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的來源及流傳

「傳說」的來源及流傳
謝泳

陳平原過去在一些文章中表達過樣的意思，就是好大學裏要有教授的故事和趣聞流傳，它構成現代大學文化的一部分。後來章詒和在演講中也說過，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身上沒有故事，沒有趣聞。何以如此？原因可以找出許多，但關鍵是如今的大學太缺少自由。沒有自由，教授的個性和怪癖就表現不出來，就是表現出來，現在的校園文化也不能容忍，所以現在的大學裏我們極少聽到關於教授有趣的故事和傳說。我們要懂得，美好的傳說一定是與常態社會生活有衝突的行為，而這種行為中總是保持了一種人們普遍期待的理想追求。這些故事的代代流傳，也表達了大學裏人們的一種精神狀態。中國大學裏現在沒有故事，或者說只有醜聞，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反映了中國大學的生態。沒有故事的大學不是好大學，沒有傳說的大學太無趣，太不好玩。

西南聯大時期，趕上陳立夫長教育部，為了控制教授的思想，要求所有院長以上的教授都必須入國民黨。當時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是陳序經，他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就說，如果非要我入黨，我就不做個院長。這個故事在西南聯大流傳了很久，從中說明教授的一種情緒和精神。

上世紀三十年代，張東蓀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當教授。當時的習慣是每次學校開會，大家都要起立朗讀總理遺囑，張東蓀有一次就說，下次開會如果還要朗讀，我以後就不來了，說完拂袖而去。

西南聯大時期，教育部規定大學裏都要開黨義課。教授們都非常不願意講這門課，但也沒有辦法。有一個教授，每次去上這門課，總是先給學生鞠一個躬，然後說：兄弟的這門課是奉送的。教授敢於以這種方式來開玩笑，反映了大學裏的一種精神狀態，也是大學教授的一種特殊幽默。

培養學生的趣味，是大學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趣味如何培養，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但大學教員應當有這個意識，比如自己學術的上偏好可能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就要強化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一定要遷就教科書，中國的文科教科書是最無趣味的，如果教員不能有一點自己的教學偏好，那學生的趣味就會出問題。教員能影響學生的趣味，是教員的最高境界。如果一個教員講魯迅能讓他的學生都喜歡上魯迅，或者講胡適都喜歡上胡適，那是最大的成功。趣味可以共存，但趣味也有排斥性，沒有排斥性就沒有趣味，喜歡魯迅的人看不起胡適是正常的，反過來也一樣。學術不重視趣味，很難有高境界。中國史學界很多人喜歡陳寅恪的學術，除了學術本身外，主要是喜歡他的趣味，他研究的那些問題除了社會意義，有很強的個人趣味在其中。學術是智力活動，有趣味和複雜性才有意義。陳寅恪考證「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考證「狐臭」、「梅毒」的中國傳播、考證「寧夏、榆林、靈州」地名的來源、考證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的演變等等，有些也曾被認為是很無聊的問題，但這體現了研究者的趣味，其實背後有大問題在，這已是學術史上的常識。研究小問題最能見出學者的趣味。

教員的趣味一旦影響了學生，一般來說就成功了一半。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回憶他的大學生活，經常提到一些有趣的事。有一則是關於黃侃和陸宗達的。他說：「研究訓詁學的陸宗達先生，在北大讀書，上到二年級，黃先生離開北大到武昌，陸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憑，跟着黃先生到了武昌。後來陸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補發了一張畢業證書給他。」學生跟着老師走，其實主要是跟着趣味走，老師在哪里，趣味就在哪里。現在的學生是跟着學校走，跟着利益跑，什麼學校好找工作、什麼專業來錢快就選擇什麼專業，趣味下降事關學風，其實是高等教育中的大問題。

學生沒有趣味，就不會判斷講課和學問的關係。教員講課好固然應當肯定，但講課本身不是學問。周作人、沈從文講課難稱一流，但學問好，總為後人稱道。講課好的教員，如果有學問更好，但二者兼得是最難的，所以大學裏一般還當以學問為上。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學生，容易喜歡講課，但教員應當提高他們的趣味，讓他們明白學問才是大學裏的重要內容，到大學裏來是提高對學問的興趣，懂得學問的門徑，不是來聽故事和朗誦的。程千帆說：「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敬重的是老師的學問，至於老師們課上得怎麼樣倒不講究。老師們當中，胡小石先生最會講課，很有條理，季剛先生上課喜歡漫談，汪辟疆先生不大會上課，有的學生講他上課幾乎是語無倫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師家請教他什麼問題，他能把有關的書一本本指示給你，然後一一講析，令人佩服。」

舊大學和新大學最大的區別可能就在這些細微處。大學裏的學術趣味通常會保存在那些奇人、怪人身上，所以現在大學文科教育要提倡個性，主張趣味，要把學術做得好玩，不要把學術搞得一本正經。

自由時代才能有故事流傳，自由的校園才能有趣聞發生。

（本文已刊新一期《大學生》雜誌）
（轉貼自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廿五日謝泳博客）

可堪白頭張公子

可堪白頭張公子
高臥東山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伯駒來到長春。

整個六十年代，他基本都是在長春度過的。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後，這位民國時代富貴逼人的天下第一收藏家，憑藉和陳毅在棋盤上殺出來的可憐交情，被照顧進吉林省博物館擔任第一副館長。在博物館工作的幾年間，他為館裏收進了不少珍貴文物。業餘時間，則和身邊流連舊學的朋友舉行周日聚會，並把大家所作的關於金石書畫、風俗、掌故的文章輯錄成冊，陸續油印出版，名為《春遊瑣談》。

《春遊瑣談》前後共出六集，按此書作者之一鄭逸梅的說法：「及第七集裒成，而『文革』運動起，即作罷。」鄭逸梅擅寫筆記體掌故，每則掌故常常短至一句。此老若活到今天，「文壇微博之王」當不作第二人想。不過他運筆如飛，所記難免失察。《春遊瑣談》第七集編就卻未能印出的原因，似乎尚可商榷一下。從《春遊瑣談》第一集開篇張伯駒作序中可知，第一集編定印成的時間在壬寅（一九六二）年春天。以後幾集均無版權頁，也沒有記錄印刷時間。不過此書每集最後幾頁都附有作者姓氏年齡表，從第四集開始，所有的作者年齡都長了一歲，一直到第六集。可見《春遊瑣談》第一到第三集，印於一九六二年。第四集到第六集，則於次年成書。一年三集。張伯駒組織的雅集時間上既非常固定，《春遊瑣談》作為雅集的結晶，編輯印刷也有條不紊，相當有規律。如果按照這個步調，第七集編成的時間應該在一九六三年底或一九六四年初，此時距文革尚遠。據此推測，第七集沒印成當與文革無關。張伯駒女婿樓宇棟寫的《張伯駒》一書裏說，一九六三年張伯駒曾向省委宣傳部提出辭去副館長職務，辭職的原因樓宇棟沒細談。在一年裏，張伯駒辭職和《春遊瑣談》停辦兩個意外事件併發，會不會是同一誘因所致？

