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

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
梅節

周汝昌最終確認胡適為師。周先生已九三高齡，前不久在為青年學人宋廣波輯錄的《胡適批紅集》撰寫序文中，鄭重宣佈他和胡適的「師友交誼」，雖然胡適去世已近半個世紀。周氏預料他的「忽然師胡」會招致各種議論，所以警告「屋角雞蟲」不要亂吱喳，「居心挑撥」。[1]

一、胡適、周汝昌交誼的甲子輪回

六十年前，古都北平解放前夕，胡、周曾有過一段交往。周汝昌時讀燕京大學西語系，發現燕大館藏《懋齋詩鈔》有六首關於曹雪芹的詩，撰文更定曹雪芹卒年，受到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的賞識。由約見，借書、指引研紅，到誇《紅樓夢新證》的功力，許之為「我的一個好徒弟」，[2]傳為紅壇佳話。但周汝昌並不認胡適為師。[3]1953年出版《紅樓夢新證》，雖有幾句隱晦感謝的話，公開則稱胡適為「妄人」。文化大革命罵胡適為新文化運動的「投機分子」。他還編述因與胡適爭論「無法調和」，兩人最終不能夾朋友：先是爭卒年、爭版本、爭文言白話，最後提升到東西文化優劣之爭，充當批胡先驅──比毛澤東早五、六年。江湖傳言，周氏少時在津市曾遇異人，贈八字定終身：「遇胡而顯，批胡而貴」。這大概是好事者的假語村言。但周氏「平生一面舊城東」，吃定胡適不放鬆，卻似乎也是事實。胡適是蔣介石的國師，踐胡有功，加上歌頌「三面紅旗」、超額交心等良好表現，[4]八十年代終於走向輝煌，當了好幾屆政協。

然而天道自在人心，極左路線人亡政息，四人幫只有一個活着走出監獄，許多被顛倒的又重新顛倒過來，胡適慢慢又變香。屋漏更兼連夜雨，進入新的世紀，周先生閒磕牙的「龍門紅學」，漸為嚴肅的讀者嘲棄。許多假案也一一浮出水面，境況有點像《石頭記》後三十回的情節，「甄事欲顯，賈事將盡」，漸漸現出元始真人的本相。所謂「巨人」褒語，大師贊詞，名公題襟，碩友贈詩，經有心人仔細扒拉，十之六七都是「自作自受」。算來只有胡適的幾句誇獎是實牙實齒的，可懸廟堂，可上電視。2004年周氏在家鄉建「周汝昌紅樓夢學術館」，力圖把咸水沽打造成「紅學的發祥地」，匾額卻是集胡適的字，並公然有胡適的署名，可見周氏已領悟到時移世易，需要拉胡適作虎皮。

促使周汝昌對師門重作考慮的，是宋廣波先生編成《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要出版。其中收入胡當年給周汝昌的多封信，而周給胡的信作為對照材料一總收入。周氏曾企圖阻止他的信被發表。可能有人告訴他，胡的書信是作為敵產被國家沒收的。周氏退而求其次，「自己的歷史自己寫」，動員全家編寫《我與胡適先生》，重新鋪陳他和胡適的關係，解釋自己那些充滿機心、貶俞（平伯）哈胡的文書。胡適不再是「妄人」，而是大德「仁人」，不是「空虛浮誇」、「淺膚得令人驚訝」，而是周某對「學術大師理解的太浮淺」。[5]「曾見大師容末學，不期小著動高流」，差點就跪下了，寬恕弟子昏聵吧！他感覺自己正從「新紅學頂峯」急速墜落，慌忙抱住祖師爺的大腿，以圖在紅學史上保持一個後人可以看得見的位置。最好是像昌門弟子所設想的，胡、周並列為紅壇不祧之祖。看來所謂異人預言「遇胡而顯、批胡而貴」的八字之外，還得加上四字：「附胡而存」。也因此，正如我們從《胡適批紅集‧序言》所看到的，周盡量回避他對胡背恩負義的所作所為，而強調他同胡之間的「師友交誼」。昌門首徒宣傳，周、胡之交本來就是典範，胡適看中周汝昌，將甲戌本借給他錄副，是慧眼識英才；周在「血與火的生死搏鬥」最後時刻上門將寶書還給胡適，「體現了中華傳統禮教文化薰陶出來的人格光輝」。[6]這樣的好人現在還能有幾？我們就從甲戌本的借還，瞻沐周先生的「人格光輝」吧！

二、周氏弟兄私錄甲戌本智賺胡適

甲戌本是新紅學的鎮山之寶，「曹寅家事」說的河圖洛書。胡適購得後深閉固藏，只給俞平伯一人看過。[7]俞是胡的學生，周汝昌則素昧平生，為什麼把寶書借給他？大面上他認為周汝昌是可造之才，想收個關門弟子，讓新紅學後繼有人。胡適1930年借甲戌本給俞平伯，俞未錄一字，只遵囑寫了三百字的題識。也許是有了上次的經驗，他把書借給周汝昌，也沒有明說可不可以錄副。周汝昌畢竟不同俞平伯，六月底放暑假前登門謁見了胡適，帶着借來的甲戌本回到咸水沽，打開一看，「不禁驚呆了」：這是稀世的珍寶啊！「我們太喜愛太需要這本子了。」[8]第二天，兩兄弟就找出一個大帳本來過錄。

讀者會問，既然是海內孤本，不問准書的主人便私自錄副，不合適吧？周氏回答，等不及了，先斬後奏。天津和北京，郵件來往兩三天即達，請示並不需花多少時間，怎麼就來不及？而且，如有誠意，還可以一邊過錄一邊報備。暑假兩個月，周、胡各有兩通信札往來，周何不在給胡適的信札中順便說及此事？何況胡適在7月20日的信中，已明確表示支持周「集本校勘」，並答應給他「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9]難道他不相信胡適的承諾？還真是這麼回事，周先生只相信自己。

前幾年，網路紅學新秀張義春寫《治「紅」的那些人》，把吳世昌、周汝昌合為一傳，《覓知音故難得兮　惟天地作合》，為抬高周汝昌把吳世昌給他墊腳，甚至連揭周汝昌造假詩的陳邇冬、舒蕪、梅節也開涮，不免令人懷疑他的紅學祖庭連着普明園。後來看到他一首七言詩《詠周汝昌》，說泰斗是魏武臨凡：「委地佯狂姦情巧，拔刀割鬚詐術深」，[10]還真有點眼力。周汝昌當然沒有曹操的本事，但初出道，就表現出某種人格特點：自我中心，寧我負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稱不上「光輝」，卻非常之鮮明。

