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風裏──陳之藩研討會上的閑談

在春風裏──陳之藩研討會上的閑談
董橋

很久很久以前，陳之藩教授到瑞士開會，是一次《機械人與自動化》國際會議，在一個叫盧加諾的地方舉行，是湖邊，從蘇利士坐風箏去。陳教授告訴我說，依稀記得兩次大戰之間有過一次五國會議就在盧加諾召開，簽訂過《盧加諾公約》，後來當然是一張廢紙了。他說那麼明媚的湖邊，想起的不是馬克吐溫的散步論就是湖邊詩人的句子，怎麼可以找這個地方開機械人會議，又是自動化的會議？陳教授在信上說湖邊之美他形容不出來，他說「我這個人的毛病，作文必鄭重其事，一鄭重其事就寫不出文章了」。他說記得是馮至引過一句瑞士詩人的詩：「生於波登湖畔，死於肚子痛」，是馮先生在湖邊見到的墓誌銘，倒很像「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或者近人那句「人生只合住吳城，片石叢花俱有情」。陳教授說他坐在湖邊胡思亂想了四天，去開會只去了一個上午，因為那天他唸論文非去不可。

陳之藩這位電子學教授正是這樣一位滿身文學細胞的文學家。六十年代我讀書時代讀他的《在春風裏》已然如沐春風，驚嘆他可以把中文寫得那麼淺白又那麼動人，比胡適先生的白話文漂亮一百倍！八十年代我從英國回香港主編《明報月刊》，陳教授還在美國教書，我大膽寫信向他約稿，他回信了，一看那信上的字我喜歡得不得了，讀完再讀，前後讀了八九遍。從此，陳教授給我編的月刊寫文章，有短文，有長文，我這個總編輯臉上沾了不少光。然後我們通信不斷，彼此越寫越長，我都可以學他編出一本《在春風裏》了。可是陳之藩是個怪人，我也是個怪人，我們通信通了上百封卻沒有見過面。他到香港中文大學當電子系主任那麼些年了，我從來不到中大去拜訪他，他也從來不進城看我。陳教授跟童元方教授結婚我送了一個花籃，他很高興，跟新夫人站在我送的花籃前拍了一張照片寄給我，算是謝謝我了，我很開心。

那時候我只在報刊上登的照片見過陳教授，跟我想像的樣子出入不大。有一天，他讀了我寫的一篇屠克湼夫寫信說他剛買了一本新書，福樓拜與屠克湼夫的書信集，正看上癮了，說是前一年到巴黎還去看過福樓拜故居。信上說，有一位朋友到巴黎羅丹博物館看到巴爾札克的雕像說非常像陳之藩。那位朋友是女的，陳教授說朋友如果知道雕像的故事一定不會這樣說。他說當年法國作家協會為了紀念巴爾札克，請羅丹雕像，羅丹雕了，作家協會一看馬上 毁約，理由是雕得太難看了，不能接受。羅丹也不反駁，自己留下雕像，錢自然也不要了。羅丹說他希望雕得出巴爾札克創作的時候那幅痛苦相，既然作家們覺得雕像很難看，可見他雕得太成功了！陳教授說羅丹其實太捧巴爾札克了，創作會有那麼大的痛苦不是巴爾札克是福樓拜，福樓拜在一封信上說巴爾札克有些「向錢看」的傾向。陳之藩說屠克湼夫和福樓拜都說自己是寫實主義，其實他們兩人一生追求的是完美，一點不寫實，是唯美，凡「美」得接近「真」了，你就看不出「美」了。我慢慢發現陳教授太喜歡屠克湼夫。我了問他。他說他真是屠克湼夫專家，說屠克湼夫不能說是俄國人，他在巴黎長大，他跟福樓拜的友誼陳教授羨慕得不得了。

更值得羨慕的其實是陳之藩教授的博學。尋常書信隨手寫得出一個又一個的逸聞、故事，陳教授不到文學院講幾堂課是文學院的損失，是文學院學生的憾事。不要他開一門課，要他在講堂上跟學生聊天就夠了。他是真正的 Man of letters，在古老的東方，在古老的西方，這樣的鴻儒是最受人尊敬和喜愛的人種，電子時代裏不多了。都說陳教授的文章如行雲，如流水，我也這樣稱讚他，他好像不以為然。後來有一次他看到我的文章裏引了兩句詩：「書似青山常亂叠，燈如紅豆最相思」，來信說這十四個字可以棄掉兩個字，變成「書似青山亂叠，燈如紅豆相思」。他說因為「最」字不能連用兩個，紅豆是「最」呢？還是燈是「最」？既然下句棄了「最」字，上句也要改為六個字，棄掉「常」字。他說給這副對聯吃了瀉藥，果然可以消暑！

我終於看出陳之藩原來是這樣鍛鍊文句的。他說六朝的東西都是不自然的，但卻淒美之至。《詩品》因為是最早的詩評，把陶淵明列入二三流，這就是六朝的觀點。這種六朝思想傳去了日本，中國反而沒有了這種傳統，詞曲而後，可以說完全斷了。陳教授說人工的雕琢才是藝術，最高境界是人工中見到自然而忘了人工，像法國女人，好像不打扮，其實她打扮得不得了，在打扮中見不出打扮的痕跡，那才是最高的藝術：「所以原野的野花云云，并不是藝術，是倫敦公園的野花才是藝術」。他說沒有駢體文怎麼可能有唐宋八大家？韓愈最好的文字是「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好像很自然，對仗得多美，他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這是近乎天成的藝術。又比如另一個文起八代之衰的胡適之，他的〈瓶花詩〉說「不是怕風吹雨打，不是羨燭照香薰」，那是集古今之大成的對仗，胡先生自己想避也避不了。陳之藩接着說了一段非常沉痛的話：

