的錢也會賠光。蔣介石給的錢花光，蔣介石令台灣教育部補助，那時教育部長是張其昀。徐每次到教育部向張其昀要錢時，張其昀都給他排頭吃。《民主評論》的言論，逐漸自由化，越辦下去，離開國民黨越遠，國民黨內甚至有人攻擊這本雜誌是「拿國民黨的錢來罵國民黨」，直到國民黨再也不給錢了，一九六六年九月，「油枯燈盡」，關門大吉。
他在東海大學教書的時候，蔣經國是台灣特務頭子，認為他反國民黨，檢查他的來往書信。不過，他在國民黨內還有朋友，他的最好朋友是唐縱。幾次有人向蔣介石進讒，唐都為他緩頰。一九七五年，唐退休，掛個無權的國策顧問，事實上在蔣經國全面掌權後，唐即使有心幫他，也無能為力。中共統戰，以為可以通過徐復觀說動國民黨最高層，可說是完全打錯算盤。
中共統戰徐復觀的第一步是讓平時與徐復觀有來往的中間偏左文人曹聚仁介紹徐與羅孚認識。羅孚是統戰高手，對徐復觀執弟子禮，十分恭敬。徐復觀明知是來統戰，也不免為他的誠意感動。徐復觀有兩道死穴，越老越明顯，那就是他是大中國主義者，而且他想家，懷念他成長的農村。中共不管內部如何糟糕，從外面看，是越來越強大。羅孚對他不但不諱言中共的缺點，反而對徐復觀批評中共的文章稱讚不止。
章士釗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版《柳文指要》，立即託羅孚送一本給徐復觀指教。以後是一九八零年五月，廖承志從美國經香港回國，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陪同會見了徐復觀，約談兩小時，廖承志虛心求教，徐復觀說：「你們有幾千萬黨員，是不是太多了一點。」
這些待遇都給徐復觀心理極大滿足。他告訴我鄧小平親自邀請他到北京見面談話。我見他心意已決，沒有作聲。他還說，他不願明目張膽得罪國民黨當局，從香港經羅湖入境。中共那時已有飛機通日本，他可以跟台灣交代說他到日本去看他的一位學生（即我），住若干時，再回香港，要中共不發表他到北京的新聞。北京對他的條件全部答應，並表示只要他到了東京，一切費用由中方負擔。他又說，「祖國還窮」（原話如此），他一切費用自付，中共也都一一答應。
我聽後，心裏不免替他惋惜，他反共一輩子，最後關頭，明知是統戰，還願意上其圈套。他是我老師，我也沒有多言。不過，他與羅孚談判牽涉到我的部分令我十分不解，因我那時已在聯合國工作，台灣視我為叛徒，他以赴日看我向台灣報備，難道台灣就會原諒他嗎？後來，我想通了這道理。香港布滿台灣情報網，徐復觀與羅孚來往密切，早已上報台灣最高情報單位，他去北京，無論怎麼轉彎抹角，哪能瞞得過台灣特務？他不直接從香港進去，繞道東京是給蔣經國一個面子。
天可憐見，我走後，他竟因吃我走後剩下的西瓜，拉肚子，併發他症，而長期住院，終於打消去意。最後也許是他大兒子徐武軍決定離開香港，赴台到台灣水泥公司就職，不願因自己一時的意決，給徐武軍帶來麻煩。
我痛惜他因我而卧病，卻慶幸他保住了晚節，沒有像許多蔣介石舊部那樣，中共還沒來統戰，就先以自己的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
（亞洲周刊二Ｏ一二年二月五日第廿六卷第五期）
陳文華
編者按：陳文華是台灣苗栗客家人。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受業於國學家徐復觀門下，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一九七零年留學日本，獲廣島大學碩士。一九七五年至二零零零年服務於紐約聯合國總部中文組。一九九六年出版《昆沙——金三角傳奇》（台北允晨出版社），二零一一年與Richard M. Gibson合著英文《秘密軍隊——蔣介石與金三角毒梟》（The Secret Army--Chiang Kai-shek and the Drug Warlord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徐復觀是港台文壇名人，在美國和香港都有人以他的學術思想為博士論文專題，大陸可能更多（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肖濱九十年代在中山大學的博士論文即以徐復觀為題：《傳統中國與自由理念——徐復觀思想研究》，一九九九年出版）。我忝為他在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學生，受他教益最多。我熟讀他的著作，曾悉心收輯他的逸聞軼事。我獲知一些秘聞，或為旁人所不知。
我一九七零年從台灣到日本留學，拿日本簽證是徐復觀幫的忙。說來這與胡蘭成有間接關係。