雖然置身於窮邊絕塞之地，但工作既能發揮自己的專長，業餘時間又有二三知己詩酒唱和，按理說張伯駒應該過得意興盎然。不過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對張伯駒來說，這一切不過是苦中作樂罷了。他在長春過得並不愉快。從北京到長春，在他看來，是一種貶謫，一種流放，實屬無奈之舉。詩詞最能表達一個人的真實情感，場面上不方便說的話，大可以在詩詞裏皮裏陽秋一番。張伯駒把自己在長春前幾年做的詞輯為《春遊詞》。在詞作裏，他幾次提到被金兵擄至黑龍江五國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盛年時自比冒辟疆的富貴公子張伯駒，到了晚年，只能和文采風流的亡國之君惺惺相惜。雖然有公職，衣食無憂，但人事上的牽絆，周圍群眾的敵意，讓他覺得「機心常懍人言畏，世路如登鬼見愁」。他無法適應長春的生活，始終念念不忘京中舊邸，「酒意漸消知是客，鵑聲不斷道無家，惹人歸夢繞天涯」。而一旦回想起自己大喜大悲的一生，又不免生出「回首萬事似秋霜」之歎。有一年秋天，他回北京替博物館買畫，路過自己荒廢的老宅，目睹蛛絲堆塵，聽著蟲語蟬聲，他寫道「風掃壁琴弦斷軫，泥封廚甕瓦空尊，不知客是主人身」，去國懷鄉的依依之情揮之難去。整部《春遊詞》一以貫之地彌漫着這種感時傷懷的情緒。一九六五年寒冬將至的一個夜裏，張伯駒做了個夢。夢裏一派末日風景，長江水枯，他乘舟沿支流北去，到了一個曲徑回廊，繁花生樹的舊庭院。園子裏一座雕樑畫棟的房屋，屋子的前楹上懸一橫匾，上書「人間癡夢」四字。正唏噓徘徊之際，有人上前對他說：「已經備好了車子，現在送您回去。」他戀戀不捨，喃喃答道：「我想住在這裏，不想走。」夢裏橫匾上「人間癡夢」四個字觸動了張伯駒埋藏最深的那根神經。這位自稱「心如止水，如死灰，盡忘一生之事」的舊時王侯，事實上什麼也忘不了。夢醒之後，他就以「人間癡夢」為詞牌，寫下「待他年，淚盡魂離，還作再生情種」。情種，正是舊戲舞台上，富貴公子的個性標籤。

張伯駒從小就過繼給袁世凱的表親，北洋紅人張鎮芳。民國年間雖然身為鹽業銀行的大股東，但他對政治、商業上的應酬卻毫無興趣，只樂得做一個風雅的甩手掌櫃。其最大的興趣倒在學戲、填詞、藏畫上。除了在收購書畫時揮金如土，他對世俗之欲倒相當無動於衷。同樣出身簪纓世胄的銀行家孫曜東說他為人冷漠，常常面無表情，「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穿絲綢，也從不西裝革履，長年一襲長衫」。高朋滿座的時候，他一旦覺得話不投機，就默不作聲，「坐在一邊摸摸下巴殼，一根一根地拔鬍子」。

我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四九年後的新社會有明晃晃的好風水，照得這樣一個天馬行空的怪人在其中斯人寥落。

自古愛舞文弄墨的才子，個性上少有寧折不彎的，多失之敏感，纖弱。張伯駒作的詞就偏於婉約一路。他的書法，所謂「鳥羽體」也常被認為缺筋少骨。就連他引以為傲、每每客串登場的老生戲，因為音量太小，觀眾若坐在第三排以後就肯定聽不到，因此在電影默片時代就被冠以「電影張」的外號。到了文革，戲劇界開會，譚富英更譏諷他是「蚊子先生」，其實唱功平平，還自以為了得。他的小友周汝昌則說他「訥訥如不能言」。

個性上的纖弱，大概就是張伯駒的阿喀琉斯之踵。這樣一座閑雲野鶴式的陳舊堡壘，儘管常懷與世無爭之心，但在摧枯拉朽的思想改造運動席捲之下，也終有被攻陷的一天。一直對政治不感興趣，「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不用我，我也是這樣」的張伯駒，到了七十年代，在一片陸沉魚爛，山頹木壞的社會亂像面前，還是主動地捧出了一顆紅心。毛主席七十八歲和八十歲壽辰，老詞人套上中山裝、戴好前進帽兩次獻上祝詞。其中有「甲兵百萬藏胸內，世界三千在掌中」，「五洲飄蕩紅旗裏，壽域無邊濟大同」這樣的句子。詞意雖俗，卻大有主席詩詞的雄強之氣。這首鷓鴣天置於張伯駒詩詞之中確實略顯另類，但我相信，這亦是他當時真實的感情抒發。縱橫捭闔的毛主席還是水滴石穿地征服了婉約詞人張伯駒。文革之後張伯駒重溫這兩首舊作時，心態是否又有變化已不可考，我只是注意到這兩首詞沒有收入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張伯駒詞集》。

既然說到《春遊瑣談》，就順便提一句我與此書的因緣。我的六冊《春遊瑣談》是分兩次買的。第一次在琉璃廠文化遺產書店購得第一到第五集。後來朋友吳前在潘家園買到第六集，出讓給我，使我得以集齊。文化遺產書店的這一部是書中另一作者謝良佐的藏書。書裏並附有謝良佐寫的一張紙條「春遊瑣談第一卷已覓得，托雲浦兄代交，請閱畢擲還。慕陶老兄吟席 弟稼廠上 三月十一日。」從中可見此書作為地下文學，六十年代在小圈子傳閱的境況。近年我在拍賣會上也曾見過張伯駒三十年代自印的《叢碧詞》，那時候他勢大財雄，印出來的詞集當然是紙墨晶瑩的書中尤物。從寫刻精美的《叢碧詞》，到這部紙糙墨劣的《春遊瑣談》，從王公巨卿到布衣草民，讓我們暫時忘掉那人世間的是非，為張公子身世浮沉的這出大戲，再多駐足一刻吧。

（轉貼自二０一０年八月三十日布衣書局論壇）

《張看》出版始末

《張看》出版始末
陳子善

一九七六年三月，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張看》，列為該社所出的「現代中國文學叢書」之五。筆者見到的「叢書」第三種，是余光中「展示其左手的掌紋縱橫」的《余光中散文選》（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版），這是余光中的第一本散文自選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名有點特別，「文化」和「生活」之間用圓點分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有家巴金主持的赫赫有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許「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宗旨是想繼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道統，但在名稱上又要有所區別？不管怎樣說，「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學書的眼界很高，選擇很嚴，無論張愛玲還是余光中，現在都是公認的文學大家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人是何方神聖？《張看》問世三年後，責任編輯黃俊東的回憶披露該社主持人之一正是時居香港、現已移居加拿大的詩人戴天。黃俊東在〈張看〉一文（收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香港明窗出版社初版《獵書小記》，又編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私語張愛玲》）中追述《張看》出版經過時寫道：

「《張看》這書是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促成這書的出版卻是宋淇先生和戴天先生，當張愛玲答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書之後，稿件也就發排，在排印期間，張愛玲的舊作，陸續又出土，所以她又加以編入這集子中，特別是〈論寫作〉和〈天才夢〉。由於書已排好了，所以只能編在書的最後，她特別為此寫了〈附記〉，甚至覺得不好意思，怕麻煩編輯人員，寫了一封短簡，吩咐若太麻煩，可不必印上那篇〈附記〉，其實短短的〈附記〉，附印上去，何麻煩之有！這可見她做人仔細的地方。」