我們之一代，弄得這麼不成樣子，因為銳意不讀書，一心想自然，無奈辦不到何！一點顏色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不僅天塌地裂不會名狀，就是傷春悲秋也不會形容，以死了幾百萬人的代價，仍然換不來幾篇「有病」呻吟的作品。根本不會發聲了，何況呻吟！哪有比中國人這個時代再痛苦的？又哪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這樣聾啞的？好像有好多人有同一誤會，覺得數理化等等什麼功課都得用功才會懂，唯獨國文，可以不學而會。會罷，就是今日之局面。

陳教授的信可以從胡適之談到孟子談到毛澤東談到楊萬里談到數學大師哈代。他說毛澤東的詩他覺得好，可是毛澤東愛抄古人的句子，「春風楊柳萬千條」如果不是楊萬里的句子就是范成大的句子。他到哈佛圖書館去找，范成大的集子給人借去了，他於是查楊萬里的集子，從頭看起，一句一句的找，還沒找出來陳教授竟然發現楊萬里詩裏句法跟唐詩完成不同，一個「不」字用了再用，幾乎每三首詩有一首裏有「不」字。「山不人烟水不橋」，受禪的影響，印度的影響，還可以上推到老子，甚至佛家。說起印度他忽然想起劍橋數學大師 G.H.Hardy，說他專出難題，數學登峰造極，印度頒給他一個大獎，他去接受，當然要演說，開塲一句話成了名言。他說：“ Indian contribution to mankind is zero”。全塲靜了三秒鐘，然後哄堂大笑。陳教授說「零」這個數目字確實是印度人發明的，意義太大了：沒有零就沒有負數，就沒有虛數，簡直就沒有數字了，更沒有計算機了。哈代語意雙關，故意想出這麼一句來，真是大師的幽默，是好幾十年才可能培養出來的花朵。

我終於慢慢摸出陳教授文學上的愛惡。他尊敬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胡先生帶着舊詩詞韻味的白話詩陳教授也讚賞，可是新式白話詩不一樣，陳之藩讀了要發脾氣。他在一封信上說詩人易實甫可能熟讀楊萬里，易實甫有一些詩句很了不起：

青天無一雲，青山無一塵。
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

陳教授說，如果沒有白話詩的謬種，詩是可以發展成很成熟的詩，一有謬種，好草就不長了，所以「現代是無詩的時代，我一點沒有說錯！」他說。

有一回，我想在雜誌上編個專題，寫信出了題目求陳教授寫文章。陳教授回信說看了題目他真的手癢，想寫。他說他的讀書方法很特別，讀論文都先看結論，再看序言，中間不看，然後自己運思，試試照題目盤算內容該怎麼搭建，再回頭對照那篇論文是不是這樣寫。雷同固然高興；不同也很高興，當做新發現。他說這種讀書方法叫「不讀」。苦的是碰到法國思想家蒙田的散文。陳教授說蒙田散文喜歡忽然插近一段完全不相干的私人生活，非常有趣，卻與題目無關。碰到蒙田，陳教授的讀書方法就完全不生效了。他說蒙田散文之所以至今不朽，也許跟他這種節外生枝、忽天忽地的寫法有關：「其人在紙上恍動，有如鬼魂穿梭於字裏行間，真是怪事」。我不懂陳之藩教授的電子學本行。陳教授的文學造詣也太深厚了，我只沾了些皮毛。要我寫他，我只能偷蒙田節外的枝枝葉葉忽天忽地拉雜紀錄，那畢竟也是春風的消息。春風太美好，教授太嚴肅，我只會消受「陳春風」，不懂得領 畧陳教授，打從高攀陳之藩的那一天起，我寫信向來尊稱他「之藩先生」，不敢叫他陳教授：他的學問真博大，是我這個老派人常常掛念的「先生」。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七日《蘋果日報》）
（相關文章：〈胡適還是回台灣好〉）

蕭錦綿：懷父

懷父
蕭錦綿

十月四日下午五點，當入秋的第一道冷鋒從太平洋登陸，黃昏時刻，父親選擇了自己的天年，乘風而去，捨報往生。

生命的最後三個小時，我和弟弟崇仁陪着他在救護車上，疾馳高速公路，從台北到嘉義。一路上，看着地、水、火、風，一一捨離父親這一期生命的報身。

天外濤聲，嘎然而止。

父親以自己肉身的壞滅，教我看見DNA雙螺旋結構的繫縛，如何緊密的綑綁着我們的今生今世。

父後二日，午息時分，睡夢間，母親聽見父親大力應聲──有！應是往生淨土有着落，母親如是釋懷，她得到了父親應許的安慰。

自從父親病苦，九個月以來，母親日夜念佛，但求父親苦盡，往生淨土。

生前兩年，父親開始每天持佛號，他向母親說：「從今以後，我全部聽你的。」

我還記得在台北復興南路，妹妹錦綢為父母買的家，每天清晨起來，父親親切的唸着他自創的，阿密──仔──陀佛 阿密──仔──陀佛 阿密──仔──陀佛。

就着清晨的微光，我看見他平靜的微笑，像個小孩。

父親一輩子，不失赤子之心，遇到再困難的事，他總是煩惱三分鐘，然後就沒有了。即使生命最後，纏綿病榻數月，但他臉上沒有一絲病容。

他身高一八零公分，高大英挺，照顧他的護士小姐，不只一次跟我說：阿公年輕的時候，一定是籃球選手。

我的朋友Sharon來醫院看他，回來的路上，Sharon不斷反問：你爸爸，怎麼這麼像奧瑪雪瑞夫！

他是大家庭的長子，生在民國十八年，受日本教育，歷經過四萬換一元，三七五減租的社會經濟風暴，辛苦持家，曬鹽、養魚、賣麵，他什麼都做，拉拔他的弟妹以及我們六個子女成長受教育，中間還蓋新家，翻修之後幾年，又因馬路擴大再次拆建，為保有一份生存之地，歷盡折磨。