當年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員，捲入院裏派系鬥爭，亟思離開。但到哪裏去呢？正好，東京大學教授中村元應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洪耀勳之邀到台灣來訪問。我讀過他英文的《東方人的思維方法》，為他精通中、梵、藏、英、法文所折服，認為他是佛學大家。徐復觀曾將該書中的《中國人的思維方法》譯成中文出版，與洪也認識。由於洪的關係，徐與中村也成了朋友。那天大概是徐做東請中村吃飯，知我崇拜中村，把我也叫了去。席上人多，他們說日本話，我一竅不通；而且都是長輩，沒有我發言的餘地。不過，席後，我走到中村面前，說我想請教他一點私人問題，不知他甚麼時候有空，我到飯店看他。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我依約與他見面，說想要到東京大學跟他學佛學。他說，回日本後，就把入學許可寄來。果然不久，我就接到東京大學研究生的入學證。
我未學日文，當然無法通過台灣教育部舉辦的公費留日考試。自費者，若拿不出財產證明，則需提出日本生活費的保證人。我家是貧窮農家，哪有財產證明。正好，朋友王孝廉的丈人，認識一位來台灣做生意的日本人。王也想隨我到日本，結果由他丈人出面，請那位日本人開具我們兩人的經濟擔保書。台灣那時還很窮，日本領館最怕的是入境日本的留學生賴著不走，所以口試是一道難關，放不放你進去，全在領事一念之間。這時徐復觀的關係就起作用了。徐復觀寫了一封信給日本外交界的元老清水董三。台北領事是他的學生輩。所以我和王孝廉到日本領事館時，那位年輕的領事已知道我們來頭不小，連話都不問，立即就發給我們簽證。
我到了東京，先按址到日本東京杉並區荻窪一丁目十九番的清水家，感謝他的幫忙。他的中文不甚流利。過了不到半年，我接到他家寄來的訃聞。我那時因日本鬧學潮，東京大學為警察機動隊包圍，無法報名入學考試，非常懊惱和沮喪，也就沒有去參加他的喪禮。後來我才知道，徐復觀認識清水是胡蘭成介紹的。
胡蘭成曾在汪精衛政權任職，戰後被中華民國列為漢奸，他既不能到台灣，也不敢留在大陸，在華人世界聲名狼藉。他是精明人，知道共產黨對漢奸的懲治尤重於國民黨，比之周作人後來下場悲慘，可見他有先見之明。大陸淪陷（或解放），胡蘭成只有遁跡香港。但他是一個不甘寂寞之人。他的活動能力很強，曾求見鄭介民，沒有下文。他又寫信給陶希聖，想討個一官半職，或至少在台灣東山再起。陶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好不容易讓大家忘記他過去污點，豈會自揭瘡疤，為另一個漢奸擔待受過，遂斷然回絕。
徐復觀跨足於學術與政治之間，蔣介石遷台之初，徐拿了尚方寶劍，身懷鉅款，到香港去作統戰。他在香港辦了《民主評論》，讓香港反共文人有發表言論的園地。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蔣介石每月補助港幣三千元，長達四年，可能也是徐復觀拉的線。所以，北京一直到最近還盛傳徐復觀當年是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頭子。
徐復觀提倡新儒學，大力推崇熊十力。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三人都是熊的高足。牟宗三在台，徐往返台港之間，常住香港只有唐一人。要想接近蔣介石，進入權力內層，如陶希聖那樣鹹魚翻生。通過徐復觀其實是接近蔣介石的一條捷徑。要打進新儒家圈子，自命是熊十力弟子，那又是最簡單的招式了。胡蘭成和徐復觀相識以後，就告訴徐復觀說，他拜過熊十力的門，列名弟子。胡蘭成或許見過熊十力，時間在汪精衛倒台之後，那時他透過介紹，曾見了梁漱溟和馬一浮等大儒。
胡當年自稱是熊十力入門弟子的說法，卻打動了唐君毅。最近台灣出版了《天下事，猶未晚（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從中可見他們交誼之深。
胡認識了唐君毅之後，唐也介紹他與他的知交如錢穆和牟宗三等相見。錢、牟喜談華夷之辨，提倡民族大義，對劣跡昭著的漢奸胡蘭成想來是不屑一顧的。