周汝昌私錄完成，放完暑假，喜氣洋洋回到學校，立即修函向胡適「請罪」：「我們未曾徵求先生同意，便錄出一個副本來。」這都是事先已擬好的圈套。他解釋，這樣做，固然是他們兄弟喜愛這個本子，出發點卻完全是「愛護」先生的書，「替天行道」。因為原本「紙已黃脆，實實不忍看他經過翻弄而受損害」。「若要充分利用而又同時珍惜這本子，唯一的辦法便是錄副」：

「我們的冒昧（錄副）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現在特向先生聲明，或者能深諒下衷而不責怪。這副本將來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請求先生審鑒題記，以志流傳授受，淵源踪跡。如果先生不願意不同意我們的擅自錄副，也不要緊，我們也準備着把副本一併送給先生。反正先生的書也肯借我用的。」[11]

胡適看了信，大概會倒抽一口冷氣：原來周生不是請求寬恕先斬後奏，而是要求給他私錄的抄本寫出生紙！胡適借甲戌本讓他暑假帶回家，預計周氏會抄錄。作為私人閱讀、備忘的文本，胡適不會有太大的計較；但是現在要胡適做「審鑒題記，以志流傳授受，淵源踪跡」，這就成為一個有獨立價值、經胡適審核認可的副本了。如果有人拿去出版，肯定影響原甲戌本的使用和文物價值。這可能超出胡適的預料和容許的限度。但是胡適能拒絕嗎？能把周私抄的副本收回嗎？胡適一貫以提攜青年自命，既答應給周氏「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豈可口惠而實不至？何況原甲戌本還在周的手裏。胡適只好熱情洋溢回信說：你們兄弟抄錄甲戌本，「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這個副本當然是你們兄弟的藏書。」[12]

胡適9月13日匆匆回了一信，9月16日便飛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游杭州、武漢，直到10月22日返回北平。

胡適回來，棘手的已不是為周汝昌私抄的甲戌本副本簽署認可，而是追回周氏手中的原甲戌本。

三、周汝昌扣壓甲戌本拖延不還

胡適南行三十六天，國共戰場出現大逆轉。9月22日，共軍攻克濟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對國會說，濟南陷落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垮台的開始。10月15日解放軍攻佔錦州，遼沈戰役開始。22日攻佔鄭州，切斷平漢、隴海鐵路。胡適在日記中感歎：不期「局勢一壞至此！」[13]

胡適正經歷一生中最暗淡的時期。他早年是個啓蒙主義者，與陳獨秀等發動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提倡科學民主，反對軍閥封建統治，宣傳新思潮、新習俗、新學風，為從舊的中國過渡到新的中國準備了文化思想條件，有功於國族，雖然後來中國發展並沒有依照他所嚮往的歐美模式演變。胡適最大過錯是書生誤國，襄助蔣介石決策打內戰，斷送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他42年卸任駐美大使，留在紐約充當蔣介石的觀察哨。他看到二戰後一些西歐國家的政府如希臘等，在美英支持下鎮壓反法西斯人民武裝的事實，認為「將來的中共問題」也只能如此解決，[14]並判斷美國最終會介入。其實，他既不瞭解中國，也不瞭解美國。經驗主義害了他，他又誤導了蔣介石。開打一年，國府勢窮力竭。在1948年日記扉頁胡適蓋了一個「苦撐待變」的印，蔣介石則天天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戡亂兩年，國民黨政權全面崩潰，垮台之快，連毛澤東也拍案稱奇。大陸開始出現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所描述的大逃亡悲劇。蔣介石把大陸的黃金外匯儲備運去台灣；孔、宋挾貲逃美做寓公；陳立夫沒有錢，到南美開養雞場；陳布雷、戴季陶自殺。

胡適着手收拾細軟。他手上真沒有什麼錢。一到南京，江冬秀便寫信叫留在北平的小兒子思杜把家裏的米、麪、煤變賣，換成美金，寄去給她。[15]第二年春赴美，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找了一份工作。住公寓，無車無傭人，生活清苦。但這不等於說胡適手上沒有值錢的東西。2009年嘉德春季拍賣會，展出一批胡適收藏的名人書信，計陳獨秀13通，梁啓超11通，徐志摩3通。其中徐志摩給胡適的信，一通七頁，標價20萬人民幣。最低的一通也二萬，合共136萬人民幣。[16]這只是起拍價，成交價不知高多少倍。這應是胡適寄存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亞洲圖書館的部分珍秘。胡適知道自己有嚴重心臟病，兒子又沒有本事，[17]他不可能不替他的老伴和兒孫着想。寄存康大亞洲圖書館的文物就是鎖麟囊，其中甲戌本是重寶。甲戌本後來以八十萬美元賣給上海博物館；許多人不一定知道，胡大公子早已把這批文物賤賣給人。[18]

周汝昌把甲戌本留在手上五個多月。放完暑假回校有兩個半月，為什麼不還？周汝昌理直氣壯：是胡適闊佬懶理嘛！他「再無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是忘了它！」[19]不是周汝昌好記性，出於「道義之心」主動還書，說不定胡適就不要了。一位昌門子弟說：「僅從周汝昌並未因時局莫測而將甲戌本據為己有，反而急忙歸還一事來看，其坦蕩襟懷和高尚人格可見。」[20]「急忙歸還」？小姑奶奶知不知道，周氏到12月1日才還書，胡適差一點就趕不上飛機了！

周汝昌確實主動提出過還書。在10月23日信中說：「我希望先生有空時給我一信，指定一對先生最合宜的時間，我好去取《四松堂集》等書，順便把脂本奉還。在這裏擱着，很令人擔心。」[21]筆者相信此時周先生出於真心，因為第二天他在甲戌本上寫了一條題記：「卅七年六月自適之先生借得與祜昌兄同看兩月並為錄副。周汝昌謹識。」[22]但是，等到胡適回信，指示還書的具體方法時，周卻變了卦。

胡適廿四日回信寄掛號，保證周氏能收到。胡適說已托孫楷第（子書）先生把《四松堂集》帶給周，介紹孫給周，「我很盼望你時常親近他」。指示「脂本的原本與過錄本，都可請子書先生看看，他若高興題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價值。」[23]周汝昌完全明白信中的意思，胡適不再約見他，也不會給他的錄副本「審鑒題記」，要他把原甲戌本交給孫楷第看看，孫也就直接交回胡適。胡適事先大概已把信給孫先生看過，所以28日孫就到男宿舍四樓找周（估計周已收到信），將甲戌本取回。周把胡信給孫先生看了，卻沒有交出甲戌本。29日周寫信向胡適解釋：「掛號信二十七日奉到，《四松堂集》當日取來。……孫子書先生昨天特別親過敝屋，把先生的來信已給他看過了，我預備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給他。」但臨尾卻筆頭一轉，蹲了回去：「脂原本本想立即歸還，但因先生提議給孫子書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併奉還吧。先生如果能不時晤及孫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帶給我一用？」[24]