但他不以為苦，對這個世界，他始終保持樂觀、開放。

他常常看報看到一半，停下來跟我分析世界大事，順便讚嘆當年日本的進步和遠見，台灣的建設，只有高鐵得到他的讚許。他生病的這兩年，從嘉義到台北，幾次得力於高鐵的及時乘載，對於當年蕭萬長的眼光和殷琪的魄力，他讚不絕口。

我記得他提起當年日治時期，台灣的鹽和糖，如何透過海運，運往中國東北。

我喜歡聽他用正統的閩南語，講述那些遙遠的地名；海參崴、烏魯木齊、黑龍江。

直到生前兩年，他每年必參加民國三十一年畢業的小學同窗會，還兩度到日本跟日本老師和故舊會面。

二零零八年初，我到印度德蘭莎拉去採訪達賴喇嘛，途經菩提迦葉，請回一張菩提樹下大佛寺的三皈依梵唱CD，回來後，我天天晨起放頌，當成自己的早課，父親不聲不響的跟着聽了一段時間，有天早上，電池沒了，三皈依梵唱失音，爸爸走過來跟我說：「印度國歌怎麼聽不見了？」

把三皈依的梵唱當成印度國歌，父親的世界觀裡，甚至帶着些許幽默。

一輩子曬鹽、養魚，看天久了，對於天氣變化，爸爸有一種微妙的觀察。

去年三月，有天早上，我走到陽台探頭窗外，試天氣冷暖，父親在一旁說：

「春風驚日光，日頭出來，就不冷了。」

雖說春寒料峭，但太陽一出來，就會開始轉溫暖了。的確，「春風驚日光」，他對天氣的細緻觀察和文雅說法，出口押韻成詩，讓我震撼久久……

他那一代人的智慧和修養，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追尋無蹤，令人不勝噓唏。

他當鄰長三十年，家裡的牆上貼着他的種種事蹟──他戒菸、戒檳榔，為了糖尿病忌口，他戒掉所有自己愛吃的東西。做為一個人應有的毅力和尊嚴，父親時時刻刻努力養護。

時下，「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新片，「賽德克巴萊」剛殺青。

莫那魯道的故事，讓我想起，這輩子，唯一一次，爸爸帶我去看電影，看的就是「霧社風雲」，就在我七歲的時候。

事隔五十年，我還記得電影散場後，很晚了，我坐在他腳踏車後座，從布袋到新厝仔，一路無語，我們同時被莫那魯道悲壯的故事震住了，無聲的回家。

是的，阿爸，此刻，你已經無聲的回家了。

這一期一會的生命，就此作別。

感謝你百千萬劫以來，由於不可思議的因緣，當了我們的父親。

又在最後的一刻，捨身教我悟生滅。

告別式上，許許多多親友都來相送，大家都祈願，來世跟你結善緣。

你生前很擔心阿母，我要趁這個機會跟你說：請你不要掛罣，阿母已經知道如何養護自己的身體和慧命。

我知道，此時此刻，時空於你，電光石火，你已通往下一個旅程，繼續追尋你自己生命長河中那一個不變的「我」。

阿爸，山高水長，你一路好走。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時報》）

高爾泰：幸福的符號

準備參觀團來的那陣子，我們已歸韓幹事管。他抓活躍工地氣氛，從打擊牴觸情緒入手。白天加強互相監督，晚上加強揭發批判。誰誰誰老是吊着個哭喪臉：你是對誰不滿？誰誰誰一天到晚悶聲不響：你打的甚麼鬼算盤？誰誰誰抬籮筐一步三搖：你是要給誰看……這樣互相揭來揭去，批來批去，終於大家都取得了共識：由於思想沒有改造好，我們多少都有些牴觸情緒，身在福中不知福。每個人都作了檢討，保證改正，請大家監督。

工地氣氛很快就改變了。在所有大、中、小隊裏，人人都在微笑。一天到晚笑，隨時隨地笑。笑着掄鎬，笑着使鍁，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邊笑邊跑邊吆號子。起先是按跑步的節奏吆：嗨──嗨，嗨──嗨。不久就有人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同調的吆歌。吆歌是兩個人對吆。抬後面的人吆一句歌詞，抬前面的人吆一句嗨嗨作答。歌詞都是即興創作。比方說抬着筐跑過大隊長陳治邦身邊時，吆的是：

陳治邦哪──嗨，嗨！
好領導哪──嗨，嗨！

經過勞動不好的張元勤身邊時，吆的是：

張元勤哪──嗨，嗨！
電線桿哪──嗨，嗨！

時值一九五八年，外面正在大躍進，人民羣眾賽詩賽畫賽民歌熱火朝天。不知道是什麼風把熱烈分子吹過遼遠荒漠，吹到了我們這個封閉的大墻之內，夾邊溝人也自發地賽起吆歌來了。