但唐君毅對胡蘭成，則是一見如故。《唐君毅日記》曾記載：「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零）九月七日，胡蘭成來訪，其人頗有自得之言。九日，胡蘭成又來訪，談後覺其人天資甚高，於人生文化皆有體驗。十一日，閱胡蘭成所著書二時，夜赴其處談。十二日下午應胡蘭成約至半島酒店談。十三日，閱胡所著書（指他的《中國之前身現身》）四時。十四日，閱胡所著書完，夜約其來談並晚飯。十七日，下午胡蘭成來談，彼見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剛一平易。十九日，上午送胡蘭成行。」十二天之內，見了七次，又請吃飯，又讀他書，又認為與牟宗三平起平坐。他們兩人的友誼持續幾十年。胡蘭成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是他唯一始終交往的中國朋友。從一九五零年開始，至一九七四年底，他們的通信達一百多封，往來十分密切。
以唐君毅的自負，何以會看重聲名狼藉的胡蘭成呢？胡談禪說易，又套上宇宙生成論，似是實非，但他開口閉口中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文明，「如今是西洋人的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了，世界惟有我們中國人來領導才又開創得新時代」；「中國的歷史是世界文明的正統史。文明只是這一個，惟獨東洋有。西洋的是無明。世界的將來在於中國的將來」；新儒氣味很濃。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胡給唐君毅的信說得簡明扼要：「弟之持說，以東洋的是文明，西洋的則是無明，文明與無明之分，始於格物。」此前胡蘭成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給唐的信，已隱含唐對胡的疼惜：「弟嘗自覺有一極高之人生境界，欲仙欲死，如生如死，悲喜交集，雖師友中亦殊少知之者，故頗知自惜，當不辜負兄之諄諄，必不致逐時迂物而流失也。」
徐復觀敬重唐君毅，唐重視胡，徐相信唐的判斷，於是徐一時似乎也受了蒙蔽。不過，後來徐復觀把胡看穿，發現胡的學問完全是「打胡說」。傳記作家兼文史研究者秦賢次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出版的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第五八五期）撰寫《謊言與真相——胡蘭成生平考釋》長文中說：「儘管胡蘭成政論文章寫得好，但在汪偽政府高官中，胡蘭成無疑係學歷最低的，這一點可說是他的心底之痛。在自卑感變成誇大狂時，胡蘭成往往自抬身價，常吹牛他係燕京大學出身，有時也吹牛係北京大學出身。」
秦賢次又說：「胡蘭成真是說謊成性，且終生未改。……胡蘭成記憶力很好，但又善於謊言，常將一些國家大事一言兩語即往自己身上攬……」秦氏透露，胡蘭成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吳雷川辦公室服務時，曾加入共產黨。
明治前的日本思想有三個源頭，一是儒家，二是佛教，三是神道。前二者都來自中國，最後一個為中國文化傳入之前的土著信仰，薩滿教之流亞。知識分子人人熟讀漢書，也就是儒家經典和中國史籍。談論政治，只有儒家理論，可為依傍。
一八四二年中國鴉片戰敗餘震，波及日本，上自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下至各蕃武士，都不解何以天朝上國會為夷人小邦擊敗。接著一八五三年美國黑船叩關，德川束手無策，激起知識分子追求「蘭學」（蘭指只限住長崎的荷蘭商人），也就是西洋知識。
日本學西學，只學到「船堅砲利」，一直到二戰戰敗，西學思想部分尚未納入主流，國體仍是儒學。舉例言之，明治維新似乎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例子，但從名稱看，明治是取自中國《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維新是來自《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明治精神的兩個支柱，「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就是以陽明學和朱子學為本。
儒家主張華夷之辨、大義名分。日本自居「中朝」或「中華」。依照華夷秩序，天子治國，以德服人，同化四夷，最後是平（定）天下。中國儒家當然把中國的統治者當世界中心。明治儒家則把居世界中心換成日本，因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尤勝於中國。明治儒者認為，中國近代衰敗，正是由於紊亂了周（公）孔（子）之華夷秩序所致。