甲戌本就這樣被周汝昌扣下來了，更索大字戚本。他不（是）說，甲戌本在他那裏擱着，很令人擔心嗎？

四、小周拿到有正本斷絕同胡適聯繫

周汝昌為什麼起意還書又不還？可能心裏不爽。小周遇上胡適，等於碰見天乙貴人。胡是文化班頭，學界領袖，戡亂伊始，蔣介石安排他出任北大校長，是讓他有一個崇高的地位，在北方籠絡平津知識份子，監督非嫡系的李宗仁和傅作義。俗語說上人着眼看，便是福星臨。搭上胡適之，周氏兄弟生漲許多幻想。小周快畢業了，希望胡適能介紹教席，或舉薦他以庚款出國留學。這些周氏已在9月19日信中委婉提過。但最現成是吃紅飯，取代俞平伯，充當胡適研紅的二把手。所以他在信中露骨攻擊俞「只是閒扯天」，「絲毫不能有所加於先生之說」。讓他四哥獨力過錄甲戌本，他騰出手寫「跋」批俞。豈知轉眼盡成泡影，手上只捏着一個過錄本，而且未經胡適「審鑒題記」，妾身未明。10月28日遼西會戰結束，廖耀湘兵團被殲，蔣介石同日飛北平評估局勢。國軍兵敗如山倒，眼看就要變天了，周汝昌不願把珍本就交回。

胡適焦頭爛額，準備流亡。但他信守承諾，給周「力所能及的援助」。收到周29日信，即檢出兩函大字有正本，請孫楷第先生親自帶交他。時間大概在十一月初。胡還寫了一封重要信件寄周，對周手上的四部借書做出區處的指示，對周的研紅提出最後的忠告。因這封信有些內容周不想別人知道，後來把它做掉了：「平生一面舊城東，劫後私藏札六通」，隱沒了最少一通。但周氏卻謊說胡適沒有回信，從此斷了聯繫，而他本人倒有信給胡先生云。

在這裏插談幾句，我對周先生的認識。他是我燕大的學長，有一年多同處燕園。七十年代中我踏上紅壇，周氏正風雲際會。周紅兩大賣點，曹賈互證、寶湘姻緣。我是搞國際時事的，看了真透着新鮮。湘雲終身，作者有提示，「終久是雲散高塘，水凅湘江」、「展眼吊斜輝，湘江水逝楚雲飛」。看過後三十回的脂硯有證言，第三十七回湘雲白海棠詩「自是霜娥偏愛冷」，庚、戚夾批：「又不脫自己將來形景」。綜合起來就是與夫仳離兼早喪。周汝昌早年也半懂，認為這是「湘雲居孀的證據」。[25]但這樣一來又與他的「湘雲嫁寶玉」、「脂硯即湘雲」妙想有牴觸，所以76版《新證》偷偷將上述脂評抽去。「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26]周先生的學術品格，可見一斑。既然可以隱匿於己不利的證據，當然也可製造於己有利的證據。上世紀六十年代關於「點犀喬（下皿）」的論戰，沈從文據《紅樓夢》諸本，主「點犀」；周汝昌據庚、戚，主「杏犀」。「點」、「杏」形近，必有一誤。「點犀」有文獻、文物根據，「杏犀」則無。周氏卻突拋出有人寄他「一條很珍貴的資料」，「錄自一抄本書，無書名」，謂「犀有青黃赤黑諸色」，「黃犀中有曰杏犀者」。[27]沈是文物專家，謂從未聽過「杏犀」之說，要周出示所持資料。連書名都沒有，可能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書，偷來的鼓兒哪敢敲，周只好承認材料間或「不足據」，不敢再提。文化大革命後期，周氏造「曹雪芹遺詩」，設局讓吳恩裕拿去《文物》發表。四人幫倒台，當了政協，填的學歷是「碩士」；[28]當燕京研究院「董事」，在學報撰文自稱「研究院畢業」。燕京是美國教會辦的大學，實行美式學制。49年2月北平解放，燕大即不授研究生「碩士」銜。事實上49年秋天周才考入中文系研究院，而且讀了兩年因跟不上而被勸退。[29]全國政協是中央政權組成部分，燕京研究院是燕大師友公益設施，他敢造假學歷相欺。

周先生做假越來越大膽，手法卻越來越粗糙。如誣賴胡適中斷同他的聯繫，稍微有頭腦的人都不會相信。胡適有四本書包括甲戌本在周手上，難道他真的不要了？胡把大字戚本托孫先生送到，是借閱？是贈送？如果沒有胡適的信字，周氏兄弟敢餓眼見瓜皮，馬上將之用作集校的底本？[30]孫先生如事先沒有看過胡給周的信並有胡的指示，怎麼收下周氏還的《四松堂集》底本徑送北京大學圖書館？[31]相反，周不回信、斷絕同胡的聯繫容易理解。孔乙己的話，偷書不算偷，何況是借的！周先生說：「那時是學生，什麼也不曾想過，只是一點通常的道義之心，我不能秘為己有。」[32]這使筆者記起早年看過一則筆記，說金聖歎參加歲試，四書題為「我四十不動心」。金聖歎振筆疾書：「窮山累谷之中，黃金萬兩；蒹葭蒼蒼而外，有美一人，試問夫子動心也乎？」連書三十九「動」字，擲筆而出。周先生怎麼解釋把甲戌本扣着，卻斷絕同胡的聯繫呢？

周汝昌隱沒胡適最後一信尚有一證。周氏《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脫稿於1949年9月，發表於50年《燕京學報》37期，其中有這樣一段針對胡適的話：

「胡先生作《考證》，才證明作者是曹雪芹，一部小說即是他家寫實自傳」。「我是完全贊成胡先生的說法的」。……「可是」（現在）「連胡先生也勸我不要看得太死了。因為小說究竟是小說，不是歷史。他本人先讓了步」。[33]

這些重要的話，對周的規勸，不見於周氏公開的「札六通」。胡適是什麼時候說的？如果胡沒有金庸小說裏「千里傳音」的本領，他肯定有信函給周氏，十之八九就是這最後一信。幾個月來，胡適觀察周搞「曹賈互證」，漸漸走火入魔。在最後一信中提醒周，小說不是歷史，也是為師者之責。