不過，對於我們互相磨礪得像剃刀一般鋒利的感覺來說，歌詞往往都經不起分析。比方說當天就有人指出，大隊長也是勞教人員，稱領導不妥。此句遂改為好榜樣哪嗨嗨。又有人說既然他沒被釋放就說明他還沒改造好，不能作為榜樣。遂又改為幹勁大哪嗨嗨，似乎可以了，但陳治邦本人已經琢磨過來，說突出個人不妥，叫不要這樣喊了。由於難度大風險高，一度高漲的創作熱情逐漸冷落，又都恢復了單純自然的嗨嗨聲。這樣也很好，整個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笑着嗨嗨地跑，已足以表現出我們的幸福感了。

但是我們的笑和跑，同一般的笑和跑還是不一樣。一般的笑先得要有快樂。一般的跑先得要有力氣。為了做到沒有這兩樣東西的條件下笑和跑，我們每個人都同自己進行了一場艱苦的持久鬥爭。眼睛瞇縫着兩角向下彎，嘴巴咧開着兩角向上翹，這樣努力一擠，臉上橫紋多於直紋，就得到了一個笑容。這有點兒費勁。要持久地維持這笑容，就得費更大的勁。笑容由於呈現出這費勁的努力，又有點兒像哭。

跑更難，它要求後蹬彈跳前擺高抬，以致有瞬間兩腳同時離地，步伐和速度都增大。我們無力做到這一點，必須先放下前腳才有可能提起後腳，這就和走沒有區別了。為了避免像走，便都盡量彎曲着兩腿，然後一下子伸直如同彈跳，這樣一伸一伸，人也一聳一聳，看起來像跑。如此跑法比走慢一點，比走吃力一點，但既是不允許走，又無力真跑，它就是惟一選擇了。

參觀團來的事早已被忘掉，但這種笑容跑姿，卻一直保持下來。因為互相監督的機制和生存競爭的需要，都迫使我們「堅持進步不許倒退」，久之成了習慣，要改回去也難。成千人的工地上，所有那些蹬得大大的茫然的眼睛全都瞇上了。我抬着筐一聳一聳地在全都一聳一聳的人羣中嗨嗨地穿行，有時會神經錯亂一下：突然覺得周圍這些老相識都變成了陌生的怪物。我自己也是。

在一個和往常一樣的清晨，我剛把第一筐土抬到溝外邊新堆起來的土坡上，碰上日出。貼着長長的直直的地平線，暗紅的太陽又大又圓，好像並不發光。但我們這個荒涼空寂、凹凸不平的星球表層，卻出現了許多淺藍色的陰影。我望見在一條細長的陰影裏，一羣灰暗的小生物一丁點一丁點兒地挖着貧瘠的地表，一聳一聳地來來去去，徐徐移動，漸遠漸淡，直到消失在太古洪荒時代的背景之中，突然感到一個莫名的錯愕。

我想假如有一個不知就裏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對這種獨特的景觀，一定會驚駭得張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攏來。我想單是那無數凝固不動的怪異笑容，就足以把他嚇得頭髮豎豎的。我又想，假如這時發生地震，所有人都突然埋入地下原樣變成化石，異代的考古學家也一定不能解釋，這舉世無雙的表情和姿態究竟意味着甚麼。

我想，也許他們會猜測，這是某個非理性教派的神秘儀式；也許他們會想像，這是蠻荒絕域某個已滅絕的人種的生態特徵或者文化隱喻，就像瑪雅人扁平的頭骨，或者新幾內亞島上詭譎的面具那樣……不論如何，我相信，絕不會有人讀出，這就是幸福的符號。

（摘自高爾泰《尋找家園》頁151-154，廣州花城出版社二００四年五月）

薄英，充和，桃花魚

薄英，充和，桃花魚
高臥東山

對我來說，二零一零年幾乎可以說是「張充和年」。先是買了兩本她在大陸出的新書：《曲人鴻爪》和《張充和詩書畫選》。上周又去杭州的西泠拍賣湊了熱鬧。這場春拍有一批張充和藏故舊墨蹟：十幾件原樣未裱的沈從文書法琴條，沈尹默的自作詞橫披，俞平伯、錢穆等人的書劄。最後還有一件張充和的絹本小楷《題鳳凰沈從文墓望江南五首》壓軸。名家舊藏果然應者如雲，所有拍品均以高價成交。有人在我旁邊嘀咕：「除非整場全包，否則這個價錢買回家去，一輩子也翻不了身。」翻不了身也要知難而上，飄然世外的張充和在無意間又成就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一場喧嘩的喜宴。

在此之前，我還得了一部張充和一九九九年在美國印的詩詞集《桃花魚》。張充和多次表示這是她最滿意的一本書。書裏十八首詩詞都由其親自挑選，所以也可看作是她的詩詞自選集。桃花魚是書裏兩首「臨江仙「的標題。據說桃花魚是一種多彩的水母，與桃花相伴而生。桃花落到水面時，它在水中顯現，等花時已盡，此物就也就了無蹤影，因此常常被當作愛情的象徵。

此書的設計和製作全由美國畫家、書籍裝幀藝術家Ian Boyden親自操刀。薄英，是Ian Boyden的中文名。《桃花魚》在薄英手裏被精心打造成一件質樸淳厚的藝術品，它不是那種燙金刷銀、眩人眼目的豪華巨冊，而是一部月白風清的自然之書。得書後，我跟薄英電子郵件往還，他大致向我講述了此書出版的前前後後。