孫中山革命得日本黑龍（江）會志士援助，黑龍會頭目如頭山滿、內田良平和宮崎滔天都是明治儒者，他們為對抗俄國東進亞洲，協助孫中山建立親日政權。後來的亞細亞協會、興亞會都是黑龍會之流。明治的擴張主義者提倡大東亞主義，由日本當霸主，亞洲共同發展對抗西洋，即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
孫中山主張的「大東亞主義」，恐怕不是他的發明，而是抄襲他那些黑龍會贊助者的觀念。至於內容由誰領導東亞對抗西洋，則略而不提。不過，他對內提倡《禮運大同篇》，大同者，大同於中華天子之下也，顯係以我中華為主。他因不好說破日人企圖，採取類似現在台灣流行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一個亞洲霸主，各自表述」立場，方便接受日人援助。後來，大概嫌日本人不夠大方，棄之如敝履，轉而求助於日本宿敵蘇聯，由第三國際出錢、武器、顧問（鮑羅庭），協助在黃埔訓練中國紅軍。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北伐，打到上海，與留美派和資本家結合，翻臉不認恩主，大肆殺戮孫中山與蘇聯約定容納的共產黨員。第三國際被出賣後，轉而扶持殺剩的共產黨員，建立了親蘇政權，終將蔣介石趕到台灣。
胡蘭成《遂志賦》有一段話：「倘使今時沒有我來闡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與禮樂之學，恐將再過五百年乃至千年尚無人來做這個。孔子之後有孟子，此後二千年來無人能及，而惟國父孫先生提出知難行易說，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與他的革命。孫先生死後於今五十餘年，文化界人還沒有能力去懂得。」表面上，他似乎認同孫中山在親蘇以前故意模糊「大東亞」「誰主浮沉」的問題，但從他過去的行徑看，他真正崇信的恐怕還是日本版儒學。
胡蘭成開始談哲學是玩弄幾個大名詞。他早年可能是生吞活剝了一些理學的觀念。到日本後，通過池田等人，受到日本儒學影響，所以他對孫中山之認同日儒大東亞主義於心有戚戚焉。
胡蘭成不只拍女人馬屁，也擅拍男人馬屁。他偷渡到日本，給唐君毅第一封信，捧唐夫婦：「我第二次去看唐先生的時候（即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唐太太捧紅荳湯出來，我不怎麼注意，只當是個平常的女子，想這女子嫁了唐先生，真是她的福氣。隨後多注意注意，又覺唐先生娶了這樣一個好女士，真是唐先生的福氣了。我有一種習慣，也能以男子的眼光去看好的女子，也能以女子的眼睛去看好的男子。」對唐太太，帶有輕微的性暗示，怪不得後來唐太太一直心甘情願幫胡蘭成抄寫留在唐君毅處的《中國之前身現身》（後來之《山河歲月》）分批寄去日本。至於對唐本人的吹捧，更是引不勝引了。
徐復觀認識胡蘭成之後，雖然沒有幫胡蘭成進入台灣，卻促成他安居日本。胡蘭成偷渡赴日，但他非日本公民，在日居留需要有一本正式護照。我在日本居住多年，深知日本出入國管理局（移民局）辦事一板一眼，一切依法，毫不徇私。胡蘭成沒有香港身分證，因是通緝犯，無法領取聯合國無國籍證明。他拿的中華民國護照就是徐復觀幫忙弄來的。
胡蘭成一九五零年一到東京，就住入曾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清水董三家，一住半個月。後來台灣張群代表蔣介石去見日本天皇，翻譯為清水董三。清水幫胡蘭成在《每日新聞》發表了幾篇文章。胡給唐君毅的信說：「清水先生今年五十六……。清水夫人……大方文靜，平常少穿和服，望似三十許人。」他似乎連對清水老婆也動了念頭。胡蘭成後來搬到池田篤紀家長住。池田原是特務，在中國時是胡蘭成的秘書，戰後回日，任清水市工商會理事長，當時與胡蘭成可說是主客易位。
胡蘭成先當汪精衛政府的法制局長，漢奸排名榜中列名第五，後離開汪，直接為日本軍閥效力，當日人在漢口所辦《大楚報》社長，暗地裏不知出賣了中國人多少利益。他在日本終其生，都是在二戰時駐華日本官吏的庇蔭下討生活。
胡蘭成除了能言善道､舞文弄墨之外，別無一技之長。但因不通日語、日文，活動範圍十分有限，吃住靠人豢養，寄人籬下，仰人鼻息，日子未必好過。赴日第二年，求見訪日的何應欽，想必也為赴台脫困鋪路。
他在池田家白吃白喝一年之後，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遷至東京市內澀谷區代代木上原町一二三八號租了藤井家的房子。他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從東京寫信，由唐君毅轉給依然在溫州朋友夏承燾信上說：「中秋到日本，過文字生活，每月寫六千字，可維持一家三四口，有時亦去大學作學術演講。」