五、周氏為交換庚辰影本把原甲戌本借陶洙

周汝昌藉口「給孫子書先生看」而扣下甲戌本，但始終沒有讓孫過目，卻頂着胡適的名頭，拿着秘笈去拉關係，套交情，交換資料。

周氏曾將胡適的甲戌本給中文系教授陳夢家、張伯駒看過，燕大許多人都知道，但想不到會落到陶洙的手上。陶洙與其兄陶湘都是所謂書畫收藏家，既藏書繪畫，也抄書賣書，是著名的「書蟲子」。珍本落到他手裏，竄改、塗抹猶在其次，有可能被秘密錄副、曬藍照相，徐星署原藏庚辰本就是例子。

胡適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幾方面的證據。

第一，陶洙自己的記載。陶洙的己卯本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依原樣影印出版。此本首頁夾一便箋，有「己丑人日燈下記於安平里憶園」的題記，明言他的己卯本曾據庚辰本、甲戌本抄補。「甲戌殘本祗十六回，……胡適之君藏，周汝昌君抄有副本，曾假互校」。[34]陶氏原先向周假胡適原本互校，11月30日周收回後用周氏錄副本。己卯本底頁，陶洙列明其所見之八十回本凡「四種」，「一甲戌本，胡適之氏藏」。又提到他據庚本抄補二十一至三十回，「並以甲戌本、庚辰本互校，所有評批均依式過錄」。[35]周氏自承他的「甲戌本錄副不是影抄」，也「並非全依原本款式之字跡」。[36]陶洙只有據原甲戌本而不是已改變原書版式的周氏錄副本，他才能「評批均依式過錄」。

周氏為掩飾他把甲戌本借給陶洙，在《我與胡適先生》中企圖把陶洙「己丑人日」題記說成是「錯牙」，力證「己丑人日」為「庚寅人日」（1950年2月23日）之誤。像雪芹卒年「癸未除夕」之誤「壬午除夕」，恰恰誤記了一年。[37]陶洙生於光緒四年戊寅（1878），屬虎，庚寅是本命年，他怎會把虎年誤記作牛年？「己丑人日」（1949年2月4日）剛好立春，2月1日北平達成和議，古都解嚴，周氏出圍返燕園上課。2月3日解放軍舉行盛大入城儀式，居民熱烈歡迎。清華、燕京學生連夜進城參加遊行。這樣的社會巨變人生有幾回？這樣日子陶洙怎會記錯？周先生更不會記錯！

周強辯陶洙不可能在他還書前（12月1日）看過胡適原甲戌本，出陶氏小柬為證：

「紅樓夢照片八冊帶上，請查收。原本無從購起，則此照片已屬可貴也。尊錄甲戌本弟擬借一閱，便中請交叢碧先生帶來（不過一星期）尤禱。餘面罄。即叩　汝昌先生台安！　弟心如拜　三月十一。」[38]

周先生藉此企圖把交換庚辰本推遲四個月。但如果到1949年3月11日之後周氏才得庚辰本照片，他怎能「留案間數月，爬梳穿穴，盡抽其緒」，既完成以庚本校戚本，又寫成大文《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9月5日脫稿）？陶洙時七十二歲，要校十六回大書，標出異文，抄補己卯本缺頁和錄下甲戌本脂批，起碼要一、兩個月時間，他借用周氏錄副本「不過一星期」（陶怎麼知道工作量只一星期？）就能搞定，如此神奇？其實，這個便條恰恰證明陶、周的交易在圍城前和圍城中已完成。條子的內容是北平解放後，陶影曬一套庚辰本照片送給周汝昌（這是原先講好的），順便再借周的過錄本，複校因胡適急促收書而未及核對的部分而已。

第二，周汝昌早期的記載。在1950年3月15日所寫《真本石頭記之脂硯評》文末小識中，周明言「緣張叢碧（伯駒）先生，獲閱陶先生景庚辰本，斯時其底本尚未出，方欲搜之而未由，得茲奚翅球璧，留案間凡數月，爬梳穿穴，盡抽其緒。……迨余持景庚辰本校戚本垂竟，底本亦歸燕大。」[39]。燕大購藏庚辰本是1949年5月，完全合榫。1991年在《張伯駒和潘素》一文中，周說得更明白：「我與陶心如（洙）先生結識，是由於張先生的仲介，而我們三個是在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夢版本之後，廿餘年無人過問的情勢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並促使《庚辰本》出世，得為燕大圖書館善本室所妥藏」。[40]周、陶的交換，是張伯駒的撮合。緣起是48年10月初，張在燕大中文系開個人收藏文物小型展覽會，其中有《楝亭圖》。周要寫《紅樓家世》，於是出胡適秘笈甲戌本以讓張開眼，達成交換《楝亭圖》資料。張轉告陶洙，陶聞風而至，以庚辰本照片和己卯本殘本釣周。周氏開始想拿錄副本搪塞，但他的過錄本是一個大帳本，每半頁17行，每行字數20至24字不等，錯、別字返正，已全失原甲戌本版式。陶洙不要，周氏只好拿出原本，而且讓陶洙帶回城內家中。周氏為掩蓋他曾把原甲戌本借給陶洙，重編歷史。在後來的《我與胡適先生》中否認識陶洙經張伯駒介紹，是49年1月19日圍城中陶自己摸上門的。至於陶洙如何認識他並知道他借住東四七條王宅，周汝昌說，他也不曉得：「此事奇極，只好說是宇宙間有一種感應波，暗自傳遞消息，而科學家尚未能知吧！」[41]奇上加奇，這樣低級的謊言，周先生竟以為會有讀者相信。

第三，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鴻之跡」。現在有的研究者指幾個脂本為陶洙所造，這是高估了他；但是己卯、庚辰、甲戌三本都受到他的荼毒，卻完全被低估。庚辰、己卯本他接觸很早，可推至抗戰前。庚辰本曬藍，應是其所為（趙萬里本則為其所贈）。[42]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隱欲為雨村寫薦書，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藍筆眉批：「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於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43]這使人懷疑現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麵的私貨。周汝昌在圍城期間與陶共筆硯同校書，後來在一篇小文曾談到陶洙治學「態度不夠謹嚴」，在周氏錄副的甲戌本上「加字，甚至描改」：「凡書一經了他的手的，要加一份小心，看看是否有他的『雪鴻』之跡。他在己卯和別的抄本上作了何等的『加工』（！），成為一個極需弄清的問題。」[44]周先生提出這個問題很重要，可惜他沒觸及甲戌本所受到的糟蹋。讀者試看第一回十五頁十七行「留下」下「話」的補字；[45]第二回三頁十七、八行「生情狡滑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纂」點改「改」，「且」點改「外」，「屬」點改「勢」；第十六回十二頁十八行：「你父親」點改「珍大哥」。只要對對己卯本陶氏的藍筆校補，就可知道是誰的筆跡。第二回十頁三行「人仁」二字細筆勾改「仁人」，亦是陶某標準倒勾法。近年有人提出，甲戌本三個「玄」字，末筆是後加的。是不是陶洙所為？關係重大。周先生已經鑄成大錯，現在不應篡改歷史，為陶某掩飾，而是公開所藏甲戌本的錄副本，看看能否析出陶在原本上的妄改，以求補過。