這就明確地顯示，「促成」《張看》這本小說散文集面世的，是張愛玲的好友宋淇和代表出版社方的戴天，兩方是缺一不可的。《張看》問世二十四年之後，戴天自己也在於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在香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現身說法」，證實了黃俊東的回憶。他的發言題為〈無題有感〉，他說：

「我覺得我沒資格去談張愛玲，雖然我跟張愛玲見過一面。大概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她到台北，美國新聞處請吃飯，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禎和吃過一頓飯。她在台北走了兩下就這樣了，說不上什麼印象。後來她的《張看》在香港首先出版，也是我跟幾個朋友辦的一個出版社替她出版的。後來就由宋淇把版權拿去跟台灣接洽去了。我也跟她通了幾次信，這些信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人認為這些信很珍貴，我認為也沒什麼，信而已。」

戴天到底是見過世面的大詩人，談到《張看》的出版經過，風輕雲淡。張愛玲給他的已經不知去向的幾封信，別人認為「很珍貴」，但在他看來「也沒什麼，信而已」。他大概沒有想到，又過了九年，其中的一通於去年十二月奇跡般地出現在香港新亞圖書中心「第二屆舊書字畫拍賣會」上。這是張愛玲的手跡首次進入拍賣，引起了轟動（馬吉按：此信在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六日拍賣，成交價港幣五萬四千元）。此信僅一頁，寫在一張小三十二開薄如蟬翼的英文打字紙上，信封已不存。全信僅七十五字（不含標點），也許因為並非深交的緣故，張愛玲寫得客氣、端正。全信如下：

「戴天先生：

收到十五日的信，希望新春度假愉快。又要麻煩您了——就《張看》而言，絕對最後一次——如果還來得及的話，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匆此即頌

大安

張愛玲

一月廿五日」

這封張愛玲信劄當寫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兩個月後，《張看》就出版了。而在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寄出致戴天此信之後第三天，張愛玲又給責任編輯黃俊東寫了一信，這封同樣很客氣的信作為黃俊東〈張看〉一文的「附錄」也保存下來了，照錄如下：

「C.T.先生：

多謝寄來兩篇短文的清樣來。前兩天我又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倒不是為了出版遲早。一切費心，此頌

大安

張愛玲（EILEEN CHANG）

一月二十八」

張愛玲與出版社方圍繞《張看》編輯出版的通信當然不止這兩封，但這兩封無疑是重要的，把它們聯繫起來釋讀更有意思。兩封信其實說的是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張看》的選文及相關「附記」的討論。

《張看》除了〈自序〉，依次收入〈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論寫作〉和〈天才夢〉八篇作品，前兩篇為小說，後六篇為散文。所以，此書是一部小說散文集，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不同體裁混收的先例。八篇之中，〈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論寫作〉和〈天才夢〉五篇是「古墓裏掘出的東西」（引自〈《張看》自序〉），只有〈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三篇是張愛玲到美國後的新作。所以，此書又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新舊之作混編的先例。之所以這樣不同體裁不同時期作品混雜編集付梓，固然有張愛玲到美國後致力於英文著述以至於中文「近著」不多而出於篇幅方面的考慮，更大的原因恐怕是張愛玲有不得已的苦衷。

作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連環套〉和〈創世紀〉等文是時在美國加州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執教的唐文標發掘的。唐文標「愛張愛玲至極」，以「搜集張愛玲的斷簡殘篇」（引自南方朔〈注解唐文標〉，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我永遠年輕：唐文標紀念集》）為己任。〈連環套〉和〈創世紀〉這兩篇未完成的小說出土後，在唐文標自是歡喜雀躍，「認為生命很充實了。」（引自唐文標〈張愛玲可口可樂〉）但張愛玲卻認為這是「兩件破爛」，「只知道壞，非常頭痛」。她與唐文標通了幾次信，「聽口氣絕對不可能先寄這些影印的材料」給她過目，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最關心的是那兩個半截小說當作完整的近著發表，不如表示同意，還可以有機會解釋一下。」。於是，張愛玲被迫「同意」唐文標把這兩篇小說寄往台灣重新發表，她則「寫了一段簡短的前言」，「說明這兩篇小說未完的原因。」（以上引自張愛玲〈《張看》自序〉）這篇〈前言〉是張愛玲的一篇小佚文，剛剛以〈連環套創世紀前言〉為題收入《惘然記：張愛玲散文集二（一九五０——八０年代）》（二０一０年四月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

「──水晶先生與他的朋友唐文標教授來信說，文標先生在加州一個圖書館裏找到我三十年前幾篇舊作，建議重新發表。〈姑姑語錄〉是我忘了收到散文集裏面，小說〈連環套〉、〈創世紀〉未完，是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殷寶灩送花樓會〉更不滿意，因此一直沒有收到小說集裏，這一點需要說明。對於他們二位的熱忱，也應當再在這裏致謝。

一九七四年四月」

〈前言〉刊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台北《幼獅文藝》第三十九卷第六期重新發表的〈連環套〉之前，手跡製版，頗為鄭重。張愛玲在文末不忘對唐、水兩位「致謝」，但讀過〈《張看》自序〉的，兩相對照，想必會發現張愛玲只是禮節性的稱謝而已，她其實是言不由衷，無可奈何。但是，張愛玲畢竟堅持了一點自主權，對這兩篇「半截小說」的未能完成和不得不在臺灣重新發表作了必要的解釋。

遺憾的是，〈創世紀〉交台北《文季》重刊時，雖然也在文前刊有這篇〈前言〉，卻是「刪節了的」，以至於張愛玲在〈《張看》自序〉中抱怨不迭。不過，這兩篇「半截小說」既然都已重刊，編入書中不會再成問題，於是順理成章成為《張看》的頭兩篇。同時，張愛玲利用寫〈自序〉的機會，以將近一半的篇幅進一步對這兩篇自己早期的「半截小說」進行分析，〈連環套〉「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而〈創世紀〉「只記得比〈連環套〉更壞」！她還「探測」其中的原因：「當時也是因為編輯拉稿，前一時期又多產。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說是多產的教訓，不過對於我是個教訓。」這些自我批判應該是由衷的。

《張看》已經付排，不料〈論寫作〉和〈天才夢〉兩篇「少作」又由唐文標相繼挖掘出土，如要及時收入《張看》，只能置於書末，這樣《張看》首尾全是「少作」和舊作，中間才是「近著」，而且時序也不對，編排顯得不倫不類，於是張愛玲決定在書末再增加一篇說明性的〈附記〉。

〈附記〉寄出後，張愛玲意猶未盡，又補寫了一段寄給戴天，這就是她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中所說的「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三天之後，張愛玲擔心增加的這一段已來不及補入，又致信責編黃俊東表示：「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值得慶幸的是，黃俊東是一位眼光敏銳而又負責的編輯，他知道張愛玲文字的價值，沒有按張愛玲的要求抽出她原擬補入的〈附記〉第二段，使我們今天能夠讀到完整的〈論寫作〉和〈天才夢〉重刊〈附記〉：

「以上兩篇『少作』近來又陸續出土了。因為有些讀者沒有看見過，覺得應當收入這本集子，但是已經排印，只好贅在後面。原是按時序排列的，這一來秩序大亂。好在本來是個雜拌。