夏是學問行家，對胡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在日記中首先懷疑胡蘭成在日本：「不知所寫是何種學術也？」我住日本多年，深悉在日靠寫作維生，並不容易，何況他默默無名，內容既不通俗，又需翻譯，偶爾賣出一兩篇，已算幸運，以此維生，是自己臉上貼金，掩飾受人豢養之窘態。
他在池田家一定是無法繼續住去了，但搬家要錢，此後，每日生活，所費不貲。這時天外飛來救星——徐復觀，他才得以搬去藤井家。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致唐君毅信：「徐佛觀兄（徐復觀字佛觀）最近將一人來日，我已為他找得房子，很上等的，連食住每月四十美元。」二月十八日信：「尚有日共亦必欲對弟為仇，其機關報上惡意暴露弟住清水市池田家，故擬燈節後佛觀兄來日，弟亦遷地與之同居，房子已定租得極寬宏，高雅便利，搬入後再奉告也。」
四月十五日信：「昨晨徐復觀兄忽從天外飛來，當時又要自己和他說話，又要陪他去看朋友，又要給他看你的《人生之智慧》（按：應為《人生之體驗》），這一天忙得竟如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鏞。今天吃過早飯，佛觀兄在房裏寫信，我坐在階沿寫信。《人生之智慧》是昨晚燈下給他看的，我非常讚歎，說君毅先生真好，學問果然好，他的人更第一。佛觀兄聽了很得意，因為他的朋友被人這樣讚歎，而我見他因你而這樣得意，我也得意了。」
房租四十美元自然是徐復觀付的錢。他那時為香港《華僑日報》每月寫兩篇文章，領三千港幣稿費。聽說他要到日本，《華僑日報》又另外付他數千美元的特派員費用。
《華僑日報》為什麼那麼厚待徐復觀？抗戰結束前，有人向蔣介石告發香港的《華僑日報》是漢奸報，那時徐復觀正受蔣介石重用，命徐調查，徐查出是誣告。《華僑日報》乃得以在國民黨控制地區出售。《華僑日報》總經理岑維休及其子岑才生為報答徐復觀，以特高稿費請他定期寫評論，一直持續到徐復觀去世。初期似乎是徐復觀佔了便宜，後來徐復觀文名大著，卻是《華僑日報》沾了徐復觀的光，而為港台知識界重視。
徐復觀是身懷巨款到日本的，回台灣後，依然靠教授薪水，過省吃儉穿的日子。他一定把所帶的所有錢在日本花得精光，或許還貼了一些老本，也說不定。
徐復觀與胡蘭成鬧翻的原因，我猜想起因可能是錢。胡蘭成在日本一文不名，不思自立之道。突然天外來了徐復觀，他即使不故意去騙徐復觀的錢，光是他日常生活開銷，一定所費不貲。徐復觀自奉甚儉，但對朋友花錢卻很大方。胡蘭成是花花公子，玩的花樣不少，一定帶他到處吃喝玩樂。事後，徐復觀一定覺得後悔。而且，他也一定看出，胡蘭成堂堂男子漢，竟然靠日本人豢養度日，由此對他的人格發生懷疑。
我大學時，常到大學圖書館看雜誌，那時在《自由談》雜誌，讀到胡蘭成的文章，覺得他文章清順。我偶然提起胡蘭成。徐復觀一聽，心裏就來氣，說那是漢奸，漢奸是出賣自己靈魂的人，哪能寫甚麼好文章。我對照年代，那時他剛從日本回來不久。可見他在日本時一定吃了胡蘭成的大虧，所以餘怒未息。
胡蘭成後來在日本由池田出錢出版了《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郵寄給了徐復觀和牟宗三，兩人都沒有回信。胡蘭成又叫唐君毅從香港再寄出給他們。胡蘭成以為被國民黨查禁，我看未必然。牟從來看不起漢奸，徐復觀這方面態度比較緩和，他對胡蘭成花他錢事一定還耿耿於懷，所以不想再理他。
不過，胡蘭成與徐復觀同住期間，胡蘭成介紹徐認識清水董三和安岡正篤。這兩人後來與徐復觀也成了朋友。
胡蘭成一九五零年一月十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提及安岡正篤：「十一時吃過點心，兩人坐車去郊外看中山優先生（日本的儒者），黃葉疏離，柴門不關，我和清水先生先在籬外看了一回溪水麥田，才信步進去，主人已先約了陪客，安岡正篤在等候了。安岡先生是戰前與戰時日本內閣的顧問，有名的學者，與梁漱溟先生很要好的（他們兩人都是被麥克阿瑟整肅的，因為他們都曾參加戰時日本政府）。我們坐下吃了園裏新採的柿與橘，主客四人又搭電車兩站到一市鎮幕府時代的一酒家飲酒，談天下大事，從午後三時飲到晚上六時，侍女出卷請題，中山優先生題了『落魄江湖載酒行』，讓至我，我題了四個橫寫大字『有鳳來儀』。清水先生畫了四人郊行圖，安岡先生醉了，即累寫了二首詩：『胡先生，胡不醉？明治當年繁燈夜，昔人英雄今人美。毛隨史分四海離，海田三變道終奇，區區霸業非不能，為有王道不屑耳。西來狂霾東旭日，且留斯須論新詩。』弟亦已醉，隨清水先生歸來即寢。今晨晏起，翻閱安岡正篤著的『東洋政治哲學』，以中國經學為依歸，雖不能讀，大旨明白，覺甚可喜。」