由於甲戌本落在陶洙手裏，所以才有周汝昌堅持登門還書、星夜步行進城一幕。

六、周同學上門還書，胡適拒見「好徒弟」

周先生終於還書了，時間在12月1日。這有胡適題記為證：

「現存的八十回本《石頭記》，共有三本，……我這個殘本（即甲戌本）為最早寫本，故最近於雪芹原稿，最可寶貴。今年周汝昌君（燕京大學學生）和他哥哥借我此本去抄了一個副本。我盼望這個殘本將來能有影印流傳的機會。胡適　一九四八，十二，一。」[46]

書已借出近半年，屢追不還。現在還回，胡適當然急於翻看，有無被糟蹋毀壞。還好，疑有幾處旁改墨描，並無大損。翻到周氏10月14日題記，他立即打蛇隨棍上，寫了上述短跋，坐實是他主動借周錄副。

周氏還書，《我與胡適先生》有較完整的記述：

「1948年初冬，同窗周培章進城，邀我同行，說目下戰爭形勢發展甚快，還不知變化如何。我一同學王家，消息較為靈通，可去聽聽大局預測。住上兩三日，他家好客，沒有問題。

我想甲戌本尚在手中，該送還了。與隨身零用物打成小提包，在傍晚時分，步行進城，投奔東四七條王宅。

沒料到，隔一天，北平便關了城門，不准出入了。和、戰消息很混亂，我決意登門把書還給胡先生。出來開門的是一位中年人，說家父不能見你了，把書留下就行。」[47]

周先生的敍述滑似泥鰍。他連夜進城，究竟是聽高人分析時局呢，還是專程還書呢？借書要還，何須聽大局預測？難道國共開打就可以不還？要還書，胡適早已指示，就近交孫楷第老師即可，何須上門踅戶？要親自還書，也可坐校車進城，何須夜走北京城？還了書，當天即可坐校車返回燕大上課，何須在東四王宅落腳，坐等半月解放軍圍城？

周氏說：進城「隔一天，北平便關了城門，不准出入」。這絕非事實。據《燕京大學史料選編》、燕大1945—51級校友為祝賀母校建校75周年出版《紀念刊》，其中所載燕園解放的資料：12月「13日入夜西北方向青龍橋附近槍聲不斷。15日，燕大校園及海淀地區獲得解放」。[48]毛澤東同日指示部隊「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學校及名勝古跡。」[49]在這以前，北平地區戒嚴，清華、燕大校車依然行走，往頤和園公車照開，只是到西直門，乘客要下車檢查身份證和攜帶物品。到12月14日，還有校車進城，送離校師生回城。[50]

周氏說，進城後在東四七條王宅落腳，也不可信。49年12月23日，在圍城中的周氏曾寫信給顧隨，想住到老師家裏並請代找工作，為顧隨所拒。[51]既然王宅像傅作義的招待所，有男女傭人，有專門廚師，好吃好住，何須找窮老師黐餐？

周氏說，同窗周培章相約進城，恐怕也是假話。周氏同班沒有周培章，此人41年與周汝昌一同考入燕大，49年聽說已去了美國。筆者查過三次修訂的2008年校友通訊錄，包括近年過世的校友名錄，均無其人。周先生所有的證人，不是已故，就是失踪。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呢？筆者在這裏試做些梳理、推考。

11月2日，解放軍克瀋陽，東北解放；12日攻克承德，22日攻克保定。林彪四野主力入關。淮海戰役打響。蔣介石為挽敗局，籌組「人材內閣」，內定胡適任行政院長，11月中，北平報紙已流傳名單。[52]「正須霖雨慰蒼生，獨善恐非聖人意」，胡適很多朋友也勸他出山。11月22日，陶希聖飛北平，敦促胡赴南京就任。胡適婉拒並托陶帶走一部分文籍。蔣開始用空運撤退平津要員。

烽火連天，北平已成孤島。胡適左等右等不見周氏還書，而且音訊全無。他叫秘書或兒子打電話通知周汝昌（燕大男宿舍每層都有公用電話），胡宅準備派車到燕園取書，要周準備。甲戌本卻在城裏陶洙處！周急得賭身罰咒，說要親自上門還書，要當面向胡先生道謝，而且只在一兩日間。燕大校車開週六、日，如果催書電話是29日星期一，只得坐頤和園到西直門公車。當時兵慌馬亂，班次不正常，燕大又不是起點站，折騰兩天，坐不上車，周氏只好兩腿走路進城。陶宅在琉璃廠附近，他去過不止一次。[53]走了半宵，到陶宅拿了書，第二天早上，就到東廠胡同一號還書。胡已預知，吩咐兒子不讓他進門，把書收下即打發他走。[54]周先生記得，上次到訪，胡適是出門迎接的。胡適一月十五日飛南京，十四日晨還特別會見了俞平伯。胡拒見周汝昌，可見對他的不快。

周還了書後也不是回王宅，而是回安平里陶宅，因為陶根據甲戌本校錄大半月未完成，須借周的過錄本續校，而周也需陶的曬藍庚辰本校有正本和過錄脂批。陶可不讓周將庚本帶回學校，周只好在陶家掛單。到12月14日，共軍發動攻勢，突破沙河、青龍橋一線，傅軍撤回城內，西郊解放。北平被圍，城中物價飛漲，糧食管制，餓殍遍地。陶洙叫周另找噉飯處。周原想到顧隨家去吃住，為顧婉拒。周後來找到41年入讀燕大西語系時同窗周培章（如45年復學，時已畢業）。周培章設法安排他在東四七條王宅借住。陶知周借住新址，所以間去訪談曹紅（如曹雪芹小像）。周也到安平里校書問學，知悉陶正着手據甲、己、庚、戚抄成一個善本。[55]陶答應解圍後將庚辰本影曬一份贈周。3月11日的便條講的就是這回事。二月一日北平和平解放，陶洙亦已校錄完甲戌本，「己丑人日」寫下題記，證見他用甲戌本校過所藏己卯本。周先生極力隱瞞把原甲戌本轉借給陶，但陶並不須替周隱瞞，相反要突顯他曾據原甲戌本校錄過自己的秘本。