又，〈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附記〉的第二段是針對〈天才夢〉而言的。寫於一九四０年的徵文〈天才夢〉是張愛玲自己承認的「處女作」，她很看重這篇「少作」，對其僅獲上海《西風》月刊三週年紀念徵文「名譽獎」第三名一直耿耿於懷。《西風》這次徵文評獎，共取十名，「另外定出三個名譽獎」，其實帶有安慰性質。〈天才夢〉未能進入前十名，「名譽獎」也只是第三名。張愛玲在〈附記〉中說「第十三名名譽獎」，嚴格來說是她記錯的，但最後一名卻是事實。她雖然表白「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但增寫這段〈附記〉，恰恰說明她仍在「斤斤較量」。

平心而論，如果唐文標沒有找到〈連環套〉和〈創世紀〉等佚作，張愛玲的《張看》能否或以怎樣的面貌問世，都是未知數。《張看》之所以特別和重要，在於張愛玲晚年在台灣出版的《惘然記》（短篇小說、電影劇本集）、《餘韻》（散文、中短篇小說集）和《續集》（散文、電影劇本、中英對照短篇小說集），直至她去世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照記》（照片文字對照、散文集），都不同程度沿襲了《張看》的編選模式，用張愛玲自己的話說就是都是「雜拌」！這在張愛玲書目學上是頗值得注意卻還未引起注意的現象。

早在七十七年前，文學史家阿英就已指出：「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有雖已發表而不愜意，或因其他關係，在輯集時刪棄的；這樣的例子是很多，如果我們詳加考察的話。可是，無論那作品被刪棄的理由何在，對於讀者，終竟是極寶貴的。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尤其重視，因為這是增加了他們對於作家研究的材料。」（引自〈《孤山的梅花》全文〉，載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南強書局出版《中國新文壇秘錄》）從《張看》起，作家張愛玲和「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唐文標們的「博弈」就開始了。張愛玲很不願意唐文標們挖掘那些她自認為不成功的「少作」和「舊作」，甚至公開表示不滿。但她無法阻止唐文標們的發掘，無法否認這些「少作」和「舊作」確實出自她的手筆，也明白它們「一經出土，遲早會面世」。因此，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作出讓步，作出妥協，「雜拌」的《張看》是如此，同樣「雜拌」的《餘韻》、《對照記》等也莫不如此。即便在她身後，《小團圓》的重見天日，乃至這次張愛玲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和〈連環套〉、〈創世紀〉重刊〈前言〉的發現，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二０一０年二月十日初稿，四月三十日改定

（原刊二０一０年四月廿五日《錢江晚報》C0007《深讀》版、二０一０年五月上海《書城》新第四十八期；並收錄於陳子善《研讀張愛玲長短錄》頁130─140，台灣九歌出版社二０一０年八月初版。此文據九歌版。）

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

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
陳子善

一

一九四五年，已經出版了《傳奇》和《流言》而名滿海上文壇的張愛玲，在幹些什麼呢？張愛玲文學生涯中的這個特殊時段，好像還沒有引起「張學」專家們的足夠重視。是年四月出版的上海《雜誌》第十五卷第一期的「文化報導」欄內有如下一則短訊：

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描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

它透露了兩個重要訊息：一是張愛玲正在撰寫新的長篇〈描金鳳〉，二是張愛玲計畫出版新的小說集。

《傳奇》初版本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問世，這個日子已經深深鐫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初版本書脊上印有如下字樣：

傳奇　張愛玲小說集之一　雜誌社出版

九月二十五日《傳奇》再版本問世時，書脊上仍保留著這行字。《傳奇》既是「小說集之一」，按照常理，還會有「小說集之二」，說明當時張愛玲早有出版新小說的打算。寫作〈描金鳳〉也就可能不是心血來潮，而是醞釀已久的。雖然那時的上海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眾多「張迷」還是翹首以待，期望早日讀到〈描金鳳〉，畢竟，這是張愛玲創作長篇的最新嘗試，先前她寫過〈連環套〉，卻因遭到批評而半途而廢了。直到次年年底，超級「張迷」唐大郎因《傳奇》增訂本出版喜賦打油詩一首，還特意提到「傳奇本是重增訂，金鳳君當著意描」，後半句的注釋為「張有〈描金鳳〉小說，至今尚未殺青」。

不妨作這樣的推測，如果〈描金鳳〉順產，張愛玲可能出版她繼《傳奇》之後的第二部小說集，內容應該包括〈描金鳳〉和後來補入《傳奇》增訂本的〈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後面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單薄了，加上「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的〈描金鳳〉，才能成為「張愛玲的小說集之二」，也許這個張愛玲的「小說集之二」書名就叫《描金鳳》！

然而〈描金鳳〉註定要胎死腹中。就像張愛玲晚年撰寫又反復修改的《小團圓》，最終還是決意銷毀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對《小團圓》至少知道它寫到了張胡戀情，而且已經寫出了初稿；對〈描金鳳〉，寫了些什麼，到底寫了多少，是否完成了初稿，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抗戰勝利，意味着張愛玲的傳奇人生必然要發生重大轉折，無論是她的情感史還是創作史，都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描金鳳〉是不可能再寫下去了，因為張愛玲必須擱筆。

二

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典藏全集》（二零零一年四月出版）皇皇十四卷，卻有一個重要的遺漏，張愛玲一九四六年十月為《傳奇》增訂本寫的代序〈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典藏全集》失收了。這倒不能全怪全集編者的疏忽，是張愛玲自己先刪去這篇不得不寫的自辯的。

一九五二年夏，張愛玲告別她的發祥地上海，到香港大學繼續學業，不料因獎學金事與校方發生爭執，於是由宋淇之介紹，為香港美領館新聞處翻譯美國文學名著以謀生。兩年之後的一九五四年七月香港天風出版社推出《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此書其實是《傳奇》增訂本的翻版，卻保留了《傳奇》再版本序作為「自序之二」，張愛玲又新寫了「自序之一」，唯獨刪去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大概張愛玲以為時過境遷，遠在香港的讀者已不清楚她抗戰勝利以後在上海的尷尬處境，這篇自辯大可不必再保留了。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一九六八年七月由皇冠出版社「引進」台灣，從此以後，台灣皇冠各種版本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都以港版《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為準，〈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也就永遠不見了蹤影。可是，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不是這麼輕易就可以翻過去的。迫使張愛玲在這篇自辯中大動肝火，不得不為自己洗刷的，是因為「近一年來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還有許多無稽的謾駡，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有關名譽，有關生計，當然非同小可。不過張愛玲到底是大手筆，行文之間還是說得輕巧了些，何止是「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張愛玲當時就是被社會輿論判定為「女漢奸」之流，這是有書為證的。

三

先後見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女漢奸醜史》，另一本是《女漢奸臉譜》，不約而同地把張愛玲與陳璧君（汪精衛之妻）、楊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國康（陳公博外室）、佘愛珍（吳四寶之妻，後與胡蘭成結合）、川島芳子等大小「女漢奸」相提並論，事情確實變得很嚴峻，很糟糕。

奇怪的是，這兩本小冊子都未署名，也沒有版權頁，《女漢奸醜史》封面署「上海大時代社刊行」，《女漢奸臉譜》連哪里印的也不作交代。但是有一點確定無誤，它們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印行的。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堅持到了勝利，敵偽時期為虎作倀的，不管男女，理當受到聲討和譴責，但是否應把張愛玲、蘇青乃至關露這些女作家也歸入「女漢奸」之列，罵得狗血淋頭，當時即使在左翼文藝陣營中，也是有不同意見的。