這安岡是何許人也？他不是單純的陽明學者。他是實際參與侵略中國的理論家。他曾與近衛文麿等人創立「國維會」，國維會成員吉田茂（與後來當首相的吉田茂同名同姓）和廣田弘毅都入了閣。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是大東亞省顧問，參與設計大東亞共榮圈的外交政策。日本天皇的無條件投降詔書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戰後，他財產為麥克阿瑟沒收，但仍然在日本政界和商界活躍，提倡帝王學和宰相學。他是昭和時代的最大幕後操縱者。
徐復觀走了之後不久，胡蘭成就勾引上一位叫一枝的日本有夫之婦。他那年大約四十五歲，除了為解決性問題外，另一個原因是徐走後，他付不起房租。
一九五一年七月底胡蘭成搬到一枝家同住，一枝是招贅男人入籍，典型的「妻管嚴」。所以一枝與胡同床共枕兩年，丈夫不敢出聲。一九五四年三月胡與同為汪精衛效力的黑社會頭子吳四寶的寡婦佘愛珍重續舊緣，才離開一枝。胡蘭成最有名的作品是《今生今世》。當初大家讀他這本書是因張愛玲而想窺伺張的男女關係。胡把自己如何勾引張的故事寫得繪聲繪影，之後他又續寫了他玩弄其他七個女人的故事。
我因為進不成東京大學，走投無路，王孝廉已進了廣島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叫我也到那裏去。我於是進了廣島大學東洋史研究所，修東南亞史。廣島大學有中文教師楊啟樵，夫婦都畢業於香港新亞書院，丈夫是唐君毅的學生，太太是徐復觀的學生。這樣我們成了朋友。楊啟樵告訴我，他在東京見過胡蘭成。胡蘭成致唐君毅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信說：「得楊啟樵君信，知琴已攜至京都，等便時可送至舍下。」他們見面應在上述日期稍後。楊告訴我，胡蘭成住在黑漆麻乎的小酒吧間裏，並以酒吧為客室，晚景頗為淒涼。這個酒吧就是佘愛珍和女兒一起經營的。
他多年鑽營，拉攏台灣各方關係，促成一九六二年《蔣介石秘錄》在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他於一九七四年五月被張其昀在台北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聘為教授，不久被張其昀封為哲士，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別苗頭。
那時，徐復觀已經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他回台北。我們在台北車站前青年會聚會，在座有胡秋原等人。胡秋原已決定批評胡蘭成。徐復觀大為贊成，說胡蘭成不只人品不好，學問也是胡說八道。
徐復觀早年跟熊十力學玄學，晚年可能看出玄學之弊。所以，他少談哲學或理學，全力寫歷史，主要是揭發中國一步一步走向君主極權的經過。事實上，儒家主張由天子治國平天下，天子非民選，由天命之，與他崇信的民主主義背道而馳。他因牟宗三和唐君毅都是他的好友，他即使心裏不贊成他們，口頭筆下都不批評他們。
胡秋原在眾人起鬨下，在他自己辦的《中華雜誌》發表《漢奸胡蘭成速回日本去！》響應者眾，在台灣文壇掀起軒然大波。胡蘭成被迫停課，回日後又再次赴台，繼續受台灣文化界圍剿，遷居到小說家朱西寧隔壁，與朱西寧的三位千金結緣，她們因此為胡生前死後樹碑立傳。
我從廣島大學碩士班畢業，正好碰上聯合國招考翻譯，舊金山朋友幫我拿了報名表。我到東京應試，考試通過後，一九七五年我就到紐約就職。半年後，我調職非洲肯尼亞。
在聯合國工作有回籍假。我喪失了台灣護照，不能回台，所以一九七九年，我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經埃塞俄比亞的亞的斯亞貝巴到北京。然後把妻小送回日本。我從北京，坐硬席經上海、杭州、廣州，一路慢行到香港。
找到了美孚新村徐復觀家。多年未見。他看到了一個大陸工人模樣的大漢，風塵僕僕，背大背包，走入家門，笑說怎麼來了個洪七公（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丐幫長老）。我睡在他家書房行軍床，他高興的從早到晚跟我說個不停。我走後，他就病了。他這一病卻誤了一件大事。