七、孫楷第因知內情被針對、抹黑

書還了，胡適飛走了，北平和平解放，周汝昌回到燕大繼續上課。甲戌本的借、還完結了，又沒有完結。周先生要「善後」，應添上一條尾巴。

周先生因做了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怕別人知道，懷着鬼胎。他扣壓甲戌本，胡適叫他交孫楷第，他不交。胡適托孫楷第帶有正大字本，並有信給他，他不回信，斷絕聯繫。周為交換曬藍庚辰本，把甲戌本偷偷借陶洙。胡適追書到燕園，有人夜走北京城。這些事情，有一個人知道，就是受胡適所托照顧周汝昌、不辭辛苦帶書遞簡的中文系老教授孫楷第。孫先生是敦厚的長者，戲劇小說學術權威，受胡適之托，不僅胡在時照料周氏，即使胡遠走海外，亦另眼相看。49年中文系研究院成立，招了兩個研究生，一個是本科的許政揚，另一個是西語系周汝昌。中文系一些師生對此嘖嘖稱奇，閱卷的正是孫楷第先生。周氏《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得在《燕京學報》發表，亦出於孫先生的大力推薦。[56]

將心比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曹操殺呂伯奢全家，並不是因語言溝通產生誤會。《脂硯齋評》發表，時任棠棣出版社編輯之文懷沙看到，知周汝昌有待出版之《證石頭記》（即後來之《紅樓夢新證》）著作，乃到燕園找孫楷第請代介紹。孫先生隆重治饌請周赴席洽談。周氏卻藉口晚上要回天津拒絕。孫先生住鏡春園82號，周住男生宿舍四樓，沿未名湖左拐，十分鐘即達。孫先生命夫人再次到宿舍敦請，周堅拒赴席。這已經不僅是人情禮貌問題，等於當着文懷沙的面對孫先生的羞辱。即使不吃飯到孫宅見一面，也不會花多少時間，耽誤他晚上上火車。周用此法無誤地向關心他照料他的老師傳達一個訊息，老子的事情以後不要你管，咱一刀兩斷。

不止此也。為疏遠師門，周還不惜從政治上給孫先生抹黑：

「記得孫先生請我和許政揚學兄到他府上晚飯，……孫先生席間情緒不高，未明何故，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讓人無法應付。我與許兄感受一同，時常談起，不敢多去問候他，顯得有點兒疏遠失禮，但我們非不知尊師，而是實有難言不得已之苦衷。至於他老人家知諒與否，我與許兄都說實在無法顧慮，只有心存歉懷就是了。」[57]

「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讓人無法應付」，這是什麼話？不就是說孫先生解放後對新社會不滿嗎？周汝昌疏遠孫最終斷絕同他來往，不就是抵制落後反動的進步表現嗎？周氏曾寫過俞平伯截留靖本的揭發材料，不知他寫過上述內容的材料沒有。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東西一旦入檔，如影隨形，一輩子便不得翻身。而惡劣的是，他還拉許政揚（1966年去世）做證人，誣及死友背師「一同」。

周氏2004年編撰《我與胡適先生》，闢出一章專談「《四松堂集》的意外曲折」，影射孫楷第截留胡適的《四松堂集》稿本（與誣告俞平伯截留靖本同一技倆）。上已談及胡適對周汝昌借的《四松堂集》付印底本，曾寫信告他，可繼續使用，用完交孫先生。周後來將書交回孫楷第。但他不知道，胡私下另告孫，周交回此書後將之交北京大學圖書館。孫先生這樣做了。若干年後，周看到胡適1960年11月19日給高陽的信：「甲戌本脂硯齋本是我借給他，由他兄弟兩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故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裏。」[58]周氏借此大大咬孫先生一口，「推知」他把書還孫先生後，「孫先生當時或許未及捎還給胡先生，即逼近12月中旬胡先生離開北京之際了。以後燕京大學合併於北京大學，成為一校，故此孫先生於兩校合一之後，此書方由（或家屬、或他人）手交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的。」[59]周先生完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暴露他到老不忘中傷曾盡力照料過他的已作古的孫先生，這哪裏看到半點「中華傳統禮教文化薰陶出來的人格光輝」！

八、胡適拉提周汝昌為對沖大陸批胡

「遇胡而顯，批胡而貴，附胡而存。」最後談胡適。

胡適是周汝昌的恩師，雖然他們只見了一面，雖然幾十年來周一直把胡適往泥裏踩。胡適的新紅學有兩個支撐點，一是作者，一是本子。得顧頡剛之助，作者問題基本解決。本子問題定了一些條條框框，尚無實證。胡適希望找個青年人做這個工作，相中周汝昌，把甲戌本借給他，把有正大字本送給他，大力支持他「集刊校勘」。勸他把「紅樓世家」擱一邊，集中力量做好一件事。但周汝昌沒有這樣做，實際上也做不來。前此他沒有讀過幾本古書，讀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因跟不上被勸退。本子的建設，及後由被胡適譽爲「第一善本」的俞平伯八十回校本提供樣本。至那個專以錯別字為「雪芹原筆」的周氏「真本」，則半個世紀後才露臉。

胡適培養周氏是真心的，雖然在交往中感到此人機心深重而不懌。胡適認為《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不贊成周把作品的本事考證與作家的傳記考證「合二為一」。但1953年讀到新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時，仍贊此書「很好」。「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60]周氏搜集資料之功不可沒，但解讀這些材料的識力，企圖據此建立的紅學體系，卻低劣怪誕，遭到胡適的尖銳批評。如「曹賈互證」，《紅樓夢》寫元春入宮為貴妃，《新證‧人物考》據此列：「大姊，某，頫長女，選入宮為貴妃。」胡適批云：「此則大錯。」[61]《紅樓夢》寧榮為「功名貫天」的國公府，曹寅不過是內務府五品織造，自稱「包衣下賤」，《新證》抬曹配賈，引鄧之誠說曹寅曾為康熙侍讀。胡對「侍帝讀」三字打了叉，直指「鄧文如的記憶最不可靠」。[62]又謂：「曹寅六歲已去江南，如何能侍帝讀？」胡適的新紅學本借助脂批證成「曹寅家事說」，有很大的索隱傾向。周氏加以發展，謂脂硯即湘雲，後來成曹雪芹的晚妻。《新證》引「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寥）矣，不怨夫！」釋為「脂硯自慨，舊事如煙。」胡適不同意把脂硯變性，對「自慨」二字打上問號，並引二十三回脂批「丁亥春間偶識一浙省（新）發」，（欲求其繪黛玉葬花圖未果）云：「此批當然不是女人口氣。」[63]周氏為篡改曹雪芹原作，以「寳湘姻緣」代替「木石前盟」、「金石良緣」，《新證》摭拾近代筆記小說記載，謂《紅樓夢》「舊時真本」結尾寶玉淪為擊柝之流，湘雲為丐，二人結為夫婦；謂「石頭記舊版」結局，湘雲流為女傭，寳釵、黛玉淪落教坊；又謂雪芹原本經刪削、乾隆付殿刊，等等，胡適悉指為「妄說」，「此等妄說，如何可信！」[64]周紅是胡適授精的，想不到還在胎胚階段，新紅學的祖師爺就看出這是一個怪胎。