先說出書緣起。薄英一九九零年曾到南京大學留學（南京大學也是我的母校），專業是中文和歷史。那時他還年輕，是個十九歲的毛頭小夥子。學習期間他在鼓樓公園舉辦過為期兩天的個人書法展，也在附近的中餐館裏打過工，除了書法他還學會了炒一道宮爆雞丁。九五年，他再次來到中國，這次是赴蘇州大學跟隨華人德教授專門學習書法，在此期間，他遍遊海內，尋訪古代碑刻。九八年他終於得到了耶魯大學的東方藝術史碩士學位。就在此時，一直埋頭學術研究的薄英，突然感受到一個藝術家的衝動在內心所發出的響亮聲音。他聽從這聲音的召喚，改換門庭，開始從事繪畫創作。為了獨立出版一些藝術書籍，他又創辦了只有他一個人的蟹羽出版社（Crab Quill Press）。

薄英和張充和相識於九三或九四年在衛斯廉大學舉辦的一次書法展。薄英被張充和的書法所吸引，提出願跟隨其學習。他們很快就成了朋友。此後，薄英就常到張充和家裏去，在她的指導下，臨習六朝墓誌和史晨碑。蟹羽出版社成立後，薄英計畫製作一些與書法和詩歌相關的書籍，他第一個就想到了張充和。這個想法一經提出，張充和馬上就答應了。於是薄英便飛到康涅狄格州老人的家裏，和這對老夫婦一起工作了幾個星期。

再說薄英在印書過程中花費的心思。編印《桃花魚》的第一件工作是選目。選好詩作之後，就由張充和的先生傅漢思和薄英一起翻譯。傅漢思是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系主任，於中西文學都有精深的造詣，做這件工作自然輕車熟路。翻譯中實在遇到困惑之處，他們就徵求作者的意見後再定稿。文字齊備了，接下來是版式設計。薄英構思並繪製了幾種版式的草圖，和張充和商量之後，方才確定了最終的方案。根據方案的尺寸要求，張充和用工秀小楷在宣紙上把這十八首詩詞謄抄一遍，書名定為《桃花魚》。波士頓大學的白謙慎專門為此書刻了一枚朱文方章。

作者要做的工作到此為止，剩下就是薄英的事情了。首先要選擇一種能傳達出中國書法特有美感的紙張。他選用了德國老牌藝術紙張製造商Hahnemühle公司出產的安格爾米白色重磅毛邊紙。這家德國公司自一五八四年成立之後，一直在西方藝術紙張製造業享有崇高聲譽。紙張選好，再把張充和的手跡照相製版。這些工作都完成了，薄英才發現自己做版式設計時的疏忽：他居然把工作室裏那部印刷機的尺寸量錯了。這部印刷機太小，根本無法印出他設想的開本。沒辦法，他只好去尋找一台更大的。他花了個把月時間去搜求並修復一台型號為「Vandercook SP20」的手搖曲柄凸版印刷機。這款機器是舊機型，當時早已停產，其運轉完全靠人力搖動曲柄。一天工作下來，薄英的右臂和肩膀都酸痛不堪。

在等待印刷機的時間裏，他開始研究印書所需的墨水和《桃花魚》譯文的英文字體問題。他反復試驗了幾個星期，希望找到一種墨色足夠黑，同時又能避免在白紙上形成暈染的墨水。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還原《桃花魚》書法秀逸清雅的格調。而挑出能夠和此書趣味相匹配的英文字體，也絕非易事。這種字體不能顯得唐突，它必須纖細、含蓄、淡如秋水，在美感的伸張上應該和張充和書法具有同向性。結果，薄英選中了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著名的雕塑家、字體設計大師吉爾（Eric Gill）設計的Gill Sans字體。之後，薄英又專程找到一位名叫Michael Bixler的鑄字師，特別為此書鑄造了一套Gill Sans鉛活字。Michael Bixler是美國屈指可數的幾個仍在工作中的鑄字師之一。由於《桃花魚》的書法部分，英文部分，還有印章的印刷方式都不同，必須分別印製。因此，這部書的每一頁，實際上都印了三遍。這也是這部手工書籍費時費力的原因之一。印數一百四十部的《桃花魚》，從一九九九年開始製作，到最後一部編號本由薄英親手裝訂成書，已是二零零二年了。

張充和有一方印章「一生愛好是天然」。對大自然的熱愛，對本色質樸的人與事的親近感，是薄英和張充和之間忘年友誼的基石之一。薄英把他對天然材質，對草木的感情也傾注到這部《桃花魚》裏。這部書的封面和封底均為木制，根據薄英使用的三種不同木材，可以把《桃花魚》分成三種版本。這三種木材是：印度紫檀、阿拉斯加雪杉和產自非洲的沙比利木。

薄英對木材的關注最早得益於他的一個房東，此人是著名的提琴製作家，名叫保羅•舒巴赫（Paul Schubach）。舒巴赫在家裏四處堆滿了各種各樣漂亮的木料。他經常拿起其中的一塊，送到耳邊，傾聽指關節敲擊板材發出的聲響。聽上去清脆悅耳的就可以用作提琴的面板，如果發出的響聲沉悶、遲鈍，舒巴赫就把它扔在一邊。木材美麗的花紋和天然的香氣使薄英著迷。他開始思考書和樂器之間的關係，他覺得書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樂器，一種演奏語言的樂器。而木材和書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古老的聯繫。事實上，英文裏「book」一詞源自古代日爾曼語的「beech」，意為山毛櫸木。古代歐洲人把文字刻在山毛櫸的樹皮上，這是西方書籍的雛形。和中國人的竹簡，古埃及人使用紙莎草一樣，世界各個種族的先民不約而同地向植物傾訴自己的虔誠和喜悅。後來歐洲一直有用木板做書籍封面的傳統，只是往往喜歡在其外面再裹上一層皮革。到了今天，人們往往已經忘記了樹木和書籍之間這種血脈相連、樸素而親密的關係。薄英告訴舒巴赫自己想用木料做書的封面，他問對方能否給他介紹一些合適的樹種。舒巴赫的眼睛好像一下子被這位和他有著共同興趣的年輕人點亮了，他如數家珍地向薄英介紹每一種木材的名稱、產地、性質、適用範圍，最重要的還有切割的方式，如何沿著木紋的方向施力。如果切割方式不當，木料的穩定性會變差，很快就翹曲變形。這就如同順應動物的習性，才能與其和睦相處。舒巴赫的指點為薄英打開了通往一個奇異的植物世界的大門。