可以想見，給張愛玲安上「女漢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蘭成的緣故。《女漢奸醜史》和《女漢奸臉譜》中關於張愛玲的章節，連標題都如出一轍，前者為〈無恥之尤張愛玲願為漢奸妾〉，後者為〈「傳奇」人物張愛玲願為「胡逆」第三妾〉。兩文均言詞尖刻輕佻，屬於人身攻擊，無稽謾駡。只是後者還稍微與文學沾一點點邊，雖然觀點也嚴厲得出奇，摘引數段，以見一斑：

她的小說《傾城之戀》，曾經搬上舞台，這是劇壇上的污點。她與蘇青不同之點，即好高騖遠，儼然是個了不得的絕世佳人。因為「絕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際，更因為自命「佳人」，所以異裝得近乎妖怪。但她們間也有個共同點，即都是慣會投機，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擇手段，毫無靈魂的女人。

張愛玲的文字以「囉嗦」為特色，看得人「飄飄然」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為「和平陣營」中的紅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絕無骨肉，僅僅是個無靈魂者的呻吟而已。

此文還把張愛玲與同學炎櫻的友情歪曲為「她對異種膩友尤有好感」，就完全是憑空捏造了。前者則詳細描述張胡關係「秘聞」，津津樂道於道聼塗説，倒是結尾還算客氣：「如今，胡蘭成大概已經被捕了，以後文化界中沒有他的立足地，至於張愛玲，她的文章，是否還有出路，那要看她的今後做人方式了。」

那時上海的大刊小報上類似的「揭發批判」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週刊發表了一篇署名「愛讀」的短文〈張愛玲做吉普女郎〉，標題夠刺激的，開頭兩段還算客觀：

自從勝利以後張愛玲埋姓隱名的，沒有到公開的場合出現過，文章也不寫了。在馬路上走，奇裝怪服也不穿了。一直蜇居在赫德路公寓的高樓之上，不大到外面招搖。

有人談說她在趕寫長篇小說〈描金鳳〉，這倒頗有可能。只是寫了之後，又拿到什麼地方去發表呢？ 正統派文壇恐怕有偏見，不見得會要她的作品，而海派刊物，她也許不屑。

請注意，「愛讀」特別提到了〈描金鳳〉，預言張愛玲即便完成了〈描金鳳〉，也已經無處發表，真是不幸而言中。但緊接著筆鋒一轉，所披露的「獨家」新聞，不但無法證實，更匪夷所思：

前些時日，有人看見張愛玲濃妝豔抹，坐在吉普車上。也有人看見她挽住一個美國軍官，在大光明看電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實，像她那麼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個美國軍官做朋友有什麼希奇呢？

「愛讀」貌似為張愛玲開脫，其實是道聼塗説，無中生有，造張愛玲的謠言。這是當年上海小報記者慣用的手法，未免拙劣。

四

比較而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就更值得注意。如果說《女漢奸醜史》如《女漢奸臉譜》都是匿名之作，顯得不夠光明正大，那麼《文化漢奸罪惡史》卻是署了名的。此書前言〈幾句閒話〉署名「司馬文偵」，顯然是個筆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卷〉（1992 年11月書目文獻出版社）著錄此書時，把「司馬文偵」誤作「司馬文森」。司馬文森確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文革」中死於非命。他當時遠在南方（包括桂林和廣州）從事抗日文學活動，後來又到了香港，與上海淪陷區文壇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司馬文偵」這篇「寫於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日」的〈幾句閒話〉提出兩點，一是指責「文化界的漢奸，正是文壇妖怪，這些妖怪把文壇鬧得烏煙瘴氣，有着三頭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豔的女鬼」，後者不正是指張愛玲嗎？二是贊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對於文化漢奸有所處置，同時也進行調查文奸的工作，這本書，但願於他們有所幫助。」換言之，「司馬文偵」是主張對他所謂的「文奸」（包括張愛玲在內）採取「有所處置」的實際行動的。

《文化漢奸罪惡史》先有〈三年來上海文化界怪現狀〉、〈「和平文化」的「大本營」〉、〈沐猴而冠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綜述，接着就是對於「文化漢奸們」的「個別的敍述」，張愛玲很榮幸地兩次被「敍述」，一是在揭發〈偽政論家胡蘭成〉時被捎帶，二是單列一章〈「紅幫裁縫」張愛玲：「貴族血液」也加檢驗〉，這章除了重複當時揭發「文奸」時常用的可以想見的語詞外，也簡略回顧了張愛玲的文學創作歷程。恰恰是這一回顧，無意中披露了一個重大「內幕」：

（張愛玲自香港返滬後）想進聖約翰求學，前去報考插班，但國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剛（屈彈山）手裏，認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讀大學一年級，張愛玲頗為生氣，索性不讀了!

此後，她由黃園主人黃岳淵（與她有親戚關係）介紹，將小說送給周瘦鵑編的《紫羅蘭》發表竟受人注意，《萬象》與《雜誌》都向她拉稿了!

《雜誌》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嘍羅們大捧張愛玲，從此張愛玲就不清白了，漢奸刊物給她最高的稿費，商辦的刊物都無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雖捧張愛玲，可是當時張愛玲還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來，袁殊一心要見見她，可是沒有機會，他手下的狗頭軍師們替他想了一個辦法，舉行「春遊大會」邀了一群漢奸文人到蘇州去玩，張愛玲也在被邀之列，結果別的人都到了，而張愛玲卻推故不去。

但是，經不住種種的誘惑，張愛玲出來交際了，不時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從此，她也像蘇青一樣，變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說也寫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姑且不論張愛玲是否拒絕為「商辦刊物」寫稿，也姑且不論她是否跟著蘇青「跑跑權宦之門」，關鍵在於袁殊這個神秘人物的出現。如果「司馬文偵」的說法基本屬實（最多只能是「基本屬實」，添油加醋之處恐怕在所難免），那麼張愛玲在《雜誌》上發表小說和散文，在雜誌社出版《傳奇》初版本，就都與袁殊有關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關，都應該是袁殊拍板決定的。

袁殊何許樣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黨員。四十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隸屬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面間諜」，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機關都有過密切關係。大陸解放以後，受潘漢年案牽連，直到「改革開放」才獲平反。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紹其風雲詭譎的生平時，特別指出：

袁殊在黨的授意下，「公開投敵」，串演反派角色，但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誌》。而且，這兩個報刊雖同屬漢奸性質，卻為我地下黨人掌握，在宣傳上起到了真正漢奸報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實上，當時的《雜誌》是在中共地下黨的掌控之中，主編吳江楓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如此看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為《雜誌》撰稿，（她也曾為《新中國報》副刊撰稿）並非什麼大逆不道的事。當然，張愛玲本人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歷史就是這般複雜，這般吊詭！

五

張愛玲在敵偽時期大紅大紫，「盛名之累」自然難免。但她肯定不會預料問題會變得那麼複雜，那麼嚴重，她會背上「女漢奸」、「女文奸」的惡名。張愛玲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被迫擱筆一年多。這對賣文為生的張愛玲來說，實在是件痛苦的事。坐吃山空啊，後來她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與姑姑一起遷出居住多年的「愛丁頓公寓」，不能說與此沒有關係。〈描金鳳〉的流產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與胡蘭成的婚戀，即便這位風流才子不化名逃亡，也已經亮起了紅燈。二十五六歲的張愛玲是如何度過這段低迷期的，沒有留下一丁半點的文字記載，外人實在難以想像。