《新證》出版沒多久，五四年大陸開展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實是批胡適。上位者為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把胡適的關門弟子劃分出來，讓他打炮。胡適也非善茬，四兩撥千斤，拿新出《紅樓夢新證》說事，說甲戌本是他借給周氏兄弟「影鈔」的，《四松堂集》付印底本是故意留給他用的。書裏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65]周汝昌是「我的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66]「中共清算胡適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費了。」[67]為對沖大陸批胡，胡適除了拉提周汝昌，還極力貶低《紅樓夢》，說「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68]新紅學祖師爺對曹雪芹上下其手，「贏得紅樓薄倖名」一點不冤。

批胡運動，雙方拱抬，周氏聲名鵲起，但似乎誰也沒有真正把他當角兒。1964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搬着手指頭數新的紅學專家：俞平伯、王昆侖、吳世昌，何其芳寫了一篇序也算上，卻沒有周汝昌。1957年7月23日，胡適撰〈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憶述他與「徒弟們」用正確科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的經歷，文章最後深情地寫下：「紀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志！」[69]也沒有周汝昌。

當然，周先生後來的出息大大的，只是胡適已不及見了。文革中，周氏揭破一個驚天大陰謀，原來高鶚刪改《紅樓夢》是乾隆、和珅指使的，拿了黑錢，成了進士。這一「中國文化史上最最令人驚心和痛心的事件」的發現，為階級鬥爭學說和文化大革命立了新功。周先生又同時發現「高踞紅學權威的寶座」的胡適，也不是好東西，他搞的是「反動紅學」。他打壓「新中國紅壇第一人」上位，吩咐某圖書館長「庚辰本不准借給周汝昌！」[70]

1995年，周氏在胡適當過校長的北京大學學報發表《還「紅學」以學》的革命宣言，罷黜百家，獨尊自己，一掃帚把胡適連同王國維、蔡元培等掃入「非學」的「稚」字號，只魯迅半個屁股砸界。

1997年，周氏廣發武林帖，邀請各路豪強撰文紀念他本人從事《紅樓夢》研究五十周年。豈料台上周家班，台下都走散，雖有統戰部門給力，卻沒有幾個人願意抬轎子。周先生終於明白自己有粉絲，無朋友，鄉里獅子鄉里舞，只好回咸水沽開學術館光輝光輝。他老人家嫌五十平米堂室的展品不顯眼，當中立了自己的聖像，結果學術館既像家廟，更像生祠。難得的是開館那天，周氏帶着家人參觀，瞻仰寳相，合影留念。紅樓笑史氏後見而歎曰：「兩相看不厭，唯有周汝昌」，真千古知己也。