如果說《桃花魚》是一把提琴，它演奏的就是張充和低回宛轉的書法和詩歌。對於這樣一部典雅的東方詩集，薄英會選用什麼樣的木材呢？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國人喜歡的紫檀和黃花梨，但這兩種木材昂貴且不易得。與其比較接近的是印度紫檀。印度紫檀雖然是一種「亞花梨」，氣幹密度較低，但有著漂亮的深淺相間的紅褐色條紋。有趣的是這種木材裏含有強烈的染色劑，有一次薄英打磨完封面後，把沾滿木屑的衣服和家人的其他衣物一股腦扔到洗衣機裏，等洗好了拿出來一看，一切都變成粉色的了。其中有雙被染成粉紅的襪子，薄英至今還在穿。

非洲的沙比利木雖然硬度略差，但穩定性極好，且在市場上有著充足的供應。它常被用來製作提琴和木吉他的背板和側板。這種木頭具有變彩的特質，迎光看去，能反射出捉摸不定的光彩。想到樂器和書被自己賦予的奇妙關聯，薄英決定《桃花魚》的一部分封面就用沙比利木來做。

至於阿拉斯加雪杉，那是美國本土出產的木材，有著馥鬱的香氣，也是薄英最熟悉和鍾愛的。這種雪杉生長期可達數百年，所以用它製作的《桃花魚》，一入手你就可以看到高大耐寒的杉木在封面上刻下的一圈又一圈的年輪。樹木的生命化身書本，繼續在世間傳遞思想的薪火。薄英很自豪地對我說，據他所知，在此之前，還沒有人用這種木材做過書籍封面，所以對雪杉的應用，他是史上第一人！

後來，出於環保的考慮，他不再選擇產自熱帶地區的硬木，而是使用他所居住的華盛頓州本地的木材，比如楓木。每年，他都會購買一些被木材公司砍伐下來，或者在暴風雨中摧折的原木，鋸成厚板，把它們堆放在房屋四周。儲存上幾年，等它們幹透了，他再把這些木料切成薄片，用在自己做的書上。

聽薄英講他製作《桃花魚》的過程，如同在讀一首自然主義的散文詩。天高雲淡，他傾心於自然。他從泥土、草木中汲取營養，同時又賦予它們新的生命。他自製顏料，自製墨水，自己畫畫，自己印刷。為了得到畫作所需的理想色彩，他會孜孜以求地從隕石、鯊魚牙齒、淡水珍珠中尋求突破。薄英在四季流轉裏氣定神閑地吐納。當他給自己的蟹羽出版社取名時，他說要有圖騰，要有水，於是就有了螃蟹。他說要有空氣，要有風，於是就有了羽毛。而蟹行文和羽毛筆又象徵著那條藝術家通往自我表達的道路。他臣服於造化，也做自己的上帝。他自給自足、田園牧歌式的藝術活動，讓我想到《瓦爾登湖》裏那句「無鳥雀巢居的房屋如未烹之肉」，想到豐子愷的「一間茅屋負青山，老松半間我半間」，想到陶淵明，也想到張充和。

張充和與薄英，一老一少，一中一西。通過《桃花魚》，通過這本回歸之書、安靜之書，他們交換各自對世界的觸感。薄英告訴我，每次去張充和家，除了書法，張充和還會教他如何沏茶，如何製作盆景，如何欣賞舊墨和印章。有時，他們會一連幾天談論竹子。張充和家院子裏有一小片竹林，其間有張長凳。每次他們想在那裏坐一會兒，老人家總會留意一下竹子的枝葉是否伸展到鄰居家院子裏了。如果是，他們就一起把枝葉收攏回來，以免妨礙別人。新筍剛露出地面的時候，張充和教薄英如何挖竹筍，如何收拾、洗淨，並且烹調好端上飯桌。新筍的香氣溢滿張充和的藝術之家。薄英說，張充和是個非凡的人，是那種你第一次見到就彷彿早已熟悉的朋友。欣賞張充和的書法，你認識的，是一個人。

　

江慎： 與大熊貓一樣珍稀的桃花水母。張先生用此為書名，可謂自況，因為桃花水母對生長環境要求極高。

高臥東山： 這個圖不是我拍的，是薄英自己拍的，放在他的網站上：



脈望：桃花魚我小時候長江邊上還比較常見。其實是一種微型水母。很小。幾乎透明。每年春天漲水前在江邊淺灘裏出現。叔叔輩的人說這個俗稱「降落傘」，他們教我，撈這個還得用舊牙刷，把舊牙刷毛面朝上，放到水母下面，輕輕上行，讓水母落在牙刷的毛上。這樣才不會傷到它。小時候每年都有這個節目。看它們在玻璃瓶裏以透明的姿態上下遊動，非常漂亮。可惜每次都養不久。因為沒有吃的。