我在徐復觀家時，他告訴我，他已接到鄧小平邀請，並提議由我陪他去北京一趟。我最近讀了羅孚兒子羅海雷新出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才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據徐復觀自己分析，得到鄧小平的青睞，是因他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在《華僑日報》發表一篇《終於要打這一仗》文章，為鄧小平辯護。鄧倉促決定打越南，卻沒有打贏，飽受到黨內批評。他拿出那篇文章給我看，我讀到他文章中的一句：「數十年來，我敢與毛澤東等為敵，卻決不敢與自己的國家民族為敵。」鄧也反毛，他宣示是大中國主義者，等於向鄧小平輸誠，可能就是這句話打動鄧小平的心坎。
事實上，前因後果並非完全如他和我所想。徐復觀與蔣介石的親密關係、他在香港的活動以及他在《華僑日報》的常年反共文章，一直是中共統戰者長期緊密監視的對象。監視結果，對他作了兩個結論：他是國民黨中最了解中共的人；他又是國民黨在香港情報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前一點可能是對的，後一點顯然是錯了。但正是從徐復觀是國民黨駐港最高情報負責人這個結論出發，中共對他發動了精心設計的統戰。
中共一直把解放台灣當作未完成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毛澤東當權時期，用嚇唬的硬辦法，蔣介石有美國保護，當然不能奏效。到華國鋒當政，鄧小平出山，他改用溫情的軟辦法。中共知道時不我與，台灣經濟不斷發達，差距越來越大，若外省人全部年老死光，台灣與大陸的親情聯繫就完全斷線。
鄧小平首先動用原來協助蔣經國辦贛南幹訓班的「師爺」、曾寫《蔣經國傳》的香港偏左文人曹聚仁傳話。結果蔣經國斷然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拒絕。國民黨失意官僚願意當中共走狗的比比皆是，但是鄧小平看不上這些人，認為讓他們傳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只不能上達蔣經國，反而引起蔣經國反感。
鄧小平根據香港情報所下結論，誤以為徐復觀仍然可以上達天聽。他不知道徐復觀當初離開蔣介石就是因為蔣經國，而且蔣經國所用與蔣介石是完全不同的一批人馬。
徐復觀與蔣介石有一段蜜月時期。據徐文《末光碎影》說，在國共合作抗戰期間，徐復觀以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派駐延安，歷時半年。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辭世，延安召開追悼大會，由吳玉章主持。吳玉章並不報告林森的生平，而是粗言穢語，對蔣介石加以詆毀，他一時氣起，要求登台發言，結果被「今天沒有安排徐參謀發言的節目」為由，加以拒絕。他要退席，門衛不予放行，他說：「要便是扣留，要便是讓我離開。」後來又以絕食來抗議。結果是，第二天周恩來寫來長信道歉，葉劍英親來招待所安慰。當時徐復觀已看出國民黨的弱點和敗象，癥結是在民主和農民上面，他認為中共志在奪取全面政權，而且其勢難擋。
他這篇文章故意漏去了一段。事實上，他從延安回重慶，依例寫了一篇報告，叙述延安情況。蔣介石讀了大為欣賞，加圈加點，把他調到侍從室，並授予少將軍銜。他這篇名文已經出土（見李淑珍博士論文：徐復觀與台灣的新儒家（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流亡世代文化史（英文）），文中，攻擊共產黨的話不多，而是以「己不如人」的角度說了不少共產黨的長處、優點，如「萬萬不可輕視延安的政治、軍事及民眾工作」。其中「如何對付共產黨」一節，主張國民黨應學習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風運動，特別強調整頓組織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徐復觀讚揚延安說：「彷彿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令人敬佩」。他那時大概不知道延安整風冤枉了許多人，農民運動枉殺了許多不聽話的地主。
他最受寵信時期是在陳布雷宣傳小組當主任秘書。一九四六年底起，蔣介石有一個官邸會議，宣傳小組則為官邸會議做準備，參加會議的人均為組織機構和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包括陳立夫（組織部長）、董顯光（行政院新聞局長）、鄧文儀（國防部政工局局長）、李唯果（中宣部部長）、黃少谷（後任中宣部長）、張道藩（文化委員會主委）、陶希聖（中宣部副部長）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這個小組持續一年多。