周先生早已破門而出，原擬奪胡適之席，成一方之神明，享萬姓之香火。然而百變騰挪，終於露出羊腳。現在雖欲托庇胡氏牆仭，胡適還敢收這樣反骨的徒弟嗎？

庚寅十月脫稿，辛卯二月改定

注释：

[1] [5] 周汝昌《胡適批紅集•序言》，宋廣波編《胡適批紅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版，頁3。
[2] [58] [60] [65] 胡適《答高陽書》，宋廣波編《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版，頁393。
[3] 周汝昌紅樓夢學術館2004年9月在津南區咸水沽鎮建成，據天津《今晚報》報導，周氏親臨開館式並發表講話：「很多評論者都認為我是胡先生的一個『門徒』，好像是人家胡先生開闢了紅學的一個大道路，我只不過是一個追隨者。但我還是要表明一點，胡先生三篇論文發表二十六年以後，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說起的影響，我是在26年以後接起來，但我個人和胡先生有不同的觀點、論點，我的拙作出版以後，很快紅學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一門學問。我本人如果為了表示謙虛，不表白這一點，那麼我們今天建館的意義何在呢？因此，我要超越個人的謙虛，向各位父老說一下。」轉引自《中國紅樓夢在線‧獻芹軒》《紅學鉅子周汝昌在周汝昌廟前的發言》（29/5/2006）。
[4] 周汝昌半個世紀前寫過《建國十周年獻詞套數》，登在1959年9月29日《文匯報》副刊，有《雁兒塔》歌頌三面紅旗：「結萬家公社興，起千座高爐並：變黃沙綠色城，駕天塹長虹影」。當時可謂善頌善禱，雖然59年已開始三年饑荒，「奇跡鬼神驚，飛越雷霆騁」的大躍進的後果已開始顯現，許多地方餓死人。問題是周先生在60周年國慶時，又把他的「國慶詩詞曲」在報上回鍋翻炒，招致燕大天津老校友沈恒的調侃，在《燕京校友通訊》第58期發表《絕世才子的政治盲區》說：人民公社餓死人，怎麼「也餓不着周大師，國寶啊！」「如果把大師的《紅樓夢考證》和詩詞曲翻成外文打出去，諾貝爾文學獎捨我其誰乎？中央首長必集體設國宴為君洗塵矣。」
[6] 梁歸智《紅學泰斗周汝昌傳》，灕江出版社2006版，頁78、79。
[7] 據說俞平伯私下給浦江清看過。後來到台灣，胡適給王際真看過。
[8] [11]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灕江出版社2005版，頁96。
[9] [12] 宋廣波《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頁302，頁310。
[10] 張義春《詠紅學人物詩五首》，見《紅樓品茗》網站首頁。
[13] 《胡適日記全編》，1945年10月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版，頁722。
[14] 同上，頁569。胡適「日記」是胡適設計為自己留影的形象工程，只記載他想讓後人知道的事體。1945年全年日記，因涉及他參與國府上層打內戰決策，就被抽毀。胡適雖標榜「容忍就是最大的自由」，但對異己的政治勢力一點也不容忍。1945年日本投降，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胡致電毛澤東，要共產黨「痛下決心，放棄武力」，「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底氣很足。（日記623頁）他認為「三百年來中國一切大爭執」都非和平解決，只能是「一邊完全屈服」。「和比戰難」這個鷹派口號，就是他提出的。（日記698頁）
[15] 陳以愛《胡適的〈水經注〉藏本的播遷流散（下）》，《九州學林》2007春季（五卷一期），頁143。
[16] 中國嘉德2009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圖錄2833—2859。
[17] 《胡適日記全編》頁698。「1948年1月4日，寫信給祖望，說我可以幫代解決結婚的事。」
[18] 康奈爾大學一位中國學者2008年5月22日在陳林的「新浪博客」留言：「胡適當年一批收藏的文書，包括甲戌本紅樓夢和林則徐手跡等等，的確是委託放在我們康奈爾大學的亞洲圖書館。但它只不過是寄存，不是贈送。後來胡適先生的公子生病，身體不好，便問康大是否可以將這批文書買下來。……後來這批資料就被台灣方面以50萬美元的價格買走了。不是從康大買走了，而是從胡適之先生的公子那裏買走了。後來，上海方面才又從台灣方面買了回去。」轉引自《藝苑論壇‧學術紅樓》：三聚氰氨《胡適刻意掩蓋陶洙售賣甲戌本真相》（2008年9月22日）。
[19] 周汝昌《紅樓無限情》，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版，頁156、157。
[20] 劉文莉《重新還原一段歷史──就胡適同周汝昌交往與苗懷明先生商榷》，2005年8月3日《新京報》。據透露，此文的捉刀人是昌門子弟中主持周紅網絡宣傳的悼紅狐。
[21] [23] [24] 同[9 ]，頁321，頁317，頁322、323。
[22] 胡適影印甲戌本所刪去的五條跋文，《香港夢梅館複印脂硯斎重評石頭記甲戌本（2004）》第四冊‧附錄，頁2。
[25]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棠棣出版社1953版，頁591。
[26]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史學論着三種》，香港三聯書店1980版，頁222。
[27] 周汝昌《也談（分瓜）瓟斚和點犀喬（下皿）》，《獻芹集》，中華書局2006版，頁304、305。
[2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版，頁269：「（周汝昌）1951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
[29] 周汝昌在1976版《紅樓夢新證‧重排後記》中坦承，「研究院給我開出的經史子集的長篇必讀書目，我是一本也沒有真去讀」，並預料自己「大抵不能卒業」。（頁1153）
[30]同[19]，頁369；又同[8]，頁133。
[31] 《四松堂集》稿本，胡適48年10月24日托孫楷第帶交周汝昌使用。12月15日胡適南飛前，曾囑託孫在周還回後，將該書交北京大學圖書館。胡適後來看到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出版的《四松堂集》，用的是至徳周氏的刻本，不是他送給北大的底稿本，因此懷疑此書仍在周汝昌手上。但後來查明此書在國家圖書館，上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註銷章。就是說，周氏還書後，孫先生將此書交北大圖書館。後中央有關部門決定將胡適全部藏書歸公，移交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檢出此書註銷，還回國圖。
[32] 周汝昌《脂硯斎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序》，鄧遂夫《脂硯斎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8版，頁7。
[33] [39]，周汝昌《真本石頭記之脂硯斎評》，《燕京學報》第三十七期（1950），頁144、145，頁158。
[34] [35] 《脂硯斎重評石頭記己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版，頁1，頁1253、1251。
[36] [37] [38] 同[8]，頁218，頁137、138。周氏出示的便箋四行字，似是從大箋裁下來的半幅，藏頭露尾。陶以庚辰本照片贈周，見《紅樓無限情》頁172。
[40] 周汝昌《張伯駒和潘素》，《脂雪軒筆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頁121。
[41] [56] [57]同[19]，頁170。周氏53版《新證》，記「陶心如先生於民國卅八年一月十九日午見訪於東四七條借寓」談雪芹小像，暴露周認識陶洙必於圍城前。為掩周、陶交往之跡，乃編此大謊。
[42] 董康《書舶庸譚》卷八記載，1935年陶洙已見「脂硯斎第四次改本」。陶洙己卯本多處題記：「庚辰本校訖，丙子三月」，「此本照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
[43]同[34]，頁29。從批語墨蹟的深淺看，末句「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似是後來添上者。
[44] 周汝昌《〈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序》，王毓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版，頁3。
[45] 此處所引甲戌本頁數，均為《夢梅館複印脂硯斎重評石頭記甲戌本》（2004）頁數。「話」字參己卯本八頁1行、十四頁7行、十五頁7行。
[46] 夢梅館複印甲戌本《附錄‧胡適影印本所刪去的五條跋文》，頁1。
[47]同[8]，頁119、220。此為撮述。
[48] 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燕大校史籌備組編印《燕京大學史料選編第一期》（1996），頁31。
[49] [50] 《燕京大學1945—51年級校友紀念刊》（1994），頁205，又頁211、391。
[51] 《顧隨日記》1948年12月23日：「（今日冬至）。……得周玉言書，囑為設法，只有扼腕。」25日：「上午無事，作書復周玉言」。（《顧隨全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頁579。）覆書云：「至兄所云謀得職業云云，不佞素來即寡交遊，是所稔知。當此之際更難於為力。蝸廬數間小屋，且有舍親借住，無隙可容芳躅。」（《顧隨致周汝昌書》，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版，頁83）。
[52] 見胡適1948年11月26日日記，同[13]，頁725、726。
[53] 顧隨1948年11月23日有函致周：「比來精力憊敝，每午睡，家人輒不忍驚覺。日前枉駕，失迎為歉，不罪不罪。」（《顧隨致周汝昌書》頁82），則週六或日（20、21日），周曾乘校車進城，極可能踏看陶洙過錄甲戌本，順道探望顧隨。而前此一周，即13、14日，周亦可能去過安平里。據此，原甲戌本在陶氏手上約20天左右。
[54] 周汝昌《胭脂米傳奇》，華文出版社1998版。「我就在門口交付了書，便匆匆告辭了」（頁19）；「我將書交妥，未入門即告辭了」（頁164）。胡祖望攔門收書，不招待周進屋，當然是胡適的吩咐。
[55] 此本即曹立波、張俊諸先生發現、考定，周紹良先生證實的北師大本──陶洙的整理本。陶抄雖參據原甲戌本等四真本，並非嚴格的校本，多自以為是的臆改。周氏企圖以個別字詞的異同，將之定為庚辰本姐妹本，「與陶心如無涉」，目的是掩蓋他將原甲戌本借給陶洙之跡。
[59]同[8]，頁196。
[61] [62] [63] [64] 同[1]，頁288，頁291、292，頁318，頁314。
[66] [67] 胡適《答沈怡書》，同[2]，頁343，頁345。
[68] 胡適《答蘇雪林書》，同[2]，頁396。
[69] 胡適〈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同[2]，頁352。
[70]同[29]，頁1154。

（中國古代小說網二０一一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