幸好還有欣賞她的文壇友人，以寬容和同情的態度伸出援手。當張愛玲反復權衡，最後決定打破一年多的沉默，重印《傳奇》並加以增訂，以糾正「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正是另一位超級「張迷」龔之方慷然相助，以「山河圖書公司」的名義為之刊行。龔之方還特意與「山河」的另一發起人、電影導演桑弧一起拜訪海上金石書法名家鄧糞翁（散木），請其為這本新集子書寫了厚實奪目的楷書書名：「張愛玲：傳奇增訂本」。柯靈也在他主編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上海《文匯報．文化街》上發表《張愛玲與〈傳奇〉》予以推薦。

《傳奇》增訂本不僅成為《傳奇》的定本，它的問世也給了張愛玲一個合適的機會為自己申辯。〈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強調「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這無疑是張愛玲為人處世的一條底線。她同時委婉而又強硬的聲明她與胡蘭成的戀情純屬私生活，「也還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着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張愛玲曾公開表示，不願搭理別人的批評，但這一次事關重大，她不能不作出正面回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剛剛成立的文華影業公司為張愛玲創造了另一個大好機會。據不久前才公開的「文華」廠長陸潔的《日記摘記》記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他與李培林（桑弧）商定，請張愛玲為女明星陳燕燕量身度衣，趕寫一部悲劇電影劇本。龔之方也曾回憶，當時是他和桑弧拿了柯靈的介紹信專程拜訪張愛玲，把這事談妥的。儘管張愛玲已沒心思把〈描金鳳〉再寫下去，但很願意在電影劇本創作方面進行新嘗試。不到半個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劇本初稿就殺青了，這就是張愛玲的電影處女作《不了情》。以後的事情我們都已熟悉了，《不了情》之後又有《太太萬歲》，張愛玲與桑弧兩度成功的合作，誕生了四十年代後期上海影壇的兩部名片。

與此同時，張愛玲為重返文壇繼續作出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又是龔之方，他所創辦的《大家》雜誌創刊號推出張愛玲的小說〈華麗緣〉，編者唐雲旌（唐大郎）在〈編後〉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張愛玲小姐除掉出版了《傳奇》增訂本和最近為文華影片公司編寫了《不了情》劇本，這二三年中不曾在任何雜誌上發表過作品，〈華麗緣〉是勝利以後張小姐的「試筆」，值得珍視。

不妨作這樣的推斷，電影《不了情》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在上海的公映標誌着張愛玲正式登上中國影壇，那麼〈華麗緣〉在同月發表，也可視為張愛玲開始重返中國文壇。緊接著五月一日出版的《大家》第二期發表根據《不了情》改編的小說〈多少恨〉（在張愛玲創作史上把電影改編成小說，而不是依照慣例把小說改編成電影，這是唯一的一次），發表時標題還特別注明「〈多少恨〉（即《不了情》）」。六月二十日，《大家》第三期續刊〈多少恨〉時，唐雲旌在〈編後〉中再次指出：

本期將張愛玲小姐所作〈多少恨〉小說刊完，占十九面篇幅之多，這是應多數讀者的要求，我們特地煩懇張小姐趕寫的。

可見當時上海廣大讀者並沒有因為張愛玲曾被指責為「女漢奸」、「女文奸」而鄙棄她，拒絕她，相反仍然愛看她的電影，愛讀她的小說。

可惜的是，《大家》出版了第三期以後，無以為繼，使得張愛玲的另一部遲至去年才「出土」的中篇小說〈鬱金香〉不得不改交給當時上海一份並不起眼的小報《小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連載。一年半之後，〈鬱金香〉又由上海《海光》文藝週刊復刊第一至第二期重刊，但因《海光》夭折而未能重刊完。

或者可以這樣說，從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張愛玲的電影和小說創作成績觀之，張愛玲又進入了創作的亢奮狀態，差不多已可與三年前撰寫〈傾城之戀〉和〈金鎖記〉時期相比擬了。要不是電影《太太萬歲》後來遭到嚴厲批評，張、胡又恰在此時正式分手，以至張愛玲再度意興闌珊，張愛玲很可能會寫出更精彩的作品來。

從現有資料看，此後的一九四八、四九兩年，張愛玲是真正進入了沉寂期，創作史上一片空白。但有論者從〈鬱金香〉的發現得出樂觀的推測，張愛玲從一九四七年五月發表〈鬱金香〉到一九五零年三月發表長篇小說〈十八春〉，中間近三年的寫作空白期，「會不會象〈鬱金香〉，那些沒被發現的作品也隱藏在小報裏？ 甚至以我們不知道的筆名發表？ 」（〈張愛玲的故事沒有完〉，鄭樹森、蘇偉貞作，載2006年8月號《香港文學》) 然而我要說的是，即使這一時段張愛玲真的沒有留下別的作品，張愛玲的故事仍然沒有完！

（原刊二００八年四月廿三日《當代文化研究網》）

張愛玲與《萬象》「鬧掰」之內幕

張愛玲與《萬象》「鬧掰」之內幕
謝其章

與《萬象》鬧掰

張愛玲似乎只寫過有數的幾篇答辯文章，其中的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1978年11月），回擊的是某人寫的《色戒》的書評，最後一句是「我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了這篇短文，下不為例」。「下不為例」四字表明張愛玲是很煩「答辯」這種事情的。在此之前，張愛玲還在〈有幾句話同讀者說〉（1946年11月）中因別人列她為「文化漢奸」辯白了幾句。讀了這兩篇自可從中領略張愛玲的辯才。這兩篇張愛玲都收在自己的書裏了。還有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1945年1月），張愛玲以後再沒提起過也沒收進書裏。六十幾年前，一個聰明的男人說了一句話：「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如此說來〈不得不說的廢話〉，我們還真是不能當作廢話，看看這「不得不說」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先得從《萬象》雜誌說起，有一個疑問，人們始終不得其解——張愛玲當年為什麼和《萬象》鬧掰？長篇小說〈連環套〉為什麼中斷了連載？

有一個很流行、似乎已被固定下來的說法是——張愛玲之所以「腰斬」〈連環套〉，之所以從此再不給《萬象》「一行字」了，是因為《萬象》在〈連環套〉連載之時，突然發表了迅雨（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猛烈批評了〈連環套〉，致使張愛玲一怒之下，停了〈連環套〉，斷了與《萬象》的「文字緣」。

這樣的推測有一定道理，並非憑空臆造，但是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呢？畢竟只為了人家批評幾句就「撂挑子」，張愛玲似乎不是這樣為人處世。《萬象》後半截的主編柯靈先生，對「鬧掰」之內幕最有發言權，可惜他欲言又止：「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芥蒂，有事實為證。」（〈遙寄張愛玲〉，1985年4月《讀書》）

怪罪傅雷？

「真相」是什麼？「別的因素」又是什麼？

張愛玲是主張「出名要趁早」的，所以她不會聽從別人的勸告，把寫好的稿子暫時擱起來，等「河清海晏」時再發表。張愛玲不失時機地（歷史只給了她兩年的時間）、趁熱打鐵四面出擊，專挑影響大的有檔次的雜誌，甚至親自登門送稿，《萬象》就是張愛玲自己找上門去，柯靈接待的。柯靈回憶說：「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遙寄張愛玲〉）

