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胡適的寶貝

胡適書多，卻沒有「藏書家」之名。原因不明。胡適對此也沒多少感覺。晚年演講曾公開說：「我不是藏書家，只是一個愛讀書能用書的書生。」但胡適其實很愛買書，「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留學日記》卷四之〈余之書癖〉講得清清楚楚。1922年5月31日的日記甚至記載：

今天是舊端午節，放假一天。連日書店討債的人很多。學校四個半月不得錢了，節前本說有兩個月錢可發，昨日下午，蔡先生與周子廙都還說有一個月錢。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的書不少，竟欠書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處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已有四五家書店夥計坐在門房裏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發完了。

人們談起民國時期北京琉璃廠好書最多的來薰閣書店，談到它的老顧客，老闆陳濟川的摯友們，胡適這名字總也跟錢玄同、劉半農、馬隅卿、周作人、陳垣、鄭振鐸、謝國楨……並列。有次他很想買一本明刻的《水經注》，先打預防針，嚷嚷買不起太貴的書。陳濟川乾脆直說：「別人需60萬元，胡先生買，我只要30萬元！」

胡適天生好人緣，一輩子與人為善，三教九流都樂意跟他當朋友，遂有「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到處流傳。1920年，他曾以50銀元買了一部120回本的《水滸傳》。有位朋友提醒他：這書買貴了，書商是以兩元買進的。胡適聽後一點也不後悔，反而有點阿Q地往好處想：「未必吃虧，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50元買一部古本《水滸》，更好的古本肯定都會跑出來了。」這種看得開的樂觀個性，讓他買書時占了不少便宜。許多書真的不用他開口，自動會找上門，一如他那首〈我的兒子〉詩裏所說：「我實在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1927年初夏，花了一年功夫，到歐美日繞了一大圈回到上海的胡適，某日收到一封信，說想出讓一本《脂硯齋石頭記》給他，此人當也讀過幾年前胡適所發表的考證文章，知道他對《紅樓夢》感興趣。「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胡適日後回憶說。

沒多久，胡適跟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合辦「新月書店」，廣告登上了報紙，那人知道後，不死心，竟直接把書送到書店，要求轉交胡先生。書不請自來，書生胡適豈有不看的道理？一翻之下，大為吃驚，立刻重價買下。隔年發表了一篇長達18000字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說明這一劉銓福舊藏的「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石頭記》舊抄本，乃是世間所存最古老的《紅樓夢》寫本，裏面所提供的資料，包括眉批、夾評、小字密書等，足可考知曹雪芹的家事、死亡年月日，甚至原始稿本狀態。文章一出，轟動一時。世人方知舊抄本的重要，於是陸續有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甲辰本……的出現，讓「紅學」研究往前邁進一大步。

這書的珍稀，無須多說。胡適卻不太當一回事，絕不藏私。1948年國共內戰正激烈，一名燕京大學學生周汝昌寫信給他，說想研究《紅樓夢》，胡適「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與周僅見過一面，便把這書借給他。後來周汝昌兄弟私自影寫了一個副本，胡適也笑笑沒說什麼，讓學生與老師共享這一最古老的版本。「慨然將極珍罕的書拿出，交與一個初次會面的陌生青年人，憑他攜去，我覺得這樣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來的。」日後成了紅學權威的周汝昌曾感念地說。

儘管胡適的書都是要讀、要用的，他對這部書情有獨鍾，卻也很明顯。1948年12月15日，蔣介石派專機到北京接運圍城中的胡適夫妻，當時胡有一百多箱書。離開前幾小時，他「曾經暗想：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麼多的書，捨棄了太可惜，帶吧！」兵荒馬亂，飛機容量有限，當然不可能，「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並且在那一、二萬冊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被挑中的就是這部書。「這是我的寶貝！」他說。自此書與人相隨，流浪到天涯，直到1958年回台灣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0年12月胡適70歲壽誕，台大校長錢思亮在家裏為他祝壽，壽宴裏，胡得知中央印製廠除了印鈔票之外，也能套印書籍，當下決定影印出版《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廣流傳。這一決定，或與此前胡適讀到北京中華書局《紅樓夢書錄》關於這書的記載有關：

此本劉詮福舊藏，有同治二年、七年等跋；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

這話有些惡意，聽起來彷彿胡適藏書自珍，阻擋出版。但其實胡適曾說過的「新月書店的廣告」係指「新月書店（成立）的廣告」，與書無關。寫的人誤解，且衍推了。胡適對此頗不以為然，澄清了好幾次。——中共傾全國之力，清算批判「思想家胡適」，他一點不在意。這短短一行話，卻讓胡適耿耿於懷：說我思想不行無妨，說我阻礙知識流傳，那可不行！

此書出版，胡適全程參與，試印稿、題簽、出版緣由、跋文、樣張、印數定價（初版500部，每部120元，預約7折84元），還親自寫信給香港友人，請代為經銷。預約廣告出來，500部訂購一空，急忙追加，最後加到1500部：香港500部，台灣900部，自留100部。胡適忙得不亦樂乎，或因過於勞累，竟引發心臟病，差點一命嗚呼。1961年5月，新書送到，急著翻看，「拿出臺靜農刻的圖章，在這部影印本上下兩冊的第一頁上都蓋了印，說：『這是影印第一部，我很少在自己的書籍上蓋印的。』」歡喜之情，溢於言表。

那幾個月裏，胡適不停分送「寶貝」給友人，趙元任、李方桂、董作賓、高天成……都得了一部。他還特別送了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一冊當生日禮物，並有信一封：

近日我影印了我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送上一冊，補祝老兄的大壽。這是世間最古的「石頭記」寫本，得中央印製廠用硃墨兩色套印，頗能保存原本的樣子。

還是歡喜，還是得意。過兩天，張群復函致謝，胡適又說：「我想贈一部給介公和蔣夫人，倘蒙老兄代為轉呈，不勝感激！」

到了暮秋十月，分身寶貝都送光。隔年春天二月，胡適也走了。正身寶貝據說先寄藏康乃爾大學，然後有一天突然成了上海圖書館館藏。是購是贈？世人莫知，台灣人少有興趣知道。

（春風似友2018珍本古籍拍賣會臉書專頁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