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送給我的蕭紅照片

蕭軍送給我的蕭紅照片
戴永夏

在我收存的名人信件中，有一張蕭軍親筆題詞的蕭紅照片。這是老作家蕭軍在1979年6月10日寄贈給我的。每當看到它，我便想起當年拜訪蕭軍的情景，以及這張照片折射出的歷史滄桑……

那是1979年暮春，我為給刊物約稿，懷着十分敬慕的心情，前往北京拜訪了剛復出文壇不久的老作家蕭軍。

那時蕭軍住在北京後海邊鴨兒胡同的一所破舊小院裏。儘管當時改革開放還剛剛起步，百廢待興；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留給蕭軍的累累傷痕也尚未痊癒，但他並未因此而消沉。他正在重新規劃已被迫停止多年的創作計畫，手頭正寫着幾部書稿。他在以加倍的忙碌，來彌補長期被空耗的時光。

他在跟我談話時，自然談到曾跟他患難與共的女作家蕭紅。他滿懷深情地說：「嚴格說起來，她確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詩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麗得一塵不染！從20歲她正式開始寫作，到32歲逝世為止，短短10年期間她文學事業上的成就，無論從質和量上來衡量，在我國女作家羣中是少有的一位。我作為和她共同生活6年的夥伴，作為她的一個讀者，是永遠懷念她的！」他還談到蕭紅當年的身體狀況：「她雖然很有才華，但由於貧病交加，她的身體一直很弱。她戲稱我為『壯牛』，稱自己是『病驢』……」當得知我很喜歡蕭紅的作品時，他便答應過幾天把珍存的一張蕭紅照片加洗後，寄給我留作紀念。

就在我離京返濟南不久，便收到了蕭軍寄給我的兩張他親筆簽名的照片：一張是他自己的，再就是這張蕭紅的照片。他在信中說：「（我）從孩子們那裏『擠』出兩張照片寄給你」。可見他對蕭紅的照片十分珍重。

蕭紅的這張照片，是1936年春天在魯迅先生家門前的臺階上拍照的。照片上的蕭紅，身着長呢裙，腳穿舊皮鞋，髮辮上打着兩個大大的蝴蝶結，面帶微笑，給人以和善、聰穎、天真之感。尤其她那雙睿智、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注視着這冷酷的世界，幾多自信，幾多迷茫，幾多希冀，幾多感傷……她憧憬着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然而等待她的卻是寂寞、孤獨、貧病、艱難的後半生……直到最後用「半生儘早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話，為自己的生命畫了個傷心的句號……這張照片歷經七十多年的風雨滄桑，它既留下了女作家蕭紅的英年芳姿，也記錄了兩蕭與魯迅先生交往的一段文壇佳話……

1934年11月1日，蕭紅和蕭軍從青島乘船來到上海。當時，他倆在文學上剛剛起步，在生活上窮困潦倒，到了上海後又舉目無親，無依無靠。就在他倆生活和事業都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魯迅先生給了他們無私的幫助：不但在經濟上接濟他們，還仔細閱讀了這兩位素昧平生的文學青年寫的長篇小說──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並認真為之寫序推介，給予這兩本小說以很高的評價。隨後，他又冒着很大風險，以「奴隸叢書」的名義，幫助他倆出版了這兩本小說，使兩蕭從此步入文壇，奠定了他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當時的上海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魯迅等進步作家都受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通緝，不但行動不自由，家庭住址一般也不向外人公開。但通過較長時間的通信，魯迅對蕭紅、蕭軍的作風、為人、學問和思想等有了比較深刻地瞭解，遂於1935年11月6日第一次邀請兩蕭到家中（北四川路大陸新村9號）做客，這給了兩蕭以極大安慰和鼓勵，從此兩蕭跟魯迅家的交往更密切了。當他倆看到魯迅先生體弱多病，許廣平終日勞累忙碌，淘氣的小海嬰需要照料時，便立即將原租的房子退掉，將家搬到離魯迅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永樂裏，以便對魯迅先生多一些照顧。這以後，兩蕭便成了魯迅家的常客。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中曾這樣寫道：「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颳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1936年早春的一天，當蕭紅再次來到魯迅家時，便隨意地坐到門前臺階上，留下了這張可貴的照片。

這張照片能流傳下來，也實屬不易。抗戰爆發後，兩蕭重又過上了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流亡途中二人又在1938年分手，四年後蕭紅便在貧病交加中死於香港。而蕭軍也是屢經坎坷，多災多難，長期地受到政治迫害。但在任何時候，他都十分珍惜這段與蕭紅患難與共的生活，這張記錄着他們美好時光的照片也一直帶在他身邊，伴他「勞改」，伴他坐監，也伴他迎來了新的春天。當這張照片又被當作禮物轉贈給我的時候，我自然也感受到一份沉重，一份力量，一份溫暖。這在我人生的途程中，也增加了一個激勵上進的永恆紀念……

（新浪博客戴永夏的BLOG二Ｏ一一年五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