張充和先生在重慶呆了些年頭，想必見過這些景象吧。

可惜環境條件大改，現在估計看不到了。

高臥東山：脈望說得仔細。張充和的兩首桃花魚是抗日期間在重慶的一次詩會上寫的，當時參加詩會的每人都以「桃花魚」為題作詩。不知道參加詩會的都有什麼人，我查了《雍園詞鈔》，沒找到沈尹默以此為題的詞。

〈臨江仙‧桃花魚一〉
　　
記取武陵溪畔路，春風何限根芽。人間裝點自由他。願為波底蝶，隨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無着處，最憐泡影身家。試將飛蓋約殘花。輕綃都是淚，和霧落平沙。

〈臨江仙‧桃花魚二〉
　　
散盡懸珠千點淚，恍如夢印平沙。輕裾不礙夕陽斜。相逢仍薄影，燦燦映飛霞。　海上風光輸海底，此心浩蕩無涯。肯將霧穀拽萍芽，最難滄海意，遞與路旁花。

以後到重慶，一定要去看看這種小水母。

金佛老樵：閒翻廣西版《古色今香》，編注者孫康宜注釋《桃花魚》說「其實四川人所謂的『桃花魚』並不是魚，而是一種像『泡影』一樣的水沫。不知孫教授說法的出處何在？孫教授當然應該知道這首詞的來歷，至少和老太太談論過吧，因為她知道老太太「至今仍十分懷念當時與她共同觀賞桃花魚的友人（如盧冀野、楊蔭瀏等）所寫的合詩」，可她仍得出「水沫」的結論，難道原本就是老太太當時被人告知不是魚是水沫，她再轉述給孫教授？

金佛老樵：

查到盧冀野合詞：

〈臨江仙〉

桃花魚一名降落傘魚，蓋水母也。共旭初、充和詠之。

剪取嘉陵波一掬，未曾落盡桃葩。幾分春色供山家，芬芳都不是，朵朵白蓮華。　笑汝揚髻還唼喋，玻璃碗裏無他。浮沉空際競紛拿，過江何限鯽，威武孰能誇。

如此看來，老太太還是知道桃花魚是水母的，是孫教授信口開河了。

葦子：看過孫康宜給張充和編注的幾本書，書中有多處硬傷，實在是可惜啊！

高臥東山：金佛找的這首詞好，哪本書裏找到的？

金佛老樵：就在中華書局版《盧前詩詞曲選》中查到，P158。

高臥東山：謝金佛。

刀劍笑：高臥兄，你那本《桃花魚》是簽名本嗎？

高臥東山：是簽名的，刀兄肯定也有這書吧。

刀劍笑：機緣巧合得到兩本，其中一本是簽名本，張先生特地選了方不是名章的章蓋在我的書上：



（原刊二０一０年七月八日布衣書局論壇）

《跋涉》的版本及其它

《跋涉》的版本及其它
章海寧

一九三三年農曆八月十四，一對年輕男女沉浸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悅中，這個新生命將由文字來發出第一聲啼哭。

倆個人有些迫不及待，為了早一天見到「孩子」，他們親自跑到印刷廠去裝訂，累得腰酸背痛，將一個名叫《跋涉》冊子帶回了家。

黃色的封面，紅色的字體，書名的上方還還勾勒出湧動的浪花，那就是他們他們游泳嬉戲的松花江了。據他的主人後來回憶，《跋涉》的封面原來另有設計，封面有山有水，「山是灰黑色金字塔形，水是幾條銀色的曲線條紋」，這幅「微型山水」畫在「一條約一寸五分的窄帶上，橫攔在封面三分之二的地方」，窄帶山水的下面，才是書的名字。這個封面是由擅長美術的金劍嘯設計，可惜，因為當時印刷條件簡陋被放棄，實際上，《跋涉》的封面是用一塊小木板蘸著紅色鋼筆水寫出來的。不但改了封面，連書名也臨時起來變動，由《青杏》換成了《跋涉》。

《跋涉》是三郎（蕭軍）、悄吟（蕭紅）文學之旅的第一個結集。日後，他們都成為中國現代文壇的著名作家。蕭紅共有十一本單行本作品集，《跋涉》無疑是她文學之旅的第一個驛站。因為這是蕭紅、蕭軍愛情的一個結晶，所以兩個人對它的回憶溫馨而感傷。

蕭紅在另一本散文集《商市街》中，專門寫了《冊子》一文，文中描寫了「冊子」《跋涉》誕生的喜悅，帶著他們的書，坐著拉書的馬車，「在夕陽中，馬脖子上顛動著很響的鈴子，走在回家的道上。」這一幅夫妻雙雙把家還的浪漫一幕後來再難尋覓，以至於在西安他們勞燕雙飛。

在《跋涉》問世13年後，重回「故里」的蕭軍，在哈爾濱舊街道上與《跋涉》不期而遇，當年他們興高采烈生產的《跋涉》，靜靜地躺在路邊的舊書攤上，蕭軍把重新把「孩子」帶了回去。「珠分釵折，人間地下，一幀宛在，傷心如之。」蕭軍後來題在《跋涉》上的文字，彷彿能窺見他心靈的涕泣。不過題字是在1966年3月27日，那時他在北京被紅衛兵揪鬥，過着人鬼不如的日子，對《跋涉》的回憶，還應有不同的解讀。