初露鋒芒的張愛玲，風行上海灘的名牌雜誌《萬象》，一段「親密的接觸」開始，請看張愛玲在《萬象》的出場表：

1943年8月《萬象》（第3年第2期）──〈心經〉
1943年9月《萬象》（第3年第3期）──〈心經〉
1943年11月《萬象》（第3年第5期）──〈琉璃瓦〉
1944年1月《萬象》（第3年第7期）──〈連環套〉
1944年2月《萬象》（第3年第8期）──〈連環套〉
1944年3月《萬象》（第3年第9期）──〈連環套〉
1944年4月《萬象》（第3年第10期）──〈連環套〉
1944年5月《萬象》（第3年第11期）──〈連環套〉
（注：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發表於此期）
1944年6月《萬象》（第3年第12期）──〈連環套〉

〈連環套〉連載6期，「戛然而止」，當然要對讀者有個交代，1944年7月的《萬象》「編輯室」作了如下解釋：「張愛玲先生的〈連環套〉，這一期只好暫時缺席了，對於讀者我們知道不免是一種失望，也還只好請讀者原諒吧。」連載中斷，讀者當然不滿，所以「編輯室」又在1944年8月再作解釋：「張愛玲女士的〈連環套〉是隨寫隨刊的，寫文章不能像機器一樣按期出品，而雜誌每月必出，編者也不得不按時催逼。這自然是一種虐政，而且作者也勢必影響到她作品的完整與和諧。因此想把〈連環套〉暫時中斷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請讀者原諒罷了。」原諒也罷，不原諒也罷，讀者還不是由你們雜誌擺佈？這樣的解釋難以服人，「暫時」變為永久，泥牛入海無消息，從此再不見〈連環套〉蹤影，也休怪人們胡亂猜疑了。

如果說張愛玲是因為傅雷的批評而中斷了〈連環套〉，還說得通，畢竟傅文一出，〈連環套〉就斷了，巧得很，傅文中最後一句正是「〈連環套〉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令人困惑的是，〈連環套〉不寫了，可以寫別的呀，張愛玲手裏捏的有得是稿，完全可以用來「救場」。請看1944年6月〈連環套〉斷了之後，張愛玲給其他雜誌寫的稿子（不能盡備，略舉數例）：

〈紅玫瑰與白玫瑰〉──《雜誌》1944年7月號
〈私語〉──《天地》1944年7月
〈詩與胡說〉──《雜誌》1944年8月號
〈炎櫻語錄〉、〈散戲〉──《小天地》1944年8月創刊號
〈中國人的宗教〉上中下──《天地》1944年8－10月
〈忘不了的畫〉──《雜誌》1944年9月號
〈殷寶灩送花樓會〉──《雜誌》1944年11月號
〈談跳舞〉──《天地》1944年11月
〈等〉──《雜誌》1944年12月號

這麼多稿子而沒有一篇給《萬象》，不能全推在傅雷身上吧？張愛玲與《萬象》如此「絕情絕義」的一刀兩斷，恐怕存在「別的因素」。

現在市面上流傳的各種版本《張愛玲傳》中，以余彬先生的《張愛玲傳》最好，踏踏實實，文筆與識見俱佳，畢竟作者是親手親眼翻過見過讀過「原物原套」的發表張愛玲作品最多的幾種老雜誌——《天地》、《雜誌》、《萬象》，落筆靠譜，感覺到位。另外幾種張傳，一望而知，是搭車趕浪頭的，沒下過死功夫，甚至根本沒接觸過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就「開寫（抄）」了。

余彬先生對張愛玲與《萬象》的鬧翻，說過一段頗具「線索性」的話：「張愛玲本人對此事的解釋是自覺寫的太糟，亦感到寫不下去，『只好自動腰斬』（見《張看》自序）。可是當時張至少在公開場合對〈連環套〉之糟糕是不認帳的，為此而行『腰斬』豈不是有服輸的嫌疑？更說得通的原因可能還是和《萬象》老闆平襟亞的矛盾，他們因稿費等問題而起的摩擦在小報上傳得沸沸揚揚，這一年的八月二人還在《海報》上打過一場筆墨官司。」（《張愛玲傳》）

「灰鈿」一案

到底是因為傅雷文章「鬧掰」的可能性大呢？還是因為稿費摩擦「鬧掰」的可能性大呢？當年的小報無跡可尋，幸運的是，筆者在一本叫《語林》的老雜誌中，找到了那場「筆墨官司」的雙方「辯護詞」，或許可以恢復「在記憶中消失的細節」，或許能為鬧掰提供「別的因素」。張愛玲、《萬象》老闆平襟亞（秋翁）、《語林》的編者（錢公俠）在《語林》同一期上都說話了，鑒於《語林》的鮮為人知，張愛玲的〈不得不說的廢話〉可以視為是張的一篇「佚文」，更為了能說明清楚，特將三方的話全文抄錄下來（原載《語林》第一卷第二期，1945年1月25日）：

〈關於《記張愛玲》〉
編者（錢公俠）

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面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秋翁先生為文化界前輩，張女士乃老友汪先生之高足，其文章又為編者所傾佩，故深信此一千元決為某一方面之誤記，而非圖賴或有意為難，希望此一樁公案從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下列兩文，俱為雙方各就事實之聲明也。

又宏聲兄一文又為個人之聲明，閔先生則為記事之更正，最後一信，則為讀者來函之一，用見張女士為廣大讀者所愛戴也。各文作者下筆之時，均未得見他方之文稿，此則為編者所必須聲明者。

〈不得不說的廢話〉
張愛玲

常常看到批評我的文章，有的誇獎，有的罵，雖然有時候把我刻劃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種特殊的興趣。有一天忽然聽到汪宏聲先生（我中學時代的國文教師）也寫了一篇〈記張愛玲〉，我回憶到從前的學校生活的時候，就時常聯帶想到汪先生，所以不等《語林》出版就急急地趕到印刷所裏去看。別的都不必說了，只有一點使我心裏說不出的鬱塞，就是汪先生揣想那「一千元灰鈿」的糾紛和我從前一篇作文充二篇大約是同樣的情形。小時候有過這樣憊懶的事，也難怪汪先生這樣推斷。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也可見世上冤枉的事真多。汪先生是從小認識我的，尚且這樣想，何況是不大知道我的人？所以我收到下面這一封讀者來函，也是意中事：「……我從前也輕視過你，我想一個藝人是不應該那麼為金錢打算的；不過，現在我卻又想，你是對的，你為許多藝人對貪婪的出版家作了報復，我很高興……」

關於這件事，事過境遷，我早已不願去提它了，因為汪先生提起，所以我想想看還是不能不替我自己洗刷一番。

我替《萬象》寫〈連環套〉。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連環套〉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帳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我曾經寫過一篇否認的信給《海報》，秋翁先生也在《海報》上答辯，把詳細帳目公開了。後來我再寫第二封信給《海報》，大概因為秋翁的情面關係，他們未予發表。我覺得我在這件無謂的事上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從此也就安於緘默了。