大陸撤退前夕，蔣介石終於理解徐復觀所言不虛，國民黨非改造不可，依照徐復觀建議，成立改造委員會。但名單一發表，十六名委員沒有他不說，蔣經國赫然在內，這時他才大徹大悟，蔣介石志不在真正改造國民黨，而是改造國民黨，使兒子順利接班。徐相信民主主義，他對蔣介石不實行民主已經不滿。現在要他再去向搞特務出身的蔣經國效忠，他丟不起這個臉。於是急流勇退，向蔣介石要了一筆錢，到香港辦《民主評論》，為自己脫離官場和進入學術界鋪路。
蔣介石知道他的心意，給錢給得很大方。他在港賣力為蔣介石拉攏文化人。這就是中共在港統戰部門認定他是國民黨在港特務頭子的來由。
徐復觀熟讀中國歷史，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很早就為自己的學術生涯鋪路。他在還受蔣介石寵信時，就向蔣介石要了一筆大錢，辦《學原》，聲言為他拉攏知識分子。他雖能文，卻沒有高學歷。他付高稿費，拉攏了一批學者，也為自己打入學術界鋪路。這是後來《民主評論》的先聲。
《民主評論》不賺錢，再多的錢也會賠光。蔣介石給的錢花光，蔣介石令台灣教育部補助，那時教育部長是張其昀。徐每次到教育部向張其昀要錢時，張其昀都給他排頭吃。《民主評論》的言論，逐漸自由化，越辦下去，離開國民黨越遠，國民黨內甚至有人攻擊這本雜誌是「拿國民黨的錢來罵國民黨」，直到國民黨再也不給錢了，一九六六年九月，「油枯燈盡」，關門大吉。
他在東海大學教書的時候，蔣經國是台灣特務頭子，認為他反國民黨，檢查他的來往書信。不過，他在國民黨內還有朋友，他的最好朋友是唐縱。幾次有人向蔣介石進讒，唐都為他緩頰。一九七五年，唐退休，掛個無權的國策顧問，事實上在蔣經國全面掌權後，唐即使有心幫他，也無能為力。中共統戰，以為可以通過徐復觀說動國民黨最高層，可說是完全打錯算盤。
中共統戰徐復觀的第一步是讓平時與徐復觀有來往的中間偏左文人曹聚仁介紹徐與羅孚認識。羅孚是統戰高手，對徐復觀執弟子禮，十分恭敬。徐復觀明知是來統戰，也不免為他的誠意感動。徐復觀有兩道死穴，越老越明顯，那就是他是大中國主義者，而且他想家，懷念他成長的農村。中共不管內部如何糟糕，從外面看，是越來越強大。羅孚對他不但不諱言中共的缺點，反而對徐復觀批評中共的文章稱讚不止。
章士釗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版《柳文指要》，立即託羅孚送一本給徐復觀指教。以後是一九八零年五月，廖承志從美國經香港回國，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陪同會見了徐復觀，約談兩小時，廖承志虛心求教，徐復觀說：「你們有幾千萬黨員，是不是太多了一點。」
這些待遇都給徐復觀心理極大滿足。他告訴我鄧小平親自邀請他到北京見面談話。我見他心意已決，沒有作聲。他還說，他不願明目張膽得罪國民黨當局，從香港經羅湖入境。中共那時已有飛機通日本，他可以跟台灣交代說他到日本去看他的一位學生（即我），住若干時，再回香港，要中共不發表他到北京的新聞。北京對他的條件全部答應，並表示只要他到了東京，一切費用由中方負擔。他又說，「祖國還窮」（原話如此），他一切費用自付，中共也都一一答應。
我聽後，心裏不免替他惋惜，他反共一輩子，最後關頭，明知是統戰，還願意上其圈套。他是我老師，我也沒有多言。不過，他與羅孚談判牽涉到我的部分令我十分不解，因我那時已在聯合國工作，台灣視我為叛徒，他以赴日看我向台灣報備，難道台灣就會原諒他嗎？後來，我想通了這道理。香港布滿台灣情報網，徐復觀與羅孚來往密切，早已上報台灣最高情報單位，他去北京，無論怎麼轉彎抹角，哪能瞞得過台灣特務？他不直接從香港進去，繞道東京是給蔣經國一個面子。
天可憐見，我走後，他竟因吃我走後剩下的西瓜，拉肚子，併發他症，而長期住院，終於打消去意。最後也許是他大兒子徐武軍決定離開香港，赴台到台灣水泥公司就職，不願因自己一時的意決，給徐武軍帶來麻煩。
我痛惜他因我而卧病，卻慶幸他保住了晚節，沒有像許多蔣介石舊部那樣，中共還沒來統戰，就先以自己的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
（亞洲周刊二Ｏ一二年二月五日第廿六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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