《跋涉》收蕭軍（三郎）作品六篇：〈桃色的線〉、〈燭心〉、〈孤雛〉、〈這是常有的事〉、〈瘋人〉、〈下等人〉，收蕭紅（悄吟）作品五篇：〈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風箏〉、〈夜風〉。蕭紅這個集子中的〈廣告副手〉，後來被她改寫成〈廣告員的夢想〉，收在她的散文集《商市街》中。

關於《跋涉》的初版本，目前存世極少。蕭軍從舊書攤上得來的那本，現在應該由蕭軍的女兒蕭耘收藏。據《懷念蕭紅》一書的編者王觀泉先生說，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和人民日報資料室各存一本，王觀泉先生說，這是藏書家姜德明先生介紹的。作者曾在網上訪到復旦大學圖書館這本《跋涉》，始懷疑其真偽，現在有姜德明先生的佐證，可以打消疑慮了。此外，我與哈爾濱日報的馮羽先生聊天，馮先生說他還藏有一本初版本《跋涉》，真是讓我驚喜。馮羽先生是30年代哈爾濱文藝沙龍「牽牛房」主人馮詠秋之子，蕭紅、蕭軍當年都是「牽牛房」的常客，馮詠秋還為蕭紅畫過漫畫肖像，這本《跋涉》應該是蕭紅、蕭軍贈送朋友的禮物。

去年，我去哈爾濱道外舊書市淘書，有一書商稱有《跋涉》初版本，要價頗高，但終不見書。心中雖疑，又留着一個期待。

《跋涉》初版本只印了1000冊，蕭紅、蕭軍一部分送給了朋友，還有一部分放在書店寄賣，不久被日偽查禁，實際發行不會超過100冊。蕭軍、蕭紅因為這本書，過着心驚肉跳的日子，不久就逃離了哈爾濱。由青島再到上海，結識魯迅，開始過着職業作家的生活。應該說，《跋涉》是二蕭人生的催化劑，其重要性不在集子的文學價值，而在一本小書，改變了他們人生道路。過去，蕭紅研究者對該書的認識只停留在書中文字紀實的內容，現在，可以從更寬的視野來思考《跋涉》與二蕭的人生走向。

《跋涉》被禁，所以在出版以後的幾十年裏，幾乎不為人知。直到1979年《跋涉》複製本的出現，讀者才有幸再睹它的面容。

黑龍江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是黑龍江較早研究蕭紅的機構，因為當時公開出版的蕭紅作品較少，文學所決定複製一批《跋涉》。複製的稿本是蕭軍在哈爾濱舊書攤上買來的那本。研究所的王觀泉先生回憶說，當時蕭軍不願意把原書拿出來，文學所做了很多勸說，蕭軍拿出了原書。在外貿局複印了原書，第一次複印還落了一頁。

文學所當時共複製5000冊，按原來初版的毛邊本開本原大原樣複製。因為沒有經費，文學所的王世家是黑河人，他回黑河托熟人找到黑河印刷廠，低價排版印刷。「如果有經費的話，可以影印。」王觀泉先生說，「但條件太差，只能按原書複製，排版的時候，用的是簡化字，這是一大遺憾。」

孔夫子舊書網上，有人用文學所的複製本撕去書後複製說明，充當初版書來拍。還有人將這個複製本當影印本，其實一看正文的簡化字，就可知這個版本既不是初版本，也不會是影印本。叫賣者要麼無知，要麼使奸。

今年夏天，王觀泉先生回哈爾濱度夏，筆者與王老聊天時，王老透露說，文學所的複製本除了按原來的黃色封面出了毛邊本，還有極少的灰色封面毛邊本。這個灰色封面的毛邊本筆者從未見過，現在書市也不見蹤影，應該是個不錯的藏本了。

文學所的複製本影響很大，很快日本的學者就得到了複製本，並在日本依文學所的複製本複製新本《跋涉》，日本的蕭紅研究學者平石淑子的《蕭紅作品及研究資料目錄》中提到日本的橫田書店《跋涉》複製本。蕭軍的《跋涉》第五版序言中還提到了兩個《跋涉》的版本，一個是日本佐野裏花的複製本（複製300冊，由蕭軍提供文學所複製本複製），還有「咿啞書店」也複製了《跋涉》。「咿啞書店」與平石淑子《蕭紅作品及研究資料目錄》中提到日本的橫田書店是否是一本書還不清楚，也許佐野裏花複製的就是橫田書店的複製本。當然這都是猜測，不過在日本至少有兩個《跋涉》複製本，而不是平石淑子說的橫田書店本一個，詳細情況還當進一步瞭解。 蕭軍生前見過佐野裏花的《跋涉》複製本，他描述這個複製本用繁體漢字排版，封面顏色字體等與初版本一模一樣，幾可亂真。這個複製本彌補了黑龍江文學所用簡體字複製的遺憾，可惜這項工作是日本學者做的。但繁體字《跋涉》複製本對收藏者也是一個考驗，如果沒有版本鑒別的經驗，是要被蒙蔽的。

在日本的複製本後，香港文學研究所在80年代也推出了新版《跋涉》，這次香港文學研究所與蕭軍取得了聯繫，獲得了蕭軍的同意，蕭軍為該書寫了第四版《序》，香港為此向蕭軍支付了出版費。這也是《跋涉》面世以來第一個向作者支付費用的出版者。

1983年，廣州花城出版了新版《跋涉》，蕭軍為該書寫了第五版《序》。這是新中國成立後，《跋涉》首次在國內正式出版。這一年蕭紅已離世42年，距該書初版也有半個世紀了。

（原刊二ＯＯ八年八月十三日《章海寧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