……


〈「一千元」的經過〉
秋翁 　　

關於張愛玲在《萬象》寫〈連環套〉長篇小說，多取一千元稿費事，本人早在《海報》公開聲明，後此不願更提。而於事實真相，亦均備志其詳；當時曾搜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曾經專函請其親自或派人來社查驗，一一是否均為親筆，數額是否相符。乃歷久未蒙張小姐前來察看，迄今置之不問。僕亦漸次淡忘。今聞本刊公俠先生談及，張小姐對外似仍不能釋然，最近又將於本刊有所聲辯。僕初擬默爾而息，一任其如何讆言便算，以女人家似非摘些面子不休。乃公俠先生秉長厚風度，為明瞭真相起見，堅囑予須附志一言以張公道。辭不獲已，姑將事實縷志如左。物證尚在，還希望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查驗不實者，僕願受法律裁制，並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附）張愛玲（連環套小說）稿費清單。

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豐銀行支票，銀行有帳可以查對）稿一二月分兩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現鈔在社面致）稿三月號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現鈔在社面致）稿四月號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現鈔送公寓回單為憑）稿五月號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五源支票送公寓回單為憑）稿六月號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現鈔，五月八日黃昏本人敲門面取，入九日帳）（有親筆預支收據為憑）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五源支票，當日原票退還本社註銷）。

（說明）以上七次共付九千元。除退還二千元支票一紙外，實付七千元。當時言明每期稿費一千元，共刊六期，尚少一期稿子，即多付一千元，以上除面致外，送公寓二次，均有回單蓋章為憑。尤以最後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張小姐本人敲門向店夥手預支一千元，自動書一收據交由店夥為憑（現存本社）。自此次預支之後，竟未獲其隻字。故就事實言，迄今仍欠本社國幣一千元。


「國幣一千元」是什麼概念呢？以《萬象》的售價為例，〈連環套〉第一次刊登的那期（1944年1月），售價每冊30元，2月是每冊50元，3月是55元，4月是60元，5月是60元，6月是80元，7月是100元。換言之，1月份張愛玲的「一千元」能買33冊《萬象》，到了7月份「一千元」只能買10冊《萬象》了，縮水縮得驚人，剛開始「講好了每月一千元」，半年之後，張愛玲一方顯然開始吃虧了，張愛玲有沒有表示呢？於此，順手再抄下汪宏聲的聲明。（此文緊隨秋翁之後。）

〈「灰鈿」之聲明 〉
汪宏聲

公俠兄來告，謂張愛玲有稿投《語林》，聲辯所謂「灰鈿」事，實予一期中「莞爾」一語所引起云。聞之良深抱憾。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云云有何因果關係也。予素怕爭論，更怕人因予而引起爭論，「灰鈿」一案，已成過去，今竟因予一語而舊事重提，予實不勝其惶恐！


根據以上的引述，是不是可以假設──張愛玲是因為這說不清的「一千元」而與《萬象》鬧掰的？文人對稿費的多少及落袋的快慢，其實是非常在乎的，只不過文人都要面子，都喊無所謂啦，一旦因為錢發生了矛盾撕破了臉，哪怕僅僅是「灰鈿」一般的小錢，最常見最說得通的結局就是徹底決裂。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在解放劇場開幕，張愛玲以筆名「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學界代表第4小組。這個小組裏都是極有名聲的作家與文學工作者。組長是趙景深，副組長是趙家璧、陸萬美。組員名單依次有：周而複、潘漢年，孫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劉北汜、平襟亞、梁京、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蘭、姚蘇鳳、嚴獨鶴等。張愛玲與最不情願再見面的平襟亞分到一個小組，名單上兩人也是緊挨着的。我們無法猜想倆人當時是否打了招呼。

（原刊二００八年七月廿三日《中華讀書報》）

附錄

張愛玲與國文老師汪宏聲
蔡登山

張愛玲的高中國文老師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為我們留下了張愛玲求學的重要史料。但有關汪宏聲的生平資料，卻都無人言及。張愛玲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

據史料家秦賢次的資料說，汪宏聲是浙江吳興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於上海光華大學第五屆教育系畢業。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聖瑪麗亞女校國文部主任，成為張愛玲高三畢業班的國文老師。汪宏聲也是位翻譯家，曾譯有美國小說家奧爾珂德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好妻子》（ 1936年 5月）、《小婦人》（同上）、《小男兒》（ 1937年 1月），收入錢公俠主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另又以沈佩秋的筆名，譯有王爾德的《莎樂美》（ 1937年 1月）、易卜生的《娜拉》（ 1937年 4月）、果戈里的《巡按》（ 1937年 5月），收入錢公俠、謝炳文（後改名謝然之， 1949年到台灣後，寖至成為台灣新聞界大老。）主編的《世界戲劇名著》叢書中。

錢公俠（ 1907-1977）是浙江嘉興人。一九二八年十月，當錢公俠還在上海光華大學二年級時，已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悵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說 7篇。錢公俠係當時光華大學鋒頭最健的學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與沈祖牟以「光華文學會」名義拜訪魯迅，邀請魯迅及郁達夫來光華演講。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與儲安平等組織「光華劇團」，顯示出他在文藝上的多方面興趣。抗戰時期，錢公俠在上海淪陷區亦是一活躍的作家、編輯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與周越然、柳雨生（光華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華附中教師）、馮和儀（蘇青）、楊光政（原名晉豪）、楊樺（之華）等人發起籌建「中國文化人協會」。其後任《語林》月刊的主編，《中華日報》的主筆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當錢公俠創辦《語林》月刊時，他希望借張愛玲的名聲為自己的雜誌大壯聲威，於是他找到他光華的學長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張愛玲說：「沒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錢公俠先生，知道汪先生為《語林》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錢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樣。」錢公俠與張愛玲應是熟識的，在這之前他們同在《雜誌》寫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雜誌》社在康樂酒家舉行「《傳奇》集評茶會」，出席的人員中就有錢公俠。

〈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說：「她一貫地懶惰，還是甚麼都『我忘啦！』我記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說『我——』我不等她說下去，便接着說『——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來一篇。我一看，卻就是〈霸王別姬〉的上半篇，原來她要把這一篇充兩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報上看到了平襟亞先生與張愛玲的一番『灰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別姬〉充兩期作文的一樁公案，『夫子』不禁『莞爾』了。」汪宏聲萬萬沒有想到，他這種玩笑似的聯想，正好進一步坐實了張愛玲可能多拿《萬象》老闆平襟亞的一千元預支稿費而忘了的負面形象。對於「一千元錢灰鈿」這件事，張愛玲本不願多言，為不使自己尊重的國文老師汪宏聲甚至大眾誤解，她寫了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語林》月刊加以申辯，她說：「我替《萬象》寫〈連環套〉。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連環套〉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甚麼帳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編者錢公俠為公平起見特別在這一期有一說明：「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面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於是平襟亞又寫了〈「一千元」的經過〉同時登載這期雜誌，平襟亞並把〈連環套〉的稿費清單附於文後，詳注張愛玲收取稿費的日期、數額和取款方式，總之，他堅持認為張愛玲欠款一事確鑿無誤。

而汪宏聲在同期還有〈「灰鈿」之聲明〉，對其無心之言有所說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云云有何因果關係也。」。

張愛玲的〈連環套〉於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在《萬象》連載，但至同年六月連載六期就「腰斬」了，成了張愛玲未完成的一部作品。

（《中華讀書報》二００八年七月廿三日）